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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到领取１２份薪水／周恩来说：在降旗的一霎那，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没有他，就不可能有今天民族复兴的欢庆时刻
在《中央日报》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罗保吾主持的编辑会议上，赵浩生被指派采访政治新闻。可赵浩生在此之前，尚未受过一天新闻记者的专职训练，且在雾都政治的茫茫人海中，两眼一抹黑，政治采访从何着手？
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当时恰逢政治新闻接踵云集的热闹时刻：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停火，旧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与召开，按葫芦起瓢的战后复员……这对一个政治新闻记者来说，是极富刺激又能煽起情绪的机遇。
“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赵浩生回忆说：“否则这些重大政治新闻不会轮到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头上，然而，当时心理承受的巨大压力也是可以想像的。”
在没有人指教的情况下，赵浩生只好“摸着石头过河”。钻研、采访、写作，战战兢兢、勤勤恳恳，赵浩生以其热情、机敏、全身心的投入，弥补了经验及政坛生疏等不足；以其独特视角、笔触和感受，反应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热闹、也最复杂的纷繁场景。
究竟从哪一日开始，赵浩生也记不清了，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他采写的重头报道，几乎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赵浩生”三个字，且渐渐从《中央日报》，扩展到其他十数种报纸。他终于在人才济济的重庆新闻界脱颖而出，以致同时受１２家报章之聘，领取１２份薪水。
赵浩生回忆那段日子最得意的事，就是每天下午，坐在重庆都邮街最幽雅的咖啡馆，等待从上海空运来的《申报》。那时重庆的报纸纸质又糙又黑，而《申报》则又细又白，在这又细又白的报纸上，总能看到赵浩生的名字。他一面呷着咖啡，一面翻阅着刊有自己文章的报纸，想到通过自己的手笔，传播着世人渴望了解的事件和消息，内心盈溢着超乎寻常的满足。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会议——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礼堂开幕。赵浩生作为唯一的官方记者，得以列席这一历史性的会议，目睹了当时政坛风云人物和颜悦色地进行政治角力的精彩场面。
赵浩生逐日报道了会议的进程，然而在他同我谈及那次采访时，却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在会议的一天下午接近黄昏时，突然传来一阵军号声，原来是降旗的时间到了，代表们自觉地起而肃立，直到号声停息，也就是降旗完毕才又坐下。
这时，周恩来突然发言：在刚才的霎那间，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没有他，就不可能促成我们民族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也就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情景。这个人就是张汉卿先生，可这位于民族有功的人，至今仍然被禁羁着没有自由，这是不合情理的，因此我吁请蒋委员长尽早释放汉卿先生。
周恩来的一番话出人预料、语惊四座，会场一阵沉默。当时在座的有国民党代表８人，其中孙科、王世杰、张群、陈布雷等，均是政治讲坛纵横捭阖的好手。赵浩生说他很想听听这些国民党的砥柱，以何说辞为他们的领袖辩解，可他们却都瞠目语塞。
过了好一会儿，还是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将此话题敷衍了过去：“张汉卿与蒋主席，不是领袖与僚属的关系，也不是统帅与部将的关系，而是如同父子般的关系。”他不直说是迟早抑或当否恢复张学良自由的理由，而绕着弯提出关系论，言下之意即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囚是放，属父子间的家务事，外人置喙也无用。
