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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重庆”号只能束手待毙。
尽管有如此风险，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等人，都宁愿冒险停泊起义，也不愿驶入长江内坐失起义机会。毕重远见几位骨干有决心，遂在２８１雷达室召开有更多人参加的会议，提出在吴淞口实施停泊起义，趁夜深人静，突然暴动，把军舰开到解放区。
由于停泊起义风险很大，同时谈论的不再是起不起义，而是立即实施起义，将愿望转为行动，有些人思想准备不足，难以适应，与会者中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有的人犹豫不决，有的人感到势单力薄。
正在争执中，刚刚发展的成员杨际和来到２８１雷达室，见聚集了很多人，埋怨道：“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开会，不要脑袋了﹖”他得知要在停泊中起义，认为太危险，拼命反对，也不愿听任何解释，激动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搞停泊起义，我就不干了！”说罢气冲冲离开会场。结果此次会议没能就起义细节进行讨论，便不欢而散。
杨际和的行为，使毕重远感到越是临近起义越要谨慎从事。为防止出现意外，他立即通知发展杨际和的人，对杨佯称“多数人不愿停泊起义，已经散伙不干了”。
就在这之后，雷达室的于家欣探知舰上来了两名长江引水员，去江阴的航行图也已准备出来了。紧接着，满载的驳船相继靠上军舰，把弹药、油料、给养、淡水补充得十分充足。赴江阴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而且迫在眉睫，起义行动，再也不能延误了。
２８１室的策划并未停止，起义的具体方案十分周密／
还是有人在起义前游移，２月２１日动手的最初计划，未能实施／
舰方已闻起义风声，情况更趋急迫
鉴于形势紧迫，毕重远在向不可靠人员散布起义策划终止的同时，更加紧了具体方案的制定，对停泊起义的每一个环节推敲研究，以求万无一失。
轮机部门的王元方、刘懋忠、张启钰等人，一方面加紧同经验丰富的轮机技工们联络感情，同时准备草拟一道开航的假命令，以便唤起技工们发动轮机，保证在不惊动全船的情况下，把机器启动起来，按时开航。眭世达负责起锚或在紧急情况下将锚链弄断。于家欣负责从上海到烟台的航行准备，监视甚至在紧急中操纵航行。
此外，在起义开始就切断全舰电路、警报系统，控制无线电台；整个起义过程中严格控制军舰几个关键部位、几个重要通道的分工安排；如何对待舰上的军官，如何对待反抗者；行动中如若国民党军方发觉，派军舰、飞机追击，如何对付；一旦军舰搁浅，怎样处置等等，方案都顾及到了。
大家对年纪最轻的毕重远，在谋划大事时显示出的老练成熟，无不感到惊讶和钦佩。这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毕重远已是入党多年的“老革命”了，多年的学生运动，锻炼和培养了他的组织、策划能力。
当具体方案拟就后，毕重远、眭世达、于家欣等决定，在２月２１日毕重远于０至４点在司令走廊值更时，发动起义。２０日，他们分头通知有关的人员，明日凌晨行动。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8）
这毕竟是在国民党严格控制区域内的行动，从锚泊处出长江口，还有相当距离，都处在吴淞要塞的火力控制中；在“重庆”号不远处，还锚泊着英国驱逐舰“紫石英”号；如若将军舰开到已解放的烟台，途中要经过由美国舰队控制的青岛外海。可能会遭到美舰的拦截；此外，国民党方面一旦发现起义，派飞机追击的话，以军舰抗衡飞机，也将有一场殊死搏斗。
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命置之度外，这对一个中共党员来说，应是理所当然；但对多数群众，特别是那些刚刚因为对国民党统治产生不满，刚刚形成对光明和平的渴望的青年，就马上让他们将某种情绪转化为行动，而且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了。因此，如果他们有迟疑、彷徨、畏难甚至恐惧情绪，都是不足为怪，可以理解的。
