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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秋后，在美国等西方诸国假“人权”制裁中国背景下，赵浩生应日本金融界邀请前往东京，向300余名银行界人士，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讲演。他以翔实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的走向，日本银行界应取的对华态度。
他强调：中日关系和中、日与西方国家关系不同，无论在历史、文化、地理、经济哪一方面，中日两国都近于欧美。因此日本对华政策，不应盲目追随西方，尤其不能追随美国，而应在中美之间起调停作用，特别是要考虑到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不可能永久僵持，迟早会出现转变。
民进党为什么总在会议上舞拳踢脚/为达到某种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赵浩生第二次前往台湾/赵浩生的名字上了黑名单/护照附有一函密封的信
“80年代末以来，您每年约在中国盘桓多久呢？两三个月？”“哦，可不止，差不多有近半年哪。”“近半年？都做些什么呢？是否像有些报刊中描写的那样：为疏通中外关系尽心竭力，为促成中外经贸合作牵线搭桥，为中国经济改革问诊切脉？”“我主要是想听听说说中国话。”
人到老年，依恋故土，怀念往事，喜听乡音，虽大智大觉者，也概莫能外。但赵浩生那似乎比我还年轻的精神，那依然敏捷的思维，及什么都敢于尝试的雄心，是不可能在听听说说乡音中怡养天年的，一旦事关祖国、事关民族大义，他便起而关顾。
自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在大陆看电视，差不多只要一播放台湾开会的新闻，就会出现台湾民进党人舞拳踢脚大打出手的镜头；报章上也时有这类消息。当时我翻阅了一些资料，得知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其前身是与国民党抗衡的所谓“党外”势力。自建党后，其内部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但“台独”的倾向日趋张扬。该党的头面人物，不少曾留学海外，有很高的学历，其中不少还是学法律的。就他们的教养而言，无论如何都难以和拳打脚踢联系在一起。
一次和赵先生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台湾企业家，赵先生半开玩笑地问他们：“民进党为什么总在立委会上打架，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当时一位企业家说他为此曾就教过许多人，包括民进党人，多数说法是国民党在台湾独大，在立委会上，民进党被国民党淹没了，新闻媒体根本就关注不到民进党，只有打架才能把电视镜头吸引过来，使新闻媒体给予报道。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实现其主张，居然可以不择手段，运用如此“新颖高妙”的战术，该党的品貌可见一斑。不管怎么说，到了90年代初，该党膨胀的势头及“台独”的喧嚣，已经不能不引起关心版图完整的人们的警惕。就在那个时候，赵浩生萌发二次入台的念头。
赵浩生向台湾方面提出入台申请，是担着几分风险的。“我知道，我的名字是上了黑名单的。可进入90年代后，我推想旧禁已解，而且渴望为增进海峡两岸间的了解，尽些绵薄之力。”
在办理签证时，赵浩生发现他的护照和他太太的不一样。他的护照附有一函密封的信，不许拆封，要他本人带到台湾，入关时交给台湾方面。
这令人狐疑的特殊待遇，使赵浩生心中忐忑，担心此次入台会发生什么不测，便给在台湾国府任职的熟人，如萧万长、钱复写信询问。萧当时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钱复则是当时任外长的台湾政坛“四才子”之一，曾就读耶鲁。他们复信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劝赵浩生安心就道。
老社长向老部下毫无隐晦地道出自己的心事/陈诚雄心勃勃，暗生取蒋而代之想念/蒋介石遂称赞胡言论“有古大臣风”/此事后来传到小蒋耳朵里，以为胡氏阻其仕途，心存蒂芥
赵浩生第二次登上台湾岛，与第一次相隔了24年。此行让他难忘的，是他同《东南日报》老社长胡健中的长谈。已是耄耋老人的胡健中，不断向赵浩生问起他当年熟悉的故地杭州、西湖，思乡怀故的感情溢于言表。
