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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它们都具有一种综合的政策，一种审慎的、秩序井然的财政体系，以及一种高度发达的法制体系；它们还具有查理五世的大臣们所想象不到的行政观念和经济传统；具有丰富的、用几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以及在伟大的城市才有的杰出的才智和讲究礼仪的社会，这些在西方没有一样可以拿出来加以比较——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在某次决战中毁掉的，而是被一帮匪徒在短短数年中铲除的，并且铲除得如此之彻底，以至于幸存的居民对它连一点记忆都没有留下。像提诺契特兰（Tenochtitlan）这样的大城市，在地面上连一块石头也没有留下。在犹加敦（Yucatan）的原始丛林中，玛雅的大城市群转眼之间便被掩盖在植物的复压之下，我们连它们中任何一个的旧名称都不知道了。在文学方面，只有三本书幸存下来，但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它们。
这出悲剧中最骇人的特征还在于，它的发生决非西方文化之必然。它是冒险家们的私事，当时的德国、法国和英国，根本无人知晓该地发生了什么。这个例子再好不过地表明，人类的历史毫无意义可言，而深刻的意义仅寓于个别文化的生命历程中。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不重要的和偶然的。在这个例子中，这一偶然是如此的全无意义，如此的绝顶荒谬，以至于就是在最狂野的闹剧中，它也是不可容忍的。凭着几门大炮和几十支枪支，就导演和终结了这出戏。
甚至有关这个世界的最一般的历史的确凿知识，现在也永远不可能得到了。像我们的十字军和宗教改革一样重要的事件，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是在最近几年，研究工作才想着无论如何要弄清楚这些事件后期的发展进程的轮廓，而在这些资料的帮助下，比较形态学或许可以利用其他文化的图象来拓展和加深这种文化的图象。以此为基础，这一文化的转折点比阿拉伯文化的转折点大约晚二百年，比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转折点大约早七百年。玛雅文化也有一个前文化时期，这个时期，像在中国和埃及的情形一样，出现了文字和历法，但对于这些，我们已一无所知。只知道其时间推算的起始日期，远后于基督诞生，但究竟与基督诞生这个事件相差多少年，我们现在已不可能有确切的认识。无论如何，这总能说明，墨西哥人发展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历史感。
“希腊式”的玛雅各国的青春时期，可以由科班（Copan）（在南部）、底克尔（Tikal），以及稍后的奇金依特撒（Chichen Itza）（在北部）、那伦佐（Naranjo）和塞巴尔（Seibal）等古城的刻有日期的浮雕石柱得到证明——大约在公元160～450年。在这个时期的末期，奇金依特撒是此后多个世纪所效法的建筑术的典范。至于帕楞克（Palenque）和佩德拉斯·尼哥拉斯（Piedras Negras）（在西部）的全盛时期，大约相当于我们的哥特时代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公元450～600年=欧洲的1250～1400年？）。在玛雅文化的巴罗克时期或晚期，坎普敦（Champutun）成为了风格形成的中心，而在阿纳瓦克（Anahuac）高原上，“意大利式的”纳瓦（Nahua）民族在这时也开始受到文化的影响。在艺术上和精神上，这些民族只是文化的吸收者，但是在政治才能方面，它们却远远超过玛雅人（公元600～960年左右，=古典文化的公元前750～前400年；=西方文化的1400～1750年？）。就在这时，玛雅文化进入了“希腊化”阶段。约在公元960年，乌克斯马尔（Uxmal）已告建成，不久就成为了一座第一流的世界都市，成为了玛雅文化的亚历山大里亚和巴格达，它们全都是在文明之肇始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一系列辉煌的城市，如拉布那（Labna）、玛雅潘（Mayapan）、察克莫尔敦（Chacmultun），以及一个复兴的奇金依特撒。这些地方标志着一种宏伟的建筑风格的顶峰，从此以后，这种建筑风格再也不会产生出新的样式，而只是把具有趣味和特色的旧的动机运用到巨大的形式中。在政治上，这是有名的玛雅潘联盟（Mayapan League）——由三个主要的邦国组成的一个同盟——的时代，虽然这联盟多少有些牵强和拼凑，且尽管这期间发生了几次大的战争和反复的革命，可它还是成功地保持了它的地位（公元960～1165年=古典文化的公元前350～前150年=西方文化的1800～2000年）。
