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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明、正、适、信、极、反、必者，天之所以命物也。此之谓七法。
七法各当其名，谓之物；物各有其本性，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逆顺各有命也，则存亡兴坏可知。合于道者，则生慧。慧生正，正生静，静则平，平则宁，宁则素，素则精，精则神，至神之极，见知不惑！
读了这短短几行字，人们总该知道明民之道、中正治国、适者而生、恪守信用等都是讲遵循客观规律，天命指的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这样的道理了吧？也应该知道轩辕黄帝为什么在一部《黄帝经》的第一句话就讲“道生法”的重要意义了吧？这些话，春秋以来的诸子们，没有一位能讲得出来！
当然，《黄帝经》一书中，有一部分是以第三人称写出来的，这同《论语》中由别人记述孔子与其学生对话一样，由此而来记录黄帝与其臣属之类人的对话。对于这一部分，我们当然不能说是黄帝亲笔所著。但是，这些同样是忠实地记录了黄帝的思想理论的。因此，黄帝经虽然并不全部都是黄帝亲手所写，但其代表了黄帝的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理论，则是没有问题的。
三、《黄帝经》为五帝时期治国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
《新书·修政语》载，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譐（蹲）者，其惟道矣。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将播道于天下作为念念不忘的唯一大事，也可以理解为《黄帝经》产生的动机。从帝颛顼、帝喾等都谈到“黄帝之道”的情况看，《黄帝经》不仅是代表了黄帝的思想，而且是五帝时期所遵从的治国指导思想。如帝颛顼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加而弗损”；帝喾曰：“‘缘道’者之辞，而与为道已缘……故，士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帝颛顼之道而行之”……
所以，《黄帝经》不仅是黄帝思想的体现，而且是五帝时期执政治国者所必须遵从的治国思想理论。
第三节 《黄帝经》的基本特点
《黄帝经》一书，从其写作方式、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理论联系实际、行文语气等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先秦诸子百家之著，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全书都是以一位治国者的口吻谈治国的道理
首先，全书从一开头就从立法、法理、执法谈起。特别是关于立法指导思想的法哲学理论，用了短短几句话，就将法哲学理论说深、说透了，使读者明确地知道法律的公平性、合理性、权威性、科学性、相对稳定性的道理之所在。这可以说是世界上产生最早的法哲学理论。
《黄帝经》一开头就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法律是以事物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而行制定，就不存在甚么执法、守法上的特权阶层，就有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合理权利。因为，客观自然规律是人人都必须遵从的。在《十六经》中又言：“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傾。刑德相养，逆顺乃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唯道是行。”这些论述，将儒家与法家、德治与法治的阴阳互动、互补、互依、互存、互为己根的辨证关系说透了，更将法律和道德之根都是依据客观自然规律说明白了。
“道生法”，这是法哲学中一个根本性的科学命题，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论古今中外，不论是哪一方面的道德和法律，凡是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法律和道德，它就具有公平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反之，它就不具有公平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它就必须要在历史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修改，直至其符合客观存在着的自然规律为止。虽然，在世界各地，自然条件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发展进步的快慢也千差万别，因而同一类型的法律中，其内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但其核心性的本质，则必须与客观自然规律相一致。比如，音律之制，从现在的音乐考古发现中证明，在古今中外的音乐发展史上，其音律都是出奇地一致的。这也毫不奇怪，因为不论在任何地域生活的任何人种，其正常的听觉功能都是一样的。全人类在听觉功能上的一致性，就决定了音律制度、音程高低的一致性。
其次，行文的口吻处处都显示出作者是一位治国者。如：
若发号令，必究上下，一道同心，上下共赴，民无它志（《经法·六分》）；法度者，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尝罚信，所以治也（同上）；吾畏天、爱地、亲民，立有命，执虚信。吾爱民而民不亡。吾爱地而地不旷。吾受民命于天，爱民而民不死，吾位不亡。吾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十六经·立命》）；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令行天下，而天下则之（《经法·六分》）；黄金珠玉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财，乱之基也。守怨之本，养乱之基，虽有圣人，不能为谋（《经法·四度》）；观国者，观主。观家者，观父。能为国，则能为主。能为家，则能为父（《经法·六分》）；行憎而索爱，父弗得子。行侮而索敬，君弗得臣（《称经》）；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经法·君正》）！
