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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程的40岁的“年轻人”。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个局第5节 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
柳传志于1944年4月29日生于上海，他的祖籍江苏镇江。美国《商业周刊》说他是“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born with a red…silver spoon in his mouth），意即他出身富贵，其家庭又富有革命传统——他的父亲柳谷书彼时周旋于上海金融界，与共产党关系密切。
1949年，红色中国诞生了。柳传志随其父亲来到北京，开始了干部子弟的生活。读完小学之后，他到了北京25中。在那里他有机会实现自己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梦想。就在高考前夕，他突然发现造化弄人。他被通知取消了当飞行员的资格。后来他才知道他有一位亲戚是“右派”，正是这层关联，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时已近高考，沉湎于飞行员生活中的柳传志已经习惯了没有高考压力的生活，现在却要重新拿起书本，为自己的前程做计算了。他的情绪不太好，父亲见状便与他谈话，告诉他：“只要你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我们一样喜欢你。”他后来好几次告诉记者，父亲的这句话对他产生了莫大影响。
柳传志他后来终于考上了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并有望在那里成长为一名军事工程师。在学校，柳传志成为先进分子，还当上了小组长。他要求进步，有一年为了学习贫下中农“磨练自己的工农感情”。他放假回到北京，还约了在北京的几个同学去掏大粪，整整掏了一个礼拜。
“文化大革命”几年后爆发了，在“文革”之前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巨大考验”。
1965年的时候，21岁的柳传志以军人身份下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柳传志所在的小组到了宝鸡县的一个生产大队。他所在那个小队有一个农民，念过几年书，却是一个活脱脱的流氓。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骂人，不但骂男人，也骂女人，村里人都怕他。工作组来斗村干部，流氓便跳将出来。他表现勇敢，把村干部们骂得一无是处，工作组就管这流氓叫“勇敢分子”。
“勇敢分子”因为勇敢，很快便名声大噪，就连公社书记对他表示了额外的欣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快便向纵深发展，不但批斗村干部，还可以跳上去揍他们了。这时候，“勇敢分子”便带头上去揍他们。又是因为勇敢，公社里便要求柳传志他们发展“勇敢分子”入党。
本来“勇敢分子”变成党员顺理成章，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年轻农民悄悄向柳传志哭诉：这个人真够恶，是个流氓。柳传志所在的那个工作小组共有3人，他们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应该坚决抵制“勇敢分子”入党。柳传志告诉那些哭诉的农民说他们会向上反映，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一腔激愤的柳传志哪里想到，他这一句话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几天后，工作组在村中的庙里开会。柳传志走到会场，发现气氛森严可怖。工作组领导问：“你们对贫下中农政策和坚决走贫下中农路线有什么看法？”
他们说：“没看法，坚决支持。”
领导又问：“那你们为什么反对╳╳╳入党？为什么不支持他？他有严重问题吗？你们为什么上告？”
他们说：“反映情况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为什么不能上告？”
领导问：“你们为什么还要煽动农民上告？”
他们一下子呆了。柳传志知道，煽动农民上告的性质有多么严重。他就没敢承认自己的确说过“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这句话。但是，领导立即把证人找了出来，正是那些向他哭诉的农民。
气氛顿时极其紧张，柳传志突然变成不支持走贫下中农路线的阶级敌人。就在那时，他们工作小组的另外两人倒戈相向，说：“老柳比较坚持这事。”
领导开始要求柳传志承认错误，然后听候处分。柳传志非常紧张，他知道自己如果真被定性为不走贫下中农路线，这一辈子就完了。好在他亲眼目睹过“反右”斗争，所以他不说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有人威逼利诱他说：“你承认算了，承认之后只给你工作团内的处分，不给你更大处分。”他依旧不吱声。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个局第6节 那个时代的记忆
会在沉默中散了。柳传志拔腿就向公社驻地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跑了多远，许多年后他估计至少有5公里。他一路狂奔，一路恐惧、委屈、迷惘……在公社驻地，他找到了在宝鸡县社教运动中担任一个工作队副队长的指导员，其级别比工作组长正好高一级。柳传志就告诉他工作组怎么开会怎么收拾自己。
少校一直没有说话，等到柳传志说完才问：“你反映情况属实吗？”
柳传志说：“是句句属实，没有一点虚假。”
少校说：“那你回去吧，你不要随便承认。”
柳传志心头石头落地，又是一路狂奔，回到了村庄。此后面对种种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反对贫下中农路线，直到这件事突然静止，烟消云散。到了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风向发生了转变，开始反对“勇敢分子”打人，柳传志所坚持的，一下子变得无比正确。
“说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柳传志后来有一次说，“一个是我经受过暴风雨的考验，另外一个我确实不是一个心胸多宽阔的人。”
