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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Arithmetic＇，1676），他觉得若一国铸市太多，则放款取利乃是适当补救办法（《货币略论》
＇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1682）。
这种想法，当然不限于英国，几年之后（1701，1706），法国商人和政治家都不满意子当时利率之高，都矮罪于货币稀少；他们想从增加货币流通量，设法减低利率。①洛克（Locke）大概是第一人，把货币数量与利率之关系用抽象语句表达① 根据同样理由，如果工资单位不固定，用减低工资来应付经济衰退，实在也是损人利己之法。
① 至少从梭伦（Solon）时代以来（假使有统计资料，还可以上溯许多世纪），经验告诉我们，在长时期内，工资单位一直有上涨趋势，只有当经济社会在腐败或解体时才会下降；其实这个不待经验，由人性中就可推测而知了。故除了社会进步，人口增加这个原因以外，货币数量还必须逐渐增加。
出来。这见于他和配第之论争之中。①配第主张由法律来限定一最高利率，他加反对，认为其不切实际，一如规定最高地租然；他说：“货币会从利息方面，每年产生所得；在这方面，货币之自然价值（利率），乃定于当时在一国流通之货币总量，以及该国之贸易总值”。①洛克解释，货币有两种价值：
（1）使用价值，其大小由利率定之，在这方面，货币之性质与土地相同，不过一种所得称为地祖，另一种所得称为利息而已；（2）交换价值，在这方面，货币之性质与商品相同，故货币之交换价值，乃决定于货币之多寡，以及商品之多寡；与利率无关。故洛克是两种货币数量说之鼻祖，第一，他认为利率乃决定于货币数量（顾及流通速度）以及贸易总值（total value of trade）之比；第二，他认为货币之交换价值，乃决定于货币数量以及市场上商品总量（total volume of goods）之比。但他一只脚伸在重商主义世界，一只脚伸在经典学派世界，②对于两种比例之关系，弄不清楚；而且他完全忽略了，灵活偏好状态亦有变动可能。但他竭力说明，减低利率，对于物价水准并不发生直接影响，“只有当利率之改变，引起货币或商品之进口或出口，以致商品与货币之比例与前不相同时，物价才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设利率之降低，引起现金出口或产量增加，则物价将改变。然而（我认为）他从来没有进一步作真正的综合工作。①在重商主义者心目中，很容易分辨利率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不同，这一点可从洛克引自“与友人谈高利贷的一封信” （Aletter to a FriendConcerning Usury，1621 年）一段文字窥见之：“高利息使商业解体。利息既高于商业利润，于是富商停业，放款取利；小商人乃破产”。福特雷（Fortrey）在“英国的利益和改良”（England’s Interest and Improvement）一书中也认为减低利率，可以增进国富；而且他强调这点。
重商主义者也没有忽略，假使灵活偏好太强，把内流之贵金属，都囤积起来，则利率受不到好处。也有人＇例如孟（Mun）＇因为要增加国家威力，主张由国家囤积金银；但别人率直反对这种政策：
例如施柔特（Schrotter），他用重商主义者常用的论证，认为假使国家大增窖藏，则流动中之货币将搜括殆尽，其结果不堪设想？ 。他又认为，在寺院中窖藏金银和贵金属出超，二者性质完全相同，而后者他认为是坏得无以复加的东西。戴芬南（Davenant）解释东方国家之所以极度贫困（当时人都相信东方国家所积金银，要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大），是因为金银在国库停留不动。如果由国家来囤积金银，还至多是瑕瑜互见，还常常危险甚大；那么私人囤积金银，自然应当避之惟恐不及了。重商主义者之攻击私人囤积金银者，不计其数，简直没有人独持异议。②① 大体上说来，海克雪尔教授信奉经典学派，对于重商主义学说之同情心要比我小得多。这点对我倒很适合，因为他所选引丈，决不会因为要说明重商主义者之智慧，而有断章取义之嫌。
