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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动。
在毛泽东谈话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随即又分别开会研究对蒋作战事宜。中央的会议决定由邓小平负责军工生产，李先念负责粮食准备。在总参的会议上，王尚荣提议：作战部现在就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在近期拟订东南沿海地区作战的预备方案，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把制高点控制起来；如何坚守岛屿；加强情报工作；通报防空问题。５个战备值班的师要在６月２０日前到达前线，到达后立即进行训练，岛屿部队要加紧抗登陆演习。
从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５年，王尚荣是在指挥打击蒋军的东南沿海的小股武装窜扰、海上窜扰、空中窜扰，到各军区勘踏地形，研究拟制中越联合作战方案的紧张工作中度过的。
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始终担负着前线作战指挥和协调重任的首长，他似乎没有时间旁顾其他。所以，当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初，他被突然召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发现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批判罗瑞卿，并将其定性为反党分子时，他感到分外的惊异。
会后他私下对老战友说：“定罗瑞卿为反党分子，我实在想不通，罗瑞卿会有什么问题呢？还不是林彪向毛主席告状，说罗总长有意夺他的权。”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半年多后，他自己竟也成为“阴谋夺权者”，被揪了出来。
林彪说：对王尚荣要斗倒斗臭，宁愿提个连长当作战部部长，
也不要这些人／“我说过林彪身体不好，怕见风，也怕见水……”
彭绍辉悄悄透露了毛泽东的批示
周恩来对王尚荣说：我没有保护好贺老总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总参外事局群众因对局长潘振武有意见，反对他作为毛泽东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引见者。他们先向代总长杨成武、主管外事的副总长王新亭反映了意见，没有得到答复，就直接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反映。徐向周恩来说既然群众反对，就先不要让潘振武引见了。
此讯传到总参，外事局的群众贴大字报庆贺，同时认为杨成武、王新亭包庇潘振武。作战部的群众随即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外事局的群众。他们写好后，来到作战室，要在这里开会的领导们签名。王尚荣不同意。可群众非要领导们签，说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王尚荣等领导无奈，只得在大字报上签了名。
这种事在“文革”初期司空见惯，可林彪出于要打倒贺龙的目的，借所谓“八二五事件”大做文章。他亲自煽风说：贺龙是个“刀客”，“到处搞夺权”。说贺龙夺军委的权，策划兵变，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而王尚荣是贺龙的爱将、老部下，“八二五事件”是王尚荣在夺总参的权与贺龙遥相呼应。
林彪给“八二五事件”定性是“反党行为，反革命行为，他们想全军性地搞政变，这不是小事。因此对王尚荣要斗倒斗臭，要罢官。宁愿提个连长当（作战）部长，也不要这些人”。
就这样，王尚荣被关押了起来，遭受到残酷的刑讯。和他关押在一处的，军中将帅有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谭政、陈再道，党政领导有彭真、陆定一、林枫、李井泉、刘仁、万里、荣高棠。
当时，林彪集团给贺龙定下的主要罪状，就是策划军事政变。他们很希望通过逼迫王尚荣，得到想要的“证词”。整贺龙材料的人，一次次到关押王尚荣的地方，要他交代在贺龙家与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装甲兵司令许光达等策划兵变阴谋的情况。王尚荣说他从未在贺龙家和许光达单独见面；更没在贺龙家同时见到过廖、许两人。
材料组见从王尚荣这儿，实在抓不着什么用以陷害贺龙的证据，便要他交代如何吹捧贺龙，攻击、污蔑林副主席的。王尚荣说：“我对一些军区的负责人说过：林彪不在北京时，军委工作是由贺龙主持的。他照顾大局，接近群众，关心干部。”“我对个别同志说过林彪身体不好，怕见风，也怕见水。是听杨成武、肖华说后才知道的。”气得材料组的人一个劲儿地叫他“不许继续放毒！”
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事件”两年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老同志时说：“看来对贺龙同志是搞错了。我要负责呢。”他提出还有一些案也要翻，“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贺龙的案要翻，这就使得因揪贺龙而遭陷害的王尚荣的平反出现了希望，可平反之事却迟迟没有下文。１９７４年７月末，由毛泽东介绍入党的独臂将军彭绍辉，悄悄告诉黄克，在周恩来的关心和过问下，毛泽东已亲自做了批示：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王尚荣，一定要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而且要见报。
７月３１日，王尚荣同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在三座门，受到中央军委部分负责人的接见。接见的时候，叶剑英、邓小平等都到场了。作为主持者的王洪文，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邓小平的讲话开诚布公，简短而明了，要大家正确对待。