没有人知道，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奔跑究竟对柳传志的未来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进而影响了联想的成长。但在1965年他以一连串的奔跑为自己找到了出路。
类似运动在接下的几年中比比皆是，然后“文化大革命”便势不可挡地到来了。“‘文革’突如其来，来势极其凶猛，”柳传志说，“6月3号念大字报，当时我在学校进行毕业设计……我们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谁跟随毛主席谁就政治敏感。”
然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政治敏感出现了问题。学生们开始分裂为两派，一派“造反”，一派“保皇”，两派经常辩论，柳传志是造反派的领袖之一，联想控股后来的副总裁曹之江则是保皇派的核心。“我当时比现在能干多了，当时脑子好使，还是辩论团的核心，那个感觉，你们很难体会，”柳传志说，“有点像真的两派，一边是我的，上去的时候，这边人哄哄高叫。曹总那帮很小，人数和规模跟我们没法比。他们是以教员为主的，学生挺少，厉害的全在我们这边。”
最初的时候，柳传志他们经常干些不讲理的事说些不讲理的话，自己还挺得意，后来他突然发生了转变，令许多人莫名惊诧。那些惊诧的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促使他们的领袖退隐江湖，变成了逍遥派的代表人物。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串联到西安，他们在西军电讲话，将北京造反的情况告诉这些远离首都的年轻人。他们说江青说阶级斗争已经到了他们家，一个叫张文秋的政治骗子想方设法把女儿嫁给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
柳传志听到这话，顿时吓了一跳。“张文秋是我爸爸老领导，我去过他们家。张文秋是老革命，当年两次结婚，都是丈夫被杀使她被陪绑。她是一个非常豪爽的老太太，而且对毛主席真是忠心耿耿……”他开始觉得“文革”不太对头。
不停有老帅被打下马来，对他们的批判也越来越重，柳传志他们开始琢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柳传志后来说，“西军电有一些军队高干子弟，他们熟悉北京的动向。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受到批判，但是他没写信跟我说，我还真不是因为他……”
已经开始流行“打倒”之类的口号，还有一些口号，就像电影中还乡团所喊，说什么“打回老家去，火烧县地委”。串联业已开始，“革命”之火业已燎原……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如此大规模否定解放后的成果？江青越说越过分，林彪的话也越来越过分，四处诋毁一起革命的老战友。
冬天到来，柳传志脱离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排遣内心压抑，他边踢球边谈对象，设想着毕业后的人生。他后来很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说：“如果我昧着点良心，在那时候出头的话，文化革命完了一定会被当成‘5·16’抓起来，因为我的能量比他们大，政治良心还是很重要的。”
转眼到了大学毕业分配，他和一个龚国兴的女孩子到了成都，在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这个叫龚国兴的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个局第7节 “对一切事都另有看法”
柳传志正是从那时开始“对一切事都另有看法”。到了成都后，他对“文革”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多年后曹之江回忆他们在成都的生活，说：“柳总那时候找到我说，我们不要再参加什么斗争，不要再斗来斗去了。我们要好好工作，要对得起国家这么多年对我们的培养。‘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曹之江当时既震惊又感动。
那一年，柳传志23岁。他对局势做出了清醒的分析与判断。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想象，只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父亲所希望的“正直的人”。有一次他说：“在成都那一年，工作也没有好好工作，又没吃没喝，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1968年，柳传志离开成都，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白藤农场是一个岛，叫做白藤岛。岛上的生活并不幸福，甚至是一种痛苦记忆。除了与龚国兴结了婚，收获了李天福、老贾和曹之江几个创业的老兄弟外，柳传志几乎没得到什么。
“当时那个情况，真的惨不忍睹，”他后来回忆说，“像我穿的衣裳，衣服全都破成一条一条的。脖子上挂一个口袋，里边装着饭碗，走起路来叮当向。腰上拿绳系了块破塑料布。为什么呢？因为一下雨好把塑料布挖个洞，头套进去，拿绳子系起来。就这样去干活……”
都是些刚离开校园不久、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他们一起接受锻炼还算愉快，但他们内心感到压抑、愤懑，感到前途无望。很多人在白藤岛入了党，但柳传志没有。他叛逆，他反感，他无法接受“文化革命”的现实。
广东的冬天异常阴冷，水沟中几乎冰彻骨髓，挖完了水沟，腿上便沾满了湿泥巴。傍晚收工，解放军叫他们赶紧回家洗干净腿换上干净衣裳，再按惯例排队向毛主席“晚汇报”。有一天柳传志终于遏止不住愤怒，厉声呵责他们：“干嘛你叫我这样？你这样对毛主席不尊敬。毛主席就愿意看我们这样？”
并非所有人都能忍受这非人的生活，柳传志连里有一个人，他对象在江苏等了他很长时间后“要跟他不干了”。这个人想不开，拼命闹着要回去。闹没有达到目的，就只好偷渡。头两次偷渡，那个人都被抓了回来。因为他出身好，解放军曾想做他思想转化工作，结果他抄起一把刀，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自己左手一个指头剁了下来，然后开始骂毛主席你有罪。辱骂了伟大领袖，性质发生改变了。那个“现行反革命”被“一家伙立马押起来，一下押到团部去了”。后来柳传志他们离开了白藤岛，那个人被押解遣送回原籍。再后来，他就疯了。