我在有关的史料中，只看到在１月１４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曾发言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其中第四项是释放政治犯），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可以立即做。”随即提议释放西安事变的策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却不知此外还有一段围绕放人显睿见智的轶事。
他便用两种口吻叙述同一条消息，一条在《中央日报》用，一条则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特殊报道，写一页，传递一页，文章占了报纸的大半个版面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赵浩生在新闻关注的场合更显活跃。他一再置身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显赫、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之侧，蒋介石、宋美龄、毛泽东、周恩来、沈钧儒……以致周恩来、邓颖超都能叫出他的绰号“小胖子”。
他时常出没在各种聚会或文化名流的沙龙，交游日广。在育才校庆的舞会上，他目睹身穿褪色军装的叶剑英，同自己的舞伴谈论英国诗人雪莱；一次演出后，演员白杨请郭沫若题词，郭沫若大笔一挥写下“我爱白杨”，惹得观者哄堂大笑。他还常常搭主管文化宣传的国民党中委张道藩的车，去沙平坝学校区去采访，他知道，张道藩到那儿去，是与早已和徐悲鸿分钗断镜的蒋碧薇幽会。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作撒在文章大菜中的小佐料。
虽说赵浩生是国民党中央党报的记者，可在新闻采访过程中，他还是以他的聪敏、敬业、真诚、友善，与持各种立场的报纸的记者们，甚至和中共《新华日报》的记者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在山城重庆采访，出门爬高下低、翻丘越岭，是很辛苦劳累的。赵浩生时常让接送他采访的吉普车，从《新华日报》社门前绕一下，捎带《新华日报》的记者，一起去参加新闻发布会。有时，有些新闻发布会《新华日报》的记者参加不了，他便应人之约，用两种口吻叙述同一条消息，发表在两家针锋相对的报纸上。
“这种事干了许多回，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赵先生接着说：“一次，我参加了由国民党政府主持的工商贸易行业的座谈会，《新华日报》也希望加以报道。于是我就写了两篇报道，发在《中央日报》上的，是政府方面在会上介绍的如何扶持工商业，促进出口贸易的情况；给《新华日报》的稿子，则反映工商行业人士在会上对政府经济政策、行为不满所发泄的牢骚。两者都是座谈会上的真实情况。”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4）
１９４６年５月５日，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宋美龄随即赴孙中山陵前奉行还都典礼，国民党军政大员齐往参加，全南京城内，也是普天同庆、万众喧腾。赵浩生从头至尾随行，对整个过程进行报道。
那天，赵浩生站在中山陵最高讲坛一侧，耳听讲演，眼观典礼，手则奋笔疾书。那是一份特殊待遇的报道，为了抢发这一重大新闻，他每写完一页，马上就有人将这一页传下高高的台阶。台阶下，早有邮递专车在等候，接稿即疾驰上海，发到印厂赶排。就这样，一页一页写，一页一页传递，一页一页赶排。第二天，《申报》第一版几乎整版，都是赵浩生的这篇通讯，题为《唱啊，南京！》。
这篇通讯采用移步换景、多视角、多层次的写法，笔走龙蛇，洋洋洒洒，南京城内外数十里军民欢腾雀跃的情景一览无余，通篇吞吐着海立云垂的浩然气势。
赵浩生说：“这是我写得最过瘾的一篇报道。３９年后，当孙中山先生冥寿６０年纪念之际，我再次造访南京，又瞻仰了中山陵，并应邀演讲。故景新情，《唱啊，南京！》旧日文章又浮现脑海，于是我依然援用它作为此次演讲的标题。”
部分国大代表围住胡健中，要他将赵浩生撤职查办／庐山顶上，秀才与兵的对抗
到南京后不久，社长胡健中离开了《中央日报》，回到他自己创办的《东南日报》。出乎赵浩生意料的是，胡先生竟邀他进入《东南日报》，并聘他为驻南京的特派员。
