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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祖国，回河南”成了赵浩生心中锁定的情结，当回归大陆和故里的路途还被严密封堵，先到台湾走走，也可暂时摆脱“人作殊方语，莺为异国声”的环境，让充耳的国语聊抚经年的乡愁。
１９６６年夏季，赵浩生终于获得了偕妇将雏，前驱台湾的机会。阿里山、日月潭的青山碧水；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亲情，无不令赵浩生陶然怡然。更可喜的是他还拜会了许多故友，包括自己原来的老上司，此时担任立法委员、主管着台湾广播媒体的胡健中，掌握了大量可资报道的第一手材料。
然而，赵浩生还怀一个更大奢求，就是采访蒋介石。虽然早在４０年代末赵浩生已经因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名声鹊起，但一直没有机会单独采访过这位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他不想错过难得的临台机会，便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了求见的信息。
一天晚上，已经挺晚了，圆山大酒店赵浩生房间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台湾国民党政府新闻局打来的，说是“蒋总统明天上午接见你”。“据说，蒋介石接见的通知都是在接见前一天的夜晚发出，这是为了使某些企图利用接见之机刺杀蒋介石的人，来不及做准备。”赵先生在回忆此事时，这样告诉我。
第二天，距离接见的时间还很早，新闻局的人便到了赵浩生的下榻处接他。赵浩生不解何以这么早就动身，遂跟着来人前往总统府。
“进得总统府的院内，我记得通过了一条很长很长的两边有红色立柱的走廊。当时天气闷热，我随来人走了半天，由于酷热和沉闷，竟使我感到有些疲惫。总算走到了总统办公室，突然有人转来新的通知，接见地点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于是，赵浩生又被人带往中央党部。这一番折腾，使赵浩生更觉疲惫。据说这种变动也是常例，目的还是为了总统的安全。赵浩生心想：倘若是真正的刺客，被人一大早就带着这么转悠折腾，定会因精神沮丧而失手。
到中央党部时，新闻局局长沈剑虹已在此迎候。他带赵浩生去见蒋介石。行走间，赵浩生问沈：可否向蒋提一些问题。沈回答说：“按规定，提问题必须事先打书面报告。你事先没有打报告，所以绝对不可以提问题。”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8）
赵浩生不死心，又商量说：“能否这样，我提几个问题，他愿意谈就谈。如果不想谈的话，我就不再追问？”但沈剑虹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不能提任何问题。”赵浩生心想：只由他一言堂，我不能提问，这算什么采访呢？便暗自盘算如何见机行事。
走着走着，忽听侍卫官高声唱名“赵教授到！”赵浩生和沈剑虹一起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大的长方形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有一张办公桌，一把靠背椅。有一面墙摆了一排沙发。办公桌后墙角边，有一扇小门。我们进屋后，蒋介石从那扇小门里走出来，坐在靠背椅上。”
据赵浩生了解，蒋介石在接见时，有个“老三问”：“什么时候来的？”“看些什么？”“有什么意见？”初次受“总统”接见的人，会提什么意见呢？当然没什么意见。于是便端茶送客，接见宣告结束。这几乎是个不变的程式。
“因为我掌握了这一程式，所以当蒋介石问我有什么意见时，便知接见已进入尾声，我若再不抓住时机，他就要抬屁股走人了。我立即接过他的话茬儿说：我有意见。显然，我的话大出蒋氏预料，他‘嗯’了一声，并开始用手抹脸。”
蒋介石有个习惯，每逢不悦或厌倦之际，就下意识地用手抹脸，先从额头抹，然后依次是眼睑、脸颊、下巴。赵浩生注意到蒋介石表情的变化，不紧不慢地说：“我对台湾的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印象很深。”
台湾的“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始行于60年代初期。该制度的推行，使台湾小学教育稳步发展，数年后儿童就学率达到97。52％，由此又促进了中学教育的迅速发展，台湾中学由1961年的299所增加到576所，小学升中学的比率达到74。66％，为循序提升层次的“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这是蒋介石到台湾后的主要政绩之一，故而津津乐道于此。