赵浩生对他一一讲述了在大陆的所见所闻，随后鼓励他回杭州看看。胡健中说他确实有意在有生之年故地重游，但就怕自己半身不遂坐在轮椅中行动不便。
说到半身不遂，引发了老人烈士暮年的感叹和件件恍如昨天往事的回溯，面对远道而来，一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老部下，他毫无隐晦地道出了自己的往事心思。
到台湾后，因印刷机械在航运途中沉没，胡健中断了继续办报的念头，但仍以立法委员和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活跃于台湾政坛。在退到台湾的政要中，胡健中属于有才华、有眼光的，故深得蒋介石欣赏倚重。
蒋介石退居台湾时的身份只是个下野“总统”和国民党总裁，实权旁落到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手中。陈诚雄心勃勃，暗生取蒋而代之想念，他的部下也跃跃然，推陈诚出来竞选“总统”。
在国民党召开的一次讨论“总统”人选的中常会上，蒋介石故作倦勤姿态，拥陈派正欲乘虚而入，胡健中一跃而起，慷慨陈词，力保蒋的领袖地位。他的演说激越且声泪俱下，使与会者无不感动。蒋介石遂称赞胡言论“有古大臣风”，借机半推半就接受胡氏忠言。此后胡奔走于台湾、香港间，为蒋竞选，终使其坐牢“总统”宝座。
胡的护驾之功，使他在一个时期成为蒋身边红得发紫的人物，蒋对他言听计从。作为回报，蒋让胡从行政院长到驻日大使中任选一职，但胡对作官不感兴趣，安于作智囊。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3）
蒋介石事无巨细都征询胡健中的意见，这既令人艳羡，也招人嫉恨。更堪虞的是伴君如伴虎，稍有闪失，就可能酿成千古恨，而胡偏偏出现了“闪失”。
一次，蒋介石同胡谈起蒋经国的前途。为了给小蒋执政作铺垫，老蒋直言告诉胡，想让小蒋掌管情治工作。胡听后又以古大臣风坦言说：“以经国兄的雄才大略，必可膺党国重任。但天将降大任予斯人也，必以树德为本。情治工作是树怨的工作，经国兄以不介入为好。”
在善玩政治权谋，靠情治维系自己政治统治的蒋介石看来，胡健中这番颇有见地的忠言，实属天真的书生之见，未予采纳。小蒋终执情治牛耳，胡对此自然有看法。这些后来传到小蒋耳朵里，以为胡氏阻其仕途，心存蒂芥。
老蒋逝，小蒋当权，胡遂遭冷冻。早该颐养的胡健中倒不太介意冷落，出乎他意料的是，由蒂芥引出种种不可说的灾祸，使他在风烛残年反而多起事来，又患了半身不遂的病。
一肚子的感叹，在台湾，面对炎凉世态，胡健中长年三缄其口。只有在老部旧、入了美国国籍、真正置身事外的赵浩生面前，他才一吐为快。赵浩生也籍此对台湾有了更多重的认识。
赵浩生的此次赴台的一个主要收获，是同台湾岛上一个个举足轻重的人对上了话。其中包括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台湾立法院院长、“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梁肃戎，以及萧万长、钱复等等。他们无不向赵浩生了解大陆的情况。
几年来，赵浩生几乎走遍了中国大陆的各个省份，对当地的政治、社会生活，经济改革，做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并曾对新生的特区建设，开放政策，以致北京市的规划，都提出过一些建议。赵浩生向他们讲述了他对大陆的感受；并就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直言自己的主见。
“逃兵”的“自首”，使郝柏村开怀大笑/赵浩生向杨尚昆提议：可不可以建“热线”
赵浩生的那次台湾之行，还见到了当时的行政院长郝柏村。赵先生在向我叙述此事时，没说他何以提出那样的请求，但从当时的背景看，赵浩生要求会见郝，绝非纯礼节性的。
郝柏村是军人出身，1966年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此后历经擢升，由总统府侍卫长而陆军副司令，副参谋总长，陆军司令，国防部长，行政院长。他没有正课的那种翻云覆雨、口是心非。他属于老派的国民党人，在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上，坚守一个中国，坚持台湾与大陆的不可分割立场，因而成为“台独”、“独台”势力攻讦的焦点。他与“台独”不共戴天，又与李登辉的某些倾向存在分歧，显然属于李登辉所说要平衡的诸多派系势力中的一方实力人物。赵浩生见民进党，见李登辉，见郝柏村，均与台湾未来息息相关似乎是毋须猜疑的。
