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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中曾经感慨：生命充满喧哗与骚动，但没有意义。这一慈悲的感慨成了福克纳小说的主题。我想，只要喧哗与骚动平息下来，生命的意义才会显露。如果平息下来之后，仍听不到什么意义，我们就好好地生活在无意义之中，没有必要拉扯出什么意思来欺人。没有意义的生命可能是最有意思的，谁规定生命非要有一杠意义把人悬挂起来不可？一个人没有未满足的性欲，甚至有些性疲软，却要穿一件性感撩人的服装；一个人只能穿几双鞋，却要买上几千双，为了安置这几千双鞋子，又要买一个大鞋柜，为了安置这个大鞋柜，又要买一间大房子；一个人营养不良，脸有菜色，却要浓妆艳抹，装一副春风桃花之相，这都属于喧嚣与奢华。当然，对于奢华，我也不是怎么反感，奢华有奢华的意义，在市场体制下，奢华能增加就业的机会，使更多的人拿到饭碗。
我主张朴素，不赞成喧嚣，但对于自己的念头却是存有警惕的。我知道这个念头是个好主意而且正确无疑，但它只能流传于乡野民间，不能登庙堂之高。如果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这个念头就必须加以收敛，不能下一道圣旨把它推广于天下，要每一个人无条件地接受。因此，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还是朴素一点好，不过不朴素甚至奢华了也没关系，这又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二十年过去，安娜·卡列尼娜的不幸已忘得差不多，但她在那次晚会上穿的一件黑色的裙子仍留下清新的印象。在珠光宝气、浓艳绚烂的上流社会的舞会上，一件黑色的裙子美煞了多少风景！但如果所有的贵妇小姐都穿上黑色的衣裙，这个舞会不就成了乌鸦的集会？
一个开明的人不会强求社会上的人都要怎么样，但社会人群认同的意见观念却总是勉强着每一个人。一个人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但一旦大多数人都在乎一种什么时，这种在乎就成为一种强制性的普遍权力，谁都不能不在乎无所谓了。在南美亚马逊河流域，至今仍有一个部落的人群是不穿衣服的，她们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在阳光的关照和清风的吹拂之下。看到来访的穿衣服的人，她们觉得稀奇。她们会伸手到衣服里面来摸你的胴体，比较你的器官是否与她们一样。她们认为这是一种表示亲近友好的方式。但在这个部落以外的地方，不穿衣服在人群中行走，在大街上奔跑，或是伸手到别人的衣服里面去乱摸，是绝对不可以的。甚至穿得少一点或破旧一点，你的自由也会受到限制。习俗的权力是巨大的，一个人很难与之抗衡，在衣装上也是如此。
有一年，我到香港去看看，同时会一个朋友。朋友知道我的德性，临行前打来电话，特别嘱咐要穿得体面一点，不然警察会找你的麻烦。他说，香港人尽管看起来穿得很随便，其实其中有一种并不随便的东西你不应该忽略。尽管我已经有所留意了，但在中环，警察还是要看我们的证件，问我们来香港做什么。朋友觉得这是一种辱没，我为此也深感不安。在服装商场，我对衣服的评价和态度也令朋友大为扫兴。我知道自己是有些低级趣味。同时，我想到应该与服装后面的那股神秘的势力妥协，做出必要的让步。一个人要向各种各样的潜在的普遍权力挑战是徒劳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迁就一下也没伤着哪一根骨头。入乡随俗，才能随遇而安，身处俗世，怎么能一点俗气也没有？我不愿别人因为穿什么的问题来烦我、为难我，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就像我不愿因为衣服的美艳妖娆而成为众星所拱之明月一样。尽管我觉得穿一件树叶织成的裙子是很有诗意的事情，但也不必真的穿上一身树叶去办公室与人讲业务。
衣服说到底是为别人穿的，如果地球上只有你一个人，即便是内衣也显得多余。尽管地球上的人很多并且在膨胀，一个人待在家里也可以随便穿什么或不穿什么。但在这个秩序社会，你可以对不起自己，但还得对得起别人，不一定非要让人惊羡，但也不要让别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这样，别人也就不在乎你穿什么，而在乎你是什么了。
这样，你也就穿破了衣裳。
第一部分 一条线的牵连第6节 种豆得瓜（1）
