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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人民（德谟、民众）的基本权利，曾扩展到了对最高的国家职位和司法职位的掌控上。对于这些权利的行使而言，人民在其广场上是“合乎形式”的，在那里，欧几里得式的、作为点的群众亲身集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以古典的方式施加影响的政治过程的对象；也就是说，通过有形的、切近的和诉诸感官的手段——比如：通过作用于每一只耳朵和眼睛的修辞的手段；通过许多会使我们感到厌烦且几乎难以容忍的手法，如就像演练好的啜泣效果和捶胸顿足的动作；通过对观众恬不知耻的奉承，以及有关敌手的无稽谎言；通过华美辞章的运用和以游戏与礼品而作的热烈的收尾（针对这种场合和这种目的的这类玩意可谓应有尽有）；通过威胁和打击；但尤其是通过金钱。我们在公元前400年的雅典就见到了这些手段的发端，而达到骇人听闻的顶点则是在恺撒和西塞罗时代的罗马。跟各处一样，选举已从阶级代表的提名变成了政党候选人的决战场，变成了为金钱干预准备好的竞技场，并且，从扎马战役以后，金钱投入是越来越多。“能够聚集在个人手中的财富越多，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就越是发展成为钱的问题。”这是无须再去多说的。不过，在更深的意义上说，把这称之为贿赂又是错误的。这不是道德败坏的问题，这是民主精神本身达于成熟时注定了必然要采取的形式。在监察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改革（公元前310年）中——他无疑是一个真正的希腊主义者，是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集团一类的宪政空想家——毫无疑问是名实相符的选举权改革，这种改革完全不是一种为己党谋私的计谋——但其结果却只为那类计谋开辟了道路。在这一改革方案中，本来没有种族品质出现，但自一运用开始，就出现了这个东西，并且很快地就强行取得了完全的支配地位。毕竟，在金钱独裁的时代里，把金钱的利用视作是堕落的标志，是不太公平的。
在罗马担任公职，从其产生的过程需经由一系列的选举形式开始，就要求有巨笔的资金，以至于每个政治家都不免要向其周围的伙伴告贷。营造官的情况尤其如此，担任这一官职的人必须在他的公开博弈的排场上胜过他的前任，以便日后能得到观众们的选票。（苏拉在他第一次谋取行政长官的职位时失败了，恰恰就是因为他以前没有做过营造官。）此外，为了讨好那些游手好闲者，还需要每天带着一大帮随从在广场上露面。有一项法律禁止豢养拿报酬的家臣，但是，上流社会为了争取人气，不得不借给他们钱，推荐他们充任公职和商业职位，为他们支付诉讼费，这样，为了在广场上有同伴同行，为了有他们一起出席每天的应酬，上流社会所费反而更多。庞培是半个世界的“恩主”（patronus）。从皮西诺姆（Picenum）的农民直到东方的国王，都由他代表，归他保护，这就是他能与克拉苏的无息贷款和追随这位高卢征服者的每个野心家的“虚荣心”（gilding）相抗衡的政治资本。设宴款待整个选区的选民，或是免费招待他们观看角斗士表演，甚至＇像米洛（Milo）那样＇把现金送到家里——诚如西塞罗所言，传统道德，荡然无存。竞选资金达到美国那样的规模，有时甚至达上亿个塞斯特斯（sesterces）；尽管罗马可用现金的储备很充裕，但公元前54年的选举却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占用了，以致利率由百分之四上升到百分之八。恺撒做营造官时的开销很大，以致在债主允许恺撒动身前往他的行省之前，克拉苏不得不在两千万的债券上为他签名作保；并且，由于恺撒在候补大祭司职位时过分滥用了自己的信用，以致一旦候补失败就会使他毁灭，因此他的对头卡图鲁斯（Catulus）可能认真地考虑过出钱收买他。但是，对高卢的征服和开发——这也是基于财政动机而从事的——使恺撒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事实上，法萨卢斯（Pharsalus）战役就是为此而事先打的一场胜仗。因为，跟塞西尔·罗得斯一样，恺撒积聚这上亿的钱财就是为了权力，而不是像威勒斯（Verres）甚至克拉苏——他们首先是一个理财家，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那样是因为贪财。恺撒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没有金钱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宪法上的权利就无从谈起。当庞培还在梦想着他一跺脚就能唤来几个军团的时候，恺撒早就用他的钱财把梦想化成了现实。然而，必须明确地懂得，这些方法并不是恺撒首创的，他不过是发现了它们已然存在而已，他使自己变成了它们的主人，但从没有把自己与它们等同。实际上，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依照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党已经化成了围绕着人组织起来的个人追随，那些人追求私人的政治目标，善于运用其时代的政治武器。