这个时代终结的标志是一次大革命，以及（“罗马式”的）纳瓦族诸强国在玛雅事务上对这次革命的断然干预。靠着纳瓦族诸强国的帮助，胡纳克·凯尔（Hunac Ceel）发起了一场广泛的颠覆运动，摧毁了玛雅潘城（约在公元1190年=古典文化的公元前150年）。其结果，便是过度成熟的文明的历史类型，在那里，各个不同的民族为军事霸权而展开竞争。那些伟大的玛雅城市，如同罗马时代的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一样，沉溺于温柔的满足中，但是在纳瓦族的疆界上，这些民族中的最后一个，即阿兹特克民族却正在发展壮大。这个民族年轻、充满朝气、野蛮，并充满了一种贪婪的权力意志。公元1325年（=奥古斯都时代），阿兹特克人建立了提诺契特兰，这座城市不久便成了整个墨西哥世界的最高首府。公元1400年左右，大规模的军事扩张行动开始了。被征服地区由军事殖民地和军用道路网所保护着，而高超的外交手腕更是使各附庸国俯首帖耳，且彼此隔离。提诺契特兰帝国日益庞大，在那里居住着一种世界居民，操着这个世界帝国的各种语言。纳瓦族各省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安全的，可是向南的推进正在快速展开，且即将染指玛雅各邦国；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的进程如何，我们无从得知。因为突然间，一切都终结了。
在那个时候，西方所处的水平，玛雅人在公元700年左右就已经超过了；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时代尚未到来，故而根本不曾成熟到能够理解玛雅潘联盟的政治策略，而公元1500年的阿兹特克人正在创建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还是将来的事。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把浮士德文化的人和任何其他文化的人区分开来的东西，正在于他对向远方发展怀有的不可抑制的冲动。正是这种冲动最终扼杀甚至消灭了墨西哥文化和秘鲁文化——这一无与匹敌的冲动已准备好发挥于一切领域。当然，爱奥尼亚风格在迦太基和波斯玻利斯（Persepolis）受到模仿，而希腊化的趣味则在印度的犍陀罗（Gandara）艺术中找到了欣赏者。未来的研究也许可以在原始日耳曼的木构建筑中找到某些中国的样式。清真寺的风格，影响所及，更从印度直达于俄国北部、非洲西部和西班牙。但是，所有这些如和西方心灵的扩张能力比较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不用说，西方心灵真正的风格历史只能在自己的母土上自行完成，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没有边界的。在提诺契特兰城曾经矗立的地方，西班牙人建造了一座巴罗克式的大教堂，并饰以西班牙绘画和雕塑杰作。在那个时期，葡萄牙人已经开始经营东印度；而源自于西班牙与意大利的晚期巴罗克建筑也延及到波兰和俄罗斯的中心地带。英国的罗可可风格，尤其是帝国时代的罗可可风格，在北美的各殖民州中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地盘，可它们的形状奇异的房屋和家具在德国却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古典主义风格已经在加拿大和好望角发生作用，如今影响所及更是无所顾忌。在每一其他的形式领域中，情况也完全一样；这种年轻有力的文明与那些依然存留的古老文明之间的关系，即是：它以西欧－美洲的日益深厚的生命形式的层积覆盖在其他一切文明之上，在这种覆盖之下，本土的古老形式渐渐地绝迹了。
高级文化的类别（4）
六
面对有关人的世界的这幅图象——它注定要取代陈旧的、甚至仍然牢牢地主宰着最优秀的心灵的“古代－中古－近代”的图象——对于“历史是什么？”这个老问题提出一个新的答案，也将是可能的了，而且我认为，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这个新答案也将是最后的答案。
