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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将上述情状复疏奏上，但又得出蔡寿祺“虽不能全部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的模棱两可的结论，并提出“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应由慈禧“宸断”。
慈禧早已作出决断。次日，当倭仁等入朝复奏时，她便把亲笔写好的朱谕拿出来，交给倭仁、周祖培等阅看，并说道：“诏旨中多有错别字及辞句不通者，你们帮助润色一下。”
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查到了这份资料的复印件，确实是错别字连天，这是慈禧亲拟的第一份懿旨。周祖培阅后，添上了“议政之初，尚属谨慎”八字。慈禧又催促道：“此旨即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
这道以同治帝名义下达的诏旨写道：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5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谨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
恭亲王因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又改善了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当时在朝中的威望很高，诏书发布后，“朝野骇愕”，许多满汉大员毫无思想准备，不知所措；同时对慈禧仅凭蔡寿祺一道捕风捉影、“难以悬揣”的奏折，便给奕定下罪状，很不理解。因此，不论宗室亲贵，还是部院大臣，外省督抚，都对慈禧的做法表示反对，为此专门联名上奏，署名者多达70多人。一时间，满朝文武上自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下至给事中、御史台谏，大家众口一词，要求恭亲王复职，这完全出于慈禧意料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只好被迫作出妥协，当然她也认为打击、羞辱恭亲王的初衷已经达到，便在4月14日又以同治帝的名义下达谕旨，说由于恭亲王伏地痛哭，无以自容，经面加训诫后，既然能够领悟此意，改过自新，便可“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头衔，“以示裁抑”。
这份谕旨中讲恭亲王当时痛哭流涕，其实他多半是百感交集——原来他确实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而且自己功高盖世，命运竟然像羽毛一样被其玩于掌上，他深感不能掉以轻心，小看了这个女人。
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遣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而自己得以正式执掌朝廷内外大权。此后又进一步对恭亲王领导的洋务事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使其“事无巨细，愈加寅畏之心，深自敛抑”，恭亲王可谓进一步退三步，举步维艰，大清帝国刚有点新气象的洋务运动又落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后面。
由此结果可以看出，蔡寿祺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破坏者，也是历史罪人。
胡平：小人为求一己富贵，不惜败坏大局，蔡寿祺堪称一个典型。他的一生还有着多少“谋人”的情节、诬告的片断，我不清楚，但我清楚在他总状告及时并状告成瘾的表现中，隐约折射出明清两朝赣地讼风如潮的情形。
而历史的吊诡是，蔡寿祺虽做小人，却未获富贵。慈禧要用他时，召其面见，抚慰有加，又赏黄金百两，并允诺日后擢升他为一品大员。慈禧用完他，便像对一盘冷饭残羹，以后不再搭理了，更谈不上“罩”着他。恭亲王及其他坚持洋务的朝臣对他深恶痛绝，他的“为太后而死，死不足惜”的表白，最后换来的却是“即行革职，勒令回籍”的严谴。
蔡寿祺革职后，仍然逗留京师，从此一片潦倒，50多岁就须发皆白。他的大女儿，许配给汉阳袁侍郎的公子，尚未完婚公子就病死了，是所谓的望门寡。他的三女儿，嫁给江夏知县彭祖寿的儿子，可嫁过去不久又死了丈夫。夫死无子很难在夫家立足，出殡那天，她喝了毒药，以死殉夫。
屋破偏逢连夜雨，晚年连连遭遇这样的打击，放在谁的身上不会身心皆痛，茕然孤影？可蔡寿祺不，他拿着两个女儿的守节殉夫之事，到处乞求人家题咏。借骨肉的大不幸，四处招摇，沽名钓誉，此人的无耻，也算是到家了。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星火成炬，坚冰故我（1）
——走进晚清之三
胡平：晚清江西籍的官员能有影响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还有3位。
湖南是变法维新的风云地，巡抚陈宝箴所领导而由其子陈三立襄助赞画的湖南新政，可以说是清末改革的模范区域，一度闻名中外。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以举人出仕，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马关条约》签订后，他为国家的危难痛心疾首，曾上疏陈说时局利弊得失。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他推行新政的功绩，首先在于他打破了湖南自洋务运动时期以来被守旧势力控制的沉闷局面，刚到长沙任职就察劾县以下昏吏20余人，因得亢直美名。在经济上，陈宝箴认为“凡有可以稍裨国计民生者，分应殚竭愚忱，尽其力所能及”，“尤可次第推广”，“以救国民”。他开创了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先河，正如当时《湘学报》所赞扬：
