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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使我的伪装面目变得更有可信度，在法利蒂手下“老老实实地”重新呆了下来。几个月下来，我和其他成员一起生活，尽量和他们打成一片，最终成了其中的元老。我定期离开一段日子，要么“看我留在叙利亚的堂兄妹” 去了，要么就是“到苏黎世照看生意” 去了。起初我还被监视行踪，但很快就彼此有了信任。我无需再装样子，小心谨慎地到苏黎世、雅典、伦敦或伊斯坦布尔转上一小圈，就能回到以色列。我的女性身份并不是什么障碍。在战斗人员里总有巴勒斯坦或黎巴嫩妇女加入。甚至有人开始谈论培训女殉教者突击队去执行自杀攻击。虽然这都是些看不起女人的人，听他们说出这种话我也不怎么意外。
最难的是：活下去。除了被识破的危险无时不在，他们中间还弥漫着可怕的妄想症，哪怕受到一点点猜疑，也会立刻带来灭顶之灾。
1995年10月31日：以大马士革为基地的伊斯兰圣战组织首领Fathi Shikaki，在马耳他被处决。
1995…96年冬：大马士革和哈马斯一年下来，我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武装行动经验，得以陪同法利蒂，我的真主党小头目，前往大马士革的委员会参加总部地区会议。从苏黎世辗转汇来的大笔捐款，为我打开了这个圈子最隐秘的一面。我没有资格参加讨论，但下午由哈马斯组织的游行我掺和了一把。在叙利亚军方和秘密警察的高度戒备之下，好几百人的队伍走上街头。
哈马斯。Harakat al…Muqawama al…Islamiya，“伊斯兰抵抗运动”，又称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运动。其目标是消灭以色列，推翻阿拉法特自治机构，建立一个穆斯林政府并“把真主的旗帜插遍巴勒斯坦的每一个角落”。哈马斯和阿拉法特作对挑起战争，不承认他的领导并指控他在签订和平协议的过程中收受了贿赂。该组织的手段： 炸弹，由于是军队制造所以杀伤力比其他组织自行加工的爆炸物要大的多。而他们袭击的目标包括：以色列境内和边界的居民，甚至于国际组织派到该地区的士兵和团体成员。和真主党一样，哈马斯建立起了一个社会工作和宣传方面的网络，比如学校，医院，清真寺。
我现在就走在臭名昭著的哈马斯成员中间，真是切齿痛恨。他们活生生地走在我周围。等意识到这个，我差点没晕过去。但我随即反应过来，只想那些我认识的人，还有这几个月干什么来了。我了解他们的弱点，所以不再看得那么可怕。我放松下来。我强迫自己不去想身处何地，周围又是些什么人。继续，一步步往前，什么也别想。
不再胡思乱想了以后，就听到有人正手持喇叭在高声讲演：“只有炸弹和攻击才能让那些犹太人清醒清醒，他们必须放弃赖在巴勒斯坦的幻想……”
我不能咒骂，不能爆发，甚至于没办法叹气或者别过脸去。我得和其他人一起拼命鼓掌，振臂高呼……如果不去听他胡说八道，也许好办一点。我的大脑于是退出活动，眼睛到处乱瞄。有意思的是，我似乎并非唯一对演讲感到厌烦的人。人群里稍远处，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 摇了摇头，目光有点失落。这人让我颇感兴趣。他显然是巴勒斯坦人，绝不会有间谍敢如此露骨地表现出自己的异议。这个男人不可能是我们的人！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再靠近点，看看他。
可惜，不只是我一人注意到了他的不爱国表现。几个男人向他围过去。他抗议。我没再往前挪，挤在人群里，眼巴巴看着这场戏，无力阻止即将发生的事情。
先是激烈的争辩，那个男人看来试图解释，但围在他身边的几个人根本不想听他说什么。如果不赞同，就表明他完全彻底地背叛了真主的事业。一个虔诚教徒粗暴地推了他一把，当下一片混乱。我身不由己地往前拥，被这恐怖场面搞得呆呆的。又是几阵推搡，一个人向“叛徒”扑过去，就像鬣狗扑向猎物，然后是一顿拳打脚踢的响动，紧接着周围的人全上去了。从我站的那个地方，能看见他们的脸，他们死盯着地面的眼睛和不断晃动的身子，感觉像是把那个男人踩在了脚下。
就几秒钟的时间，等我挤到他们附近，人已经散了。剩下那个男人躺在血泊之中，不成人形。他头骨爆开，脸瘪了，两颊深陷。一些人过去朝他的尸首吐口水，胆子更大些的则淌着血水，在他的断肢上胡乱踢几脚。摇摇头就足以让他被置于叛徒行列，几秒钟已经足以让他们用最野蛮的手段杀死他。
