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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式的结构无疑是最稳定的一种形式。金字塔与山的形状恰恰是惊人地相似，这一结构先天性地决定了山地文化不可能兼收并蓄。
海洋上的激烈竞争促使人们不断地创新变革；靠天吃饭的山地文明，则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对迟缓。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中国在海中（4）
胡平：正如陈东有先生所说，内陆农业生产除了寄希望于自然条件的照顾，还要求内部有一个稳定的结构，而金字塔式的结构无疑是最稳定的一种形式。金字塔与山的形状恰恰是惊人地相似，这一结构先天性地决定了山地文化不可能兼收并蓄。一方面，因为追求稳定则必然表现为想方设法维持原有的生活秩序，对外来的文明总是抱着怀疑、害怕的心理，害怕它们打破传统的生活秩序，直至拒绝、排斥；另一方面，坐上塔尖的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既得利益，也想方设法去巩固、凝聚塔基，而不希望有多种因素来干扰、动摇这一基础，所以理所当然也要拒绝外来的文明进入。在山地生活中，辈分、血缘与经验是惟此为大，坐上塔尖的人，不是熬着辈分上来，就是以世袭的方式在内部繁衍，而不管继任者是否能胜任。海洋的风险性则决定了人们在海上的第一位需求是生存，谁能够带领大家平安到达陆地，谁就有可能被大家拥戴为船长，而不管这个船长是儿子还是父亲，出身于草根布衣，还是贵胄豪门。如果同时有几个人自认为有能力带领大家平安返航，那么推选船长的惟一方式就是公平竞争，这也就意味各种文化背景、文明成果、思想观念的载体都可以闪亮登场，其兼收并蓄的特性也就在情理之中。
此外，我以为海洋生活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即：创新变革的意识非常强。海上航行的恶劣自然条件迫使人类要挑战大自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改进航海技术和运输工具，比如：海船由单桅单帆发展到双桅双帆，然后又是多桅多帆，再后来实现了机械化，直至后来的核动力；海上通讯联络由传统的火光联络、旗语、吹海螺、牛角，变为信号灯、发报机、无线电通讯，直至今天的无线电话甚至可视电话；海上导航由古老的看日出月明、测风向，到后来的罗盘，直到今天最先进的卫星导航。可以说新技术、新设备层出不穷。翻开人类的航海史，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恒河沙数。16世纪西班牙由于改进了海船的设备，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船队，被称为“无敌舰队”，一度称霸海上，傲视天下。自从被后来居上的英国舰队打败后便风光不再，失去了海上强国的地位。换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海洋上的激烈竞争促使人们不断地创新变革；靠天吃饭的山地文明，则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对迟缓，虽然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同样在不断进步，但与前者每一块陌生而又奇诡的大陆、每一次震撼大海的风暴都是挑战相比，后者为了应对挑战而创新求变的愿望并不是那么迫切，人们习惯于按照四季的交替按部就班地进行耕作，改进劳动工具的频率太慢，表现得最明显的莫过于大家最为熟悉的镰刀、锄头，这是我们祖先使用了至少十几个世纪的古老农具，即便到了今天所谓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仍有大量的中国农民在使用，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更是根深蒂固。
黄河文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自给自足的生活。人们不仅能生存下去，还能有剩余食物可以发展，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安于这种生活状态，认为没有必要冒更大的风险。
在最早走向海洋的中国人里，以福建和广东人为多，在福建和广东人中，闽南人、潮汕人居多。闽南人不一定都是客家人，而潮汕人基本上是客家人。在走向海洋的浙江人中，最成功的是宁波人。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中国在海中（5）
陈东有：创新变革，在海洋文化中的确十分突出，所以说，世界近代科技史也是一部海洋技术史，海洋活动的需要，大大促进了人类科技史的发展速度。
黄河文明是十分辉煌的，中华民族有着自己悠久而又灿烂的文化。讲海洋文明不能否定养育人类成长的内陆文明。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文明，不能忽略自己在另一个方面的严重缺漏。特别是当因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导致了缺漏，而现实的发展正需要梳理这历史时，我们应该勇敢地直面自己的过去，以更好地建设未来。
中国原来一直忽略海洋文明。中国的农业文明是从黄河中游地区发源的，虽然后来陆续在江南发现了很多文物，证明南方很多地方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最大的生活族群还是集中在黄河中游地区，不管是传说中的炎黄二帝，还是后来的夏、商、周，都在这一带。通过研究当地出土的动植物化石，证明那时的黄河中游地区草木丰茂、气候适宜，非常适合进行农业生产，而不是现在千疮百孔的黄土高原地貌。另外，从地图上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北京的八达岭外沿开始向西南，沿秦岭一线，再到四川、甘肃交界地区，再往下到云南，有一条400毫米降水线，它的走势由东北往西南，这就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南是农耕文明，西北是游牧文明。