然而，见郝柏村并非易事，可秘书长蒋彦士一出面，情况就不同了。郝柏村应允后，蒋彦士提醒赵浩生，郝是个军人，不喜欢和记者打交道，你要注意。
于是，赵浩生对见郝柏村时如何寒暄，又费了一番思考。会见那天，赵浩生同郝柏村一握手就连连称呼“老同学”。郝柏村被叫得一头雾水，不知自己何时与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成了同学。
“你不是黄埔第12期炮科的吗？”赵浩生问道。“不错。”郝柏村回答得利落。“我是16期的。”赵浩生紧接着说。“喔？那你后来怎么当起记者来啦？”
“我在血气方刚的年纪，热血一沸腾，就进了军校，可军人砺炼的那般艰苦我又吃不消，就开小差了。”“逃兵”的“自首”，引起郝柏村的开怀大笑，谈话气氛随之融洽。
离开台湾，赵浩生又经香港回到北京。他通过有关渠道，透露了尽快与国家领导人会面的希望。很快他就得到通知，国家主席杨尚昆将单独接见他。
会见时，杨尚昆听了赵浩生介绍访台及与李登辉会面经过后，认为他捎带的信息十分及时，并对赵浩生为沟通海峡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所做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
接着，杨尚昆又说出了海内外中国人应该共同努力，进一步设法促成两岸双方领导人以某种方式进行直接对话的希望：“两岸有什么事情和意见，总要找人传话转递，多麻烦和误事呢？你能否想个办法，使两岸通过某种方式直接对话，而不用转圈子呢？”
“有个办法。”赵浩生似乎已有考虑：“冷战时期，苏、美两国，为了防止在紧迫情况下出现误断，导致难以挽回的事变，或对非常变故紧急协调，建立了一条‘热线’，有些迫在眉睫的危机，只要一个电话便解除了。”
杨尚昆说：“这个办法不错，例如每当我们在闽、浙一带高军事演习，台湾总要紧张一阵，以为我们要对台湾有什么举动。如果有热线，一个电话过去，告知是例行的演习，就可避免一场虚惊。建热线，我们这边是没问题，可不知那边怎么样？”
这番话应该是很快就能传到台湾的，但至今没有回应。就目前的形势看，架热线似乎尚需一定的时日。
当赵先生讲述完他与台湾的故事，我请他对海峡两岸时涌暗流的现状做一评价，对海峡两岸关系会否改善做一前瞻。
赵先生不假思索地说：“时局的变幻是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和左右的，台湾问题扑朔曲徊，固然有种种缘由，但归根结底是经济在主导制约着一切，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的确，亚太地区这几年日益为世界瞩目，就在于该地区在西方经济衰微阴霾久久不散的情况下，一直保持着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韩国的政治要求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首肯，根本的原因也在其经济上的崛起。
“因此台湾的回归”，赵先生说：“很大成分上要依大陆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评估而定。大陆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比率与台湾持平，或超过台湾，则台湾的向心力亦随之增长。这就好比亲戚关系，人们通常以富亲戚为荣，对穷亲戚比较冷落；与富亲戚关系比较密切，愿意走动，同穷亲戚则不自觉地疏远，甚至断绝往来。因此大陆如若能稳定地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台湾的回归只是时日的问题。”
“老夫聊发少年狂”/赵浩生要写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乔石说：我早就拜读过您的文章，但一直没有机会认识您/朱镕基对赵浩生送的礼物很欣赏
1992年，我从报纸上看到赵浩生先生在中国投资办企业的消息，这的确是个新闻，而几十年来，赵先生是以采写新闻闻名的！
当我们再次坐在一起时，我向他问道：“听说您在大陆投资办了两个工厂，一在北京，一在深圳。近几年您来华时间比较多，是否与产业经营使然？”“不是，我只是投了点资，经营之事，我基本不插手。”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4）
