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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选贤任能”的标准是“贤”。中国自古在推举贤能人才之中，就有一个“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行为品德标准。所以，我们不能以五帝时期有帝喾将帝位传于其子挚，而贸然认定“唐虞”之前没有帝位“传贤”之制的实行。
其四，历史的事实也确实证明了帝喾所选的帝挚，确为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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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沫若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这样说：“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可知素以人民为本位，而以博爱博利为标准，有不待乎唐虞之禅让，已确乎其为一种民主主义Democracy矣。至唐尧更决定传贤之制度，我国哲人政治之成立，乃永为历史上之光荣。”这显然是以为尧之前只有民主政治，而未实行帝位传贤之制。
者：其执政后，先使只有十多岁的幼弟放勋辅佐自己治国，第三年，封其弟放勋为唐候，使其治于唐国（地在今河北唐县城南），并仔细观察放勋的治国能力。到了第九年，帝挚认为自己治国能力不如放勋，就亲“率群臣造唐而致禅”①帝位于放勋，放勋即帝位继挚治国，这就是唐尧。历史的事实亦证明了，帝挚的虚怀自谦是难能可贵的，其选贤的政治目光是睿智和远大的，其以大公无私的胸怀，确实为中国的历史进步选择了一位著名的贤君！
至于唐尧选贤禅帝位于平民的重华（虞舜），重华执法杀了治水无功，而导致洪水更加泛滥的鲧，又任用鲧之子禹继其父治水，最后禅帝位于治水有功之禹，而不传位于己子，则是人所共知之事了。
老子则是处处反对黄帝的思想理论的，所以，他坚决反对“尚贤任能”，认为治国者必须推行“愚民”政策，“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只有“不尚贤，使民不争……常使民无知无欲”，②才能政权稳定。这是又一个反传统、反进步、也是与老子自己“尊道贵德”之说自相矛盾的观点。
什么叫做“贤”？“贤”与“智”、“圣”，都是学道、积德、行为高尚者的一种称谓。如黄帝曰：“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墨子主张“尚贤”，庄子也说：“久与贤人处，则无过。”③奈何唯独老子为着张扬“愚民”主义，连“尚贤”也要反对呢？
至于说到“使民不争”，就更说明了老子不过也同春秋、战国诸子一样，不了解中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思想体系，更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史，其言实为一种违背事物客观规律的反进步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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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帝王世纪》。
② 《老子·第三章》。
③ 《庄子·德充符》。
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理论，就是认识到凡事物无不具有相对性。对于这种事物的相对性，在中国古典哲学之中就以阴阳为代称。并且认为，凡是事物的阴、阳异性之间，就存在着互相感应、互相吸引、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为己根而又保持相对平衡的客观自然规律。对此，在《易》经中分别以象术法则在《咸》、《恒》等卦中进行表述，又以《泰》、《否》作正、反两方面的强调；而事物的阳与阳、阴与阴同性事物之间，则存在的是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物极必反、和而不同、合二为一等不同具体条件下的不同客观自然规律，对此，分别以《睽》、《革》、《夬》等卦进行表述。
同性相斥自然规律，在自然界普遍存在，如两个以上相同频率电波的互相干扰；两个以上频率相同的声波、光波、水波之间的互相干涉；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领土、自然资源的争夺；同行、同业、相同产品生产的市场竞争；同性动物之间的性伴侣争夺；同类植物在同一块土地上对于阳光、水分、空间和成份相同肥料的争夺；两个以上天体的引力对另外天体吸引性干扰而引发的摄动；人类社会中，不论男女，为着个人利益的互相竞争等等。同性相斥规律和异性相引规律，同样又构成了对立统一、守恒等规律。正是这种性质不同的规律同时存在于自然界而交互作用，才使万事万物既变得纷纭复杂而又各有其序。对此，在《易》经中，是用《损》卦等进行比喻性解释的。
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变革历史，追根溯源，不能够脱离开对于人类自身的研究，不能脱离开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规律性研究。孟子讲人性本善，荀子讲人性本恶，就都是失偏的话，不符合中国哲学阴阳相对、互依、互感、互动、共存的哲理。因而，都是不科学的言论。若依孟子、荀子之论，便解释不通好人变坏、坏人学好的大量社会事实。
人之善恶，源于义、利，义利源于公私。而公私关系处理得正确与否，在于人的思想理智，在于社会制度、在于社会教化、在于环境影响等。由此，社会制度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社会生产、生活不断进步，社会制度的变革就必须进行，以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相适应，不然，就会出乱子。
植物无思想，更无公私观念，但其只要生长，就需要阳光、空气、水分、肥料。因而，为了生存，植物生长在一起，个体之间就要争夺阳光、空气、水分和肥料。农民种田是不喜爱那种吸收阳光、水分、肥料能力差的农作物品种，而喜爱吸收阳光、水分、肥料能力强的农作物品种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吸收能力差就长不好，产量低；吸收能力强，就长势好，产量高。因为，无论任何农作物的果实，都是阳光、空气、水分、土地中各种有机物所产生的特定有机化合物。农民处理农作物个体之间争肥、争水、争光的矛盾，就是间苗，使农作物生命个体之间作“公平竞争”。就是间作，套种，分期播种和区别管理—— 使不同作物之间“竞争有序”。