第二，全书行文古朴，不类后世
《黄帝经》一书，全书行文古朴，其主体多为四言韵文，间以长短句。其长短句亦同样极富节奏感，与四言韵文融为一体，相互调节，更显出行文的强烈节奏感，读之感到深入浅出，挥洒自如，酣畅淋漓，文尽其意，易诵易记。这种全篇一致的文体，春秋以来的著作已不多见。
第三，哲理深刻，治国观点全面而不偏激
《黄帝经》全书共分四篇：
《经法》是从以道立法、立法有度、执法无私、中正不偏、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明民以治，以及顺道必兴、逆道必亡等方面阐述治国道理的；
《十六经》是从天时、地利、人和、君臣关系、官民关系、治乱关系，顺道与逆道的理论上，阐述治乱，以及如何治兵、用兵、令行禁止、禁暴伐乱，并联系战蚩尤为例，而论述以公、平、中、正治国道理的；
《称经》很像一个简短的“语录”汇集，是以阴阳辨证观点，分别从正反两方面讲如何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谈如何去恶行善、克己制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上下同志、兴贤用能、以建立君臣、上下、官民之间和谐、有序、公平中正的社会秩序的。这事实上是对治国诸项理论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和补充；
《道原经》是一个专谈哲学理论之本原，也就是阐明“道”即客观自然规律的篇章。以事例阐明“道”是无形、非物、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万物顺之则生，逆之则死的道理。并阐明学道，就是为了很好地应用道理而做事。
《黄帝经》全书约为一万多字，其所谈到的哲学理论观点是很丰富的，在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完整上，虽然并不全面，尚有一些哲学理论没有说透，还有一些没有谈到，这是由于其结合治国这一个主题所受限制有关。但是，若与春秋以来诸子百家之说相比，它则是哲学思想理论最全面的一部古典。其表现的黄帝哲学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本思想。其中所包括的观点有：①去私立公；②贱身贵道；③选贤任能；④爱地亲民。
（二）法制思想。其中所包括的观点有：①以道立法；②刑德相养；③执法有度；④循名责实；⑤执法者首先守法。
（三）经济思想。其中有：①人之本在地的观点；②顺时而树的观点；③赋敛有度的观点；④富民强国的观点。
（四）军事思想。其中有：①要想实现强国，必须实现强兵的观点；②反对恃武称雄、称霸好战观点；③以道治军的观点；④杀伐多祸的观点；⑤当机立断的用兵决策观点；⑥以强示弱的战术观点；⑦敢与不敢的辨证军事观点；⑧对不同性质战争及其后果的精辟分析等。
（五）哲学思想。其中有：①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哲学理论；②对道学原理的精辟阐述。③认识源于实践的观点；④伦理道德皆为顺道而生的观点；⑤畏天与用天的辨证理论；⑥知与行的辨证统一观点……
第四，无神鬼迷信说教
《黄帝经》一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正确地解释天道、地道、人道、时变，什么是“道”？何为“畏天”？何为“顺天”？何为“用天”？何为“逆天”？何为“天命”等一系列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理论，则从来不谈神弄鬼，没有“神道设教”言论，而是极其重视“以道立法”、“以法治国”、“以民为本”、“明民以治”等问题，这些，都是先秦诸子所不及的。
第二节 富民强国与小国寡民的区别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底是大了好，还是小了好？是强了好，还是弱了好？这也一个是谁都明白的粗浅常识。我们就这个问题，再来分别看看黄帝与老子各是什么主张，各是如何解说，以判断黄帝与老子的思想是否一致？
轩辕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以道立法而治国，其孜孜以求的，就是走大国、强国之路。认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因国家贫弱而受强国侵凌，才能够争取到一个民富、国强、社会安定、和谐、有序发展的局面。
同时，黄帝还认为，要做到富民、富国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治国者爱护人民，爱护土地，做到以人为本，以地为根，教民顺时而树，赋敛有度，不违天时、地利、人和，不干农忙时节而兴大土工的蠢事，让黎民百姓得到休养生息，致力于生产，百姓就会得以富足。百姓富了，国家就必富。但是，国家富则未必就能够达到国家强，要真正地实现民富国强，就比较困难。这种困难不是来自别处，而是出自统治者的自身：因为，在民富、国富的情况下，统治者往往会头脑发昏，产生骄奢淫逸，穷兵黩武。而治国者因国富骄奢淫逸，就会积金藏玉，玩女燔财，傲待贤士，不听谏言，亲近阿奉，以谄助邪，酿出祸端，最终会因国富而败亡。故言“黄金珠玉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财，乱之基也。守怨之本，养乱之基，虽有圣人，不能为谋。”①或者，因民富、国富而穷兵黩武，因此，怨积于国内百姓，招祸于外部势力，而积怨于内、招祸于外，事情就会沿物极必反规律起变化，最终由富国变穷国，由强国变弱国，乃至于亡国。这是因为，自古“守国而恃其地险者削，用国而恃其强者弱，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天降其殃。逆节不成，是谓失天；逆节果成，天将不盈其命。”②要想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就必须“知王术”，依术而行治理。