编辑李先生让我为他手头的工作回忆一下1988年的我的海南岛。由于和他交往有日，我便轻易答应下来，但等到电话搁下，我才发觉，对于1988年的海南岛，我已经想不起多少可以成文的事情。因为大约从1992年以后，我便不再回忆往事，过去认识的人也变得陌生并且需要重新认识，包括自己也是如此。对着当年拍下的相片我会疑惑重重。孔见，这个头发浓密像豪猪一样作沉思状的年轻人便是你吗？不去回忆往事，并不是往事不堪回首，也不是我对未来有了宏大的计划或是浪漫的遐想。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的过去和未来几乎是同时丧失的，只留下现在。此时此刻此人此景此心是何等的晴朗啊。应该说，我得到了现在，因为在我同时拥有过去和未来的时候，我一度失去了它，而今天，我已清楚地意识到，只有现在才是惟一的真实。时间并不是无穷无尽，它只有此刻；空间并不是无边无际，它只有此地。此地无银三百两。
当然，对于和我一样生活在这个热带岛屿上的人来说，1988年并不是一个轻易可以忘记的年头。因为那年有一件事情发生在这座岛上，激起了几百万人对生活的热望和幻想，并使这个一度作为流放地的天涯海角成为一个中心。成千上万的大陆青年像鸟群一样飞来，降落在椰子树的天空下，降落在我已经生活了二十八年的土地上。有人提着沉甸甸的密码箱，但更多的人是背着简单的行李，有人甚至连回程的费用都没有备好。许多人把海南建省办特区视为20世纪最后的一次机会，是一趟末班车。那一年夏天，可能是海南岛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天。
作为早在九百年前就迁移过来并且已经在岛上生活了二十代的邢氏宗族的一员，我并不相信奇迹，我相信的是播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有多少耕耘就有多少收获，因为我的先人一直过着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生活。因此，起初我是没有什么激动的，我还打算在通什教育学院继续《概然世界与人的选择》一书的写作。但是我的朋友、同事和周围的人却已经按捺不住寻找新的陆地、改变生活的激情，他们开始到处奔走呼号，而且不想把我落下。
就在1988年春天，我从广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回到海口，和朋友走上繁忙嘈杂近乎混乱的街头。大街边到处是新搭起的帐篷，帐篷里冒出了袅袅的炊烟，很多一时还无法找到位置的内地人正在兴高采烈地卖烧饼。他们的皮肤比我要白一些，看得出是从阳光不足的地方来的。我们借买烧饼的机会和他们聊了起来。烧饼要么过火，要么夹生，并不好吃，但聊天还有点意思。他们当中，不少人把自己过去的生活说得很好，只是为了建设海南特区才放弃优厚的生活条件到这里来的。也有人说过去的生活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那就是不够自由，个人的才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像圈套一样只能日复一日地重复，他可不喜欢圈套。呼啦圈运动曾经风靡一时，现在却几乎绝迹，因为最会转呼啦圈的人，腰椎全出了问题。我无法判断他们说出的话中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但这些交谈的内容与我所要探讨的人在不确定世界中自由选择并穷尽生命的可能的理论相当吻合，我想，与其炮制一种理论，不如创造一种生活。于是，我对这个机会也有了跃跃欲试的兴致。在此之前，《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主编、当时名气不小的评论家陈剑晖先生曾透露过这个意思：把我调到他的手下，因为他觉得我待在通什“有点可惜”。
然而，当我再次去找陈剑晖先生时，海口市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了，几乎每一个机会都有上百人去争取。《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已被晓剑等一些有名望的人占据了。我和朋友找到我现在所在的单位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看了我的材料后，认为此人可以使用。但是，那时候我似乎还没有到对这种单位感兴趣的时候。我又找了《海南开发报》的总编李挺奋，他是个诗人。并没有说得太多，他就接受了我。我成为这份当时影响力颇大的报纸的一名编辑兼记者。说实在的，起初我并没有意思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但后来的生活却不由自主地改变了我。到新单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赴东方不磨，在那里，感恩平原的尽头，人们惊奇地发现了含量极高的金矿，通往矿山的道路风尘滚滚。
