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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开口询问了那位年轻的服务员，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喔，那一台啊，今天早上被一个客人买走了。”
“那你们没有别台了吗？”我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珠。
“没有，就那一台sample而已，要进新的必须等一阵子。”
“如果那是你们目前唯一的一台样品，而且杂志还帮你们登那么大的一篇报导，那你们就不应该卖掉啊，否则怎么对得起专程赶过来想看的客人呢？”我泄气极了。
“那位客人带着现金来，一定要买，我说这是样品，他也无所谓，坚持要买走，我又有什么办法？”服务员的脸上一丝歉意也没有，还觉得我这样逼问他很奇怪，仿佛我很不知趣，在挡人财路似的。
但明明不该是这样子啊！为何现在做生意的人连这点基本常识与道义都没有了，就算拗不过那位客人，他不是起码该跟我道个歉吗？
“那你们总该有那款新电脑的目录吧？”我简直要虚脱了。
“没有，还没有印出来。”服务员是吃错药了吗，狠心到底，就是没有任何一点不好意思的表示。
“你们在这里开一个店面，既没有样品给客人看，也没有目录，这样对我们这种专门跑一趟的客人实在太不公平了吧？”我的气虚开始转变成一股愤怒。
那位服务员仍然祭出他的一句法宝，表情冷淡：“他要买走，我又有什么办法？”
他只会口口声声说“我有什么办法？”一股气登时往脑门冲，几乎脱口要骂人了，真想大叫出声：不会道个歉呀，向客人说一声对不起，难道就会少一块肉吗？现在做生意的待客礼貌，都唏哩哗啦给冲进马桶里去了吗？
此时，也不管什么超炫超酷的电脑了，我要的只是一个公道！
我气得微微颤抖，在柜台上拿起了一张名片：“这是你们经理的名片吗？我要打电话向他反映，这种事太不合理了。”
服务员一副爱打你去打的态度：“对啊，你去跟他讲才有用，跟我讲这么多有什么用！”
啧，好嘛，这位天兵，我真是被打败了，他从头到尾没有一点歉意也就罢了，末了还形同补踹上我一脚。
我心中的那股正义感顿时如一锅煮沸的开水，这是原则之争，总要争个理出来。
爬上了二楼诚品书店，在门外大厅找到一个较为安静的角落，我开始照着名片的号码，拨手机给这位经理。幸好，是他本人接听，我便将原委说了一遍，这下可妙了，真是有什么上梁就有什么下梁。他的回答居然与那位服务员如出一辙：“是啊，那位客人就说一定要买，我们也没办法。”
我的妈啊，又是一个“没办法族”冒出来了，天哪！难道连干到经理职位的人，也不懂得待客之道吗？他也是从一开始就没说过一句对不起，还跟我抱怨苹果原厂只配给他一台，他也没办法啊。
我宛如一名痴心狂，苦命地追索着一个再简单也不过的“对不起”，偏偏怎么也要不到手，但越得不到，我就越愤慨、越偏执，以致一寸寸陷进了无底的气苦中。
当天回家后，我在电话里跟一位朋友提及此事，他一路听到我说拿了名片要打给经理，就在话筒那一端笑了。我纳闷地问他笑什么，他说一般人碰到这种服务态度恐怕就算了，很少有人会像我这样认真去打电话抗议。
想一想也的确是这样，我的“原则之争”常常变成一颗包裹着糖衣的苦果，看起来外表似乎是甜美的正义感，但是才舔不到几秒钟，甜味马上退了，取而代之就是苦得叫人反胃的涩味。
然而，我的正义感难道有错吗？这不就是我们从小被教养长大的信念？对跟错之间，就像黑与白，不是没有妥协的余地？
总之，一个不懂得转弯的正义感，一迳直挺挺要撑到底，屡番为我捅出了篓子，灾情不一，但至少都绝对赔上了情绪。
譬如，有一次我搭联合航空，从旧金山要飞往纽奥良，在丹佛转机时，当快跑穿越了大半个机场，气吁吁赶到登机门时已来不及了，仅差了两三分钟，眼睁睁看着飞机慢慢转向驶开。
由于错不在我，而是航空公司安排班机的衔接上出了问题，但当晚已经没有飞纽奥良的班机了，因此我们一伙人只好在联航设置的旅客服务柜台前排队，办理住宿以及更换隔天转机的证件。