那么，什么是“王术”呢？怎样才算“知王术”呢？所谓“王术”，就是王者必须以道治国。变成现代的话，也就是依哲学理论为指导，依客观自然规律为法则，制定一整套治国理论，以其为王者施政的行为标准，以使治国者的一切言行都尊道而贵德。所以，“王术”亦称“道术”、“王道”、“君道”。按着黄帝的说法，知王术者，就要轻国而重士，贱财而贵智，振兵而不伐，爱地而亲民，贱己而贵道，去私而立公。因为，一切事物，只有相反，方能相成，只有相异，才能相同。治国者只有不唯我，不唯心，不自满，时时以道洗心，以道治国，以道施教，才能君仁、臣忠、贤士集、良才聚、民亲上、货财积、民富而国强。这就是“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③“兼爱无私，则民亲上”④，以道治军，其军胜，以道治国，其国昌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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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四度》。
② 《黄帝经·经法·亡论》。
③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④ 《黄帝经·经法·君正》。
黄帝治国，为了做到民富、国强，提出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哲学理论观点。对此，我稍举例证如下：
（一） 人本在地观点
轩辕黄帝的所有治国思想观点，都是依据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而提出来的。中国古典哲学观点之中，有一个著名观点就是“与时偕行”①。所以，中国上古历史上，在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经济生产特点的“伏牺氏”历史时期，其时的生存和发展观念是“以山为本”。就连早期的农业生产，亦首先是在丘陵山地中率先发展，故在《连山》中，六十四卦排列顺序就是以《根》卦为首卦（《周易》作者将“根”去掉“木”旁，只留“艮”）。此后，到了黄帝时期，农耕经济生产不仅早已走过了它“刀耕火种”的初期发展阶段，而且进入了在全社会物质生产都是以其为基础的一个历史时期，不仅有了一大批适宜各种自然条件下种植的不同农作物品种，而且也初步具备了开渠、打井、防洪、施肥等类耕作技术与能力，绝大部分耕地已发展到河川平地之中。所以，黄帝在发展农耕的治国理论上，就提出了“人之本在地”的观点。说：“人主者，重地则得其根”②，“不重地，则失其根”③。因为，“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顺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耻，有耻则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则守固战胜之道也。”④ 正因为如此，“执道循理，必从本始，顺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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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乾·文言》、《遯·彖传》。
② ③ 《黄帝经·经法·论》。
④ 《黄帝经·经法·君正》。
纪。”① 黄帝又说，“夫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②由此而进行了土地平均使用的变革。郭沫若先生说“井田制度始于黄帝”③，学术界对于此说虽有不同的认识，但并不能说明这种认识没有历史依据。五帝时期的土地使用，确实是公有制，而且是一种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使用。《归藏》中也是这么说的。至于它是否就一定是什么“井田制”的形式，其实并不是一个足以影响对于其时主要生产资料公有性质认知的问题。
（二） 顺时而树观点
黄帝认为：“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有地焉。三者参用之，而王者有天下矣。”④ 这是因为，不仅天、地、人，三者各有自己的发展变化规律，且这三者的变化又是互为影响、互为制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要想达到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就必须要做到知天时，相地宜，顺时而树，不违天时与地利。所以，黄帝在肇造了国家制度之后，建立一系列机构，任命官职，选择地点，组织天文观察研究，积累科学数据，以制定历法，为此而下了很大的力量。这就是古史中所反映出来的分命羲叔、和叔观日，令常羲察月，让臾区占星，任大挠作干支，使容成总制历法的有关记载。而天文观察研究的深入开展，则又极大地推动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哲学，进一步完善了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历史上确立了客观、唯物、无神理论的思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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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四度》。
② 《黄帝经·十六经·果童》。
③ 郭沫若：《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
④ 《黄帝经·经法·六分》。
我们今天再读一读这段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的道学理论，也还是具有启发性的意义的：
蚑行喙息，扇飞蠕动，无不与天地准，无不庭顺矣。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天执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有数，而不失其行，信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二，则一晦一明；地正四极以立七法，天定二以建八正，则四时有度，动静有位，而内外有处。天建八正以行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