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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意识的告别要比外省走得更远、走得更快，市场化已经逐渐被很多河南人认可，这对于深入推进改革非常有帮助，也是社会在进步的标志。当然现在还存在“万众报考公务员”的现象，这和外地一样，但是万众争当企业家，当名作家、名记者、名编辑的比例，要比过去大多了。
张宇：作家现在有事一般不找领导，比如住房问题，我们赚钱自己买商品房，找领导还嫌麻烦，还得向人家低头，说软话，你给我就要，不给我就自己想办法。我们觉得很正常，西安的同行对此还不理解，如贾平凹就说我，你傻了，自己掏钱买房子，让公家分一套不就完了。但我觉得自己花钱很自主。人们开始背离“官本位”意识，开始觉醒和自我创造，追求个人的价值，这是河南必然会兴旺发达最重要的表现。
马国强： 现在河南下海的官员不多。从表面上看，官员下海是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表现，实际上不少下海的官员是贪官污吏，他们在当官期间铺垫了很多东西，下海是为了享受这个结果。但也有些官员下海真正是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像河南桐柏县开始送干部到沿海打工，有些人打工以后不想当官了，他们在打工的过程中发现挣钱很荣耀，留在当地当起了小老板。这种人虽然还不多，但这种观念很有代表性。过去中原人最愿意守着自己的家园，但现在的开放意识可能比其他内陆省都要强。河南人走出去以后，择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让河南人给人家搓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是温州人、扬州人干的事情，现在让江西的农民出去给人搓背可能他们还会觉得很丢人，但河南商丘出了一个“搓背村”，不管这活是脏是累，农民觉得用自己的双手，通过辛勤的劳动去挣钱非常光荣。河南现在有很多“搓背村”、“擦皮鞋村”、“编柳篮村”，这说明人们的观念真的开始变了。
河南最有名的是林县，就是建红旗渠那个地方，号称是“十万大军出河南”，他们以建筑业为龙头，有十几万人在外面搞建筑，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多年积累的石匠技术用在了建楼上，保证了施工质量，北京西客站就是林县人建的。建筑业内只要一听说是建过红旗渠的林县施工队，二话不说，绝对放心，这支队伍可谓在全国无往不胜。辉县有一个郭亮村，就是谢晋导演拍电影《清凉寺钟声》的地方，现在这个村叫“影视专业村”。郭亮村处于太行山区，过去与华北平原是隔开的，交通很不方便，这里的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在万丈悬崖的陡壁上挖出一条十几公里长的洞（隧道），里面能够通汽车，他们每挖一段就在上面掏一个天窗透亮，整个工程的艰巨不亚于修建万里长城。红旗渠和郭亮村集中表现了河南人坚韧不拔、适应环境、改造环境的能力，你如果去看了会非常感动，这两个工程让去看过的人无不为河南农民感到骄傲。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9）
张宇： 我为红旗渠和郭亮村的事写过一篇小文章，这两个工程和愚公移山的精神是有联系的，而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河南的济源市。这种精神可能来自于河南人的血脉，南方人往往只要把算盘一打，觉得付出的劳工不合算，就不会干，而河南人不计较利益，就是要想办法把山打通。过去没有想到郭亮村能成为旅游村，现在它比人造景观的效果要好十倍，虽然它也是人造的，但当时不是为了让人们参观，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与外界的沟通。红旗渠现在也是歪打正着，现在旅游效应大大超过了灌溉效应。更可喜的是通过修建红旗渠，为后人找到了一个谋生的手段，所以才有今天的十万大军出河南。
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话现在看不一定对，但说实话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确实在于农民。农民问题、农村问题不解决，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尤其在中部落后的省份，农民觉醒了才是真正的觉醒。河南的觉醒光靠知识分子不行，靠当官的也撼不动。河南的觉醒就是从红旗渠的觉醒开始的，当农民从土地上走出去，其主要收获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来自各地乃至世界的信息，人们的价值观念便发生了变化。官方在林县现在根本不用提改革开放，农民自己满地跑，轰地一下全走了，他们满脑子想的就是开放。
现在有农民和美国合资在林县建飞机场，在山窝里建飞机场以前想都不敢想，但现在他们感觉回家不方便，路太远了，那就造一个飞机场吧，农民们只要想到了就马上干，第一想法就是先干了再说，河南话叫“兑得去球！”就凭这一点，我对河南的未来也充满了信心。
河南人，无论是在文化前沿的作家，还是处于文化边缘的农民，都具有做事从容不迫的品质。
河南的官不好当，想要当维持会长不难，可要改变河南、发展河南，必须切实抛弃当“太平官”或为个人凑政绩之念，而要保持一种务实的科学精神。