时为军委常委的张春桥发言最长，他说关于贺龙，毛主席早有指示，因为工作忙，办得晚了。他还阴阳怪气地说这些将军们在“文革”中是有错误的，并点了吕正操的名。吕正操当即顶了一句：“做工作哪能没错误？过去工作有错误，今后让我工作，也还会有错误！”
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前，中央政治局除了毛泽东外，所有政治局委员也同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王尚荣见了面。
当周恩来与王尚荣握手时，王尚荣见周恩来面庞清癯，就问道：“总理身体好吗？”“还好，就是做过个小手术，”周恩来顿了顿又说：“我没有保护好贺老总。你的问题我都清楚。”接着，周恩来问道：“你的身体怎么样？”王尚荣硬挺了一下说：“我没问题。”
王尚荣终于走出了囹圄，但他的身心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头部和腰部留下无法痊愈的后遗症，睾丸被打得一个萎缩，一个水肿。但他认为参与迫害他的人，多数也是不明真相的受蒙蔽者，复出后没有对整过他的人做任何计较。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二部分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11）
这年１０月，叶剑英来到王尚荣家，在寒暄之后，告诉他中央军委决定要他出任副总参谋长，同时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之职的还有杨成武、胡炜、何正文。叶剑英嘱咐王尚荣要同杨成武等搞好团结。王尚荣说保证好好配合。
由于整整８年没有工作了，王尚荣急于将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复出任副总长兼作战部部长后，便天天听总参各部的情况汇报，听作战部介绍国际形势、战备工作、部队部署、编制和设防工程的情况汇报。
他的夫人黄克和跟随他２０多年的李秘书回忆说：“那些日子，他起床后皮带还没系好，就跑到院子里，问有要批的文件没有？只要听说有文件，就不处理完了不休息。我们为了让他的病体早些得到康复，当没有急需回复的文件时，就只好骗他说没有。”
当时中苏的关系还相当紧张，毛泽东鉴于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感到有望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局面。而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也想打中国牌，向中国强调中苏的对抗，企图利用中国作为制约苏联的筹码。
兼任总参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组长的王尚荣，通过组织讨论分析发现：从经济利益和战略部署看，美苏的争夺重点依然在欧洲。苏联的陆军师，６７％部署在欧洲，亚洲只占３３％；部署在中苏、中蒙边境在线的苏军不足其陆军师的四分之一；美国在海外的驻军为５８万，欧洲就占了３１万，而亚洲、太平洋和拉美广大地区才２７万。
他及时将这些研究的结论，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基辛格在同毛泽东晤面，又强调苏联大兵压境对付中国时，毛泽东诙谐地说：你这个美国朋友不大可靠，敦刻尔克你们跑掉了。苏联的主要力量是对付你美国的，不是对付我毛泽东的。你不要拿苏联这张牌来吓唬中国。
１９７５年，美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向美国会提交１９７６年《国防报告》后，王尚荣随即组织小组研究，发现施莱辛格的报告，对美军事战略提出了新构想，与以前比较，有三点变化：
一是主张改变在欧洲以苏、在亚洲以中国为主要作战对象的战略格局，认为苏对美威胁，不仅在欧洲，亚洲也存在。批驳了“欧洲存在缓和”，“苏联在东方遇到了麻烦”的“西和东进”论。
二是美军需和盟国一起扼守一线战略地，不可能再像二战时那样，依赖盟国部队在一线为美国赢得宝贵时间。
三是准备同苏联打长期的常规大战，批判了基辛格的西方只有靠战术乃至战略核武器，才能抵御苏对欧洲的进攻的观点。
王尚荣等认为：基辛格侧重在中苏之间玩弄权术，在“五大力量”之间搞均势平衡；而施比较实际，主张增强美国自身力量，联合盟国，利用中苏分歧，会集三种力量，对抗苏联。他的许多观点，印证了毛泽东对美苏争霸重点在欧洲等一系列分析。
就在王尚荣不知疲倦地在军事岗位尽职尽责之际，他一向敬重的周恩来因癌症不治，于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逝世。在悼念周恩来的日子里，新华社发了一组周恩来生前的照片，这些照片均经邓颖超审阅过。其中有一幅“周恩来”身着军装、头戴军帽，左臂微弯，右手握笔在地图上标画着什么的照片。
端详着报纸，王尚荣怎么看照片中的“周恩来”，怎么像是自己１９５１年在军事学院拍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被军事博物馆收藏。可在这种悲悯的时刻，怎么好去申明那张照片不是周恩来的，而是自己的呢？
过了一段时间，王尚荣突然接到了邓颖超的电话。邓颖超在电话中说，有人告诉她那张标地图照片中的人是王尚荣，因此想了解一下有关的情况。王尚荣这才告诉邓颖超，那张照片确实是自己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指出来呢？”邓颖超问道。“当时那样的气氛，我怎么好去指认这件事呢？”“那太对不起啦！照片是我审过的，那张照片上的你和总理太相像啦，结果让你这个大活人，当了一回逝去的人。”王尚荣连忙说：“没什么，没什么。”
新华社为了进一步证实照片中的人是王尚荣，还专门派了几个摄影记者，要王尚荣站在地图前，摆出同样的姿势，从各个角度拍照对比。王尚荣说：“别拍了，那就是我。”后来许多知情者出来作证，新华社做了更正，此事方了。
粉碎“四人帮”后，王尚荣在副总参谋长的岗位上又坚持工作了４年，终于因“文革”中受到较重的摧残，复出后又过于积劳，各种病患不断缠身，他不得不离开指挥岗位。
然而，党和国家没有忘记这位红军时代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都坚持在战争指挥部，功勋赫赫的将军。１９８８年，当他正式办理离休手续时，他的胸前，又增添了一枚一级红星勋章。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二部分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1）