人类为了生存，都需要吃、穿、住、用，为了生活得更好，每个人都需要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因而就有大量占有社会财物的欲望，此为人的本能性，我们以社会行为规范性用语称之以“私欲”。但是，人和植物不同，人是有思想、有理智的生命体，在一个家庭中，他（她）们以其实践明白父母养育子女以幼小，子女赡养父母以衰老，以及夫妻互相帮扶这样的阴阳互依道理。因之，他（她）们会以友善相处，相互礼让，以共同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并由此而生互爱之情。也知道在生产力低下或艰难逆境之中，不依靠群体的力量就不足以战胜困难而获得生存的简单道理，因而就具有团结、凝聚性。这就是人有善心、公心、怜悯之心的一面。由此而言，人之生命个体的本身，从物质到精神，都是阴阳相依、善恶并存的社会个体，具有接受生存环境影响的很大特点。
所以，在没有国家制度以前的原始社会里，人类的社会进步，主要由客观自然规律起作用，而推动社会以及人类本身的进步，这就是一个接受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哲理问题。而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是由国家依据客观自然规律制定出必要的道德规范进行教化，制定出法律，使用强制的手段执法治国，明辨是非，惩恶扬善，营造成一种公平、公正、有序竞争的环境，组织、领导人们进行公开、透明、公平合理的各种竞争，以此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是反对竞争，以愚民的方法削弱乃至破坏公平、合理、透明、科学、有序的社会竞争。
轩辕黄帝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反对恃强凌弱的侵略战争，但却不反对为了生存而保卫自己的战争。在战蚩尤之际，他就说：“作争者凶，不争亦无成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① 至于建立了国家制度与政治秩序之后，则以道生法，弘扬温、良、恭、俭、诚、信、仁、爱等社会道德，提倡尚贤、重士、尊师、重道，放手让全社会的上至官员，下至黎民百姓，进行有法可依、有道德约束的各方面社会竞争了。
试想，在一个社会里，不尚贤，不学先进人物，不搞公平竞争，做工的不想创名优产品，种地的不求多打粮，当兵的不争取当将军，读书的不想上大学，社会能进步吗？若按老子的话办，连体育竞技也不用搞了，此岂不谬哉？
由此可见，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仅是同黄帝哲学思想不同的，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相违背的，同时也更是反人性、反进步，不符合社会历史进步的又一种有害言论，是离经叛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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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姓争》。
历史上，由于老子的思想符合君主独载统治者的利益，就不断得到了鼓吹，乃至变本加厉。例如，法家者流因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多为提倡绝学、绝圣、役贤、害贤、灭贤、鼓吹愚民而治者。商鞅说：“民愚则易治”①。因为，“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②又说，“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国强。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③不仅如此，商鞅还将所有文明修善教化都咒之为“六虱”，云：“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必欲废除干净而后快；同样，韩非亦是中国历史上鼓吹愚民而治的著名大将。他说：“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④“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⑤。这些，又同“读书无用论”的鼓吹，同“知识越多越反动”口号，在本质上出于一源。
中国由一个重视尚贤任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役贤、害贤、灭贤的国家，就是由先进变落后的历史根源，这种危害民族的思想根源，就是来自老子的愚民思想。这种思想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发展教育、尊重知识与人才，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复兴相违背，而绝不能鼓吹与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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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君书·慎法》。
② 《商君书·垦令》。
③ 《商君书·去强》。
④ 《韩非子·主道》。
⑤ 《韩非子·定法》。
第七节 重智与弃智的南辕北辙
黄帝重智，老子主张弃智，在这方面，两个人的哲学思想理论又是大相径庭的。那么，黄帝与老子到底谁说的对呢？我们不妨先对“智”的具体定义，稍做考较。