张宇： 河南现在的发展速度不算很快，但比前几年快多了，经济总量在全国也排前列。河南人不会宣传自己，不急于炒作自己。北京作家有一个说法，如果圈里忽然几个月看不到一个人了，那个人肯定是河南人，而且肯定关在家里写长篇。河南人，无论是在文化前沿的作家，还是处于文化边缘的农民，都具有这种做事从容不迫的品质。如同遇到痛苦和困难的时候，河南人喜欢自嘲，别人大肆炒作自己，将自身说得一朵花的时候，河南人往往也寡言少语，人家厉害就让人家厉害，这是河南人的性格基础。譬如河南作家写出来的东西都比较厚重，河南人的不慌不忙里能让人感到一股力量。我本人对前一段全国人民说河南这个现象是比较赞同的，我的看法和别人不太一样。在河南经济建设开始大发展的时候，似乎遭到了全国民间话语的“痛斥”，其内涵有两点：一河南人口众多，往全国跑的人也很多，由此向全国人民大大地展示了河南人的生存能力。为什么前些年不见“妖魔河南化”？这正表明河南人还没有走出去；二既然河南人的影响力大了，正负面影响都会有。这就像温州人早年展示他们的生存能力一样，一方面爽快、敢做，一方面又造假现象严重。温州经过整顿经济秩序，由造假到规范市场，提高质量意识、名牌意识到现在的欣欣向荣、名扬国内，这总得有一个历史过程，刚起步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不和谐的杂音，这一点和现在的河南非常相像。所谓全国人民说河南，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这是我的一个民间看法。
我同意你的在中部地区领导人很重要这一观点，在一元化体制领导下，权力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常常是决定当地命运的枢纽或开关。河南在历史上历次运动中如大跃进、划右派、人民公社等都是重灾区，河南划的右派最多，其中有一个阶段划的右派占到全国的一半。河南官场的“紧跟”意识很强，喜欢跟着上面跑，而且还要跑在全国前面，仿佛全国政治觉悟最高的就是河南人。河南的极左不能怪河南人民，其实河南老百姓挺倒霉的，他们可爱之处就是太听话，1960年饿死多少人，河南粮库里堆满了粮食却没有人去动，老老少少活活地饿死，“信阳事件”就是这么回事。为了不给共产党抹黑，他们也不出去讨饭。 我当时还很小，而且在城里，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只知道农村饿死了很多人。但城里人也只定了18斤粮食，有时是红薯面，有时是玉米面，有时好一点是白面，但都是有比例的。在我的印象中人们上山扒树叶、扯瓜秧、找山里红，用瓜菜代替粮食，最后城里城外能吃的树叶都吃了……河南人那时候真恨当时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但没有什么渠道表达上去。后来中央发现了这个问题，把吴给抓起来撤职查办，信阳有一个叫路宪文的专员也给抓起来了。这以后“文革”开始，河南动乱无穷，干部之间互相争来斗去，矛盾、派系错综复杂。因为“左”的土壤比较丰厚，河南的官不好“太平官”或为个人凑政绩之念，而要保持一种务实的科学精神。李长春在河南的重要贡献就是针对河南的经济发展格局理清了思路，形成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马国强： 李长春的开放意识也很突出，《大河报》创刊时他还在河南，他那时经常表扬我们《大河报》。他对新闻工具和舆论监督的理解与把握、对文化在党的宣传工作中地位的理解与把握，都是比较好的。
张宇：李长春走了以后，我感觉有一段时间河南的发展有点退步了。省里动静最大的一件事是干部下乡。这事的出发点和动机可能是好的，但观念还是传统得很。我们想一下，4万名干部下乡每天要花费多少，而且不是短期的，一期动辄就是一年。一个小小的档案局都要派几个人下去，几乎把这个单位的经费全部吃完了。实际上下乡的车马费、汽油费，给干部的出差费、补贴费，大大高于扶贫款，搞得全省上下怨声载道，既劳民伤财又浪费资源。
马国强：但这种做法容易出经验，也就能出政绩，让上面看到某某人在政治上是坚定的，河南的社会主义教育搞得多么好。当然也不能说实际的效果一点没有，总有部分农民的负担减轻了，总会修出一些路，总会听到一些困难户感激不尽，上电视、报纸的效果很好。但扶贫济困不是这种搞法，实际上这还是在输血，本来应该是激活细胞，让他们自己“造血”。这是逆市场经济而动，捡了瓜子丢了西瓜。而且，河南刚刚形成的工业化气候，被这一政治化举措给打乱了。现在市场分工越来越细，政府部门正在向市场经济接轨，怎么能让各厅局的干部都去做农村工作？这还是过去搞运动的做法。当前各省区都在市场经济中搏弈斗法，倘若还用传统的观念指导现在的经济建设，显然会再度耽误河南的发展时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河南：负重与迂曲（10）
马国强：现在的省委书记李克强和省长李成玉非常开明开放。李克强书记的个人素质不错，学识也很好，看一个人不能光看学历还要看学识。李省长是从宁夏过来的，这个人敢说真话，口碑非常好，抓干部作风很务实，讲话不张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到位，我相信在他们的领导下，河南会有更大的发展。
那份幽静与开阔，来自于好不容易滤去的、曾喧嚣于一时的浮夸、浮华与浮躁，深藏着中原大地的沧桑和河南人民的喜怒哀乐……
胡平：在中国，凡涉及“大跃进”到“大饥荒”这段历史的著述中，很少有不谈到河南的。为了让年轻的读者有些了解，我不妨简述如下——
1958年2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在这之前，河南已经刮起欺上瞒下的浮夸风，高产“卫星”满天飞。其实1958年河南的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身为省长的吴芝圃却一口咬定为702亿斤，由此导致了全省范围的高征购。同年6月在省委一届九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等领导干部试图纠正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而吴芝圃取而代之成为省委第一书记。次年，借着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触天之怒，吴芝圃再度搞高征购，“反瞒产”，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会像土改时期斗地主那样被斗得落花流水；而哪个农民胆敢不缴足粮食，便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关押拘留，拆毁房屋。