也许航空公司基于弥补，让我本来搭乘经济舱前座（比经济舱的间隔稍大，通常保留给拥有高里程数的乘客）的机票，升等换成了头等舱。
没想到隔天，我一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柜台员却不认账，当我指出这是头等舱的票证，她说在电脑里查不到修改的资料，反问我是否只付了经济舱的票价，我答是，她便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好像是说：“那有何疑问？付经济舱的钱，不就应该坐经济舱的座位吗？”
我进一步跟她解释昨晚是旅客服务柜台人员经手，她竟说她不知道是谁，摆明了公事公办，不肯通融。
我的正义感一下子像火山轰隆隆作响，即将凶性大发，喷出岩浆来肆虐了。
不是我贪小便宜，妄想坐一趟头等舱，而是这么大的一家航空公司，怎么可以做事如此草率？是他们整个系统出现前后不一的紊乱，但经手人员却不认账，还要乘客自行认了，当场让我们有如变成了揩油者，简直冤枉透顶。
我极度愤怒，气到连英文都险些讲不清了：“你们这样……这样不承认，不是等于在欺骗顾客吗？”
我觉得这是原则之争，一件坏事之所以形成，不只是有人先作坏事，也是因为有人纵容在后，前后两相配合起来，才会拍板定案。在我的想法里，姑息的人一样有过错。
所以，我那顽固的正义感又在急速运转了，不肯罢手，以愠色瞪着那位柜台员，好像这是正义与邪恶之战，我要是稍一放松原则，坏蛋就得逞了。
第四章正义感成了我的十字架（2）
可能我用的是“欺骗”两个字，而不是像“不尊重”或“搪塞”这类软性一点的形容词，这在美国是个十分严重的指控，另外她也被我的气恼模样吓到了，不敢继续敷衍我们，只好低头闷闷地说：“那我去请示我们的主管好了。”
就这样，一位男性主管接到电话赶了过来，查清楚状况，毕竟知道商誉重于一切，闹大了他们也讨不到便宜，于是二话不吭发给我头等舱的登机证。
事后，我觉得，坐上了头等舱，我并不因此特别开心，认为自己捞到什么油水。我真的不愿意这样气呼呼声张，但是叫人难过的是，世上有很多事就是要这样凶起来，才争得到该有的正义。
假如要扮好人，软趴趴地好颜好色去谈，人家根本不理你！结果，你不但损失了该有的权益，更不堪的是你变为“成就一桩坏事的帮凶”，而后者才是我的正义感最不能忍受的。
这样在机场扮黑脸，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我经常遇见类似的景况，因此被气得歪七扭八的。后来我倒也想出了症结所在，那就是一般人的正义感是具有弹性，行得通就闯一闯，行不通也不妨拐个弯，甚至于抱着“哎呀，算了”的心态，这样当然不会蕴积沮丧。
反观我的正义感则不然，不能忍受些许折扣，但常常一坚持下去，正义能不能到手犹未知，自己却笃定先成了受害者。即使如此，我也不愿迁就，因为在我的信念里，一份无法坚持的正义感，不就跟放弃没有两样了吗？
后来我倒有个奇特的发现，容易罹患忧郁症的人，其体质就是藏着这种太硬梆梆的正义感了。我们自以为的坚持，慢慢变成了脾气上的一股拗，以及不信邪的过度理想性格，最后导致发狠了，竟不惜用自己的单薄身子去冲撞世间所谓的不公义（任何看不顺眼的不合理现象），而一再被庞大的反冲力道弹回来，深受内伤。
在出版了《晚安，忧郁》之后，我有机会到一些书店演讲，听见读者们的发问，也收到读者大量的电子信件，从他们的反应中，我确定了许多曾经有过忧郁症体验的人也跟我有同样的性格、类似的遭遇。
亦即我们特别不愿去忍受不合理的事，当别人有本领说：“算了吧，跟那种人（或那种事）计较有什么用，不如自己想开在点。”我们就是办不到，若不是傻兮兮想改变现状，撞得满头包；就是被挫折、失望压得动弹不得，或是自个在那儿气得不成人样：“怎么可以这样！”结果，世界还是没有因为我们的正义感而改善一些。
在我的身心状况稳当时，还能驾驭得住正义感，使它能收能放；但是在我心境不宁，或是有忧郁症的余绪干扰时，我的正义感就会变成一个空转的马达，拼命内耗，最后一步步走上玉石俱焚的困境。