听赵浩生说到这儿，蒋介石已经抹到眼睑的手停了下来，眉头顿时舒展了，兴致勃勃地问赵浩生：“怎么，你对六年国民义务教育也有兴趣？”“相当关注。”
于是，话题从此说开，一发难收。原定10分钟的接见，结果持续了45分钟。从办公室出来时，沈剑虹对赵浩生说：“你真幸运，今天总统情绪这么好，谈了这么长事件，这种情形实在是太难得了！”
“采访之后，我写了一篇报道，世界各国的华文报刊均刊登或转载了，唯独台湾报刊未登只字。”“为什么呢？”我问道。“因为我把蒋介石写成了一个人而不是一尊神。当时台湾的新闻媒体在描述蒋介石的时候，也有一套‘四节12字’格式的套语。”
“有意思，您是否还记得？”“大致是这样的，叫做：‘戎装佩剑，两目炯炯，××××（此节视不同场合而变异），连称好好。”言毕，赵先生淡然一笑，从这一笑中，我体味到一丝对中国传统尊神心态以及由此派生的宣传定式的不以为然。
巴黎的乔治五世大街上，有一座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建筑，赵浩生在这座建筑前徘徊了许久/赵浩生忘情地拨通了中国驻法大使馆的电话/乔冠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我们究竟是不是青面獠牙
作为《中央日报》的老记者，能于此次台湾之行中单独采访蒋介石，赵浩生已经感到此行不虚，身心俱慰了。然而在飞机从桃园机场起飞后，儿女们一连串率直的问话，一下子又让他坠入无尽的惆怅。
儿女对赵浩生说：“爸，这就是中国吗？你不是说中国很大吗？”“这并不是中国的全部，这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当飞机临近香港，赵浩生指着舷窗下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蜿蜒海岸线，对儿女们说：“你们看，那云彩底下，海岸线勾勒出的那一大片陆地，都是中国。”
说到祖国，赵浩生话语多了起来：“在那爿大陆上，有长江、黄河、万里长城，住着七亿多跟你们爸爸和你们长得一样的中国人。爸爸就是在那里生长的。你们的爷爷、奶奶，和所有的亲戚都还在那儿……”
“那你为什么不带我们到那里去看望他们呢？”孩子天真的问话，使赵浩生的眼眶湿润了，顿了顿，像是对儿女，也像是对自己说道：“现在还不能，但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的！”
从此，赵浩生更关注着来自大陆的每一点讯息。1969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他那四壁古籍的书房里，以旋转乾坤的智慧，运筹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球外交”。在美国乒乓球对访华后，中国的乒乓球代表团登上了赴美的飞机。
新中国建立后，除1950年12月伍修权以特派代表的身份到过驻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外，中国政府再未正式派遣过一个政府官员或代表团前往美国。因此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美国，成为耸动一时的大新闻。
牵挂着祖国的赵浩生，带着夫人和儿女追逐着乒乓球队，观看了一场又一场比赛。在赛场上，他第一次看到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听到了久违的《义勇军进行曲》，一任自己的泪水顺两颊流淌。
1971年暑假期间，赵浩生夫妇去了法国，这是他们到过的第一个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在巴黎的乔治五世大街，有一座悬有五星红旗的建筑，这就是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
望着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赵浩生心潮起伏。他在街上徘徊了许久，有时只需侧身几步就可叩到使馆的大门。可一想到自己曾是国民党党报的记者，想到自己美国的国籍，想到海外报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报道，他既怕被中国方面当“反动派”排斥，又怕被美国方面视为中国特务，在瞻前顾后中失去了叩门的勇气。
几天后，他意外地看到了一场中国的影片《红旗渠》。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是一部反映河南林县人民以愚公移山精神，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使旱地变良田的纪录片。
