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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集团。皇太子朱高炽，体胖性仁，有儒雅之风，爱和文人们泡在一起吟风唱月。首劝明成祖立太子为储的是兵部尚书金忠，靖难期间金辅佐太子居守，对其仁厚之心有所感应，此外还有一班文臣，他们强调的是王朝政治里立嫡以长的传统。对解缙来说，这本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作为文人才子，他显然不愿效力于一个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朝廷；可公开支持太子为储，逆拂了成祖的夙愿，又开罪了那个因靖难而头角峥嵘的军事集团，这便等于为自己埋下了一筒火药。
当金忠将立储之争一事告诉他时， 已年届不惑的他顿时做了热血青年，其态度之鲜明，其游说之频繁，一下让金忠退为了二线。朱高煦、丘福等人随之将解缙之议在朝中传播开来，并在成祖面前告了他“泄禁中语”，本来就心境恹恹不快的朱棣，顿作雷霆之怒……
解缙先是被赶出内阁，命其与姚广孝一起主持编撰《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装订成11；095册，由2；000多名写手抄成，总计3。7亿字，是清朝《四库全书》前的一部史无前例的大书。可以说没有《永乐大典》，就不会有《四库全书》。当代作家李国文曾评说道：“中国的文人很多，中国的大文人也很多。但是能主持编撰这样煌煌巨制的帅才，恐怕也就只有明之解缙，清之纪昀，堪当重任，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三位。”
6年后，解缙遭贬黜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几乎刚到任上，又被谁暗扫一脚，命他去更偏远的交趾。一年后，他入京奏事，正值成祖离京，在那雄赳赳军事集团的簇拥下北征。解缙不顾瓜田李下之嫌，6年的冷板凳坐下来仍没有扑灭他胸中旺盛的政治热情，大概他还盘算着要在大明王朝未来第四任皇帝的朝上东山再起，风云际会，他去谒见了监国的太子朱高炽。此事很快传到朱高煦耳朵里，他以“私觐太子”有谋反之心状告以朱棣，解缙被投入大狱，开始了长达3年半的牢狱生活。
关于解缙的死，史述不甚详，但能肯定的是与酒有关——
十三年（注：指永乐十三年，即1415年），锦衣卫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在雪地里冻死的解缙，年仅47岁。
解缙彻底获平反，恢复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之官衔，已是在死后175年了，这时已是万历十八年，即1590年。
吉水还出过一位在履历、仕途、出身、学位上都和解缙有些相似的大文人，这就是欧阳修。他们都为翰学士，都在帝王身边做过侍读学士，最后的命运亦都被那烛影斧声、险象环生的封建政治给吞没，一位被帝王所杀，一位遭帝王放逐。但有所不同的是，欧阳修以一种悠闲的方式来打发下台后的日子，因为有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每日又常常是棋一局，酒一壶，加上老翁自己，他便以“六一居士”自称，终老于安徽，并以传世至今的诗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可对于死于非命的解缙而言，有几个人看过那经八国联军烧毁抢夺、只存世800余册的《永乐大典》呢？不要说国人，今天又有多少江西人知道这位曾经像彗星一样划过明朝天空的乡贤呢？
杨士奇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左右逢源，上下通达，却又不丧失原则，这恰恰符合古代的治国之道。所以他能够成为五朝元老，在位40来年，活了80多岁，最后得以善终，在首辅的位子上去世的。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3）
方志远：杨士奇有解缙的才华，但他的思想不具备解缙的敏锐性，没有解缙那种对人对事的尖刻，他离开办公场所以后决不言公事。他能韬晦自己，胸怀比较开阔，通达圆滑，知道进退，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典型的官员形象。