意料之中的事果然发生了，有些水兵听说第二天凌晨起义，感到太突然，希望再往后推迟些时日，有的人甚至在通知起义后，擅自离舰不归，致使２１日起义的计划未能实施。一些态度坚决的水兵，对此非常恼火。而毕重远感到在此紧迫关头切不可焦躁，他推算了一下，自己下次值更在２５日，暂将起义推迟至那时，目前要务，是对思想准备不足的人，加紧做工作。
２月２３日，副舰长牟秉钊突然离舰，前往南京海军部。据说是舰方准备对舰上的混乱情形加以整治，并对起义有所风闻，是到南京询示对策的。同时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等人，都听到部分军官和水兵在议论纷纷：“有人要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把舰上的军官都关押起来。”
显然，有人走漏了风声。毕重远感到形势严峻，再不当机立断实施起义，几个月的准备筹划即将付诸东流，部分起义积极分子还可能惨遭迫害。就在此刻，毕重远接到南京姐姐的来信，说是胡玉民同志托她转告，要毕重远争取回南京，向地下党组织汇报“重庆”号上的情况。由此可见地下党对“重庆”号的关注。那么只有起义成功，把“重庆”号开到解放区去，才是最好地实现了党的意图。相反，如果他此刻离开“重庆”号，贻误起义战机，就辜负了组织的期望，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迅速完成起义的动员和部署。
即便有人打退堂鼓，也要在２月２５日行动／
突然生出一系列有利条件／２８１室内只许进，不许出／
起义者们依旧分歧严重
鉴于形势紧迫，毕重远同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于２８１室进行紧急磋商，认为起义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拖延了，决定如果有人打退堂鼓，就抛开动摇者，由剩下的坚定分子，于２月２５日０－４时毕重远午夜值更时行动，这是一个最后期限。为此，毕重远要于家欣将值更时间调到２２—２４时，以便相互策应；陈鸿源负责监视水兵上下舰情况，观察有无变异；迅速通知“士兵解放委员会”成员，于２４日晚９时，在２８１室集合。
就在他们忙碌之际，突然听到司令走廊公布的每日活动“日令”上，决定２月２５日下午两点半移动锚位。因为军舰的铁锚隔一段时间，必须移动一次，否则被泥沙埋没太深，就很难拉起来。而移动锚位又必须提前发动军舰主机和电罗经。这样，起义时以假命令发动主机和电罗经，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了，停泊起义最令人头疼的事，基本解决了。同时，陈鸿源也顺利地调好了值更的时间。加之较难对付的副舰长离舰，都使２５日成为非常有利的时机。
２４日晚，于家欣、眭世达在２８１室内煮上猪蹄，摆了几副扑克，布置成打扑克、吃夜宵的样子，还拎来一只小便桶，防止有人以小便为由离开会议地点。“解委会”成员相继到来后，陈鸿源、眭世达从外面将２８１室锁上，使与会者只能进，不能出，他俩则担任巡逻警戒。
毕重远首先分析了形势，将利弊权衡之后，提出无论如何，必须于凌晨他值更时起义。多数人表示赞同，但王颐桢要求继续推迟起义，因为他已将起义信息透露给与王淇有联系的王继挺、蒋树德等人，而王继挺要他们再等两天，以便和中共地下党联络，派人化装成厨师，每人携带双枪上舰，并称可获得江北解放军的接应。李铁羽则提议等待“灵甫”号搞两舰同时起义。分歧与争执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
毕重远当时并不知道“重庆”号上的少尉军官王继挺、蒋树德等人，通过王淇的关系，的确与中共地下党有过接触。只是风闻此事后，委派水兵洪进先设法接近蒋树德等人，摸清他们是否真的和中共有联系。结果洪进先发现，同蒋等接头的，是调离“重庆”号的少尉曾福祥穿针引线的人物王淇此时去向不明。同时有人向毕重远反映，王、蒋等人曾以付美金、封官许愿的方式，拉人参加起义。综合这些情况，毕重远担忧他们是国民党派来瓦解起义的，认为所谓地下党派人上舰是个骗局，对他们更加警惕。事实上王淇等人并未与中共地下党达成起义及配合的约定，当然和王淇有联系的部分下层军官，也不是毕重远当时根据观察怀疑的特务。
