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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现在对此看得很清楚。品牌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是很多小企业互相竞争，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有些企业下去了，有些企业则慢慢发展起来了，到了一定的规模它一定会讲究品牌信用，这是恩格斯说过的话。因为对小企业来讲，信用和名誉的意义是不大的，但是大企业就不一样了。这并不是说大企业的觉悟要比小企业高，而是大企业如果卖了质量不好的产品的话，它的损失会很大。具体地说，大企业的生产一般是流水线，流水线的生产质量基本是稳定的，它不可能有意把产品做得不好。假如做得不好的话，那它损失的就不是一双两双皮鞋，而是整个一批产品，这样它的损失当然大，而且把自己的信用损坏了。大企业随着自己的实力逐步增大，名誉、品牌的理念也逐步会成为它财富的一部分 ，此正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
做人也是这样，穷人是不管形象、身份这些东西的，只有自己的财富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注意自己的形象，注意自己的身份，可以说现在的温州人和以前的温州人已经大不一样了。
我们解释温州模式的时候，一是由于人多地少，二是由于技术的原因，能工巧匠多，三是人口的流动性，加上特殊的地缘文化，温州人还有一点比较突出的就是具有很强的地域观念，最直接的表现即其语言的特殊性。
温州以前是崇山峻岭，与外界相对分隔，居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其他人听不懂。有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据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当时我军内部联系的密码被越军破译了，为了救急，前线部队调用了所有温州籍的士兵当通信员，直接用温州话通话，对方硬是破译不出来，所以说他们的语言很特殊。温州话连杭州人都听不懂，现在的杭州话是北宋南迁到临安建立南宋王朝以后，和当时的本地语言混合而成，它的语言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北方语言组成的，和温州话根本不是一个语系，因此浙江人自己大都听不懂温州话。
温州人在内部是很讲信用的，这和中国农业文明中的地缘、血缘亲情有关系，他们非常看重乡亲的关系，互相之间一般都肯帮忙。一个地方只要到了一两个温州人，而且只要有商机，无须多久便会有几十、几百个温州人来此共谋发展。他们内部很讲诚信，通过互相协作产生民间金融组织，有些老太太没什么文化，却可以调动很多很多的资金。在民间的工业发展需要资金支持，而国有银行只能支持国有企业不可能支持民间企业的时候，温州民间就已经在自发地筹资扩大再生产，其间虽经几次取缔和清理整顿，但一直存在，至今仍然十分活跃。
温州人还有一点特性就是对财富的认识，我看这是中国其他地方的居民所不具备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讲，“文革”时候，有一年过年他和妈妈在菜场上买了一只老母鸡，这时他妈妈说另外还要买点东西，就叫他在街角上稍等一下。这时候有一个路人走过来，这个人也是来买鸡的，但是菜场的鸡已经卖完了。他就对我这个朋友说，能不能把鸡卖给他，并出了一个高价。我的朋友当即就把鸡卖给他了。当时我的这位朋友还是刚上小学的年纪，这是他做的第一笔生意，那时候就知道低价进高价出，这里面有一个价格差，他宁愿放弃对美食的享受也要赚钱。这从一个孩子身上就能看得出来，温州人对钱是怎样一种冲动，钱拿在手上的快感比吃东西的快感有时更重要。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可能会呈现多元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偏好，但是对财富的追求是一致比较看重的，而且每个人的个体意识很强，他们互相之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一般遇到钱的问题会分得很清楚，这个钱是我的就是我的，哪怕是兄弟之间都会分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发展经济的时候，一开始就对私有产权分得很清楚。
可以这样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不会眼红人家的财富。假如你拥有了财富，他就会争取比你更富有。以前在《宪法》没有明确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的时候，他们有了钱以后，进一步投资又怕会有什么问题，于是就争相造坟，温州有一段时间漫山遍野都是祖坟，他们造坟也是不甘示弱，你造了一个很气派的坟，我就要造一个比你还要大、还要豪华的坟。此外，温州人有钱一般不太炫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财富积累的过程当中还是蛮节俭的。当然，现在温州人很会消费了，温州是全国最敢穿的地方，也是穿得最时尚的地方，他们现在也很讲究吃。
在制度创新上，一个是发展私营企业，但他们叫“民营化”，再一个是市场化，温州在全国都是第一。
星罗棋布的商品市场和配套成龙的服务体系，成为支撑整个20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推动着浙江在过去20多年中由一个处于中下水平的传统农业省份，一跃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经济大省。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4）
史晋川（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经济学会会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温州人的思想是蛮务实的，只要有钱赚，不管干什么，他都能去做，肯吃苦。我去年在纽约呆了一个半月，今年过年的时候又呆了一个多月，发现在纽约的唐人街等地方，温州人的势头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要盖过广东人了，很多超市原来都是广东人或者中国其他省市的人开的，但现在那边只要是规模大一点的超市都是温州超市，原来的名称都是叫“香港超市”、“中山超市”、“佛山超市”等等，现在是“温州超市”，还有很多店铺都是温州人开的，而且温州的同乡会在那边势力也是蛮大的，当地华人的报纸经常报道有关他们活动的消息。