赵浩生出生在河南，深知道林县有有多旱、多穷、多苦。当影片放映到开闸放水的霎那，他忍不住热泪滚滚。“新中国有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造林县，一定也可以改造全中国。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看到祖国、老家的新生面貌。我感到这种多年积下的恐共病被红旗渠的水和我自己的眼泪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想法子回去看看。”
还没等赵浩生离开法国，基辛格秘密到北京安排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就被披露。“连美国总统都可以到中国，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赵浩生忘情地拨通了中国驻法大使馆的电话，和当时的驻法大使黄镇通了话。
接着，他无所顾忌地接受了法国巴黎世界报的采访，他坦然告诉采访者：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给海外华人带来的兴奋，“就如同抗战期间沦陷区的民众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一样，大家的感觉是‘天亮了！’”
回到美国后，赵浩生又目睹了更振奋人心的场景，在26届联合国大会上，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全力的提案。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9）
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来到了设在美国的联合国总部。乔冠华在联大讲坛全面阐述了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国籍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后，与代表团全体成员同到会的各国记者见了面。
乔冠华谈笑风生，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西方的新闻媒体，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官员，描绘成青面獠牙的洪水猛兽，我们现在到大家中间来，就是要让大家仔细看清楚，我们究竟是不是骇人的魑魅魍魉。
作为联合国注册记者的赵浩生，当时就站在被邀的记者群中，他再次领略了在重庆时就以舌利笔健称著的“乔老爷”的倜傥。赵浩生心潮澎湃，他当时的激动与兴奋，我敢说远远超过了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国民党的外交，是屈膝哀求式的外交，它根本无法使广大海外侨胞在所在国挺起腰杆；而新中国政府的强盛和独立的外交，才使海外华人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这种感觉，长年生活在国内的人是难得体验的。
1995年春季，当我陪同赵先生拜访乔冠华夫人章含之女士时，章女士曾对一位外籍华裔女作家在乔冠华沉浮境遇下的迥异态度，流露了不满，赵先生立即解释说：“您应该理解那些在海外的人，他们在某些方面对中国大陆的认同，是比生活在大陆的人还激进的。”
他们还很自然地忆起了在联合国的初次会见。赵先生说：“当时给我印象极深刻的，是代表团的男士一律中山装，女士都着两用衫，而颜色则几乎是一样的灰色，谁和谁都难以区分。”章含之闻之莞尔：“咳，您就别提这个啦。”
周恩来批示：由新华社邀请赵浩生以记者身份回国访问/一路走去，就像阅读了一遍中国的革命史
尼克松的访华、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冷战的坚冰渐渐解冻。回中国，对赵浩生来说，也就不再是一个梦，他开始为申请回国而忙碌。
1973年春季，对“文革”中的中国，是个颇不寻常的时刻；在赵浩生的人生中，也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从驻加拿大的中国大使馆，拿到了回国的签证。但当时他并不知道，他归国之梦的实现，是他在重庆作记者采访时就几度接触、因而分外敬重的周恩来批准的。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由新华社邀请赵浩生以记者身份回国访问。
