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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患者伤害了自己，作为照料者，不必感到内疚。我们不能为了脑内化学不平衡导致的结果而感到愧疚。照顾具自杀倾向的人，我们必须有能力面对最坏的情况。当病人将那黑暗的想法付诸实行时，我们也要确信我们已经尽力了。伤害不是我们所造成，我们也无须认罪。当然，这么说比做来得容易。对于那些因自杀事件而失去挚爱的人，没有经历过当然无法感同身受。
非常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照料者，我们要知道在和精神疾病纠缠时，这种失败的确有可能发生。我们要尽其所能地去对抗，却也要做好坏事可能会发生的心理准备。
照顾既忧郁又有自杀倾向的人是个很挑战的任务，照顾者必须有着坚强的心灵和体能，要有耐心，最重要的是还要情绪稳定，否则照顾者也很有可能落入忧郁的深渊。每个人都会失望挫折，也会心情低落，甚至有些人的生活里也都出现了一些轻微的忧郁症状。但是病理上的忧郁症患者，他们却不寻常地有着更强烈且无休止的沮丧。一旦陷入了忧郁症的深渊，这些人很可能就会产生自杀的逃避念头。忧郁症患者对一切事物都觉厌恶，他们想借由结束自己生命的方法来结束那令他们痛苦不堪的情绪反应。另一个忧郁症患者常出现的想法，就是要让别人觉得愧疚，就像是：我要让你良心不安，因为你没有好好帮助我去克服痛苦。
我照顾过一位患者经历了所有前述的阶段，很多人难以理解他的病因，因为他们觉得他是个幸运儿，也拥有一切。问题就在于，有忧郁症的脑袋却时常无法客观地认清事实，也无法理性地看待原因。这种症状增加了照顾者的挫折，也同时折磨着许多的忧郁症照顾者。照顾这种精神疾病，我们要试着好言好语地去提升病人的自信和价值；但是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有时他们对我们的关怀会听而不闻。在经历了数个不眠之夜，我们的体能已经不堪负荷；这种情况，有时真是会让我们这些照顾者身心俱疲，压力倍增。
照顾者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不能永远陪伴着他们，因为我们还有别的责任要尽，也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要过。我们不能放弃工作，不能放弃其他的家庭成员，也不可能永远情绪稳定地为他们奉献一切。但是，我们一定要正视患者的自杀的警讯和胁迫。要能好好扮演照顾者的角色并不容易，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生活中一切事物的平衡稳定，一方面要好好照顾我们的病人。通常，我们不能每一件事都做得很好。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多么的善良；我们都很难能正确地预期忧郁症患者会有的心理反应。
注意忧郁症患者持续的自杀倾向十分折磨人，所以我们更要坚强，也要运用我们良好的判断力，好在适当的时候伸出援手。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如果自杀的征兆很严重、明显，我们便需要采取适当的行动去防止自杀的发生；但若事情不是那么严重，我们也要知道，让自己能适时地得到放松。如果我们不能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不能张弛适当，那么结果很有可能是玉石俱焚、两败俱伤。