“我湘陈右铭中丞，亟力图维，联属绅耆，藉匡不达。兴矿务、铸银元、设机器、建学堂、竖电线、造电灯、引轮船、开河道、制火柴，凡此数端，以开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国势，善于变法，而不为法所变。”
陈宝箴在发展工矿业中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奏准开设官矿领导机构——湖南矿务总局。他奏称：“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不丰，而山势层迭奥衍，多矿石之质类，不宜于树艺；唯五金之矿，多出其中，煤铁所在多有，小民之无田可耕者，每赖以此谋生。”陈宝箴的奏请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895年2月，湖南矿务总局在省城长沙正式成立。与此同时，陈宝箴又拟奏了《湖南矿务简明章程》，对办矿的方法、经费、股份、矿质等问题作了若干具体规定。随后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招股建矿工作。1896年～1897年两年之内即建起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大型官办企业，其中以水口山铅锌矿为第一，铅锌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新化、益阳锑矿的大量开采，使长沙省城的炼锑业开始产生。1896年起陆续有民族资本家在灵官渡开设大成公司、湘裕炼锑厂。灵官渡则成为湖南省最大的矿产品转运码头。
陈宝箴的矿务政策对后任的经济决策影响甚深。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湖南创办了阜湘、沅丰两个矿务公司。1903年，巡抚赵尔巽奏准将两矿务公司合并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旨在垄断全省的采矿、炼矿之权，抵制外国侵略者攫取矿权的活动。
陈宝箴还与长沙绅士王先谦、张祖同、杨巩、黄自元等商议，创办了和丰火柴公司和宝善成机器公司，陈宝箴倡议创办的这几个企业，实际上是长沙也是湖南最早的近代企业。
陈宝箴还是湖南近代电信业的开拓者。他上任的第一年就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议，接设湘鄂两省间的电线，湖南一段自长沙省城起，沿湘阴、岳州、临湘一带驿路安设，至湖北蒲圻县境，计程225公里。全线竣工后，在长沙设立电报局，收发官、商电报，是为湘省设立电报局之始。
长沙及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发轫，与外省民族工矿业的产生有很大区别。这就是“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所以“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确实，“官导于先”，“上下一气”，是湖南维新运动期间工矿业得以蓬勃发展一大关键。
与奠基了湘省的工业化相比，陈宝箴让人耳熟能详、功在后世的是开启了湘人的“民智”与“民权”。
有评论称：办轮船公司、制造公司、及通电报等，设算学堂、武备学堂等，张之洞也做过并称之为“西法”，其性质基本上为西艺。而陈宝箴、三立父子在湖南设南学会、《湘报》馆、时务学堂等，则是实行张之洞所未能实行的那一部分西法，其性质为试行西政。
所谓“开民智”，即包括开发“民权”、“公官权”、“务分官权与民”等现代理念。所谓“开民权”，其具体落实则为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具有公共论坛性质的《湘报》，具有新政人才学校兼公共论坛性质的时务学堂等，这是近代中国最早实行的地方自治实验暨民权实验。
陈宝箴在湖南进行的政治改革主张渐进徐图，而康有为、梁启超辅佐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抗衡，并期盼以激烈的非常手段解决中国的宪政问题，结果反被“后党”以非常手段解决，史称“戊戌之变”。
今人刘梦溪先生曾说：“如果当时的改革能够按照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缓进渐变，不发生康有为等人的过激行动，清季的历史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幽禁光绪，通缉康梁，杀“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10月6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上谕发出：“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
所谓“滥保匪人”，即戊戌披难的“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均为陈宝箴所保荐，还有两君子——谭嗣同是倡导湖南新政的先进，而梁启超则是湖南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与陈氏父子的关系均非同寻常。
湖南是变法维新先进域区，尤为反对变法者所嫉恨——
义宁父子10月21日获惩，第二天，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钧就上奏慈禧，认为处分太轻，提出：“如陈宝箴之保谭嗣同、杨锐，王锡蕃之保林旭，适以增长逆焰，助成奸谋。此当与发往新疆之李端一例重惩，仅予革职，不足蔽辜。”
10月14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荀鹤又奏陈宝箴巡抚湖南时所设之南学会、湘报馆等虽已裁撤，但保卫局还继续存在：“闻保卫局皆陈宝箴所用邪党劣绅，希图薪水，而后选道左孝同把持尤其，不顾虐民敛怨，酿成乱端，且捏称商民情愿捐资，办有成效。”