我回头找到法利蒂和其他同伴。我仰头盯着那个演说的人，对他那两片嘴唇充满了疑惑。我和其他人一起鼓掌，举手，喊口号。临走的时候我吐了。这些景象我到底还得忍受多少年？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我们。在未来殉教者的演讲坛上，在仇恨蔓延的人群里，死亡无处不在。
想想我那些法国的以色列的左派朋友们。想想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各派社团。我差点笑出声来。
1996年1月：哈马斯组织的“工程师”Yehia Ayache被人处死。他负责布放炸弹的人，最终被人引爆了偷放在他手机里的爆炸装置而送命。
第六章 HADAG是一种鱼
1995年11月4日：拉宾被激进犹太学生Yigal Amir刺杀。佩雷斯接替总理职位。
1995年12月：和叙利亚会谈失败，佩雷斯决定提前大选。
1996年2月24日： 在耶路撒冷中央车站附近，18路公共汽车遭到人体炸弹自杀袭击。26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
1996年2月25日：在Ashkalon出口，一个休假士兵班车站被人体炸弹袭击。一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
1996年3月3日：在耶路撒冷迦法街，18路公共汽车被人体炸弹袭击。19人死亡。
1996年3月4日：在特拉维夫Dizengoff商业中心外面，人体炸弹发动袭击。13人死亡。
1996年4月：加利利地区和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加大攻势。几天后，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533枚喀秋莎火箭炮，70枚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佩雷斯用军事行动进行愤怒回击。
1996年5月29日：佩雷斯的政敌、利库德党人内塔尼亚胡当选总理。
1996年夏：蓝天的尽头，绿树沐浴着清晨几抹金黄而柔和的阳光，在微风中摇曳，有点像特拉维夫春天的早晨，带着一丝甜甜的气息。这是我钟爱的感觉。我应召回来和乌里碰面，这天早晨的心情就像呼吸到的空气一样轻盈。
入行两年了，我很快就要满二十六岁，被认为具备了能够委以重任的成熟素质。最开始，虽然不知道没完没了的任务究竟目的何在，作为一个好战士我仍然遵从命令。很快，我感到无法再以这样的方式工作。我必须熟悉环境，挑选联络人。不了解任务的真正意图我就有可能丧失时机。
欠考虑之下，我向上级提出了这个疑问。完全没想到，我的报告竟然被传阅并受到重视。两天后，乌里特意召我回来，向我讲解未来六年的行动意向。这个情况通报会整整搞了两天，每天从一早开到晚上十点多，中间没有休息，一日三餐都送到办公室，前任们一个接一个地为我传授经验。
我总算从通报会上出来了。这曾经是我想要的东西。没错，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乌里的样子很满足，跟猫捉到了老鼠似的。他无比圆满地完成了对我的选拔。先用高强度的训练打掉我最初的抗拒，接着让我面对国家的现实和职责，把我强有力的反抗引导到恰当的地方，让我如鱼得水。好了，现在就剩下掏出诱饵，鱼儿自己来上钩了。
现在我正参与一个在规模和意义上都很重大的行动。毫无疑问这是个动力。为此我迈过了新的关口。我开始考虑怎么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把“造反”的梦想抛到了脑后。
第二天，指挥官叫我过去确定下次出发的时间：“乌里昨天晚上过来找我，郑重宣布的任务。他说了你很多好话。”
乌里？说我好话？我很吃惊，这可是新鲜事。
“真的吗？”
指挥官肯定地说：“当然。我当时也不敢相信。他说可以重用你。我对他说，你是个一旦有机会就会溜走的人，他却断言你有爱国心，会非常出色。努把力别叫他失望。乌里还说，用那些学院式的工作方法并不保险。你要随机应变：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千万不要犹疑不定，明白吗？”