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十分注意病人的极限。错误的判断，表示时机的不恰当，语言上的误解，都可能导致有自杀倾向的人跨越死亡的雷池。要避免这种情况恶化，我们应该用一种充满着爱、信任、支持和慈悲的心去了解彼此的需要。有人会认为，我们所做的努力，并不能给患者多大的帮助；顶多是让自己也变成另一个忧郁症患者罢了。也许有些人真的就此放弃，还认为能给具自杀倾向的人最大的帮助就是让他们去死。其实那是失败者的借口罢了。每当生命遭到挑战时，如果我们都抱持着那种态度，我们会一次一次地放弃，最终只能做一个失败者。我们会用最大的力量一起克服忧郁症，从很多的病例中可知，只要我们有耐心，这种心理疾病终究能被控制。
我们都很希望能有一个可以成功治疗忧郁症的方法和大家分享，但是没有。但我们知道有很多幸运的例子，有些人的自杀从没成功过，那是因为有许多朋友的帮助，而且还使他们康复得很好。衷心盼望，所有的人都能幸运地陪忧郁症患者一起度过。
序忧郁症患者自己的版本
自从罹患忧郁症之后，有一些东西自我的体内流失了，那种对世界的高度兴致、对人的热衷观察、对新鲜事务的强烈好奇，似乎没有随着病情好转而通通恢复。
我因此知道，尽管的我的忧郁症可能有起色，但心中某些失却的宝贵东西不见得会回来了，并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三根手指往空中作势打个清脆的响声，仿佛变魔术，搭啦，病好了什么也跟着都回来了。
不是，事情才不是这样！
这当然令我微微感伤，可是我也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在我染病的期间，发现即使是执业中的精神科医师，也不见得都深入得进去患者那种处境，包括他们在内的广大人们，还是对忧郁症充满了一些误解。
所以，这本书是从一个忧郁症患者的观点写下的亲身经历，而不是根据精神科医师想当然尔的专业理论，也不是一般人想像的常理，这本书反映了忧郁症复原过程中的局部真相，我如何在自杀的吸引力中浮沉，如何对抗自杀的危机，如何逐步修复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朝着一个比较能够自保平安的境界努力。
有些经历与方式说不定连专家想都没想过，甚至不以为然，但我深信唯有亲自走过这条泥泞路的人，才真正了解那种微细的心理纠缠、颠覆、拉扯，也才会在绝境中用肉身又爬又滚，找到一条独特的出路。
我熬过的事迹绝不会获得“好人好事”推荐，却是“真人实事”的不二版本，因此我会不在这里大事宣传说，一切都会没事啦，放心好了的空话；也不会制造假象，开一张“病好了你又是彻头彻尾好汉一条”的支票。我只是想很诚实地陈述，忧郁症患者想要自杀是一种神秘的冲动，不小心处理，它永远都会像一条藏匿在你鞋子内的毒蛇，不保证可以与你相安无事多久。
但忧郁症病友的人生还是必须继续下去啊，不能百分之百地恢复，某些小小的东西永远失去了，怎么办呢？其实没关系，至少我找国了大部分的健康，懂得作一些自我调整，也能坦然面对“失去”这样的人生体验。
第一章从现在起，做自己的父母（1）
记得曾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耸人听闻的的标题：“一、四、十二月是精神病患者自杀的高潮期”。这时间点是落在农历过年和清明节前后，没想到宛如乡愁在召唤似的，我那已经渐行渐远了的忧郁症，竟然就真的在这个时期“返乡探亲”了。
今年二月，我在旧金山的博士班春季课程近入尾声时，却染上一场不轻的感冒，以致最后两天的课不得不缺席。感冒好了八成之后，我这人忽就像是跌入了一张软绵绵的无形大网，浑身懒散，没有半点劲道。我成天只是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想碰，也没有力气做。
就在初春这种消沉、虚无的情绪里，我隐约嗅到了一股旧日的血腥味，哎呀，感到人生空空洞洞，没有丝毫生趣的那个想法，怎么又悄悄地溜回来了？每当觉得生命失色，在什么都引不起兴趣的情况下，我便一心想死，脚步也情不自禁地往死亡那个黄线框起来的警戒禁区趋近。这时候，窥视死亡、想要尝一尝死亡的味道，变成我在百无聊赖之余，唯一有点心动的目标。