回忆起胡先生的“师傅领进门”的往事，赵浩生良多感慨。最初见面，他不过“啊，啊”两声，并不曾醍醐灌顶点化迷津，使赵浩生深识“修行在个人”寓意。后来，他才明白，胡先生的风格就是让新人在新闻实践中自我修炼。胡先生的用人之道是颇值得借鉴的：给一方天地，而不置任何羁束，是鸿鹄必飞得最高，是骐骥定奔得最远。许多年之后，赵浩生更闻知，胡健中先生曾于不动声色中荫庇过自己。
初为《东南日报》驻南京记者，当时最大的政治新闻热点是周恩来率团来宁谈判、马歇尔继续调处使命、毁众誉寡的国民大会……事事牵涉国共关系、中美关系、国民党的统治，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报章行文置喙，动辄得咎。
在国民大会召开期间，赵浩生有感于一些代表行止恶劣类同地痞流氓，便写了篇《国大中的一股逆流》的短评，予以斥责。文章惹恼了对号入座的代表们，他们聚众向也在国大会上的胡健中抗议，说赵侮辱国民大会，应撤职查办。但胡既没撤赵的职，且连这些人找他麻烦的事也未对赵浩生透露。
１９４６年夏季，赵浩生随蒋介石到被称为“夏都”的避暑胜地庐山采访。其时国共和谈已濒于决裂，赵浩生以为在最高决策人榻侧，或能捕捉到些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新消息。
孰料，中共代表周恩来，为表示对蒋介石欲将局部内战引向全面内战阴谋的反对，对国民党特务在云南相继暗杀著名民主人士李公仆、闻一多的义愤，留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拒绝上山。作为调解人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因此也留在了南京，仅在周末到庐山与其夫人聚首。
这样一来，踌躇满志尾随上山的记者们，无新闻可写，赋起闲来。文人禀性的赵浩生倒没觉寂寥，“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平湖青黛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诗仙词圣们的赞叹，勾起了他欲识庐山真面目的兴致。
赵浩生昼间徜徉，傍晚为文，险峰飞瀑，古刹花径，无不涉笔成趣。每天总有５０００字左右匡庐风光云雾的文章，通过电报局发往报社。终于有一天，赵浩生接到了总编辑杜绍文的来电：“大作可读，但电费可观！再这样打下去，要把报社打垮了！”赵浩生只好“忍痛收笔”。
并非所有的人都似赵浩生这般，有叙景抒情的闲情逸致，无聊乏味之间，部分记者提议，与总统的侍卫们进行一场篮球比赛。
记者们遴选出最精壮的汉子，组成老爷队，与孔武有力的侍卫们一决雌雄。蒋主席总是公务缠身，无暇捧场；蒋夫人却有意与民同乐。她亲临球场，为比赛开球。
秀才遇上兵，其结果不难想像，主席也会礼让三分的无冕之王，被身手矫健的侍卫们打得一败涂地。３０余年后，赵浩生获得一次单独拜谒宋美龄的机会，刚见面他就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请宋美龄过目。照片正是当年球赛结束后的合影，记性颇佳的宋美龄随即说道：“那次你们可输得好惨哪！”
南京机场，热得汗流浃背的梅益，无论如何也不脱长衫／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美国兵在上海滩殴毙黄包车夫臧大咬子事件，相继发生
和谈因蒋介石一意孤行打内战而破裂，中共代表团在撤离南京时，身兼公务私情的赵浩生，随着送行的人们也到了机场。那天天气闷热，赵浩生等都穿着短袖衬衫，可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梅益，却捂着一件长衫。
望着梅益与天气不太和谐的衣着，大家几次好心地劝他把长衫脱掉，可梅益支吾着就是不脱。４０多年后，赵浩生在北京再次与梅益重逢，言谈间又说起在南京机场分手的情景。
梅益笑着对赵浩生说：“其实我理解你的好意，但当时我不能脱长衫，也不能向你解释为什么。不过，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当时我的衣服里藏着许多金条，那是我们的经费，一脱就该露馅儿了。”
国共再度枪炮相向后，作为曾有过投奔延安念想的赵浩生，每每在写报道和时评时陷入两难。连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认为抗战惨胜之后，应该有段休养生息的和平，内战显然是有违民意的。
放眼寰宇，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波澜壮阔，革命被视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可赤县之内，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似乎与时代潮流相悖。沦陷区民心本为“想中央，盼中央”来接收，孰料，盼来的却是“中央来了更遭殃”的“劫收”。