兰克（Ranke）在其《世界史》一书的前言中说：“只有当纪念碑变得可以理解的时候，且只有当可信的成文的证据可以利用的时候，历史才算是开始了。”这是一个资料搜集者和整理者的答案；显然，这一答案把那已经发生的事与在某一特殊时期对特定的研究者展现的观察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混为一谈了。马敦尼（Mardonius）在普拉蒂亚（Plataea）打了败仗——如果两千年后这件事不知为什么离开了历史学家的视线，难道它就不成其为历史了吗？一件事实要想成其为一件历史事实，难道非要在书中有所记载吗？
兰克以后最有分量的历史学家爱德华·迈耶尔说：“历史之事即是现在有效力、或曾经有效力的事……只有通过历史的处理，那由历史从无数同时代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个别过程，才算是历史的事件。”这种说法与黑格尔的风格和精神完全吻合。首先，它的出发点是事实，而不是对于事实的任何偶然的知识或无知，而且假使有一种描画历史的模式必然地要强加于这一出发点，那便是这几页所讲的那种模式，因为它使我们可以假定在众多庄严的系列中存在有最为重要的事实，甚至当我们还不能（而且永远也不能）在科学的意义上来认识这些事实时，它就能如此。我们必须学会用最综合的方法去把握未知的事物。其次，真理是为心灵而存在的，事实则只涉及到生活。历史的研究——用我的术语来说，就是观相的事实——是由血气（blood）决定的，由能扩展到过去和未来的知人论世的才能决定的，由对人物和形势、对事件、对必定存在且必定已经存在的事物天赋的嗅觉能力决定的。历史研究并不在于单纯的科学鉴别和史料知识。对于每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科学的经验方式是某种附加的或附属的东西。借助理解和传达，历史研究呈现给醒觉意识那艰苦地获得的和重复出现的证据，而启示则在一瞬间已经、且立即把这证据证明给存在。
正因为我们的浮士德式的存在的力量，现在已经在我们周围划出了一个其他人和其他时间所不能获得的内心体验的范围——正因为对我们来说那极其遥远的事件变得越来越有意义，并把别人、甚至最接近这些事件的同代人也不能领会的各种关系揭示出来了——许多在若干世纪以前还不是历史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历史的了，即变成与我们的生命相吻合的生活了。塔西佗（Tacitus）也许“知道”有关提比略·革拉古（TiberiusGracchus）革命的材料，但对他来说，那种材料不再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它却意义非凡。一性论派（Monophysites）的历史及其与穆罕默德的环境的关系，对于伊斯兰信徒来说并无什么意义，可对于我们来说，它却可看作是另一背景中英国清教派的故事。对于一种已将整个地球作为它的舞台的文明的世界观来说，在最后，没有什么完全是非历史的。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框架，正如19世纪所理解的那样，只包含了一组极其明显的关系。但是，古代中国和墨西哥的历史，现如今却开始对我们发生一种更为微妙、更充满智性的影响。我们正在这些历史中经历着生命本身最后的必然性。我们正在从另一种生命历程中学会认识我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我们必须是什么，我们将要成为什么。这是了解我们的未来的伟大学校。我们还有历史，我们还在创造历史，在此，在历史人性的最后边界上，我们终可发现历史是什么。
苏丹境内的两个黑人部落之间的战争，或恺撒时代的切鲁西人（Cherusci）和查蒂人（Chatti）之间的战争，或实质上与此全无二致的不同蚂蚁群之间的战争，都只是“活生生的自然”的一出戏剧。但是，当切鲁西人打败罗马人时，如在公元9年，或当阿兹特克人打败特拉斯喀兰人（Tlascalans）时，这便是历史了。在此，“何时”的问题是重要的，而且每十年，甚至每一年，都有重大关系，因为这里我们所处理的，是伟大的生命历程的进展，其中的每一项决定，都代表了一个转折点。这里有一个目标，一切的发展都趋向于此；有一个存在，努力在完成自己的预定命运；有一种发展速度（tempo），一种有机的绵延期——而不是西徐亚人（Scythians）、高卢人（Gauls）或加利比人（Caribs）的那种漫无定规的起伏浮沉，因为在这类起伏浮沉中，任何特殊的细节，都只如海狸群或大草原上的羚羊群的行为细节一样，根本无关紧要。这些皆是动物学上的事件，只在我们的眼界的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中有它们的位置，在那里，我们关心的不是个别民族或兽群的命运，而是作为种属的“人”、“羚羊”或“蚂蚁”的命运。