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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7）
俞书记还讲到在职干部公款出书、办摄影展、书画展的问题。他说：干部愿意学习，愿意作一些理论上的思考，愿意写文章，这都是应该鼓励的好事。但是拿公款出书就不好了，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书？商家为什么要赞助你？还不是因为你是一名领导干部。你投稿到出版社，人家能用就用；人家不用，你也不需要找什么商家来赞助你，他们一赞助你，你的麻烦也就来了，肯定要有所交易。退一步讲，如果你写出来的东西确实有自己的思考，有一些真知灼见，出版了倒也未尝不可。但如果你是靠剪刀加浆糊，或者靠鼠标粘贴、复制出来的东西，这也没有多大意思。虽然观点内容是对的，但都是“普通话”，没有什么新东西，我们应该针对湖北的情况多讲一些“湖北话”……当前干部的腐败问题除了经济方面的腐败，比较突出的还有学历腐败、出书腐败，俞书记的这些讲话很有针对性，没有一句空话、套话。而且在讲话中网开一面，以前用公款出了书、搞了假文凭、有原始股票的，向省纪委说清楚就可以了，“我不过问具体的人是谁，档案中也不记录。但以我现在的讲话为界线，以后不准再这样搞”，这样一来，解脱了不少人。我一听这些话，觉得俞书记比较开明。
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央说今年是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省里也说今年是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市里也这样说。但上上下下如果仅是这样说一遍，那有什么意义呢？湖北既然说今年是转变作风年、调查研究年，就要拿出一些有自己特色的实实在在的措施来。他认为湖北的环境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中部地区往往既有官商的恶习，又有奸商的劣根性，两者一结合，过去人家确实不敢到湖北来投资，湖北人是精明而不高明。
他下大力气抓了三个环境，即：严明规范的法制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这几个环境，谁敢到你这里来投资？首先是从省直机关做起，搞了一个“学、查、改”活动，“学”就是学中央关于作风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文件和好的典型；“查”就是查找存在的问题；“改”就是制定整改措施，大概从七个方面进行了整改，比如：清理小金库，清理报刊杂志，清理乱收费，清理多头执法、多层执法等。俞书记真抓实干，一抓到底，不像有些领导对很多工作都是说说而已，说完了也就没事了。比如清理小金库，可不是开玩笑的，而是通过人民银行、纪检、监察、建设等多个部门进行“多堂会审”，重点审计一些很重要的权力部门。既不着急，也不风风火火，而是由表及里地推进，方法很见功力。还有刊物整顿，在中国随便哪个省都有报刊过多过滥、随意摊派的问题，动不动通过行政手段强迫基层订阅，给基层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多次整顿就是改不过来。这次湖北省大开“杀戒”，首先对省直机关的50多家刊物给了个“生死抉择”：第一条出路是限量印刷，免费赠送，主要是省委、人大、政协、纪检四大家用于指导基层工作的刊物，由政府每年拨给一定的经费用于支付成本。第二条出路是走向市场，与机关脱钩，不能成为机关搞内部福利的小金库。第三条出路是改成内部资料。第四条出路是共青团、妇联、社科联的报刊保留下来，但这些报刊不能登广告，不能搞赞助，不得搞征订发行，只能通过邮局渠道发行，能办就办，不能办就停下来。其他的一律停刊。这样一来既给基层减轻了大量的负担，也规范了全省的报刊发行市场。省社联虽然也有《理论月刊》、《湖北社会科学》两个刊物涉及到整顿的问题，但我们坚决支持省委的决定。以前多少届省委没有做到或者是没有做到位的事情，这届省委动了真格的就彻底整治到位了。据我所知，基层很多单位、老百姓都为此叫好，可能有少数单位因此在经济方面受了损失，但为了大局也没有办法。俞书记对此讲了一个观点，如果你们是真为湖北的发展着想，真关心湖北老百姓的生活，那你们现在牺牲一点利益不算什么，将来湖北发展起来了，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包满了，你们这点损失都能找回来。