他与解缙的性格对比，通过两件事可以看出来，解缙对别人收贿抨击得非常厉害，动辄骂别人是贪官污吏。杨士奇不是这样，有一年广东的一个官员向京官行贿被揭露出来，并且送礼单都查抄出来了，上面有很多京官的名字，但没有杨士奇的名字。明宣宗说这批人都是贪官，应予以严惩，这上面没有你的名字，可见你是廉洁自好的。杨士奇却说出另外一番话，他说这事实际上不算受贿，那个广东官员送给他们的都是土特产品，这些收礼的官员都是当时去送行的人，这是官场上的人之常情。为什么没有送给我呢？因为他离开京城时，我正好生病没有去为他送行，所以，他后来派人送来的礼物就没有我的份……
再一件事是，明宣宗即位以后，汉王谋反，实际上这次谋反是被逼反的。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叛乱大多是被逼的，最高统治者把强大的地方势力看成是一个不安定因素，但又无法铲除，于是不断地施加压力，逼得对方自己跳出来，然后找一个口实加以剿灭。平定汉王的叛乱以后，有人提出赵王与汉王是串通一气的，于是有一位当时与杨士奇齐名的福建籍大学士杨荣，立即提出趁着这股兵势把赵王也灭了。杨士奇坚决反对派兵镇压。他说皇上只有两个叔父——一个汉王，一个赵王，如果这样做了，皇上以后如何面对祖父和父亲？赵王的谋反并没有任何迹象，不如写一封书信派人送去，让他善自珍重。结果这封书信一到，赵王亲自来京城请罪了。
杨士奇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左右逢源，上下通达，却又不丧失原则，这恰恰符合古代的治国之道。所以他能够成为五朝元老，从建文帝、永乐帝、明伦宗、明宣宗，一直到明英宗，在位40来年，活了80多岁，最后得以善终，是在首辅岗位子上去世的。而且，他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形成了自成一派的台阁体。
胡平：永乐初年，和解缙一道被挑选进内阁的江西人，还有吉水的胡广，泰和的杨士奇，新干的金幼孜，南昌的胡俨。
解缙从被贬出内阁起，他的老乡还是好友的杨士奇、胡广等人都没有站出来为他讲话，为此整个朝廷上也就一片鸦雀无声。22年过后，却是已经年愈古稀的杨士奇，满怀深情地为解缙写了一篇极尽褒扬的墓志铭。
在对待立谁为储的态度上，解杨两人的想法一致，可结局则北辙南辕：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解缙就被朱高煦惦记了一辈子；杨士奇讳莫如深，可一旦时机来临，一出手便巧妙地打在了朱高煦的“七寸”上，既让朱高炽得以继位，又替九泉之下的解缙报了一箭之仇，本人终成一届元老。
在提携同乡上，解缙用尽心机，却是一失帝宠，便立时成了孤家寡人；杨士奇则谙熟为官之道，在他任首辅期间入阁的马愉和曹鼐，一为山东临朐人，一为北直隶宁晋人。可他着力关怀的两个老乡，一位是进士王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被安排做了吏部尚书，相当于今日的中组部部长。另一位是状元陈循，在他去世后补入内阁……
在官场的这所大学里，解缙毕不了业，杨士奇却有博士生导师的资格。
严嵩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物，他的诗、文、字以及锐气都被官场磨灭了，他的人生价值，无论是政治价值还是自身的文化价值都没有实现，最后变成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
方志远：严嵩与解缙决不是一路人，解缙是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就要抨击，而严嵩可以容忍很多事情。他在很大程度上与杨士奇比较相似，严嵩也有成为文学家的素质，他的诗、文、字在当时都很著名，已故的姚公褰先生提出，如果严嵩不去从政的话，他会是嘉靖时期一流的文学家。严嵩同时又很有在官场上逢迎讨好皇帝的经验。但是严嵩与杨士奇有两个最大的区别，一是严嵩缺乏原则性，二是严嵩所处的时代与杨士奇不同，杨士奇所处的时代是明朝的上升期，严嵩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政治已经腐烂的时候，因此，杨士奇可以成为盛世的贤相，严嵩则在一个王朝走向下坡路的时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一个腐烂时期的促成者。
胡平：有评论者以为，看明中叶以后的士大夫们的行动方式及其特点，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即谄和讦，很少有人超出此两字范围。而在谄和讦上，江西的士大夫里最具典型意义的人物便是严嵩。
还在礼部右侍郎的任上，他奉命去祭扫世宗父亲的陵墓，回来后禀报说：臣去的时候，一路阴雨绵绵，祭祀的那日天空却一下晴朗起来。更神奇的是，在枣阳采碑石的时候，一只只洁白的鹳鸟在半空中飞舞，令臣感动极了，真是天神眷爱啊！明世宗嘉靖皇帝本来就迷信道教，信神信得邪乎，满心欢喜之下，当即将他的官连升两级，做了“陪都”南京的吏部尚书。