原始人只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历史，所有的史前研究都将浓缩为这种意义的考察。人类对火、石制工具以及使武器能发挥效用的机械法则越来越熟悉，这仅仅表示着种类及其潜在可能性的发展。一个部落用这些武器反对另一个部落的目的，在历史的这个层面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种属和一种文化的各自存在中，石器时代和巴罗克时代属于两个时代等级，亦即属于两种根本不同背景的两种有机体。在此，我还要对一直以来败坏了所有历史思想的两种假设提出异议：一种肯定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另一种则根本否认有所谓的终极目标存在。生命总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在生命概念中注定了的东西的实现。但是，个体生来是一方面属于某一特殊的高级文化，而另一方面又属于人这一种类——对他来说，根本没有第三种存在单位。他的命运必定是或者属于动物学的领域，或者属于世界历史的领域。“历史的”人，按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并按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对它的看法，乃是正全力以赴奔向其自我实现的文化的人。在此之前，在此以后，在此之外，人是没有历史的；而且，他所隶属的民族的命运是无关紧要的，如同当关注的断面是天文的而非地质的方面的时候，地球的命运是无关紧要的一样。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最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事实，一件以前从未被承认的事实，那就是：人不仅在文化诞生以前是没有历史的，而且当一种文明已经充分地自行完成了其最后的确定形式时，人又会再次成为没有历史的，因为那最后的确定形式的完成预示着文化的活生生的发展的终结，预示着文化的有意义的生存的最后可能性已经枯竭。在塞提一世（SetiⅠ）（公元前1300年）的埃及文明中，在直到今天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中，我们所见到的正是原始时代的古老动物生命再次的起伏浮沉，虽然它所依托的宗教的、哲学的，尤其是政治的形式还十分的灵巧聪慧。不论那君临巴比伦的统治者是像喀西特人那样的野蛮、好战的游牧种群，还是像波斯人那样的文雅的继承人；不论他们保持其统治地位是在何时、有多久以及有何种成就；从巴比伦的立场看，这都是没有意义的。民众的安乐生活自然要受到这类事情的影响，但它们与这样一个事实全然无关，那就是，这个世界的心灵已经熄灭，因而它的事件没有任何深刻的意义。埃及建立的一个新王朝，不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中国发生的一次革命或一次征服，进入罗马帝国的一个新的日耳曼民族，都是景观的历史中的要素，有如动物界中的一种变化或鸟群的迁徙一样。
在高级人类的历史或者说真正历史中，所争的赌注和动物优劣之争的基础，永远是某个本质上精神的东西的现实化，是一种观念向一种活生生的历史形式的转化，甚至在推动者和被推动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动、目标和运气的象征力量时也是如此。这同样适用于艺术中重大的风格倾向的斗争（如哥特风格与文艺复兴风格的斗争），适用于哲学的斗争（如斯多葛哲学与伊壁鸠鲁哲学的斗争）、政治理想的斗争（寡头政治与僭主政治的斗争）、经济形式的斗争（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后历史就不具有所有这一切。剩下的只有单纯的权力之争，动物性的利益本身之争。从前，权力甚至在显然缺乏任何灵感时，也一直在设法为观念服务；而在晚期文明中，甚至最令人信服的观念幻想，也只是纯粹动物性追求的面具。
佛陀以前的印度哲学和佛陀以后的印度哲学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经由印度心灵并在印度心灵中，为达致印度思想的目标，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伟大运动；而后者则是一种现在已经晶体化而且不可能发展的思想储存在新的断面的不断转换。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