“明白……”
我的指挥官最后说：“说到犹疑不定，乌里建议给你用‘Hadag’1这个化名。这是一种深海鱼，游动的时候从不在海湾停留，但我也不太了解这东西。总之乌里有些想法在里面吧。”
他叹了口气把我送到门口，听天由命地耸耸肩，不过他和艾尔戴德的耸肩方式完全不同。
都走到过道里了，我还听见他在自言自语：“真是个可怜的孩子！摊上这种疯狂的职业不说，还被起了这么个可笑的化名。”
顺利开展工作的第一步，是在我马上就要去溜达的国家里建起一个自己的“中转”网络。这些“中转站”都是阿拉伯人开的，这些人出于民主理想，或者因为受到过于酷烈的暴政而和自己国家的独裁者作战。他们每天都以非法的勇气在战斗，但从不和以色列人合作。所以在他们面前，我依然是一个巴勒斯坦战士。
在黎巴嫩，权力依靠腐败和武力来维系。人民在恐怖笼罩之下，尽力重建城市和自己的生活。没人可以信任，到处都是叙利亚间谍，连国家警察也为他们工作。那些有幸挤进公务员之列的黎巴嫩人并不吝于告发自己的同胞，他们时刻准备着从自己的职位里牟取最大好处，比如只要有人付钱就听之任之。总之他们对周遭一片萧条之中的一团乱麻根本无能为力，却心满意足地干些胡乱捕人的勾当，好显摆自己的权力扩大势力范围。数目可观的情报机构选择在黎巴嫩落脚，其中有一大半是欧洲国家的，都随时准备玩一把情报买卖。因为无需顾忌官方态度，各国情报机构的工作难度大减，对我们也一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准几个没搞清我们身份的恐怖组织，用钱收买若干头目，哪怕以后情况有变，损失的也只是钱。我逐渐和那些俗称“沙龙间谍”的人疏远了，他们只会给你一些敌方有意假人之手散播的情报。我开始接触没有头衔的小人物和下层军官，他们反而能帮我接近军队高层的真正实力人物。当然，这种危险系数也更大。
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旅行很有些刺激性。我太喜欢这种自由自在了。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要考虑现在，坏的现在或者好的现在，都有可能出现在你面前。而东方国家所特有的氛围强化了我的这种感觉。这里几乎没什么时间概念。和西方奉秩序需要为社会准则大不相同，这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在生活，没人把汽车或者电视节目的时间表当回事。我和这些很合拍，所以虽然身负重任还是感到轻松。一次次“旅行”的压力是一种活命的压力，因为这里的命一点也不值钱可以说是一文不值。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恐慌。他们从不把这种恐慌从外表和举止上流露出来，可是那些和你在市场上擦身而过的、迈着缓慢悠长步子的人，事实上就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但他们和西方人不一样，他们节制而不外露。即便是在谈论死亡——不，特别是在谈论死亡的时候，他们也会突然微笑。
我对自己的伪装身份感觉良好，很快融入了他们的社会。我终于有了机会，能让自己奢侈地享受一次重返自我世界的久违感觉。和训练相比，实地工作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这自然也是多夫所要的效果。
我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我用欧洲人的眼光来打量这片土地，在差不多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接受着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而且完全是倾向于阿拉伯人的地缘政治。另外，我还有以色列人的视角，更接近，更真实。我在两者之间转换，这使得我更理解我的以色列同事，而比西方人多一些审慎——更准确地说，是多一些清醒。