当时，有人正在组织横渡琼州海峡的游泳比赛。组织这样一场比赛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当时的气氛赋予它特殊的意义。主办这次活动的是北京的一个研究所。由于主办者的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活动组织得相当混乱，运动员在出发地海安吃的住的都很差，在海上也得不到必要的照应，许多人游不到全程，即使有几个人爬上了海口的沙滩，但连一杯饮料都喝不上。一个名叫青山的来自江西的青年没有渡过海峡，也没有返回海安，直到后来，人们才确定这位曾经获得全国蛙泳比赛第六名的游泳好手永远留在了海里。事后，运动员和参与这次活动的《海南开发报》的记者们愤愤不平，上书有关部门，并发表了两篇报告文学。但主办单位还是尽力推诿责任。
几乎在一夜之间，海口市的大街小巷都挂起了各种各样的招牌。许多都冠以“环球”、“世界”、“新世纪”、“国际”等级量很高的词。路上随便遇到一个人，很自然就掏出一张名片来，上面的头衔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公司里最低的职位是业务经理。有的名片公然写着“中国最有希望的作家”、“当代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我的同事一个月内名片就印了两三次，有些头衔完全是自命的、子虚乌有的。在聚会的场合，经常可以听到别人说那人是某某将军的儿子、某某部长的女婿。人们开口就说某某要人是我的朋友，某某名流是我的哥儿们。每天都有公司在开业，项目在奠基剪彩，洽谈会接二连三。记者们从一个宴会到一个宴会，很是风光。于是有了假冒的记者。我所在的报社持记者证的总共不过二十人，但在社会上活动的不知几多。曾经有那么两次，有两个倒霉的家伙被我们当场揪住。
报社上班在农垦三所六层。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尽管他们的文凭值得考证，但是他们的工作能力是没得说的。他们是最早投奔特区的，后来投奔的人，就投奔到他们那里，一拨又一拨。一个房间里常常会住上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会议室也横七竖八地躺满了陌生的人。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却都做着一个共同的梦想。他们当中极少有人还想着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他们等不及。在农垦三所，每天从早到晚都有人提着沉沉的皮包进进出出，皮包里装着广告合同、项目协议书和寻求合作的意向书。我还是在那里写稿编稿，在那里种豆。但不时有人问我，你要不要橡胶？要不要化肥？要不要地皮？要不要蔗糖？要不要汽车？如果能找到客户，给你百分之三十的回扣，你爬上十年格子也得不了这么多！记得有一次，广告部的一个东北人向我们编辑部的同人推销两艘刚刚退役的驱逐舰，价格相当便宜。同人们几乎没有任何疑问，便赶紧给各自的“朋友”打电话。广告部、信息部、经济部集中了各种很能折腾事情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挖空心思地策划各种活动，包括大型会议。会议的筹委会中，常常出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样职位的人名。几乎可以这么说，每一个人都成了商人。但海南不可能一下提供那么多的商机。曾经有一两个星期，在各种场合我都听到人们兜售三百吨橡胶。常常是这样，当你正要向对方推销二百吨化肥时，对方却抢先提出：“我有二百吨化肥你要不要？”
第一部分 一条线的牵连第7节 种豆得瓜（2）
机会似乎到处都有，但它转瞬即逝。人们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心事重重又魂不守舍，走在路上眼睛注视着远方。我的一个同事在横穿马路时被撞得头破血流，但是，直到爬起来的那一刻，他都弄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把他撞了。单位里人才济济，要找到一个忠于职守的人却很难。只要有一点利益，各种规章制度都可以通融。