在这些手段当中，除金钱以外，就是法庭的影响。由于古典的议会是采取投票、但不加讨论的方式，因此在公共讲坛前的审判，就成为政党斗争的一种形式，是政治说教的学校中的学校。年轻的政治家的政治生涯就是从控告开始，如果可能，还是从歼灭某些大人物开始，例如十九岁的克拉苏就歼灭了大名鼎鼎的帕皮里乌斯·卡波（Papirius Carbo），后者曾是革拉古兄弟的朋友，但后来倒向了豪门贵族的一边。这就是为什么加图不下四十四次被审讯的原因，尽管每一次都无罪释放了。在这些事件中，所指控的法律方面全然是从属的。决定性的因素是法官的党派倾向、担保人的人数以及支持者的多少——证人的数目实际上只供炫耀而已，为的是使原告在财力上和政治上的势力受到注意。西塞罗攻击威勒斯的演说的全部意图，就是要在高超的伦理热情的掩饰下让法官相信把被告判罪是合乎他们那一阶层的利益的。依照古典世界的一般看法，法庭的存在不言而喻是为私人利益和党派利益服务的。在雅典，民主派的控方在发言结束时习惯于提醒从人民中推举出来的陪审官，说如果他们判富有的被告无罪，他们就会丧失应得的报酬。罗马元老院的巨大权力主要地就在于他们占据了司法的（陪审官的）每一个席位，故而掌控了每一个公民的命运；因此，公元前122年革拉古立法把司法权交给骑士团，把贵族——即官吏阶层——交给金融界，是有深远意义的。公元前83年，苏拉在剥夺金融巨头的权利的同时，把司法权还给了元老院，当然是作为政治武器还给它的，于是，执权者的最后决斗在不断变换选出法官的过程中找到了另一种表现形式。
因此，古典的政治方式，尤其是罗马的广场，是把民众当作一种有形的实体聚集在一起，然后驱使民众按要求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同时代的”英美政治，则是通过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一个具有智性的和财政的张力的势力范围，在那里，每个个人都无意识地各就其位，因而他的思想、意志和行为都必须遵照一个不在身边的人物所认为合适的方式。这就是动力学与静力学、浮士德式的世界感与阿波罗式的世界感、三维空间的热情与纯粹可感的当下之间的对立。人们再也不必面对面说话；出版及其同行新闻电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全部的民族和整个大陆的醒觉意识置于由论点、口号、观点、情景、情感所汇集成的震耳欲聋的猛烈炮火底下，以致每一个自我（Ego）都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智性的东西的纯粹函数。从政治上看，金钱并不是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它不会把自己变成请帖和美酒。它变成了力量，它的多寡决定了它能发挥影响的强度。
火药和印刷术是一起的——都是在哥特时代的鼎盛时期发明的，都产生自日耳曼人的技术思想——它们是浮士德式的远距离战术的两个伟大手段。晚期之初的宗教改革目睹了最早的传单和最早的野战炮，文明之初的法国大革命则目睹了1788年秋的最早的小册子风暴和瓦尔米（Valmy）战役的最早的密集炮战。但是，与此同时，大量生产和广泛传播的印刷文字，在知道如何利用印刷文字的人手里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武器。在法国，直到1788年，文字作品仍是一个表达私人信仰的问题，但英国则已超过那个阶段，开始蓄意图谋对读者施加影响。那次从伦敦发起的、在法国土地上进行的攻击拿破仑的论文、传单、伪造回忆录之战，就是最早的伟大例证。启蒙时代的散页传单变成了“印刷品”——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极具深意的匿名写作。现在，印刷品战役变成了战争延续——或战争准备——的另一种手段，并且，在19世纪的年代里，前哨战、佯攻、突袭、猛攻等战略已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次战争可能在放第一枪之前就已经失败了——因为印刷品已经当时就取得了胜利。
今天，我们在这种才智性的炮火的攻击之下生活得很胆怯，以致几乎没有人能真正做到超然物外，而对于清晰地观看一出怪异的戏剧而言，这种超脱又是必需的。在纯粹民主政治的伪装下，权力意志的运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作为客体的人民自以为是获得了自由，而实际上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奴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人士颇为自负于废除了最后一道束缚，即新闻检查制度，可是新闻出版的独裁者——诺斯克利夫（Northcliffe）？——却把他的读者当作奴隶一样供他的社论、电讯和图片新闻驱策。民主政治凭借它的新闻报纸已经完全把书本从人民的精神生活中驱逐出去了。书本的世界及其迫使人要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为少数人所真正占有。人民读同一种报纸，读“他们的”报纸，这种报纸每天成千上万地塞进住户的前门，从早到晚蛊惑着人们的理智，凭借其更为动人的版式设计把书本赶进了湮没无闻的角落，假如竟然有某种书籍面世了，就用“评论”的办法来阻击和消除它可能的影响。