毕重远此刻认为：听信所谓定约，无异于自杀；继续推迟行动，也只能使起义落得流产的结果，在此紧急关口，没有时间坐而论道、通过耐心说服来消除内部的分歧了。他联合几个态度最坚决的水兵，声明预定时间一到，有几个人愿意行动，就几个人行动；反对行动的人，都留在２８ｌ室内。
非常情况下的非常表决方式，使这群热血青年及时做出了按计划起义的抉择，一致同意１时３０分行动。毕重远考虑需要一个统一的指挥，否则难以控制整个局面。但多数人不主张选领导人，他遂提议选一个协调联络员。与会者一致推选毕重远、王洛为联络员。毕重远随即进行了起义的部署。
司令走廊两侧门外，由曾瑞森、赵旭、王宝林、范泳分别警戒，防止在肃清司令走廊军官时，有人进入妨碍行动；
舰腹中段起重机下的楼梯口，由赵振亚警戒，与曾瑞森等配合，防止有人由此上司令走廊；
前甲板准尉住舱附近，由眭世达、韩师忠、孙国桢警戒，在后军官住舱未肃清之前，监视准尉军官行动；
军官住舱通往士兵住舱的通道，由任振修将厚钢门关闭，断绝前后来往，并把守在门内；
与任振修相反方向的左舷通向军官住舱堵门外，由陈英警戒；
通向上层司令走廊的楼梯口，由于家欣警戒，并与任、陈二人互相呼应；
左舷军官住舱的两个堵门前，由周正、郑希平两人警戒，监视军官行动。
行动组由１０人组成：陈鸿源、王颐桢、武定国、刘懋忠、赵嘉宾、王元方、孙昌、张启钰、秦咸周、李铁羽，在取得武器后，负责缉捕弹压反起义人员，集中看管军官等行动。
毕重远发出起义信号／值更人员被哄进２８１雷达室／
起义者们武装了起来／有６个行动迟疑的起义者，被锁在２８１雷达室，
毕重远重新打开雷达室门后，他们都投入起义行动
未及布置停当，毕重远值更的时间已经临近，他必须回住舱，等待换更。零时刚到，毕重远被唤起值更。他来到司令走廊，同于家欣对了对手表，当时针指到２５日１时１５分之际，毕重远发出开始起义行动的信号，于家欣随即转告守在２８１雷达室外的眭世达行动，王洛立即到配电房，切断了舰上通讯联络和警报系统的电路。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9）
不一会儿，于家欣将上甲板的３名哨兵，哄到２８１雷达室，他们随即被陈鸿源、眭世达等缴了械。接着，毕重远又将３名值更人员哄进雷达室。这些士兵深明大义，没有反抗就交出武器，并表示支持起义行动。
此时，值更的军官不知躲到何处睡觉去了，为了防止他突然出现，妨碍行动，毕重远派两人把住通往司令走廊的通道，然后打开司令走廊的枪柜和枪架，并让于家欣迅速通知２８１雷达室的人员，领取枪支弹药。
武装起来的起义者们，按照预先的部署，分头执行各自的任务。陈鸿源等直奔见习舰长卢东阁的寝室。这个卢东阁是海军司令桂永清的把兄弟，原是海军督战处处长，桂永清把他安插到“重庆”号上，是准备让他取代现任舰长邓兆祥的。他平日十分骄横，当陈鸿源敲他门时，还厉声问有什么事。陈鸿源说：“海总来了紧急电报，邓舰长请你。”可他开门后看见的，却是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此刻，他全没了平日的骄横，老老实实地被押到舰尾的盥洗室。
毕重远在分发完武器后，就充当着联络员的角色，前后奔波，督促协调整个起义行动。他来到前甲板准尉住舱，见这个原定由３人把守的位置，只有眭世达一人隐蔽在暗处监视着。眭世达告诉他，另外两人未到位，且舰腹控制点也无人，可能有人在２８１雷达室没出来。
当雷达室的门被打开后，毕重远发现果然有６名“解委会”成员，因行动迟疑，被锁在了里面。他们得知起义正在进行中，而且进展顺利，随即投入行动。毕重远向军舰后部走去，经司令走廊时，见舰长邓兆祥被押在盥洗室里，感到这样做很不妥当，就叫看守的人把邓兆祥送回他的寝室。
在后甲板，陈鸿源一人看守着盥洗室中的十余名军官，很容易发生意外。毕重远建议打开储藏乐器的下层仓库，把军官们押在下面，舱口在上面，锁上舱盖，便万无一失。
