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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对解放思想的认识要比其他省区更加深刻，更加切身。这是浙江现代化进程重要的基础，也是浙江现代化道路从民间迈出的根源。
浙江民营企业家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分量日愈加重的同时，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影响也日愈扩大。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浙江；自下而上的力量（4）
史晋川：浙江现代化的进程到底是怎样启动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复杂。无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是直接的导因，但问题是，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某些省区的现代化进程则不如浙江。由此判断，浙江肯定存在着一些其他省区所不存在的特殊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浙江现代化的内因，则是浙江民间长期潜存着的物质利益冲动。
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的许多地区，地下包工队、黑市交易、长途贩运、高利贷等，与当时的体制根本冲突、有着巨大政治经济风险的牟利行为，就已经普遍存在。许多人曾为此轻则挨斗，重则判刑，甚至丧命。直至1982年，在当年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中，乐清县柳市镇还打击了“八大王”。“八大王”实际上是该镇具有代表性的八大个体经营专业户。当时7人被判刑，1 人在逃，全国通缉。
改革开放之后也不太平，尤其是温州，由于温州的经济特色是以家庭、个体为经济主体，这一模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数量比例日渐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成分日益上升，迥然有别于“苏南模式”、“珠江模式”，因此，它招来的非议也屡屡不绝，此长彼伏，引来了一些人对温州是“资”是“社”的担忧。随着家庭工业、个体企业的发展，雇工经营成为温州经济又一特色，而且“雇”的数量在日益增加。这“雇”与“被雇”的关系很容易让人与“资本家”和“工人”关系相类比。马克思说过雇工超过8个人就是资本家。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基本上是手工业为主，还不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方式的效率不高，利润率也不高，他计算出8个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供1个人不劳动，这个人就是资本家了。教条主义者们从马克思的理论中照搬出来，以“8”这个数字硬往一百多年后的现实生活中套。
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与一支能干的购销员队伍分不开，他们为温州商品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购销员队伍中确有少数“假冒骗”的现象，致使一些人认为他们是“行骗全国、行贿全国、流毒全国”。由于家庭、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得其分配关系也显示多种形式，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股分配在温州客观存在。这些分配方式使得贫富之间的差距日愈扩大，自然又被扣上“两极分化”的帽子……
为此，自1989年到1991年，国务院和国务院研究室先后三次派出调查组对温州进行实地调查，每一次调查都形成相应报告，报告中对温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作了基本肯定，但这种种挥之不去的非议与责难，还是给广大实践中的温州人以巨大的压力。
尽管如此，浙江这种体制外的生产和交易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变化的种子一直在等待适宜的气候，因而浙江人对解放思想的认识要比其他省区更加深刻，更加切身。这是浙江现代化进程重要的基础，也是浙江现代化道路从民间迈出的根源。浙江的普通群众对变化了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机会，有更主动迅速的把握，否则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后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迅速崛起。然而，对普通的农民来说，追求物质利益决不是一个需要解放思想的观念问题，这就像羊要吃草、猫要偷腥一样成了他们的天性。对于官员来说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追求物质利益在革命的辞典上历来是被排斥的，长期以来总是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挂在一起。因此解放思想对于官员们最为必要，困难也最大。但是浙江文化的柔慧特质和“善进取，急功利”的工商传统，又使得官员们较其他地区能较快地认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目标，越是基层干部越是能在思想观念上与老百姓认同。这样，民间启动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思想基础很快就确立起来了。
浙江自下而上的现代化发动力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间发动的制度创新逐步突破来自上面的文字或口头的限制，导致正规制度规章的不断改变或修订。第二，民间自主解决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聚集问题。第三，浙江经济现代化的主要载体是直接或间接的民营企业。
按照严格的产权经济学的原理进行所有制结构的评估，浙江的民营经济比重早已突破了一半这样一个公认的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界限。这些方面共同指向了市场化，市场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民间力量的重组。