我最终和当地的线人建立了非常不错的关系，他们帮我做了不少事。这些人因各种原因而成了强权的牺牲品，要么是被无端怀疑为政敌的知识分子，不愿参与酷刑的医生，要么只不过是个和社会脱节的人。他们自告奋勇帮助我成立情报站。只需要证实他们的可靠性，以及一旦遇到有人告密他们神经的坚强程度。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可能出卖自己的邻居，父母，亲兄弟。与其被哪个忠诚的邻居连带告发，不如尽快把亲人亲手交给军警。
在这种疑虑重重的氛围之下，我要找个可靠的对话人也不是件轻松事。最重要的是，我也得判断对方的动机。去做叙利亚人的潜伏间谍可能是个好办法。只有一个途径：试着接近，然后慢慢混进去。当然，我懂得识别那些可能泄露对话人弱点的迹象，但最后唯有经验能真正判断一个人是可靠还是不可靠，是执行双重任务还是单纯的惟利是图。
有意思的是，这些行动除了教会我宽容之外，还教了我利用人的缺点胜过利用优点。我打过交道的有些人，是我所见过的最爱撒谎、最势利和最惟利是图的人，他们却表现得非常安全可靠。一来是因为他们比较容易预见，再则，他们不算计人，而只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得及早脱身。反而是那些所谓正直守信的社会精英人物，我在他们中间看到过亲手拷问自己孩子的人，因为他们不幸妨碍了丑恶的政治准则，比如要求民主。那些不惜用严厉手段排除思想和生活异己的人才是最危险的，社会却颂扬他们。因为经常和这种极端的人打交道，我得以确立了自己一套价值标准。一切都从那天的演讲集会开始，它让我亲眼目睹了我的人类兄弟怎样完全丧失人性。
在叙利亚我整整逗留了两天，这期间接到了第一个“接头”通知。整个过程十分利落。地点在集市，当我爱不释手那些新鲜时令水果的时候，一个蒙着黑色面纱的老妇人挤到我身边。她拿起一颗菜，开始喋喋不休地唠叨怎么才能挑到好东西。她语速快到夸张，声音又大，还怒气冲冲的。小商贩们对这戏剧性的表演没什么反应，估计是习以为常了。我则专心听她话里滑过的一些关键词。最后老妇把手上一直挥舞着的柿子椒对着我丢过来，算是结束语。我微笑着接住，和旁边其他人一起取笑了她两句。然后我不声不响买完东西，而老妇也在众人无动于衷的目送下走远了。
第二天，我按照柿子椒里藏的地址找了过去。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运行正常，和计划的没什么两样。只是我过于专注，所以感到疲惫和紧张。要想达到最佳生理承受状态估计还需要几个月时间。我继续往约会地点去，走走停停，尽量不引人注意地审视四周情况。再远处就到村边了，我看到接头方示意此地安全的暗号。一切正常。我粗略扫了一眼，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外面只有一个值夜的人，看起来不堪一击。确信安全之后，我按说好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
一个陈设繁复的房间里，三个男人坐在一张质地松软的纯毛地毯上，地毯上面还饰有金凤花图案。迎接我的是沉默，同时还有不信任和客气。我找了一个角落，靠门坐下。好几分钟里大家都在互相打量。我先开口打破了沉默：“能说说你们的动机吗？”
像是为主的那个人回答：“政治原因。”
对他来说，这绝对是个最危险的回答。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坦诚，如释重负的样子。他的同伴则显得不太高兴。于是他马上跟受到了伤害似的，戒备地看着我，好像在说，如果我以此为武器来攻击他，他随时准备反击。我没做任何表示，继续提问：坐过牢吗？眼下有没有被人监视？能作些什么？家庭情况怎样？
他们的回答很简短，没什么破绽，像是事先准备好了的。接下来就是政治讲演了，什么各自的期待和幻想哪，一心要成为有教养的人和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啊，诸如此类。我和他们一起乐，一本正经地聆听，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他们终于放松了，目光中充满喜悦。这几个人动机单纯，对执政独裁者的厌恶表露无遗，但神经过于脆弱。我不可能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他们太敏感，太容易受伤。我直言不讳，他们表示理解，并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