此后，眼看着满朝官员取悦于皇上的手段越来越高超，有献白鹊、白鹿、灵芝等“祥瑞”之物的，有献诗赋与宫廷歌乐的。严嵩后来者居上，充分运用起自己的强项——在对于皇帝心绪与意图的揣摩、把握上，他绝对是个杰出的心理学家——为皇上写出了一篇篇斋醮时候祷告神灵的表文，即所谓青词。于是，严嵩不久由南京调到了北京，先做礼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又任内阁首辅。世宗并赐给他一方银印，上刻“忠勤敏达”四字。搞到后来，惟有他写的青词，才能让皇上满意，史称“青词宰相”。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4）
方志远：另外，他们俩侍候的君主也不一样，严嵩所伴的是嘉靖皇帝，而此人是一个不好侍候的皇帝。朱东润先生写的《张居正大传》中说，嘉靖皇帝是一头虎，看起来他老是在睡觉，可一旦醒来就要吃人，“伴君如伴虎”在嘉靖皇帝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与杨士奇比较而言，严嵩的悲剧在于他处于一个不好的时代，而且又碰到一个不好的君主，因此造成不好的结局。
严嵩最后的垮台跟他儿子有很大关系，严嵩在朝中如履薄冰地伴君，儿子却在外面嬉笑怒骂地弄权。严世藩为父亲招了很多怨，一有人升了官，他就告诉别人这是他老爹帮的忙，自然这个忙不能白帮。反过来，有人被杀、受刑、吃官司，人家自然也就迁怒于严嵩。严嵩是60多岁才入阁，活了80多岁，但死之前被贬官，最后是病死的，死后被鞭尸，被明史列为“奸臣”。后来他的儿子也被杀。
严嵩没有解缙的结局那么悲惨，这与嘉靖皇帝对他还有些感情有关系。明世宗从小身体不好，非常希望把自己的身体练好，严嵩60多岁入阁的时候，身体还那么硬朗，嘉靖便想沾一点严嵩的寿气，两个人相处的时间一长就有了一些感情。严、杨两人有一点相同，他们俩的儿子都不好，杨士奇的儿子叫杨稷，是地方上的恶霸，伤害了很多人命，杨士奇的晚年因为儿子的事情搞得很被动，在很多问题上说话底气不足。尽管杨士奇在京城的名声很好，但在地方上的名声很不好。严嵩在这方面却恰恰相反，他在北京的名声不好，但分宜人都感谢他，说他为家乡做了很多好事。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历史上的奸臣与奸臣传》，其中我谈到一个观点：中国历史上自从立了奸臣传以后，就没有昏君了，奸臣都成了昏君的垫背，要承担昏君所做一切坏事的责任。严格来说，严嵩在某种程度上为嘉靖皇帝背了黑锅。汤显祖在有些方面与解缙很相似，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看不惯的事情就要说。但他幸运地是从来没有进入最高决策层，尽管他被张居正等人忌讳，但仕途失望之后就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汤显祖在考进士之前的名气已经很大，但他被遏制了一二届，到第三届才考取。活了60多岁，死于善终。
解缙、杨士奇、严嵩、汤显祖都是进入了官场的读书人，从这4个人的一生来看，我们又可以从中再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一生比较圆满，基本成功，以杨士奇为代表，他可以算对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明朝能够出现“伦宣之治”，他从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文人进官场也是一种人生选择，中国的现实就是官本位，历史上江西一些知识分子通过进入官场确为国家做了不少好事。
第二种是有所成就，但结局不幸，这可以解缙为代表，他也应该算是成功者，其成功在于对洪武皇帝的晚年苛政提出了批判意见，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对永乐初年稳定政局也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且主编了《永乐大典》。最后的结局是由于他个人性格造成的悲剧，但作为一个文人政治家，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不能以哪一个人是否善终来判断其人生价值。从这一点来讲，解缙在明朝政坛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杨士奇。
第三种是被官场恶习同化的读书人，以严嵩为代表，这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他的诗、文、字以及锐气都被官场磨灭了，他的人生价值，无论是政治价值还是自身的文化价值都没有实现，最后变成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