① 海克雪尔：《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第2 卷，第200、201 页，略有删节。
② 《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1692），但写作时要比出版时早几年。
① 他加了一句：”不仅须看货币数量，亦须看货币之流通速度而定”。
② 再稍微晚一些，休谟（Hume）把一只半脚伸人经典学派世界来了。休谟是经济学家中第一人，着重均衡位置，而轻忽趋向均衡之过渡状态；但他还不失为一重商主义者，他还知道，实际上我们总生存在过渡状（2）重商主义者知道物贱之病，也知道过度竞争可以不利于一国之贸易条件。例如梅林斯说“商法”（1662 年）：“不要因为要增加贸易，所以比别人削价出售，以致害及本国：盖贸易并不因物贱而增，物之所以贱，乃是因为货币稀少，物之需求不大；反之，倒是货币充足，物之需求加大，物价上涨时，贸易倒扩大”。①海克雪尔教授把这一股重商主义思想，总结如下：
在150 年以内，这个观点一再提出，提出这个观点者，都说：
如果一国之货币，较池国稀少，则该国一定“卖价便宜，买价昂贵”？ 。
这种态度，在“公共福利的谈话”（Discourseofthe－monＷeal）一书初版中，即在16 世纪中叶时，已经明显了。海尔斯（Hales）曾经说过：“只要外国人肯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东西价格定得很低，而让他们把他们的东西（其中有我们要向他们购买的）价格提高呢？假使他们出售自己东西时素高价，从我们处买进东西时出低价，那不是他们得利，我们损失吗？不是他们致富，我们变贫吗？我宁可采取现行办法，他们抬价时，我们也抬价。当然有人因此受损，但受损人数要比采取别种办法少”。
几十年以后（1581），该书校订者对此点完全赞同。17 世纪内，这种态度一再出现，并无大改。例如梅林斯相信，这种不幸情况之产生，是因为外国人把英汇定得太低，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 。
以后这个观念仍继续出现。在《哲言》（Verbum Sapienti）一书中（1665 年作，1691 年出版），配第相信，“要等到我们有的货币，不论是在绝对方面或相对方面，都超过任何一邻邦所有者时”，我们才能停下来，不再努力增加货币数量。从上引书着手写作以至出版这一时期中，考克（Coke）说过，“只要我们所有金银比邻邦多，则即使减少到现有量之15，我亦不在乎”（1675 年）。①（3）重商主义者又是创始人，认为“怕货”（fearofgoods）以及货币稀少乃失业之原因；2 世纪以后，经典学派斥之为荒谬：
用失业现象作为禁止进口之理由，其最早实例之一，见于1426年意大利之佛罗伦斯。？ 。英国在此方面之立法，至少可追溯至1455 年。？ 。1466 年之法国法令，虽然建立了里昂之丝织工业，而且以后很有名，倒不太饶兴味，因为并未揭橥抵制外货；但该法令亦曾提及：成千成万之失业男女，可能由此而获得工作。可见这种态之中。他说：“只有在取得货币以后，物价上涨之前，这一段时间内，金银之增加才利于工业？ 。货币数量之多寡，与一国之国内幸福丝毫无关重要。假使可能的话，执政者应当使货币数量继续增加方是良策，因为这样可使工业健旺，劳作者增加；劳作者增加。才使国家真强真富。假使有二国，一国之货币数量在减少，另一国正在增加，但总数量则不比前者多，则比较此二国，还是前一国一时较弱，较贫”（论文“论货币”，1752 年）。