对我何以想起在中国投资的疑问，赵先生回答说是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翼。“一个年近九秩高龄的老人，向12亿中国人民发起扩大和加快改革的新进军令，这是何等的眼光，何等的气魄。这坚定了我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看法，面对12亿人口这极富潜力，充满机遇的巨大市场，大潮涌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海洋，岂能隔岸观潮，置身海外？此时不下海，更待何时？”
“于是。您就‘老夫聊发少年狂’，制造了一个‘下海’的新闻。”“应该说，我还有一个动机。”赵先生说：他这一辈子记者而教授，教授而顾问，光说不练。或纸上谈兵，或为他人运筹帷幄，从未自己操作，化理念为现实。如今企图变换一下，“君子动口又动手”，过一把操作的瘾。
赵浩生向妻子“要”了数十万美金，投资中国的两个乡镇企业。一个是北京丰台的乡镇小厂光明电器开关厂，改称为大光明电器有限公司，生产普通的民用产品；一个是深圳的福斯特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他身兼两个公司董事长。
我曾问赵先生，在投资前是否做过一番调查和预测，所投资的产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看好，或大有利润可图。他说对此毫无把握，并没在这方面仔细分析推敲过。
“一个跨国公司的顾问，整日价为别人的公司经营战略策划运筹，而对自己企业的前途却不加思索？”“哦，告诉你一个我的‘私念’，我对中国的乡镇企业很感兴趣，关注了很久，但一直是隔岸看花。此番是想深入进去，了解操作的全部过程，问题、缺陷、难点、特色……企业生存、发展了，我就写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若因某些不适应和事务而式微，我就写一部《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
“您对您的产业的市场和前景并不十分清楚，对生产的产品有不内行，那您是如何对您的企业进行管理的呢？”
“我对经营基本不插手，不加干涉。西方时下流行一中理论我颇欣赏，叫做‘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既然不懂得电器和数控机床，就应绝对地信任内行。因此我提出了‘三信原则’，即信心、信任、信用：第一、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信心；第二、对企业经营者绝对信任；第三、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必守信用。”
如此一放手，赵先生便悠哉游哉了。实际上，他还是更关注一些宏观的大问题。他是江泽民、朱镕基、万里、丁关根等许多中国领导人的座上客，经常把自己观察到的、思考到的与中国命运声望相关的问题，向他们传递诉说。
一次，赵浩生得到一部语音版的宏观经济管理的新著，他听了听，觉得这些西方的新见解，对中国经济发展不无参考价值，来中国时便带在身上。刚到中国，恰巧赶上一个国宴，朱镕基也在座。以往每逢这种场合，只要他们发现了对方，总会在祝酒时互致问候，赵浩生便径直向朱镕基的座位走去。
朱镕基也看到了赵浩生，他对赵浩生说：“我已经看见你了，想给你写个条，还没来得及。”接着，他对坐在身边的委员长乔石介绍说：“这位是赵浩生先生。”
乔石一面和赵浩生握手，一面说：“我早就拜读过您的文章，可一直没机会认识您。”“我也一直盼望有机会拜访您，今日很荣幸。”
赵浩生随后掏出了那部新著，概要地介绍了几句，递给了朱镕基。朱镕基说：“我已经听说过这种语音版的书，可还没有见到过，谢谢你这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好的礼物。”
他有时真像个高级说客，向中国政府高层、向一切在此能有所作为的人士陈情进言/现在在国外却很难听到看到对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恐怕不能总是尼克松、基辛格/我要把你的这个意思补充到文章里去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中关系一波三折，这使得70年代就促成“耶鲁大学教授代表团”访华、发以各种方式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先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