在诞生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信阳地区，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仅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为追缴粮食，经专政机关逮捕的有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也有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达667人。在后来的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检讨中，亦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为“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吴芝圃唱功不凡。1960年10月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来河南调查了一个星期。像是一位老师教一个冥顽的学生做算术，他扳着手指头算道：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几笔账算下来，陈云的结论是，我不希望河南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
吴芝圃仍坚持唱道：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
正是陈云在河南的那几天，在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4名干部，将一份关于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交了中央。
材料里披露，在信阳地区，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000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0；000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0；000来人，现在增加到近10万人。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00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在有的队竟达到了30％。各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1960年，仅信阳一地就饿死50多万人，史称“信阳事件”。
同年，河南全省人口比上年减少161万人。
1958年底，毛泽东两次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芝圃还盼望党中央能在郑州开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他已经从硬件上做了精心准备，在郑州北郊的黄河岸边，靠着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资金，兴建了一片豪华的园林型的别墅群。别墅群内，除了按当时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的一幢大楼外，还给当时党的七位领导人，每人盖了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副主席、主席，面积与舒适性逐级递增，以主席的别墅最为宽大考究……岂料落成后不久信阳事发，中央震怒，吴芝圃遭查办下台，此处尚未开张就打入了冷宫。此后，中央再也没有来郑州开过会。（以上可参见：肖冬连等著《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张向持著： 《解读中原》作家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
我打听了一下，此处一度拿来办黄河大学，后来没有办成，又改作接待贵宾的黄河迎宾馆。豪华早已谈不上了，不要说跟北京、上海的星级宾馆比，就是与郑州的比也差之甚远。但是现在走进去，它的那份幽静，那份开阔，那份葱郁，在让你身置其中心旷神怡的同时，还使对河南那段惨痛的历史有些了解的你体察到，曾喧嚣于一时的浮夸、浮华与浮躁，以及其中所深藏的中原大地之沧桑和河南人民的喜怒哀乐；而白杨、泡桐、雪松等各种挺拔的老树上的无边葱郁，也似乎在微风里轻轻地提醒后人永远思忖：
立国之本源自何方？
执政之基来自哪里？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1）
胡平：2003年3月间，我偕朋友开车由北京经石家庄到太原，一进山西境内，便是巍峨的太行山了。放眼望去皆是雄峰峻岭，土黄色里难见一点绿意，有的只是间或划过的一片片黑森森的洞穴，远远看去，像是蜂窝般密匝匝的弹孔；只有靠近路边的，才看清那是住人的窑洞。
车辗转在太行山里，我的感觉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初春里却有着深秋的萧瑟，色彩单调；另一方面是大山西边脚下黄河一泻千里般的雄浑、古远。我耳边仿佛响起了抗日战争年代里那些唱遍长城内外的战歌，我还想起中国许多著名的古老神话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等，无论是古籍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诞生在这座古老的山里。寓言故事《愚公移山》里，愚公率领众子孙要移走的两座山，一座是阳城县境内的王屋山，另一座便是眼前的太行山。这些神话和寓言传递着华夏先祖们非凡的想像力与坚韧的生命力，巍巍太行，因此也在中国人的审美世界里被赋予了人格化的亘古魅力。
大约是20个世纪60年代初，有一部风靡国内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还记得饰演女主角的演员叫金迪，有一双水灵灵火辣辣的大眼睛。影片的主题歌就叫《人说山西好风光》，随着它悠美的旋律，人们不禁对镜头中这些画一般的秀美山川心驰神往……
再就是“文革”前和“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