我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受到死神这样的骚扰了，自杀的念头在隐遁了几个月后，当一切似乎显得太平无事时，它竟又意外地重现脑际。
我如果跟一般人说起这个念头，大概会立即被挖苦说，“你穷极无聊啊，才会生出这样无聊透顶的主意”。但是我知道并非如此，这是忧郁症的典型思维又再启动了，脑子不自觉地美化了死亡，把死亡当作一条苦闷人生的出路，一直放在心上发酵酝酿，等待张力凝聚到沸点，一步一步将自己逼到悬崖边，纵身往下跳，化作一道凄美的彩虹。
我默默熬了几天，发现还是无力挽回，只好承认：“它，又回来了。”
既然事态严重，我就迅速上了一趟医院，与我在旧金山的精神科主治医师道兹女士会面，研讨因应对策。
我虽然一直来医院领抗忧郁剂Paxil（克忧果，即台湾出现的Seroxat），服用也没有间断过，但之前曾回台湾两趟，现无法顺利预约时间，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道兹了。
这次见到，原本苗条的她，居然变成了大腹便便，判若二人，后来才知道，她再过一个月就要分娩了。
人生就是这么无厘头啊，在我跟死亡对垒玩赌命游戏的当儿，却有一个新生命要来人间报到了，还阴差阳错跟我放置在一起，当作两组对照标本，实在够讽刺了。
道兹决定将我的Paxil剂量，从每天一颗的30mg增加到40mg，并且建议我去做心理咨询。她觉得这次不能全靠药物的提升，而是有必要去尝试一下“认知行为治疗”。
自从忧郁症发作后，除了持续服药改善脑血清素，我没有正式求助心理咨询。那是源於我身为一个作家的有恃无恐心理，以为这一套思辩人生、检视生命的技术，我岂有不熟悉的道理，何心劳驾外人？
但这回，一来没有本钱逞强了，二来也想感受一下所谓“看心理医生”是什么滋味，以致作岸上观，我终于下海了。
由于旧金山一向是多种族、文化荟萃的都市，所以这所大医院备有英语、西语和华语的专业人员，道兹医师很体贴，特地帮我预约了一位说国语的心理治疗师，大概是希望我能畅所欲言吧。
第一次会面，感到有些意外，她竟是一名年纪颇轻的女子，而且这么巧，也是来自台湾。这下好了，我不仅与我的忧郁症乡愁重逢，还了了乡亲的重逢。
她建议我从童年的记忆说起。总结初次会面的印象，我只像是在作一场不痛不养的口头报告。一周后，又到了预约的时间，我不仅兴味索然，还有点失却了信心，想到她那么年轻的样子，其人生阅历果真足够到能为我操刀，割掉我心中那颗早已与我结为一的陈年肿瘤吗？
我一直在耳边敲着退堂鼓，想要缺席，但当快到了约定时间，仿佛觉得亏欠了谁似的，所以还是勉强打起精神赴约。幸好那趟去了，才有机会掘开一个密封的泉眼，内心的诸多症结，如汪汪泪水，汩汩涌出。
第二次会面，在她的提问下，我讲起了一段遗忘的往事。那是念小学二年级时，我当选了模范生，按照校方惯例，必须请全班吃糖。但因童年家境清寒，作为苦哈哈公务员的爸爸只买得起很普通的糖果，跟上学期与别班的模范生请吃的高级糖，品质很明显差了一截。
我当时窘得难以自支，抬不起头，这种本该是鹤立鸡群的骄傲，却一下沦为一种悲下的伤感，这从此也滋生了我的自悲心理；糟糕的是，在后来这又被我的父母无意地一再捅大。因为每学期我品学兼优领了一大堆奖状回家，他们也许内心甚为欣慰，却鲜少流露喜色，这就更加证实了我的想法：“成绩好或表现出色都没什么用”。
长久以来，我因此有深深的挫败感，认为自己当模范生、领奖状等荣誉的纪录，都不值得一提，不但毫无成就与喜悦，反而与羞耻、落寞的感觉纠缠不清。
我的父母跟许多上一辈的人一样，不善于也无能力去对子女表达亲热，我做得再好，他们反应冷淡，充其量平心接受，视为理所当然，不然就是将欢喜硬生生地遗弃在内心的暗角。我记得当年幼小的自己何等伤感，如同一株成长中的幼苗，渴望象征日光的父母给予我奖励，哪怕是说一两句鼓舞的话，或摸摸头递给我一个微笑，但都没有！
爸妈也许是谨记祖宗的训谕，人要保持谦逊，所以从不会让我受宠而又得意忘形。可是，当年身心发育都尚未茁壮的我，在表现良好的时候，却未获得主人“奖赏的零嘴”，心里就始终无法建立起“好行为就有好心情”的自信，以致长大了，只感到自己的不断努力只获有“好行为”这前半段，却没有获得有成就感的“好心情”这后半段，这样有出无进地下去，有朝一日终会掏空了自己，遭到忧郁症的伺机侵入。