黄河文明的产生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文明一样，首先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生存，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条件对一个族群的生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当时的黄河文明恰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条件。人们不仅能生存下去，还能有剩余食物，因而才有发展的可能，所以人们很容易安于这种生活状态，认为没有必要冒更大的风险。根据考古发现，上古时期中华先民在沿海地区活动的地方主要是在山东半岛，东南沿海没有什么人群活动。后来，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华先民活动逐渐向四周扩散，再往后，主要是战乱的原因，出现了大型的迁徙活动，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像江西到西汉初才开辟，南昌是汉将灌婴筑城才有的。江南开辟以后，江南的自然条件成了农业生产的最好资源，逐渐地发展起来，并很快赶上了中原地区，富庶的长江以南地区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到了唐代，整个江南地区的财赋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七成以上，韩愈还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隋朝为什么要开凿运河？就是为了把江南的财富源源不断运到京城。中华文明在内陆地区如此发达，所以人们没有必要走向海洋。
在夏、商、周时期，山东、河北的沿海一带已有行政设置。中国人最早在海上的活动来自于传说，相传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如果确有其事，我们能认定山东沿海地区在此时已获开发。秦、汉时，东南沿海也有了行政设置。但是有了行政设置不一定就是有规模性的经济活动，更不一定就是从事海洋经济活动。真正把东南沿海一带开发起来是在东汉以后，既有当地先民的开发，更有中原移民的开发，其中最大的移民就是我们常说的客家移民。大规模的客家移民有好几次：西晋末年至唐初，主要是“五胡乱华”所致；唐末和北南两宋之交，主要原因是黄巢起义之乱和金兵大举南下所致；还有宋元之交、元明之交，明清之交，每当朝代更替，中原的人们在战争的逼迫下，以迁徙来躲避战争灾难，寻找自己安定的生存之地，向南进入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区，然后又继续向福建、广东等地迁徙。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还有灾害和人口增加的原因。客家人迁徙到闽南、岭南，走向了海洋，生活在海边，并逐渐进入到海洋经济模式中，原来的农耕经济模式发生了变化。
从宋朝开始，中国人与海外的来往频繁，但往海外大量移民则是从明朝开始，主要迁往吕宋（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明朝永乐年间，郑和曾经七次带领浩浩荡荡的船队下西洋，多次到达东南亚地区，又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的中部。最近还有报道，说是郑和首先发现了美洲大陆，还去了澳洲，我十分惊讶，不敢相信。郑和的船队在东南亚许多地方停泊休整，补充淡水，还把一些体弱有病的人或有其他情况的人留在当地。从此有中国人不断迁徙到东南亚各国，谋求新的生存之地。明朝万历年间，菲律宾竟然出现当地土著人的人数和大陆迁徙过去的华人差不多的局面，而且商业基本上由华人经营。华人很善于经营，如果华人不经商，当地人就买不到东西。当时的菲律宾被西班牙占领，西班牙人对华人独占商业极为不满，唆使土著人和华人发生对峙、冲突，甚至多次联合起来屠杀华人。但每屠杀一次，当地的经济就两三年发展不起来，又不得不让人带口信，请那些逃走的华人回来。等到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冲突又起，于是又屠杀一次华人。在最早走向海洋的这批中国人里，以福建和广东人为多，在福建和广东人中，闽南人、潮汕人居多。闽南人不一定都是客家人，而潮汕人基本上是客家人。客家人除了大量地迁往东南亚地区，近代开始还有一部分由于经商进入到欧洲和美洲。在走向海洋的浙江人中，最成功的是宁波人。
乾隆皇帝在给英女王的回信中意思很明确：中国人没有你们，照样可以活得很好；你们如果没有中国的货物，就活不下去。大清帝国怎么可能和你们平起平坐呢？
中国历来有“四夷”之说，即：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惟有中原是中心，中国是中心，而这正是拒绝、排斥海洋文明的根本观念原因。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中国在海中（6）
中国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有6；000多个大小岛屿，海洋面积有300多万平方公里，当然应该属于海洋国家。台湾和海南是最具海洋特征的省份，沿海省份中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的生存模式和理念带有较多的海洋文明的成分，但仍受内陆的影响，处于海洋文明和内陆文明之间。山东、河北和辽宁则显得相对要保守一些。从整体来看，中国虽属海洋国家，但海洋的生存模式和海洋文化并不鲜明，这是由于内陆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过于强大所致。虽然历朝历代各自情况不尽相同，但总体情况差别不大。