此外，还有一个在其他省区很难看到因而值得特别指出的情况，那就是浙江民营企业家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分量日愈加重的同时，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影响也日愈扩大。许多人当上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甚至人大常委。在温州，私营企业成立党委都很积极，像正泰、德力西集团都成立了党委，浙江的民营企业也大都有了党组织。虽然老板们能不能加入共产党，有些领导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犹豫来犹豫去，但自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讲话后，原来是党员后来去办企业当了老板的这些人，他们的心已经放下来了，至少他们不用退党了。前不久我参加台州一个大企业的董事会，董事长就是党委书记，这可是一个很典型的私营企业，董事会成员差不多都是党员，而且董事长绝对控股……
更重要的是，浙江的企业家阶层对基层政府形成了制约，这种势头在九十年代中期已比较明显。这对企业家来讲是很正常的，我这么大一块的经济利益在这个地方，当然要通过参政、议政等渠道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可能是通过损害别人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比如与官场勾结什么的。有个别地方的企业家，凭着几十个亿、上百个亿的产值，在当地颐指气使，整个镇政府都唯唯诺诺，没有他点头，连镇书记、镇长都没办法当，给人的感觉有些像当年大丘庄的禹作敏。但是对企业家这个群体来说，都会有这方面的要求，这有点类似于欧洲原来的工商阶层、资产阶级兴起后对君主必然形成一定的制约。这种制约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你政府如果不是服务型的政府，我拔腿就可以走。留住了企业就留住了产值和税收，留住了它们也就有了政绩，对这一点政府是很清楚的。在浙江，对企业家，尤其是对当地的一些大企业，一般的政府官员对他们都非常客气。他们的实力摆在那里，在美国的《福布斯》杂志为中国大陆排出的2000年度50名大富豪中，虽然南存辉被排在36位，但如果将其冠以“正泰”字号的三家公司合计，纳税总额达到了6；227万元，他的排名可大大提升为第4位。像德力西、正泰这种企业连省长对他们都客客气气，县长、镇长有时到企业去还不一定能见到老总。有一个典型的事情，比如：90年代中期，天牌皮鞋厂在台州是比较大的企业，省委书记要在礼拜六去视察，黄岩市政府要他们企业在礼拜六加一下班，打扫一下卫生，厂长池幼章说：“这不行，现在有《劳动法》了，双休日要休息！我到省级机关去办事，官员们什么时候礼拜天给我加过班？”此人是记者出身，当过小学教师，脾气比较倔，这样说了也真这样做了，结果没有谁对他怎样。
浙江农村搞海选，很多地方肯定会被村里面那些比较大的经营户、企业家控制住，自然钱在其中起了作用。能逐年提高生活水平、享受好的公共服务，这对村民来讲是第一位，民主权利对村民来讲还是第二位，后者当然会服从前者。村里的集体企业谁来能搞得好？肯定是那些已经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比原来那些老支书搞得好。企业搞好了，农民的福利就增加了。村里要搞幼儿园，要办小学，农民的孩子上了大学要奖励，谁能拿得出这些钱？也是这些企业家能拿得出钱。村里要修路，搞环境卫生，要装有线电视，谁能拿得出钱？还是这些企业家。这样村民当然会选他，不会选那些不能提供“公共产品”的人。而且，村民都知道，这些企业家当了村长大概不会侵吞集体资产，这些集体资产对他们来说是个小数目，犯不着去损害乡亲的利益，吃饭更不会花公款，这对于他们是九牛一毛。只要是符合国家《选举法》的程序，就得承认这种海选的结果必然会把一些能人选上来的有效性。比起原来那些老支书当家的时候，既不提供公共产品，又把集体经济搞得没有效益，而且还把大家缴上来的各种费用拿去请客吃饭，账目一塌糊涂，集体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这要强得多。这比中国农村传统社会中靠所谓“德高望重”的家族长老来管理一个地方的事务要民主进步得多，比用什么政治标准、道德标准、家族标准来选人都要好，比上级派干部下去也要好。出现富人或者称做能人普遍当政的情况在中国的乡村将是一个阶段性的事情，没有办法避免，不能把这看成什么都靠金钱操纵的“黑金政治”，这两者不一样。虽然也可能出现完全靠钱来贿选的情况，但是根据浙江的情况看，如果大规模出现这种情况，能人之间就会产生竞争，也会有制约。对于一个村的选举，可能你有几百万、一千万资产就可以控制得了，但要控制一个乡的选举，没有几亿的资产是起不了作用的。
只要读过欧洲城邦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和中国浙江温州的发展史有异曲同工之妙。
浙江的干部越是在基层越有市民“草根”意识，越是基层的干部越是干实事，在很多方面和老百姓、和民营企业家们有共识。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浙江；自下而上的力量（5）
周伟林：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在成功了之后，许多人大概会做这些事：自己在外面发财了，想法把自己村里的人都带出来脱贫致富，求得一种精神永续的感觉，所以会出现“温州村”、“浙江村”这种现象。因为这是积阴德的事，让祖上有光的事，所以他们还要修祖坟，感谢祖上。再有，人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追求尊严，现在温州人让下一代上大学的冲动就表现得很明显，温州有民办大学，很多人掏钱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甚至出国留学。第一代人是靠吃苦耐劳靠自己的手艺赚钱，但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科学管理企业的时候，他们发现凭第一代人那种做法不行了，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在知识、能力方面能有所提高。