张荀鹤还捏造证据，指责陈三立贪赃受贿。幸得接替陈宝箴的新任湖南巡抚俞廉三据实——辨证，诬陷未能得逞。
慈禧对湖南新政的改革成果更是铁腕雷霆，她责令湖广总督张之洞：
“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问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着张之洞迅即遵照办理。”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星火成炬，坚冰故我（2）
陈宝箴罢官后，回到江西，在南昌西山（今新建县境内）下筑“靖庐”栖身，生活惨淡凄凉。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卒然去世，终年69岁。
其死因《清史稿》未载，其子陈三立《先府君行状》亦讳而不言。但江西知名学者宗九奇先生曾刊布过一条鲜为人知的材料，即近人戴明震先父远传翁在遗世的《文录》手稿里，有如下的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6月26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至此，这位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也未能逃脱那拉氏的魔掌。
如同义宁陈氏一家三代的学术思想，是近现代中国一宗极为重要的学术思想财富，义宁陈氏一家三代——陈宝箴先生（1831～1900年）罹难于戊戌政变；伯严三立先生（1853～1937年）在当七七事变爆发后，忧愤成疾，拒不进食，拒不服药，以身殉国；寅恪先生（1890～1969年）死于“文化大革命”。他们不仅与近现代中国之悲剧命运息息相关，而且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身报国、文化托命的品格。
胡思敬，江西宜丰人，字瘦篁，晚号退庐，寓居南昌。清光绪年间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御史。
胡思敬一生著述颇丰，有《退庐文集》、《退庐诗集》、《戊戌履霜录》、《九朝新语》、《国闻备乘》等。后一部书，是在京都10年的从政生涯中，他利用“趋职之暇，时有所纪”的成果，其中“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不啻于一部现场的目击现实，其史料价值显然为一般的逸闻野史所无法比拟。
要感受维新中坚们那救亡图存的强烈忧患，盛倡革故鼎新的战斗激情，后人们应该去看看浙江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广东人梁启超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湖南人谭嗣同的《仁学》，福建人严复的《原强》……而想要了解与此同时的守旧派尤其是保守官僚们，对于戊戌变法的不满与攻击，后人则必须看看胡思敬的《国闻备乘》——
盛宣怀办洋务三十余年，电报、轮船、矿山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下，官至尚书，资产过千万，亦可谓长袖善舞矣。
本朝最重科目……江西人嫁女，以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乱。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赍粮……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辗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
凡文士轻率浮躁，好为大言，建奇策，欲以功名自见，用之不慎，皆足以误国殃民，其失职无聊者尤可惧也。陈宝箴以信用梁启超而败，翁同龠以信用张謇、文廷式而败……当新政盛行，各督、抚奉承新事，奔走急急不暇，其实皆三五少年狡狯之技。天下兴亡，不亡于长枪大剑而亡于三寸毛锥。吁，可怪矣！
近世倡革命者，恒借君主专制一言为口实，其实诬也。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部候补，亟请于孝宗谋实授。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刻罢之。是用人之权，君主不能专也……孝钦初兴园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后入谏，几罢者数矣。李鸿章等虽善迎合，不能不借海军报效之名，掩饰国人耳目。是用财之权，君主亦不能专也……
从讥讽盛杏荪办洋务，到痛惜科目盛景不再，从抨击朝臣延揽不当，到不厌其详辩君主专制之诬……凡是那些变革维新之举，对胡思敬来说，都像是勒在他的脖子上的无形绳索。他的又一部《戊戌履霜录》，书名便满透着沁骨的寒气。这绝对是个没有掺水的原装汉人，也绝对是清腐朽王朝的铁杆保皇派。
1912年6月，胡思敬不避劳苦，东行上海，借用寓居上海的遗老们举行名曰“五角会”的聚餐饮酒的形式，在愚园举行了一次有较大规模的前朝遗老聚会。经过事先的串联和准备，各地的复辟分子趋之若骛，纷至沓来。见诸记载的有：从广州来的梁鼎芬、秦树声、左绍佐、麦孟华；从福州来的陈衍；从苏州来的朱祖谋；从南京来的李瑞清、樊增祥、杨钟羲；从广东来的何天柱；从江西来的胡思敬、杨增荦、梅光远、熊亦园；从四川来的胡铁华、胡孝先；从北京来的赵熙、陈曾寿、吴庆坻；以及本来就寓居于上海的郑孝胥、沈曾植、李岳瑞等26人。
他们从全国各地赶赴上海，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聚餐饮酒，而是胸怀共同的政治目的，有胡思敬的追忆为证：“今日之乱，古所未有；今日避乱之方，亦古所未闻。诸子怆念故物，缅怀旧京，于斯，粥于斯，即当歌哭于斯，使四邻闻之，知中国尚有人在也。”
他所谓的“使四邻闻之”，即是指他们这批人的亡国之音、复辟之志，得通过制造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而传去海外，以赢得德、日等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