湖北的多头执法、多层执法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多头执法有的是因为要对口中央有关部门，比如有的工作，建设部门要管，交通部门也要管。多层执法是指一些检查项目省级执法部门要查，市、区也要查，这样层层下去，左检查一次，右检查一次，老百姓怎么受得了？！现在由省长亲自出面召集各有关部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原来武汉市的出租汽车司机办一个营运证要盖30多个公章，清理以后变成七八个公章了，这一做法非常得人心。这些事情在最近的《人民日报》登载过，说湖北省“用硬措施抓经济发展的软环境问题”。但俞书记的观念要在湖北深入人心，真正推动政府机关的思想作风建设，打造公务员们的高素质、新形象，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曾经在一次干部会议上问，能够用外语直接和外宾交谈的请举手，结果下面的区委书记、区长没有一个敢举手。俞书记喜欢看书，看得很仔细，经常有一些眉批。他在省委大院要求干部读书，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据说一些干部为了迎合他的要求，连出差时也带着一本书在身边看，至于看什么书、看了怎么样就难说了……
湖北与江浙的差距不在于国有企业，而在于非国有企业。如果通过改善环境，非国有企业搞起来了，区域经济发展起来了，那么湖北的日子就好过了。
俞书记很注意培育市场主体，强调要建设一支好的企业家队伍。湖北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知名的品牌和知名企业家。过去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倒是有一个名噪国内的于志安，可20世纪90年代初因侵吞、转移巨额国有资产跑到菲律宾去了。湖北如果有一些利税大户企业，地方经济也就撑起来了，但现在没有几家这样的企业。你别看湖北有很多大型企业，但还不是很强，海尔的年利税是300个亿，而我们的武钢、石化、神龙三家加起来都没有人家多。武汉是7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而青岛才多少人口，两地的人均财政收入一比较，差距就出来了。我现在正看一本书，叫《托起美国的太阳》，说美国的经济是靠通用、洛克菲勒等五大财团撑着，一个社会既要有政治家，更要靠企业家。彼岸5个企业家能成为“托起美国的太阳”，如果武汉多几个张瑞敏这样的人物，那还了得。武汉的精品名牌很少，过去是搞一个垮一个，原来有一个名声很响的“莺歌”彩电，20世纪80年代初曾是很难买到的紧俏商品，现在消失了。“蓝波”冷柜、“梦”空调刚出来的时候也很火，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出道较早，但现在也是无声无息。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8）
所以俞书记来以后，各级政府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和企业家。首先把国有企业家这一块稳定住，同时又大力扶持非国有企业家。湖北与江浙的差距不在于国有企业，而在于非国有企业。如果通过改善环境，非国有企业搞起来了，区域经济发展起来了，那么湖北的日子就好过了。俞书记反复讲要克服“官本位”思想，在湖北不缺少党政官员，而是缺少企业家，不要把好的企业家提拔到领导干部位置上来，而是要按照企业家成长的规律培养企业家，按照市场规律选拔能够在国内外市场开拓的企业家。要加强激励机制，给他们高薪待遇和宽松的工作环境，把他们和党政干部区别开来，只要他们身体好，可以让他们多干几年。
这一届省委在老百姓当中的呼声比较高，干部群众都比较拥护俞书记。也有认为他不好的人，可能就是被触动到既得利益又难割舍的人。