谈话间我才惊觉，那桩模范生请吃糖的往事，在被唤醒之后，显得历历如昨，羞耻心仍像是墙上一块丑不拉几的污痕，年久了反倒无比清晰，原来它影响我那么深刻。
年轻的治疗师笑道，“我知道我的一些病人的思维模式是这样的：哼！因为我是模范生，所以就算我请吃的糖果不怎么样，可我还是全班楷模。但你的思维模式则完全相反。”
我无奈地回答：“唉，是啊，作为一名受害人，也许这样我才比较心安。”
她很惊讶我能一下子亮出“受害人”的观点，因为其他病人都是在经过了很多次晤谈后，她才能让他们稍微了解到他们正是处于一种“受害人”的位置。
我还因此记起了另一道心灵疮疤，那是小学五年级时，全班有一半的人会在放学后留下来补习，一个月缴二百元。那时我们刚搬了家，每天要背着大书包坐公车上学。有一次，我的补习费迟交了，某天补习时，导师就当着众人的面，神情悍然地质问我：“为何不交补习费？”又以一副嫌弃的嘴脸说：“你不是搬家了吗，那为何不转学呢？”
我当时既是班长，又是个名列前茅的好学生，只因为当公务员的爸爸手头拮据，势利眼的导师就如此羞辱我，并似乎在逼我转学，此举重创了我小小的心灵。从此，我认为品学兼优有什么用？人品端正、学业优秀，到头来竟还比上区区的两百块钱！
第一章从现在起，做自己的父母（2）
那位导师无疑是向我展示了他最糟的人生价值。我这一辈子，什么成就都有一点，就是没什么钱，以致我现在还常常觉得人生空空如也。没想到，当年一个年轻老师的谬误言行，竟铸成了一个学子一生的痛！
治疗师对于这位导师的行径频频摇头，大呼怎么可以这样？但这已改变不了它在我心灵上烙下丑疤痕的事实。
到了第四次会谈，依据心理咨询的理论，我的“核心思维”（Core Belief）越来越明朗了。这次，她很有兴趣延续上周的主题，想进上步听听我对“受害人”更深一层的说法。
我回忆道，自小到大好像有一个“至高的自我”一直在不时监督着自己。在我的思维中，人类就分为两种，一种是加害者，另一种是受害者。而扮演加害者的人，虽然相较之下属于强势的一方，但必须承受道德谴责，乃坏人的代名词。因此，在那个“至高的自我”监视下，我不敢作恶，比较安心去扮演受害人，心里也常常祭出一项自卫的法宝：“我都已经受害至此了，你们还要我怎么样嘛？”
说穿了，我是“习惯性受害”，扮演受害人才让我有安全感，觉得不至于太强势、太招摇、或过于被千夫指。
我一直被受害人意识操弄，因而不自觉选择了受伤、受创的角色，以求自保。久而久之，我的内心世界遂百业萧条，一片凄凉。
治疗师试图解开我的偏执，她说：“不过，人生不是只有这么两极啊！”
我一步步趋近，感觉已经踏进了核心思维区，回答道：“是啊，但我的一生好像就被两个极端绑死了，许多事物的价值观都只呈现两极，黑与白、好与坏、对与错，至于中间便都没有了。”
她拉开抽屉，拿出了一张要病人带回家作的功课表，叫做“认知扭曲”（Cognitive Distortions），并且出示一份附图，就是“认知模型”（The Cognitive Model），以帮助我了解我们现正进行医疗方案和它的理论架构。
在那张功课表上，列出了十二项条目，第一项映入眼帘，就让我心头一震。它写着“全有或全没之思想”（All…or…nothing thinking），天哪！这不正是我的人生观写照？要嘛就全赢，不然就全盘皆输！
回想年轻时，我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不就是如此偏激吗？“如果我不是你的最爱，那我宁愿不要，无论要付出多大的痛苦，我都选择撤退”，而我偏偏把“最爱”的定义标举得过高，甚至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现实意味，所以才会一而再地在爱情场上摔得伤痕累累，原来这都是自讨苦吃。
这种“全有”和“全没”的大赢大输法，忽然使我想到了它的另一个形容词，应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