真理是什么呢？对于大众来说，不断地读到的和听到的就是真理。一滴孤独的小水珠滴落在某个地方，于是就在那里收集证据，以判定什么是“真理”——但是它所能获得的，只是它自身的真理。另一种真理，即当下时刻公众的真理，只关心事实世界的效果和成就，其在今天不过是新闻出版（Press）的产物。新闻出版所欲望的，即是真的。它的控制者召唤着、改变着、交换着真理。新闻出版工作三周，其真理就会为每个人所承认。它的根据是驳不倒的，只要有钱在那里支撑着。古典的修辞术也是为了效果而非为了内容——就像莎士比亚在安东尼的葬礼演说一幕中所雄辩地证明了的——但这种修辞术只限于具体的听众和当下的时刻。我们的新闻出版的动力需要的是永久的有效。它必须把人的心灵持续地置于它的影响之下。一当处于优势的财团势力转向了相反的论点，并使这些论点日益频繁地让人们耳濡目染，那先前所宣传的那些论点就会立即被推翻。在那个时候，舆论的指针就会摆向较强的一极。人人立刻就相信了那新的真理，认为自己是从误信中清醒过来了。
与政治性的新闻出版联系在一起的，是普及学校教育的需要，在古典世界，这一需要是完全没有的。在这一需要中，存在一种完全是无意识的因素，就是想把作为政党政治的目标的群众赶进报纸的势力范围。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众教育毫无保留地看成是纯粹的单纯的启蒙工作，甚至在今天，人们到处还能发现一帮沉醉于出版自由的弱智——殊不知恰恰是这种情形，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报业巨头们铺平了道路。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从于这些巨头的淫威，晚期民主政治的虚幻的自决权，经由印刷文字所服从的权威而在人民的彻底决断中出现了。
在今天的斗争中，战术就在于剥夺对手的这种武器。在新闻出版的势力还算纯真质朴的幼年时期，报纸常常要承受着传统的拥护者用以自卫的官方检查之苦，于是资产阶级发出呼声，说精神自由处于危险之中。而现在，群众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它已确定地为自己赢得了这种自由。但是，在看不见的背景深处，新的势力正在通过收买出版界彼此争斗。不等读者觉察到，报纸，连同读者本人，就已变换了主人。在此，金钱再次取得了胜利，迫使自由精神为它服务。一个驯兽师控制他的动物也不过如此。作为读者群众的人民一旦解除了控制，就会冲过街道，向指定的目标冲击，就会威胁恐吓，砸碎窗户；可是，只要新闻编辑部门的一个暗示，它就会安静下来，回到家中。在今天，新闻出版是一支军队，拥有精心组织的武装和兵种，新闻记者就是它的军官，读者就是它的士兵。但是，跟任何队伍一样，在这里，士兵也要盲目地遵从，而且战争目的和作战计划的改变是不让士兵知道的。读者既不知道、也不容许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被利用的，甚至也不知道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像是对思想自由的骇人听闻的讽刺。以前人们是不敢自由地思考。现在他敢，但却不能；他的思考的意志只是一种按照指令去思考的意愿，而他还觉得这就是他的自由权利。
这种过时的自由还有另一方面——即允许每个人去随意地说话，但是新闻出版却有注意或不注意他所说的话的自由。单凭不向世界广为传播，新闻出版就能宣判任何“真理”的死刑——这是一种可怕的、消声（silence）的检查制度，由于作为报纸读者的群众根本觉察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就越发有力。在这里，如同恺撒主义在临产的阵痛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出现了一种被埋没的青春时期的特征。事变之弧将自行关闭。恰如早期哥特的表现意志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中再度迸发出来，但迸发得很冷静、很有节制、很文明一样，哥特教会追求控制心灵的钢铁般的意志也会再度出现——以“民主政治的自由”的面目。“书本”的时代受到传道的时代和报纸的时代的两面夹击。书本是一种个人表达，传道和报纸则要服从于一种非个人的目的。经院主义的年代为一种智性规训的世界历史提供了唯一的例证，这种规训被普遍运用，它不允许出现任何写作、言论和思想与所意愿的统一性相抵触。这是精神上的动力学。古典人、印度人或中国人一定会对这种景象深感惊惧。但是，同样的事还是不断发生，并且是欧美自由主义——即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自由对暴政的专政”——的一种必然结果。巨大的消声代替了火刑柱和烈柴。政党领袖的独裁通过对新闻出版的独裁而获得支持。竞争者努力用金钱的手段来使读者——不，是使各民族——集体地放弃对敌方的效忠，而由他们自己去对其进行心理训练。人们从这种心理训练中所学的，全都是被认为他们应当知道的东西——因为有一种高级意志已经为他们把他们的世界图景综合起来了。现在，已没有必要像对待巴罗克时代的王公那样把兵役的义务强加于那主体了——有人可以用论文、电讯和图片（诺斯克利夫！）来驱策读者们的心灵，直到他们吵嚷着要求武器，并迫使他们的领袖加入纷争之中，而这种“迫使”，正是领袖们所愿望的。
这便是民主政治的结局。如果说在真理的世界中，是证据决定一切，那么在事实的世界中，则是胜利决定一切。胜利意味着一方战胜了其他各方。政治领域中的生命已经取得彻底胜利，世界改良家的梦想，已经被证明不过是有支配天性的人的一种工具。在晚期民主政治中，种族突然涌现出来了，或是使理想变成它的奴隶，或是轻蔑地把它们抛入深渊。在埃及的底比斯，在罗马，在中国，都是如此——但是，在其他文明中，权力意志没有像在我们的文明中表现为如此无情的形式。群众的思想，以至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