俞书记还是一个有平民意识的领导人。在今年6月的省党代会期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关于过长江大桥的车辆收费问题。原来湖北有几千辆过桥免费的车辆，其中不少是“鄂20”打头的公安牌照车辆。以前整顿过一次，说公安车辆也不能搞特权，除了重要公务用车像领导干部的车辆，其他过桥一律收费。那次整顿下来，过桥免费的车辆只剩下几百辆重要公务用车。这次党代会以后又进一步整顿，规定重要公务用车的特权也取消，任何人的车辆包括省委领导的车辆过桥都要收费，对退下来的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车辆过桥另行规定，执行任务的公安车可以免交过桥费。其实过去那些免费车都是公家的，领导干部的过桥费肯定也是公家出，不可能说交不起。之所以不愿意交，无非就是特权思想作怪，要显示一下派头。
在不久前新制定的一个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守则中，进省委大门的规定也修改了。过去老百姓进省委大门不能说是蜀道难，但可以说比较难，现在相对过去要容易多了。我注意到有两次开会之前俞书记没有到休息室去，而是自己拎着公文包直接走上主席台，过去别的领导人都不是自己拎包。他出巡视察不让警车开道，这样一来下面的人也不搞这些名堂了，过去他们出去都是警车开道。从这两个小细节里，也看出俞书记总是从大事、小事上和群众拉近距离。他作报告时经常讲一些很有感情的话，他说他看到一些下岗职工每月只拿几十块钱或者一二百块钱，既要养家糊口，又要供养小孩读书，有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要交几万块钱的学费，这些人的生活怎么过呀？可这些工人日子过得这么难，还不说政府的坏话，还在那里安心地待岗。面对这么好的工人，我们对得起他们吗……
所以这一届省委在老百姓当中的呼声比较高，干部群众都比较拥护俞书记。也有认为他不好的人，可能就是被触动到既得利益又难割舍的人。有人拿他来湖北以后的GDP数字与以前的领导在任时期的数字对比，说原来的某位领导在这里的时候，GDP数字是多少，而他来了以后，数字反而下降了。据说他听说后淡然一笑：不要急嘛！把环境治理好了，把人们的思想搞顺了，过几年再看吧。我觉得他来湖北以后走的几步棋都是治本，抓到了点子上，要那些虚假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届班子能像现在这样抓下去，湖北还是大有希望的。
胡平：近年来每到一地，我都会找机会与当地人聊聊。除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我最有兴趣了解的是百姓们对当地主要领导人的评价，我以为，这个评价掺不了水，使不上嘴皮功夫，它最终将超越上级的臧否和媒体趋时的冷热，甚至可能超过领导人的生命，而走进历史。以湖南为例，千百年来此赴任的道台、知府、督军、巡抚，可谓多如牛毛。但现在常被湖南人提起的惟有陈宝箴，正是这位赣人，在清末的所有巡抚里面向世界的眼光最为宽广、坚定，他在湖南推行新政三年，使该省的保守风气为之大变，湖湘文化从此居功厥伟于中国。
2002年8月间，我去了一趟青岛。她的变化之巨，几可让人晕眩！昔日如画的风景只蜷缩在以八大关为中心的城南，其中又多是早年德国人留下来的建筑。现在开出了以东海路、香港路为骨架的城东新区，到处是高楼连云，绿茵盖地，鲜花竞彩，雕塑庄严。构思精美的五四广场、音乐广场，恍如珠环玉佩镶在了长达15公里、沿海的东海路上，有海风来时，你或许能听到新区的一片叮咚之响……
青岛的海尔、海信、澳柯玛、双星，举国知名，毋庸再说。此外园区经济发展迅猛，青岛已有31个工业园，如日本工业园、韩国工业园、海尔工业园，以便于企业集约经营和经济能量的集聚。
俞正声在青岛呆了七年，先当市长，后做书记三年。尽管此后他调京任建设部长又几年，但我每上一辆出租车，司机们都会津津乐道青岛的巨变，很大程度上是在他这七年里干出来的。他刚来时，搞房改，又提高水费，虽有补贴，但习惯了大锅饭的市民们亦不满。他走时，青岛的工资水平总体上翻了一倍，老百姓由此没有不信服“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上了一位姓韩的女师傅的车去机场，我告诉她，现在俞正声在湖北当省委书记，她一句话脱口而出：“这真是湖北人的造化……”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1）