“当时还有一个女生自杀了，”柳传志说，“这个自杀事件，有点像今天孙志刚的死，当时将我们的待遇改善了很多。要不是她自杀的话，当时我们的待遇会更不好。这些就是当时的现实。”
生活就是这样，看不到任何希望。柳传志说，那种生活“混一天算一天，自得其乐”。哪里会有什么乐趣？在广东的大夏天里劳动，无论插秧，还是割稻子，都是痛苦不堪的事情。没有希望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两年，柳传志和他年轻的同伴们在绝望中等待奇迹降临。
1970年，奇迹似乎真的降临了。北京的国防科委愿意接纳他们。曹之江说，他们能够到北京，纯属偶然。当时隶属国防科委的计算所与部队“统一口”，急需人才，成都那边既愿放人，北京便接纳了他们。
多年后，没有人知道白藤岛上的生活如何改变了那个骄傲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时候他与曹之江、李天福、龚国兴一起忍受非人的生活，李勤则在另一处承受自己的命运，曾茂朝已然是计算所里前途无量的干部，张祖祥开始成为工程师，倪光南因其出身，在计算所的生活也并不幸福……
杨元庆和郭为还是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命运垂青他们还要等上20年，吕谭平还是香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蛊惑仔”，整天令其母亲担心……
很多后来出没于联想局的局中人彼时都未展示出其未来风云际会的征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又敢预想自己的未来？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个局第8节 计算所来了个小伙子
1970年，中科院计算所来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张祖祥记得，六室那个英俊的小伙子见了谁都笑嬉嬉的，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他还喜欢踢足球，喜欢踢前锋。
开始，柳传志和龚国兴分居两处，生活甚是不便。1972年前后，他们住在了一起。先是住在机房里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屋中只有一张床，床下是地板，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后来他们才分到了一间12平方米的自行车棚改建的宿舍。刚搬进去的时候，柳传志和龚国兴都激动万分，“感觉那叫满意，觉得部长的房子也就这样”。
这不过是一所12平方米的自行车棚，房顶是石棉瓦，墙壁是板砖，石棉瓦外面接出来一块，用油毡包住。房子有两米高，柳传志形容说比他高一点点，矮的地方与他身高差不多，出门就得低头。
在自行车棚子里住了一段时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们就开始“盖房子”，今天看来不过是违章搭建一个小厨房。盖房子时很多人来帮忙，有一个叫马文豹的，后来成为联想11个人之一。柳传志以前天天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上班，路上讨论政治讨论那些让他们压抑的生活。盖房子时马文豹做饭，李勤干难度最大的八角。还有很多人，为了柳传志家的小厨房，裤腿子上也沾满了水泥。
李勤他们帮柳传志盖好的小厨房有4平方米，原来的自行车棚有12平方米，又另外违章搭建了4平方米，柳传志这下拥有20平方米的住房了。说是20平方米，可以住人的，依旧是原来的12平方米。这12平方米最多住多少人？柳传志数了一下，说：“龚国兴的父母，她妹妹带着她的孩子，加上我们八个，最多时住了八个人。所有的床都是折叠的，白天呼啦就推回去了，晚上全拉出来了，拉出来后所有的地方满满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落脚，除了那个炉子。”
那是一个用来取暖的炉子，到了做饭的时候，就把那个炉子就搬到一旁。生活如此，现实折磨他们，他们却没有怨言。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即或那些大知识分子、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
就这样浪荡了十几年，1984年，柳传志终于等到了机会。那一年，他40岁。他开始创业。他此前在六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柳传志已经“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有精力不知道干什么好，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心里非常愤懑……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
柳传志已经40岁了。他串联办公司的背景是：中关村已鳞次栉比，办起一片公司，计算所也开始有人走出去帮人验机，取得每天三四十元的验机收入。
曾茂朝想让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积累点钱上缴给所里解决急需。柳传志则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他迫切地需要富裕，迫切地需要改变。他已不在意是否会失败，他说：“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了，还能怎么糟？”他们互相都有需求，他们都要借助对方的势能，于是联想便诞生了。
1984年11月，柳传志出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副总经理，1986年7月正式接任总经理。半年后，柳传志拥有了为1986年写总结和为1987年进行展望的权力。他从此成为一个偶像，一个奇迹，一个“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他被认为是一个创业的传奇。有人说，这个传奇的意义不仅在于他领导联想由11个人20万元的小公司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更重要的是，他的传奇故事对许多立志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