我觉得在制度创新上，一个是发展私营企业，但他们叫“民营化”，这个创新温州在全国是第一。在早先，大批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纷纷戴上股份合作制的红帽子。温州的老百姓很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去避开与当时的正统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温州的老百姓很善于做到这一点。股份合作制的最早出现可能不是在温州，因为台州、山东都说自己是第一家，但是股份合作制大规模地做起来却是在温州。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温州的私营企业实际上已基本实行股份合作制，或者说接近有限责任公司制的形式。他们搞这个股份合作制就采取了一种让官方和老百姓都能接受的办法，不至于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显得太激进。比方说在公司股份合作制的条例里面，他们在当地政府和老百姓都默契的前提下，划出一块不参与利润分配的的公积金，有了这个就可以把这个企业定性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集体企业了。这块公积金在形式上是大家的，可以界定为每个人有多少，还可以随着企业效益的增长而滚大，但是持有者不参加分红，也不参与决策。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公积金说起来是每个职工都有份，实际上还是在控股的那些人手中，他们将来随时可以抽走这部分资产。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旦搞规范的现代化企业，只要产权制度一明晰，这块公积金很快被那些事实上的持有者分解掉了，一般的工人说起来是股份合作者，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企业。他们当时把这块公积金包装成一块不能分割的东西，就是为了对外可以说这个企业是集体企业，以一个集体企业的身份站出来官方就好认同了，而且因为戴着集体企业的帽子，在贷款、征收土地、减免税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所以说温州人不会去与意识形态发生正面冲突，我觉得这是温州人非常聪明的地方。
温州最早都是一些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的个体私营经济组织形式，现在这里面已经成长出一批现代化的企业，像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仁本集团、人民集团、均瑶集团。比如均瑶集团，它是靠什么发展起来的呢？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农民包飞机。原来很多航空公司因为票卖不出去，不敢增开航线。王均瑶总裁就提出来由他们公司出钱包航线，最早包的航线是从长沙到杭州。他和航空公司是这样议定的，比方说你在长沙到杭州这条航线开一个航班，这个航班总的费用他来负责，同时机票的收入也是他的。他只要保证航空公司开这条航线有一个基本的收入，其余多赚的就是他的。他现在做得蛮大的，除了包飞机，乘客在飞机上的午餐、饮料也都由他供应，而且还包了其他一些航线。正泰和德力西集团年产值都在50亿左右，都是做电器的，原来是乐清市柳市镇几个同学合伙办的一家很小的开关厂，后来分成一厂、二厂，现在是两家很大的企业集团，而且总部都开始往上海迁了，中压和高压电器也放到上海去做。把总部迁到上海去当地政府肯定会有一些看法，但低压制造这一块总算保留在温州，当地政府拿它也没有办法。因为人家如果还在温州的话，高技术人才、营销人才、营销渠道、技术渠道、技术创新这些问题不好解决，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当然应该转到上海去，因为上海堪称是当今中国工业的研发中心、营销中心、行政管理中心，上海市政府对此当然是非常鼓励，非常高兴，那都是年产值几十亿的大集团呀！温州像这样在50亿以上的集团大概也就是正泰、德力西这两家了。年产值在10个亿以上的则比较多，像仁本集团、人民集团这些都是。温州现在的GDP值应该有1；100亿左右，经济总量现在还没有杭州强，温州是第三位。排前面的杭州和宁波原来几乎是一样的，宁波稍微比杭州少几十亿。但杭州现在把余杭、萧山划进来了，所以比宁波强，差不多有2；000亿的GDP值。
温州的再一个制度创新是市场化。温州人自己概括是“跑遍千山万水，讲了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想了千方百计”，这是对他们早期创业活动的形象描述。继温州人之后，浙江人在全国各地签定购销合同，进行购销活动。他们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可以说是浙江工业尤其是家庭工业的生产组织者，在生产和销售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可以说，如果没有一大批浸润浙江工商文化精神传统的营销员大军，浙江省是不可能成为“市场大省”的。