一是认为自己的经济已经很不错，自我感觉良好，完全不需要去考虑海洋问题，自然拒绝海洋文明的交流。最为典型的事情是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奉英王之命，借为乾隆拜寿来到中国谋求商业活动，被乾隆拒绝。在此之前，英国人与中国人做生意几乎总是逆差，他们从中国进口大量瓷器、丝绸、茶叶，有这么一种说法是“中国的茶叶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但他们能卖给中国人的主要产品就是呢料（绒、毛织品）。呢料在海上运输，一路上经过风浪颠簸，很容易被海水打湿，水分蒸发后，盐分留在了呢料上。一旦天气变潮，呢料又会变湿，因为盐会吸水。这样的呢料运到中国来，就成了次品。当然，更大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喜欢穿呢料，南方天气温暖，不需要穿呢料，北方人在冬季穿棉衣更暖和。英国的货当然很难卖掉。英国人希望也能像葡萄牙人那样借一个澳门之类的小岛供其商船停泊休整，给他们晾晒被海水打湿的货物，或者在北京开辟一个客栈仓库。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开始曾实行“一口贸易制度”，认为红毛蓝眼的西洋人很难捉摸，下令确定只有广州一个港口城市供西洋商人贸易，这是乾隆重海防，轻外贸的典型表现。英国人对此很着急，希望自己的商品能直接运到中国的北方乃至北京进入市场。他们还对在广州买杭州的茶叶被当地商人狠狠地赚了一笔叫苦不迭，他们要求能直接进到中国的其他港口，比如从宁波港上岸可以买到杭州最好的茶叶。此外，英国人在广州做生意的时候，对中国海关的税收摸不清楚，一下这样收，一下又那样收，一下要求多收，但如果行贿的活，又可以少交。中国的税额到底是多少呢？为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谋取英国的利益，马戛尔尼大使向中国皇帝提出了6条要求。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可以说是热情有余，但是商务免谈，并断然回绝了6条要求。马戛尔尼一行一无所获回往英国，他回国之前对中国表示了极大的遗憾，这应该看作是日后鸦片买卖的最早起因。当时英国国王要马戛尔尼转给乾隆皇帝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谈到希望能和中国进行互利贸易。在英国国王看来，每年帮你们中国销售了非常多的“Chineseherb”（直译为“中国草”，当时还没有用茶叶这个单词“tea”），你们能不能帮我们销售一些货呢？总不能老要我们运白银给你们。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回信中说：中华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仰赖别国货物。中国特别盛产茶叶、精美的瓷器、丝及其他物品，皆为尔国及其它欧洲各国必需之物。意思很明确：中国人没有你们，照样可以活得更好；你们如果没有中国货物，就活不下去。大清帝国怎么可能和你们平起平坐呢？从这件事情可以反映出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一种非常固执非常霸气的观念和行为——不仅总认为“我就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极力拒绝别的文明，自我封闭，自我保守。清帝国到乾隆朝是最强大时期，然而，最为高傲的乾隆朝，在它的顶峰之时，开始走向没落。中国历来有“四夷”之说，即：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惟有中原是中心，这原来是讲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的，到后来又被盲目地用到对外国的关系上，自认中国是中心。这种糊涂观念正是拒绝、排斥海洋文明的根本原因。
二是统治者担心出问题，所以排斥海洋文明。海洋非常广阔，古时候在海上真的是可以无法无天，什么人都可能藏匿于大海之中，统治者经常把盗贼、土匪和海洋联系在一起，海商集团也往往被称之为海盗，如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也曾被称为海盗。中国过去的海商集团确实具有商、盗两种性质，如果生意好做，风险不大，那他们就是商。一旦生意不好做，就抢掠别人的货物，变成了海盗。也正为此，“海”与“防”才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为统治者对海洋的根深蒂固的理念。
三是统治者根本不去想，海洋可以给国家带来好处，海洋也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
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受山地文明影响很大，他建立明王朝以后，很担心东南亚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势力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加之沿海倭乱再起，所以禁海。
明朝中叶以后，倭寇当中十有五六是中国人自己，主要是福建人和浙江人。明朝对付倭寇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禁海，二是打击。
中国历代政府对海洋多以“防”为主。中国在明朝以前不禁海。宋朝以前的文明主要在中原，如汉唐的都城在长安，北宋的都城在开封，虽然这时候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发展，但海洋对中央政府的利弊都不多，统治者忽略了海洋，也就不存在禁不禁海的问题。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敢于面向海洋、并且准备借海洋大干一番事业的朝代，元蒙统治者的铁蹄几乎踏遍了欧亚大陆，而且元朝是历代王朝中海运最兴旺的时期，京杭大运河当时并没有完全贯通，很多方面得依靠海运，海运成本低，只是风险太大。禁海从明朝朱元璋开始，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受山地文明影响很大，他建立明王朝以后，很担心东南亚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势力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加之沿海倭乱再起，所以禁海。明成祖朱棣从建文皇帝手上夺得皇权，成了永乐皇帝。明朝的皇帝中除了朱元璋，当属永乐皇帝的气魄最大，此人年壮气盛，办事果断，还很有谋略，他派郑和下西洋，即是为了显示朱明王朝的强大。也有人认为是为了和那些国家进行贸易，我看主要还是政治目的，是为了宣扬皇恩浩荡，而不是自觉的经济活动。船队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