赵浩生终于在与祖国阔别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踏上了归程，“我带着满腔的兴奋，满头的白发，跟和我结婚20年但还没有进过赵家门儿的老伴儿”。
当年，赵浩生是在民不聊生、国家前途迷乱的背景下扶槎去国的；所以尽管此际中国尚处在十年浩劫之中，但与25年前的记忆之间，的确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对一个渴望还家的海外赤子来说，祖国母亲的怀抱，是那样的温馨如怡。
从走过深港间的罗湖桥那一刻，赵浩生就怀着新奇与激动，睁大眼睛，贪婪地捕捉跃入眼帘的每一道风景，“差不多想把这锦绣河山吃下去。”
由深圳而广州，这里虽堪称辛亥革命、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的策源地，但赵浩生却是第一次光临。他站在镇海楼上，眺望越秀山、珠江桥、黄花岗、农民运动讲习所，他感觉到钟灵毓秀和爱国志士之间的脉络。
由广州而韶山、长沙，赵浩生参观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诞生和青少年时生活的地方。那傍山偎塘的故居、那葱茏的岳麓山、那萋萋的橘子洲，赵浩生在这山川草木人文地理中探索，是什么因素启发了毛泽东的革命理念。
这一路走去，“就像读了一遍中国的革命史。”
列车继续北行，终于停靠在距赵浩生故乡息县仅70里的信阳火车站。在抗战胜利后，赵浩生曾回过一次息县，他还清晰地记得战乱之后，饿殍载途、哀鸿遍野的当年情景，而此刻眼前的一切，与昔日的记忆形同霄壤，我们还是来看看由他自己记录的内心感受吧：
“火车在信阳车站停下来的时候，我刚走出来，就听见有人又哭又叫着：‘大哥，大哥……’接着就看见一个背着旅行袋的人跑过来，我虽然不认识他的脸，但是我知道，一定是我的小弟弟更生，我离开家的时候，他才9岁。我也叫着他的名字跑过去。我们兄弟见面了。我介绍太太跟他认识，三个人都激动地哭起来，火车上的乘客和车站上的人看见这个场面都在替我们高兴的不得了。
从信阳到息县，我记得以前要两天，而且路上还有土匪，现在有了挺直的柏油路，两边儿都是大树，我们坐汽车只用了两个半钟头。
快到的时候，我弟弟指着远远的一片电灯光告诉我：‘你看，那就是息县！’我没有想到息县有了电灯，28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我们点的是豆油灯啊！
我弟弟又指着公路两边儿的一大片的房子，告诉我这是水泥工厂、化肥工厂、麻袋工厂。‘工厂’这两个字当我在息县念小学的时候，只是在教科书里介绍上海、天津时的插图里看见过，今天息县竟然有了这么多工厂，实在是想不到的事。
息县县城也完全变了。以前，我们住的都是土坯麦草房子，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水泥、红砖的楼房。
当然，最令我们高兴的，就是跟我们70多岁的老母亲见面的一刹那，28年不见，我只叫了一声‘妈’，除了流泪以外，我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来。她老人家虽然老了，但精神很好，介绍我太太跟她见面的时候，我们要给她磕个头，她拉着我们说：‘这是新中国，不兴这个老规矩了。’
我的三个弟弟、弟媳妇、侄子、侄女，所有的亲戚都见面了，我们在一起吃团圆饭，听亲戚们说这20多年的变化的时候，我问母亲：‘我们是不是做梦？’她老人家说：‘这不是在做梦，这比做梦还要好啊！’”
“比做梦还要好”，这就是赵浩生去国28年回归后对故乡、故国的总体印象。
目睹毛泽东之后中国舵手的风采/今泉智惠问赵浩生：我能否藏在桌子底下聆听高论/一不留神，成了“黑画事件”的肇事者之一
重返桑梓后，赵浩生随即登上前往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列车。
从赵浩生记事起，北京一直被称作北平。她在赵浩生的心目中，绝非一个仅具单纯地理概念的词汇，而是有着巨大向心力的文化归属，是闻之肃然不释诱惑。
虽说他从未身临其境得睹这数朝古都的风貌，但在他的脑海里却是那样的熟悉：未名湖畔的遗世砖塔，清华园内的滟潋荷塘，卧佛寺周的霜濡红叶，紫禁城头的金辉兽吻……他已感受过不知多少遍了。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0）
那是因为在他还是同学少年之际，就热衷于文学，而他成长时期所景仰的一代文学大师，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在北平淹留，不曾将北平诉诸妙文。那心灵的牵引，曾驱使他壮着胆子向平素敬畏的父亲，提出到北平求学的请求。不料，父亲顿时拉长了脸，厉声吼道：“不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