据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的研究表明，到1995年全省整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约为72％，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左右。星罗棋布的商品市场和配套成龙的服务体系成为支撑整个20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推动着浙江在过去20多年中由一个处于中下水平的传统农业省份，一跃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经济大省。在温州从早期的比较原始的专业市场，一直发展到现在用现代市场理念来运作的市场，逐渐用比较现代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去替代传统的交易方式，过去是现金交易，背着一麻袋的钱去交换货物，现在是电子汇款什么的。像温州这样由传统的专业市场已经转型了的还有不少，如义乌，一是里面的一些专业户现在是生产、销售一条龙了，而且主要精力放在生产上。因为他们通过在这个小商品市场几年或者十几年的经营，已经形成了多种销售网络和渠道，不用担心商品销不出去了，可以自己办厂生产产品来卖，不必像过去那样从其他地方批发这些东西到这里来卖，这实际上就是市场促进了工业发展。原来摆的那个摊还留在那里作为展示自己产品的窗口，因为摆个摊是用了不了多少钱的。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出来了很多人，一些人从里面搬出来后自己开专卖店或者开一个门市部，实行品牌经营战略，市场里面留着那个摊位也就是为了方便与老客户打交道。有的是出来办贸易公司，他们已从小摊贩变成贸易公司老板，和国内国外的客户广做贸易。还有一些人搬出来以后，到省外或者国外去开分市场。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在乌鲁木齐、兰州都有分市场，甚至在南非也有分市场了。这些都说明浙江的专业市场已经从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向现代组织形式转移，传统的交易方式在向现代的交易方式逐渐转移，不少地方已经进行电子商务，比方宁波余姚的化纤塑料、化工产品的一个市场，那里基本上是通过网上联系来做生意，它的价格已经成为国内同类化工产品价格的指示器 。还有一些市场做得非常专业化，专门卖一类商品……
但这还不是浙江几千个市场的普遍现象。此外，有一些市场已开始消亡，像永嘉桥头的钮扣市场，曾经是亚洲最大的钮扣市场，现在开始萎缩。永嘉桥头现在不靠这个市场，而主要是靠小工业，像生产和钮扣有关的、与服装配套的拉链等小产品。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向现代组织形式转移，这在浙江应该说是一个发展趋势，现在开始明显起来。
工业化的规律应该是农民变市民，而且是大量地变成市民。
乡村地区在向工业化转移的过程中，一些乡镇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有一些乡镇却又是不能丢的。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5）
周伟林：温州人的创造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中国最早的农民城就出现在温州龙港，最早对城市化进行探索的也是温州人。农民有钱了，是还当农民还是变成市民？工业化的规律应该是农民变市民，而且是大量地变成市民。
变市民有很多变法。比如像台湾，当时国民党到台湾以后，搞土地改革，就是把大量的土地包括地主的土地都分给农民，使每个农民拥有土地。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比如入股的方式、土地买卖的方式，使农民获得了第一笔资金，拿到这个资金以后农民可以投资，可以到城市里去发展。台湾是通过使农民有钱以后变成市民。但大陆很多土地不是农民的，是国有的，是集体所有的。龙港那个地方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做的，一开始就成立了“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你想成为龙港新城的市民，那你就自己掏钱进城办企业，不管多大的规模都可以成为市民。基础设施靠群众集资，一个平方米多少钱，每户人家都要出钱。这样的话就开始有市民社会，很多事情比如政府的规划、保安措施或者其他公共服务的提供，都跟投资人有关系，大抵由纳税人决定，所以它一开始就有了市民社会的雏形。原来许多人估计要把鳌江南岸一个荒凉的小渔村建设成如今这样占地5平方公里、各类企业达1300多家的新型城镇，至少得20年时间，但龙港只用了2年，被誉为“龙港速度”。这种城市的模式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前几年浙江省的很多地级市在某种程度上还赶不上县级市，因为县级市紧靠农民，在社会由农业快速向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农民变成了市民，所以发展很快。现在这几年地级市也发展上去了，杭州、绍兴、宁波、嘉兴这些城市的发展都很快，而且用的很多钱也不是来自于国家，而是来自于民间。老百姓有钱了，就来城里买房，使自己变成了市民，这就是投资移民。为什么杭州的房价比上海的还高，主要就是因为温州人来这里买房子的多，据说他们带来在杭州购房产的钱达到了200亿。
温州人为什么要往杭州、上海移民呢？从县一级的角度讲，本县人的交易是在县城完成的，不同的县之间的交易是在地级市完成的，不同的省之间或者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交易是在区域中心或者省会这种大城市来完成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易则是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中心大城市完成的，这是从交易的半径、交易的内容来看的。为什么大城市具有这种集聚效应呢？比如，上海学钢琴的人就有十来万，有这么广大的群众基础，世界上任何一个钢琴演奏家来上海办音乐会都会有市场，都会有听众，而在一个县城里面就不可能有这个群体。大城市还有好的大学，会聚集很多有名的教授，有飞机场，有一流的实验设备，有强大的工业化设施，有大歌剧院，有许多优质的城市公共服务。不仅是在温州，浙江的许多年轻人都倾向到大城市里来，为的是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享受生活。
工业化时代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向城市集聚，这样一来乡镇就会衰弱。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区位优势，又没有产业依托、市场依托，它肯定会衰弱。比如美国的高速公路发展以后，它的乡镇就衰落了，只要设居民区、居民点就可以了，人们要买大件东西都到人口比较集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