最后，他们还会在政治结构上有所要求，你注意一下浙江的乡镇、村委会是怎么选举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选举过程，实际上它建立在商品经济平等意识的基础上，不同于其他地方常常是走过场的选举。商品经济的规则不是谁管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而是一个水平结构，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所有的行为都是以交换的形式来完成，在此基础上就会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产生。在农村向城市化、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居民结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既有传统的农民习俗，同时基础又有些变化。但因为有了经营户、企业家的介入，才常常提升了村委会民主的浓度，后者会就一些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问题，交全体村民公决，哪些事是有大多数人的举手可以干，哪些事没有大多数人的举手不能干。村委会的选举和运作，我以为在温州一带是非常有成效的。村委会是这样，乡镇和县的政权必然受其影响。
只要读过欧洲城邦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和中国浙江温州的发展史有异曲同工之妙。浙江省90％以上是非公有制经济，在GDP增长中占主要比重，温州很早就已经是这样了。浙江其他地方也逐渐在体现这样的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制度安排的基础不一样，国有企业是由政府从上往下安排的，人事任命等整套运作都是这样，而浙江许多地方是由下往上逐步演进。因此，浙江的干部越是在基层越有市民“草根”意识，越是基层的干部越是干实事，在很多方面和老百姓、和民营企业家们有共识，这是我长期和政府方面的人士交往得出的一个经验性结论。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许多实质性的经济变革，都是在计划体制的正式规则“名称”和“形式”没有变的情况下，浙江人以务实的精神首先在事实上采取了与旧体制、旧规则相冲突的行为，摆脱了旧体制、旧规则的约束，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关系和新的分配模式，从而得以捕捉获利的机会。
在个体私营经济仍受歧视的情况下，浙江的许多个体私营企业就变通地采取了“假集体”戴“红帽子”的形式；在对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专业市场等许多制度创新的行为还存在争议时，浙江人就灵活地采取“先生孩子，后起名字”的方式；许多改革还未得到公认时，浙江人就采取“先看一看，不下结论”的政策。比如，在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得不到政策承认和政策优惠的时候，“集体性质”股份合作制也成为一顶红帽子，被私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竞相采用。在此情形下，大批的私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戴上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红帽子”。比起一些政府官员的良苦用心来，一些私营老板倒显得口无遮拦，全国工商联的一个调查组在温州发现，在谈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时候，尽管“政府官员强调它的合法合理与必然性，而股份合作企业的老板在同我们讨论的时候，则往往直率地承认自己其实就是私有企业”。在浙江不少地方，政府对股份合作制的“集体性质”的肯定，使大量本得不到政策承认和政策优惠的私营、股份制等企业有了“护身符”；而一旦政策调整、环境宽松以后，大量戴“红帽子”的企业，又纷纷恢复原形，自《公司法》公布后，由昔日号称集体企业的“挂靠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直接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不割或不割尽“尾巴”，在个体、私营经济被指罪为悖逆公有制而可能陷于河决鱼烂的绝境时，政府却对此少为、无为，甚至暗中支持，这需要多么大的道德勇气和政治智慧呵！
胡 平：浙江的现代化发动力量无疑是自下而上。但与此同时，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力量呢？
浙江的学术界有一个主流意见，由于民间力量的旺盛和市场经济本身的强大内驱力，浙江的各级政府对推进改革和推动以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只发挥了次要的作用，或者说在过去的很长一个时间里政府表现得比较少为和无为。其实，对于那些一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却又难以判断清楚其长远价值的东西，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无为”是明智的。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不割或不割尽“尾巴”，在个体、私营经济被指罪为悖逆公有制而可能陷于河决鱼烂的绝境时，政府却对此少为、无为，甚至暗中支持，这需要多么大的道德勇气和政治智慧啊！
真是有什么样的百姓，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而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百姓。《老子》第七十六章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柔弱处上。”第七十八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宋史·地理志》言浙江时首提“人性柔慧”四字，对浙江文化的独特气质可谓一语道破。浙江文化因为“柔”，故不至于枯槁折灭，而能生生不已，柔弱处上；因为“慧”，故能随机应变，趋利避害，善进取而巧奇技。既柔且慧，故能在新与旧、中与西的种种夹缝中游刃有余，顽强而机智地存活，这可以说是浙江现代化进程生机勃勃的直接源泉。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由珠三角看中国城市群（1）
胡平：我与魏达志先生已经21年没有见面，他是我大学同届不同系的校友，同为地道的南昌人。毕业后他留校，本可以在沪上过优裕的教书生活，但也许因为他读的是历史，他太了解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生的渺小、短暂，故此从未停止追求广阔生命空间的脚步。
留校3年后，他调往深圳特区，不久又远赴澳大利亚留学，为此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