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数年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决定拆除双清别墅 ／ 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住进中南海 ／ 毛泽东一直不同意在自己房间里加修卫生间
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及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河北建屏（今平山）县，迁往北平。进入北平以后，中共中央多数机关临时安置在西山一带的公园和旧庙里，房屋简陋，办公和生活用房远远不能适应展开工作的需要。
为了尽快解决中央机关和首长办公、生活用房，中央办公厅决定筹组修建办事处，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４月，由中央供给部副部长范离、供给处副处长彭则放带领一部分人员，组建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不久，中央军委总务处的许东，也带领着数十人参加到组建工作之中。
同年５月，中直修办处开始在万寿路办公。当时的中直修办处下设新市区工程处，经理处以及秘书、人事、审计、行政等直属科。当时北平的都市规划，曾有过将中央党政军中心安排在靠近旧城西郊的设想，把公主坟以西划为新市区。为建这个新市区，还成立了新市区工程处。处长是清华大学教授王明之，副处长是彭则放，经理处处长是许东。
开始的时候，新市区工程处受北平市建设局和中直修办处双重领导。建设局曹言行局长每星期二、四、六来处办公。为此还从社会上公开招收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员的审定，均由曹言行负责。
直到了７月１日，中直修建办事处才正式宣告成立，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特立还到会讲了话。中直修办处的主任是范离，顾问梁思成，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也派人参加了中直修建办事处的领导管理工作。
中直修建办事处下设审计科，科长崔福长，工程师曹光柞、蔡荫华。负责审批中直各机关房屋修缮和家具购置工作。为加强领导，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又成立了“中直各机关房屋修建管理委员会”，由范离主持，成员有中南海行政处、香山机要处、中央统战部、中央供给部、中央组织部、中直修办处等单位的几位科长毛维忠、许思忠、乔凤咏、郭青山、高应元、崔福长，以及马列学院的副秘书长刘元士。
当时中直修建办事处主要任务是：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缮新接管的旧房屋，购置办公家具、交通工具及各种设施，同时为中央机关筹建新楼、礼堂和生活用房。仅在１９４９年内，就为中央机关修缮房屋近２万平方米。
在中直修建办事处成立初期，工作极为繁忙，当时立项的主要工程就有建筑新六所、中南海西楼书记处办公楼、玉泉山别墅、中央统战部办公楼、育英学校、中直保育院、北京医院门诊楼、中直礼堂及招待所、军委通讯部、中联部办公楼及宿舍等等。
工程多，任务重，就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门技能的工匠，中直修建办事处遂从各地调集这些人员。因为中直修建办事处承担的工程，都是为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修建的，因此参与这些工程的技术人员和工匠，就多了一重要求，在政治上可靠，因而也就多了一道审定工作。本文的主人公田恒贵，就是这个时候被调到中直修建办事处来的。
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和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的办公居住处所，中南海里的中央机关办公用房，以及这些机关部分干部的住所的修建、改装、维护，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南海里的几乎每一幢建筑的原貌，几经改装的变迁，他都能如数家珍一般娓娓道来。
他无法忘记，因为那里面凝集了他的忠诚、智慧和辛劳，在付出忠诚、智慧、辛劳过程中发生的历历往事，以及这些往事所映衬出的新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襟怀情操。
最初，即便是中南海里的建造维修工程，
也都由从社会上雇用营造厂的员工进行／
从社会上雇的施工队在中南海施工过程中出了个重大事故
田恒贵说他当时在山东工学院的学业还没有完全结束，就于１９５１年春季，和后来担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后勤处处长的王爱深、后来任北京市房管局长的周洪臻和武馨英四位同学，一起来到了北京，进了中直修办处。他还记得他来中直修办处时的领导有范离、彭则放、郭青山。
中直修办处办公地点就在北京城西的万寿路一带，这里原来曾是傅作义的办公楼。田恒贵记得办公楼周围还有沟壕，他到中直修办处刚一个星期，就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那里的工程队伍被称为第一施工所。
田恒贵的同学王爱深，被分配在第二施工所，工地就离中直修办处不远，重要任务是负责新六所的工程。所谓新六所就是六栋楼，中共中央的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一人一栋，另外还有一栋服务楼。此刻的这一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楼都盖好了，只是道路、庭院、假山等没拾掇完。除了新六所外，第二施工所还负责附近的育英小学和部分中直机关办公住宿用房的修建。
第一施工所的工程绝大多数在中南海里面，也兼管紧靠在红墙外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住所，例如在任弼时去世后，成为中共中央第五位书记的陈云在中南海东墙外的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