① 重商主义者看法，以为利息就是货币利息，我现在认为毫无疑义是对的。然而这种看法却完全被人遗忘了；所以海克雪尔教授以经典学派经济学家身分，在叙完洛克之理论以后，加了这样一个按语：“假使所谓利息真是贷款之代价、那末洛克之论证是无法反驳的：然而利率并非如此，所以他的论证完全不相于”
（前引书，第2 卷，第204 页）。
① 海克雪尔：《重商主义》，第2 卷，第210、211 页。
论据，当时如何风行了？ 。
最初对此问题（其余社会经济问题亦然）作热烈讨论者乃是英国，约在16 世纪中叶或更早些，在亨利第八以及爱德华第六两个朝代。这里只能提些书名，着作年代大概不会晚于1530…1540 年；其中有二种，大概出于克来蒙特·阿姆斯特朗（ClementArmstrong）手笔？ 。依他的说法，则“洋货每年进口，充塞英国市场，不仅引起货币稀少，而且破坏了手工业，于是有许多平民，无从谋生，不得不闲散，从事乞食、偷窃”。②据我所知，重商主义者对此种情况之典型的讨论，当推1621年英国下议院关于货币稀少问题之辩论为最佳实例。当时非常不景气，布匹出口业尤然。国会中声望最高之议员之一，爱德文·桑迪斯（Edwin Sandys）爵士，把当时情形描写得很清楚；他说农工几乎到处受到打击，布机停而不织，因为国内货币不足；农民被迫违约，“倒不是因为感谢上帝土地出产不足，而是因为货币缺乏”。于是发动了详细调查，到底货币到那里去了，为什么如此奇缺。凡有以贵金属出口之嫌者，或虽未以贵金属出口，但其在国内之活动，足以使贵金属消失者，皆受到许多攻击。①重商主义者也意识到，他们的政策，用海克雪尔教授说法，有“一筋双雕”之妙，“一方面可以出清过剩物资，解除失业；他方面又可增加货币数量”，①压低利率。
重商主义者从实际经验中得到许多观念；我们在研究这许多观念之后，不能不感觉到，在人类史上，储蓄倾向总有强于投资引诱之长期趋势。投资引诱之薄弱，总是各时代经济问题之枢纽。今日此种引诱之所以薄弱，主要原因，恐怕是现在资本数量累积得太多了；但在以前，则各种风险因素，也许比较更重要。但结果是一样的。私人可以从节约消费，增加其个人财富，但要国富增加。则必须雇主真雇用工人，从事制造持久性资产，然而私人之储蓄意愿，总大于雇主所感觉到的投资引诱。
（4）重商主义者很明白，他们的政策是有国家主义色彩的，而且可以引起战争。他们承认，他们所追求的，乃是国家的利益，以及国力之相对的增加。②重商主义者接受国际货币制度下必然产生的后果，而漠然无动于中，这点固然可以批评；但当代也有头脑不清之徒，主张采取国际金本位制，对于国际借贷则来自由放任政策，相信只有这种政策最足以促进和平。两相比较，还是重商主义者之现实态度要高明得多。
盖设在一经济体系之内，有货币契约以及风俗习惯之存在，可以历时甚久而轻易不变，又设该体系之国内货币流通量以及国内利率，主要都由国际支付差额来决定（如战前英国情形），则除了争取出超，由邻国方面输入币材（贵金属）以外，当局实在没有正统的办法来抵制失业问题。历史上还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比国际金（以前为银）本位更有效，使得各国利益冲突。
② 同上书，第228 页。
① 海克雪尔：《重商主义》，第2 卷，第235 页。
① 海克雪尔：《重商主义》，第2 卷，第122 页。
② 同上书，第223 页。
盖在国际金本位之下，一国之国内繁荣与一国争取市场以及争取贵金属之成绩有直接关系。设幸而金银之新供给相当丰富，则此种争夺稍减。财富日增，边际消费倾向渐减，则此种冲突愈尖锐、猛烈。正统经济学家，逻辑既有毛病，其常识又不足纠正其逻辑，于是一错到底，糟不可言。有若干国家，在暗中摸索，想求出一条出路，使得国内利率自主，乃抛弃其在金本位之下之种种义务，正统经济学家就说：要有一般的经济复苏，第一步先得恢复以前这些桎梏。
实在刚相反。采取利率自主政策，不受国际关系支配，又采取一全国投资计划，使得国内就业量达到最适度水准；这倒是利己利人之道。各国都同时采取这种政策，然后国际间之经济健康以及经济力量（用国内就业量或国际贸易量来衡量）才能恢复。③Ⅳ重商主义者感觉到问题之存在，但其分析尚不能解决之；经典学派则根本忽视此问题，盖根据经典学派之前提，此问题不能存在，于是经典理论所得结论与常识所得结论之间显有裂痕。经典学派之卓异成就，即在能克服常人所相信的东西，而同时自己却是错的。海克雪尔教授说：