作为他律的道德是以熟人社会作为生效条件的，许多人从原来的背景中析离出来，便一下子自由奔放起来，生活也没有了多少顾忌。由于是在特区，一切便可以例外，超常规地去作为。他们用身体和情感去开一些肆无忌惮的玩笑，浪漫的故事就这样发生在海口的夜色里。海口的夜晚充满了无限的遐想，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像星星一样闪闪烁烁。所有的墙都是隐蔽着的门，整个社会就像迷宫一样。只要你大胆敲打，就会有洞府敞开；只要你大胆造设，种豆得到的就不仅仅是豆。实际上，由于岛上大量资金的投入，当时种豆得出瓜、种瓜得出金葫芦来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这种传奇故事激励着人们的梦想，他们整天都是云里雾里地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轻而易举赚来的钱也被轻而易举地花掉了，花钱的方式也都很相像。那些口袋里装了一点不多不少的钱的人，觉得自己终于有了嘲笑一些美好事物和作贱他人尊严的权力，他们身上一些不太美好的东西也有了表达的机会，别人也有机会充分地认识他们。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把自己赚来的钱小心翼翼地存起来，为自己以后的事业作资粮。当人有一件事情是完全无法想开时，他就会把别的一切都想得很开。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除了金钱，人们都很豁达，都无所谓。常常是这样，人们可能为一点小小的利益成为朋友，朋友也可能为一点小小的利益成为仇敌。有时我被夹在其中，我很痛苦，我的身上不止一次被拳头击中，但伤透的是我的心。我活得无辜。
也就在1988年的下半年，我被委以编辑部负责人的职务，尽管工资没有增加，但工作的难度却常常使我难堪。每到发稿时，就有来自各部的同人拿着公司专访、老板特写、产品推介之类的东西要占版面。如果让这些东西都上去，我看报纸就不用办了。但是大家都是“朋友”，上这个不上那个就不好。摆不平便爷爷奶奶地骂将起来，甚至大打出手。有的精明的同事会悄悄地把我拉到我的卧室，把人民币撒在床上，拍拍我的肩膀说，老弟，有钱大家花，大家高兴。我并不高兴，我想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社会改革开放过程中，总是阶段性地给人们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每当这个时候，许多人会产生幻觉，认为从此他就不必脚踏实地地生活了。什么都不想种，什么都想得的人也是有的。
我依然记得，在1988年即将过去的日子里，我正在看《西西弗的神话》，“诸神处罚西西弗将一块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神以为最大的处罚莫过于此了……”这时，一个西北来的小伙子提着酒走进我的房间。我声明自己不会喝酒，这种液体让我难受，而且我怀疑有些亲人的死和酒有关。他听了不太高兴，我也就不坚持。几个月来他身上发生的事我一清二楚，但是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大约在这年秋天，这个长得很帅的小伙来到海口，寻找自己的未婚妻。她是我的同事，一个还有几分姿色的小姐。他们立即住到了一起，尽管房间里还有另一个女同事（她愤愤不平，但单位无法另外给她安排房间），他们还是照样如胶似漆地度着蜜月。可是蜜月很快便结束了。未婚妻常常出去吃晚饭，而且深夜才回来。有时他无聊无赖地戴上手套练拳击，把墙壁捶得嘭嘭响（他曾经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拳击运动员）；有时则走到对门的我的房间，一副尴尬的无奈的样子。事情很快就明朗化了，我的同事们都看到，每天黄昏，是一个四十多岁样子的瘦小瘦小的广东男人把她带走的，据说是一个公司的经理。他们后来吵开了。女的说谁让你这么穷呢！那么久了，连戒指都不能给我买一个。你一个大男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受穷还逞什么英雄！
贫穷成了耻辱，酒让我难受，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