“东边不亮西边亮”，汤显祖从来没有进入高层，虽然做过官，但多是闲职，他可以另辟蹊径，一心搞戏剧创作，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创作了《牡丹亭》等不朽的名作，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
宋应星进入不了官场，走上了一条没有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最好道路。他生活在乡村里，忍受着清贫与寂寞，却总结了前人的科学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写下了一部中国17世纪的百科全书。
第四种是“东边不亮西边亮”，以汤显祖为代表，他从来没有进入高层，虽然做了官，但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闲职，在南京做太仆寺不过就是一个养马的官。由于他进入不了权力中枢部门，便可以另辟蹊径，一心搞戏剧创作，其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创作了《牡丹亭》等不朽的名作，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成就了个人的历史地位，对于推动民族与赣地的文化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宋应星身上我们看到了江西知识分子的另一条道路，他进入不了官场，却走上了一条没有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最好道路。他生活在乡村里，忍受着清贫与寂寞，却总结了前人的科学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写下了一部中国17世纪的百科全书。为写这本书，他一是看各种古籍，二是到各地考察，到景德镇看烧窑、铸坯，到玉山、铅山看当地的造纸，看进贤的铁厂，以及千里迢迢去考察江西人在西南地区的冶炼，把各种工艺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出来。
同时代的类似人物还有一个李时珍，我估计他的祖籍也是江西，这还有待考证，他写了一部《本草纲目》。明朝后期有三部总结性的科学著作——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三个作者都是南方人，这说明当时南方的科学技术超过了北方，读书之风也是南方超过北方。但前者是以官员的身份做这件事，后面两位则是在民间做这件事，而且都做得很优秀。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5）
胡平：奉新县人宋应星的命运，是典型的自然科学家在江西的遭际。
宋应星考场官场上命运颇为潦倒，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全省一万多人参加的乡试中，他考到了第三名，可这年他已经29岁了。以后屡屡赴京会试，前后5次，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不得不在当了20年举人后，悄悄地去本省的分宜县做了一名教谕，大概相当于现在一名正科级的县教育局局长，官职不大，却是个能做学问的闲差“以文学著述自娱”。在分宜做了4年教谕后，又做过福建汀州府推官和安徽亳州知州，总在任上伺弄着几分“自留地”，又总是任期未满就想着回故园一门心思“自娱”……
这一“自娱”的结果，便有了《天工开物》、《野议》、《谈天》、《论气》、《思怜诗》五部著作，其中《天工开物》一书，广泛、详细地记载了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先进技术，挖掘了一些已经失传的技术，并保留了大量的统计数字。理论上也有突出成果，在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大框架下，作者明确提出“种性随水土而分”，这是世界上关于物种变异的最早的科学论断。作者又认识到各种金属自有不同的活泼程度，并总结出利用这一差异来分离金属的方法。尤为可贵的是，他感觉到了“质量守恒”的原理，并对其作了初步论述，在130多年后，一个叫拉瓦锡的法国人才最终确立这一原理。在物理学上，作者提出声是气中之波的见解，船舵所激起的水流使船体旋转……它们比起现代力学来当然过于简单，但倘若没有它们作为基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