作家张恨水先生，曾写了一部以接收为题材的话剧，名为《五子登科》，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国民党接收大员在沦陷区“霸房子、占车子、搂金子、吃馆子、玩女子”的种种丑态。
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被赶出境了，但美国兵又被国民党政府邀请了来。没多久，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美国水兵在上海滩殴毙黄包车夫臧大咬子一类的事件，就相继见诸报端，中国人依然没有摆脱被列强奴役、欺辱的命运。
又过了些时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兴起，刚刚脱下学生装不久的赵浩生，眼看着国民党政府的军警，将棍棒和高压水龙，撒向还穿着学生装的热血青年们。
也许，当时的赵浩生对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中国正面临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决战还不太理解，但国民党政府正在失去民心，走向颓败，是显而易见的。他已褪去了挥洒《唱啊，南京！》时的豪情，不忍睹与渴望日益拉大距离的现实，更不愿与这浮华颓靡的世界一起沉沦。他开始拼命地补习外语，并最终以《东南日报》驻日本特派员的身份，离开了祖国。
日本首相片山哲的夫人只吃面包，不动炸鸡／他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可函札一去无消息／中国新闻史上异彩闪烁的报刊突然殒没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5）
当赵浩生浮槎东渡之际，当哺养他的这片国土在视线中渐渐远去，他并不曾流露感伤情怀，因为内战中的祖国的走向还扑朔迷离，因为他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他这一别之后再度重返故国的旅程，竟会那样的漫长和艰辛。
初到日本时，日本刚战败的痕迹还到处可见，赵浩生在此领略了短暂的扬眉吐气的感觉。在最高级的饭店里，都住着由战胜国来的人，赵浩生也跻身其中。所以他在数十年后，形象地用住饭店、吃饭，概括了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变迁。
他说：“最初，我能请日本人吃饭的饭店，是绝大多数日本人不敢问津的，被邀请者对能进这一等级的饭店吃饭，颇感荣幸；后来，在这一等级的饭店吃饭，对日本人来说，渐渐变得不那么高不可攀了；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人宴请我的饭店，倒是我不太敢于问津的豪华饭店了。”
在饭店里，他首先结识了盟军司令部特批进入日本从事商贸经营的２００家公司的各国商贾，其中有好几位是华裔，如当年在美国餐饮业界小有名气的李兆焕。他与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船王董浩云，也是在日本定的交。
在美军占领时期的日本，拥有美军特权的人在生活上与日本人比较起来，有着天壤之别。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哪怕送一包烟、一块肥皂，他们也会感激不尽。但使赵浩生感受最深的，并非战后日本之穷，而是他们穷得平等，从天皇到平民，过的都是一样的穷日子，看不出有谁是特权者。
有一次，赵浩生邀了日本首相片山哲夫妇和他们的秘书，在他常常光顾的“外人记者俱乐部”吃饭。主菜是南式炸鸡，就是如今流行的肯德基炸鸡。每个人有半只鸡，放在精致的小篮子里，端上桌供客人享用。
赵浩生吃了一阵，发现片山夫人只吃面包，不动炸鸡，就一个劲地劝她尝尝。无奈之下，她非常不好意思地悄悄和秘书说了几句，秘书转达说：“夫人想把炸鸡带回家给孩子吃，不知道行不行。”
赵浩生忙说：您只管享用，我会再要几份炸鸡让您带回去给孩子吃。片山夫人闻言，站起身来连连向他鞠躬道谢。此事令他感慨万千，一个相国之家，居然也和老百姓一样受苦，这样的国家实在不可以小看。
由于有了战胜国记者的特殊身份，赵浩生在日本结交了许多难得的朋友，除了当权的新闻人物，更有不少学术界、艺术界的名人，以及在野的军政要人。
但没过多久，赵浩生就感觉到中国在日本人眼里只是二等战胜国的滋味。他看到，每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