我依据自己结合古文字学、中国古典哲学、中国的礼仪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一书中说过，中国的礼仪制度，最初都是从应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所阐明的客观事物规律之表现而形成的，所谓仁、义、礼、智、圣、诚信、君子、小人等，都是以学不学“道”，言不言“道”，守不守“道”，以及是否依“道”行事而行区分和定义的。“智”字的上半部分是一个知道不知道的“知”字，下半部分是一个“曰”字。曰，字形最初是画一个张口说话的图形为其字，表示发表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意见等。所以，“智”者，最初是指其言论合于事物客观规律——道为其义。黄帝也说，“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为智。”这也就是说，以“道”言事者，就表现为智慧。
我们还知道，中国文字产生的历史虽然距今已有六千年左右，但作为神州统一使用、字义规范的历史，是从黄帝令史官仓颉搜集、整理、规范、增创文字，由国家统一推广使用，用以行文、记事而开始的。所以，我们再反观《黄帝经》中所对仁、义、礼、智、圣、诚信等名词、术语，都符合文字古义。
智，虽然在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增加了“才能”、“谋略”等方面的内涵，但其根还是离不开“知识”这一最原始的定义，而且是紧密与了解客观事物规律相联系的。故，黄帝说：
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①
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令行天下，而天下则之。②
不用辅佐之助，不听圣慧之虑，而恃其城郭之固，怙其勇力之御，是谓身薄。身薄则殆，以守不固，以战不克。③
这里，相信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黄帝谈论治国的道理，都是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即“道理”为指导，不论是以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秩序，还是论及社会伦理道德建设、以及执政者如何以道修身、用人、处事等方面，都与道理紧相联系，而一以贯之，堂堂正正，没有任何权谋之语；然而，老子则不然，其五千言几乎通篇都是谈统治术，以至于我们感到其很阴险。例如，他坚决反对黄帝的“重智”思想，而提出了“绝圣弃智”的口号。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④说到底，此种已经不符合因果关系的荒唐论调，最终还是为愚民而治的统治术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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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道法》。
②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③ 《黄帝经·称经》。
④ 《老子·第十九章》。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①
在这里，老子谈道，却绝口不言以道治国，以道立法，以道德进行教化，而是大谈如何愚民，为了推行他的愚民思想，什么法律、道德、仁、义、礼、智、圣，温、良、良、恭、俭、让，他都统统要反对，统统要抛弃、要根绝，而根本不懂得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中的仁、义、礼、智、圣，都是以道学理论而生，因道理而定其义，因社会和谐、有序、文明之治所需而建立和提倡的。由此，我们知道老子口中的所谓“道”，不过是一种根本不符合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玄之又玄”、莫名其妙的“术”。所谓《道德经》者，实为主张“愚民”之治，既反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又反对社会的物质文明，而一味强调“愚民”、“役民”、“治民”之术的大杂烩。至少，老子是连《易》经也没有读过、或者根本就读不懂的半吊子“道家”！
“绝圣弃智”与“民利百倍”之间到底是什么“玄妙”的因果关系？“绝仁弃义”之后，人民又因为什么就恢复了“孝慈”呢？若是按着老子的逻辑，百姓贫穷，就是因为人们聪明、智慧、按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造成的；父不慈，子不孝，就是社会上因为讲仁义道德造成的。老子到底想把社会治理成什么样呢？对此，他反反复复，强调得已经很明白：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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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子·第六十五章》。
《老子》一书中，到处都有一些直言给出定义、缺乏逻辑思维，多有似是而非的话，因之也就不是真理，甚至是明显的谬论。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明白，创造社会财富，没有智能是不行的，如果推行愚民政策，绝学，绝巧，弃利，限制劳动竞争，不贵难得之货，则社会财物奇缺，人民贫穷，如何又能够做到“实其腹”呢？吃不饱肚子，又如何能够“强其骨”？所以，老子为推行愚民之治，存心给人画饼充饥，虚构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让人民上钩。说到底，为了给统治者出愚民之治的馊主意，他是根本不管黎民百姓的死活的。
更可恶的是，为达到以上目标，还建议统治者采取“小国寡民”的治理措施：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
这也就是说，为了彻底实行愚民之治，连文字他也主张要废除掉！这明摆着就是一种反人性、反理智、反道德、反文化、反文明、反进步、反科学的荒怪之论。
有人说，老庄一派道家是反儒学的，其实这种说法似有牵强，因为世人皆谓儒学始于孔子，而老子则是年长于孔子很多的，而孔子又是述而不作的，其言论都是他的学生记录整理后才传世的。所以，老子在世时是否读了《论语》才著《道德经》的，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依我所见，老子的言论都是冲《黄帝经》中的哲学思想理论观点而来的，而且其言极有针对性。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