假使从十字军东征一直到18 世纪，常人对于货币以及市材金属之基本态度始终不变，则此种观念之根深蒂固可见一般。18 世纪以后，这种观念还继续存在，不过不到“怕货”那种程度而已？ 。除了自由放任这一段时期以外，各时代都未能摆脱这种观念。自由放任学说那样卓尔不群，坚韧不拔，亦不过把常人信念暂时克服一下。
①在货币经济之下，“怕货”是常人最自然的态度，要对自由放任学说有绝对信仰，才能摆脱这种态度。但自由贸易主义对许多明显因素否认其存在，故当自由放任学说不能再维系其旧日信徒之人心时，亦必遭常人唾弃。①我记得波拿·劳（Bonar LaW）在经济学家面前，又恼又怒，因为他们不肯承认很明显的事实，他真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可以把经典学派经济学说之势力，比之于某种宗教，恐怕是比宗教力量还强，因为要常人否认明显的事实，比之要常人相信一个虚无飘渺的东西要困难得多。
Ⅴ我们现在要讨论一种相关的、但不相同的学说。几千几百年以来，社会上开明舆论都认为这种学说很明显，无可怀疑，但经典学派则斥之为幼稚，③ 同上书，第178 页。
① “在一国以内，重商主义所追求的完全是动态的目标：然而重商主义对于世界经济资源却作静态的看法；这两者连在一起，于是造成了基本的不调和，产生了无尽的商业战争。这是重商主义之悲剧。中世纪之全部静态观念，自由放任之全盘动态观念，都避免了这种后果”（同前书，第25、26 页）。
① 国际劳工局在托马斯（Albert Thomas）及巴特勒（H。B。Butler）二氏先后领导之下，始终领略这个道理，算是在战后许多国际机构所发言论中卓尔不群的。
故值得旧事重提，加以尊敬。我指的是一种学说，认为利率不会自动调整到一种水准，最适合于社会利益；反之，利率常有太高之趋势，故贤明当局应当用法令、习惯甚至于道义制裁加以抑制。
经济法令之见之于记载者，防止高利贷办法要算是最早之一了。灵活偏好过度，以致摧毁投资引诱、阻碍财富生长，这种弊端在上古以及中古时代已很显着；因为当时有种种生活上的风险，一方面减低资本之边际效率，他方面增加灵活偏好。故设在一社会之中，人人都觉得不安全，则除非该社会用尽各种方法抑制利率，否则利率总是太高，投资引诱不会充分。
我以前接受他人之说，觉得中古时代教会对于利率问题之态度根本荒谬；中古时代许多巧妙讨论，分辨贷款报酬与投资报酬之不同，只是些诡辩，想从谬论之中找出一条实际出路而已。我现在再翻阅这些讨论，觉得他们倒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把经典学派混为一谈的东西分别清楚：那就是利率和资本之边际效率。我现在觉得，经院学派之讨论，目的乃在找出一种方策，提高资本之边际效率表，同时用法令、风俗习惯以及道义制裁等压低利率。
亚当·斯密对于禁止高利贷法，态度也还温和。他很知道，个人之储蓄不一定用之于投资，也可以用之于放债。他赞成利率低些，因为这样可以使储蓄用之于新投资之机会多些，用之于放债之机会少些。因为这些理由，所以他主张把高利贷法作温和的运用。②边沁对这点严加攻击。①边沁之主要批评，是说亚当·斯密不愧苏格兰人，过分谨慎，对于“创办人”不免太严厉了一点：若规定最高利率，则凡负担正当的、对于社会有利的风险者，其所得报酬将太少。边沁所谓创办人（Projectors），范围很广，“凡以追求财富（或任何其他对象）为目的，拟获得财富之资助，设法寻求新发明途径者，皆属之；？ 。此等人真是以进步改良为职志。规定最高利率，则此等人最受打击？ 。总之，凡人类聪明睿智之运用，须赖财富之资助者，皆遭阻遏”。
当然，如果法令可以妨碍人民负担正当风险，则应当加以抗议。边沁继续说：
“在这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