胡平：江西与湖南具有特殊而亲密的关系，不但两省的人口有割不断的亲情血缘，彼此一直来往，而且山水相连，地理条件也惊人地相似：北方都濒临长江，且都有一个大淡水湖，即鄱阳湖、洞庭湖，东南西三面都是崇山峻岭环绕，且共有罗霄山脉及南岭的一部分。然而，两省的社会发展轨迹却迥然有别。历史上的江西辉煌一时，海内称雄，而湖南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发展迟缓；近代以后双方角色发生急剧转换，湖南如美少年般迅速崛起，铁肩担当，享誉天下，而江西则龙钟老态，自怨自艾，鲜有作为。据我所知，这一情况曾引起不少大家如梁启超、熊德基、谭其骧等先生的注意，遗憾的是他们都因各种原因而没能对此问题抉幽烛明，考镜源流。
历史真是一个变幻莫测的舞台，入现代后，湖南、江西，同为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里最早举着火把与红缨枪从煤窑、茅屋里冲出来的兄弟。入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的这20余年，两省除了各自背负着苍茫的历史巨影而显得有些举步维艰，又面临着中部地区急欲发展的共同尴尬。现在——当我们决意打破这不东不西的尴尬，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去结束中部一度弃妇式的哀怨，去唱出洞庭风潮的激越、鄱湖烟云的雄阔时，毋庸置疑，相邻的两省恰似对峙的两山，彼此间都在天光下不动声色地较着劲，暗影中彼此的眼睛却瞪得大大的。但我以为，读者们在本次访谈里亦可看出——与此牵绕不散的，彼此间肯定还有一份来自历史深处，或者说是遥远血缘的关切……
朱翔（湖南省政府顾问、专家咨询组成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湖南省2001年的人口是6；562万多，人口总数在全国排第7位，人口密度在全国比较高，平均每平方公里310人。GDP产值是3；987亿元，大概排在第12位，本来排在第11位，后来福建追上来了。湖南的人均产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是人均800美元左右，湖南是人均600美元左右，大概低了五分之一，排在全国第17位。湖南的财政收入在全国排第16位，人均寿命排在第19位，总的来讲湖南比中等发达省份要差一些，总体实力却还可以，主要是因为人口多。湖南的行政区划共有72个县，29个县级市，14个地（州）市，5个经济区，现在14个地（州）市全部改成了地级市。
湖南在历史上开发得比较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湖南只有三四十万人口，在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几次人口大迁移以后，才陆续得到开发，人口也逐渐多起来。三国时期湖南出过几个人物，比如黄忠在这里驻守过长沙郡，孙权在岳阳（巴陵）当过官，还有那个挨打的黄盖是湖南人，三国后期的蒋琬也是湖南人。屈原是湖北人，但死在湖南。湖南在历史上大批出人才的时期是在近现代，晚清以后形成了湖湘文化，这时候出现了一些代表人物，比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陶澍。湖南出的经济人才不多，近百年没有出过一个大资本家，主要是出军事人才、政治人才，像10大元帅中有3位是湖南籍，10位大将中有6位是湖南籍，57位上将中有19位是湖南籍。湖南出人才有几个高峰期，一是湖湘文化繁荣的时候，湖湘文化重儒轻商，多出文史哲人才，像王船山、魏源、陶澍，商人没有地位。二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像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谭嗣同这批人。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出了很多革命家。湖南的人杰主要集中出三乡，即：湘乡、湘潭乡、宁乡。湘潭毛泽东一家就有七八个，湘乡出了陈赓、曾国藩等人，宁乡出了刘少奇等人。湘东的山区也出人才，像李立三是醴陵的，谭震林是攸县的，王震、张震、杨勇、彭佩云都是浏阳的。湖南还出英雄人物，像雷锋是望城的，罗盛教是新化的，向警予是溆浦的。湖南可能是中国近百年出革命家、军事家人数最多的省份，其次是四川，湖北和江西可能还要排后一点。
湖南在历史上也曾风光过。这风光只是相对而言，与江西中古时期的辉煌是没得比的。
进入近代以后，湖南在中国中部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