前甲板的拘禁行动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基本上没遇到什么反抗，准尉军官最后被关押在“铁匠房”里。从发出起义信号，仅用了一个多小时，起义者已经靠武力控制了“重庆”号，而绝大多数水兵仍在睡梦之中。２５日凌晨３时左右，“解委会”开始着手开航的准备工作。
轮机部门的王元方、刘懋忠等１０名“解委会”成员，全都下到轮机舱，用拟好的假命令，唤醒海员发动主机。郑希平、赵旭前去发动起锚机，并完成油水系统准备。前甲板上，由眭世达负责随时起锚。秦咸周等发动好电罗经。
敢作敢为的陈鸿源，此时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他沿着扶梯，走下弹药库，打开弹药箱，取出２０多颗４英寸的炮弹，堆在一起，将引信盖全部揭开，用手中的冲锋枪对准引信。原来“解委会”决定：一旦起义失败，或在开航后搁浅，就将军舰引爆，决不让它再为国民党效力。
邓兆祥被带到舰桥上／毕重远发现他不订《中央日报》，
却订进步刊物《展望》／邓兆祥面色严峻，长时间沉默不语／
舰长加入起义行列
布置好备航工作的毕重远，来到舰长室，把邓兆祥请到舰桥上，劝说他参加起义，负责领航。对此，毕重远早有考虑。
起义的理想目标是将军舰开到解放区，安全航行是重要的环节。在起义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航海经验，能够指挥航行。只有于家欣一人是搞航海雷达的，勉强可以依靠他通过雷达观测冒险航行，然若航海雷达一旦发生故障，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因此如果争取到既有丰富航海经验，又在舰上享有威望的人参加起义，指挥航行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而这个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舰长邓兆祥。
可这种设想有可能实现吗﹖毕重远自产生了这一想法后，就开始注意观察和分析。他感到邓兆祥是个爱国的、富有正义感和自尊的人。他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以出类拔萃的成绩毕业后，一直在中国海军中服役，完全凭借自己的技艺和经验走上舰长的位置，与国民党及其海军部没有什么裙带瓜葛。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海军部对他并不十分信任。在接“重庆”号归国途中，因他“撵走了保驾的英国朋友”，遭到了海军司令桂永清的严厉训斥，说他“稍微学到了一点本事，就以为翅膀硬了，就忘恩负义”毕重远记得他在挨训后，一个人在舰长室闷闷不乐地抽了很长时间的烟。桂永清后来将他的把兄弟派上舰，担任见习舰长，就是准备取邓而代之的，对此邓心中也很清楚，自然与国民党海军部离心离德。
在舰上邮政室活动期间，毕重远偶然地发现，邓兆祥既不订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也不订国府军方办的《扫荡报》，而是订了一份具有中间色彩的《大公报》，一份进步刊物《展望》。从此可以看出邓兆祥内心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满的倾向。综合这一系列现象，毕重远认为：只要向他申明大义，耐心说服，是可能将他争取过来的。其他几位起义骨干，都同意这种分析。
然而，实际的说服工作并不顺利。毕重远首先分析了解放战争的最新形势，说明长江以北已是共产党的天下，长江天堑阻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已成定局。同时指出正是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才导致了起义行动，也只有参加起义，方有光明前途。
邓兆祥一语不发地听着，面色十分严峻。的确，从对某个政权不满，到以行动同这一政权为敌，是个很大的跨度，要在短暂的时间内做出抉择，其内心的斗争必然十分激烈。而且身为一舰之长，一举一动全船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