所以，想要知悉忧郁症患者有时那份看似不可理喻的拗，就必须挖掘源头，先去探索他们对正义的观感。事实上，正义感老是成为某些忧郁症患者背负的十字架，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必然无法弄清楚“这一群人”有时候到底怎么搞的。
好了，回到我在诚品书店的现场吧，和那位差劲经理断了线后，我的脑子已给气糊涂了，情绪如覆水收不回来，心想赶紧躲进书店里避难吧，也许借助书店的宁静气息可以浇熄怒火。
我在入口处的平台上竟然找不到《晚安，忧郁》的踪迹，逛了一圈，才在后方的通道上，看见我的这本新书从落地摆起，高高一整叠。
如果是在平常我的脑袋清醒时，就会轻易判断出这其实是一个惹眼的好位置，进书的量也比一般新书要多许多，落地摆起更显得气势。
但是我此刻的意识已经焦掉了，无法正常思考，一下子看到这么高一叠我的新书，内心第一个反应浮上来的是“完蛋了，还剩这么多，没有半个人买，全部滞销。”
这时不仅我的整个意念扭曲了，连带地，从我的眼中所望出去的世界也跟着急遽变形。那一叠原本是书店强力促销的书，赫然变成了一叠卖不掉的书，对我百般嘲笑。
毁了，毁了！我的心凄苦到极点，一直在无声狂叫：“我是一个失败的作者，我一事无成，我太没用了！”
当日接下来的行程，我应该是要在七点钟赶去电台，接受关于新书的专访，但是这时我的全身乏力，心想：还去上什么电台啊？书卖得这么惨，再怎么宣传都没用了！
我忽然想打退堂鼓，准备缺席。可是这个想法才一窜出来，心中便很不安，因为这是现场访问，万一我临时不到，现在通知也来不及了，不是把人家害惨了吗？
不去宣传新书，损失自我权益事小，要是让人家急得跳脚，当无辜的陪葬品，那可更叫我痛苦。
我只好硬着头皮赶去电台了，那次的访问我坐在录音间，大概是所有上过的节目中最心不在焉的。后来，果然我的一位读者写信说，他刚好听见了那集访谈，觉得好像我很疲累的样子。哎，我的心情就像一面镜子，真是骗不了人。
前后折腾了几个钟头，回到家我已经木然了。刚好每天固定会来探望我的姊姊正在收看谈话节目，我也就跟着瘫在沙发上，接受那些吵得不可开交的来宾疲劳轰炸。
所有的电视谈话节目都大同小异，习惯以当天最受瞩目的话题为主，邀请各方人马出席，其实不外就是在大车拼，为自我的立场、利益辩护，并且攻击对方，说穿了比喧闹的斗鸡场好不到哪里去。
我也真是头号大蠢鸭，看到每个人大声咆哮，斯文扫地，全身为之气结了，居然不赶快转台或者干脆逃进卧房，还坐在那儿被炸得二百五一个。目睹这天的这种乱咬成一团的混乱场面，跟我当日下午在电脑店铺的受气情形，不正异曲同工吗？大家顽固地坚持己见，谁也不肯道歉，道个歉真的有这么难吗？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呼，好像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就是永远错不到自己头上。
唉，多么讽刺啊，这年头，会认为自己有错，而深深感到抱歉自责的，大概只剩下像我这种忧郁症患者，然而绝不是什么硕果仅存，而是烂果子仅存。
结果，我这只蠢鸭整整耗在电视机前一个半钟头，前仇加上新恨，被那些来宾的嚣张言论、跋扈态度气得半死，脑子里的毒素又恶化了。
后来实在疲累不堪，但躺在床上好久，翻来覆去却睡不着，便懒洋洋爬起来。这时姊姊已经回她家去了，踱到空寂的客厅，抓起当天的晚报，好像除了正版，后面的几大张连翻都没翻，所以就信手翻阅起来。
影剧版斗大的标题立即吸引住我的目光，才读了几行，差点儿吐血。竟然是艺人萧蔷出版小品书，写真照片、涂鸦配上她的小诗，甫上市一周就夺下文学类畅销书冠军！
绝非我眼红忌妒，但是“文学类”三个字在我这个中文系出身的人心目中，具有某种神圣意义，也并不是我怀疑艺人没有文学才华，而是在新闻里看得出来，这本新书之所以扶摇直上，跟内容没有多大关系，倒是作者在卖文学以外的东西很明显，却登上了文学类宝座。
傍晚我在书店里的那份窝囊心理又回来了，自暴自弃地想着：认真写作有个屁用，爬了半天，想要攀向笔耕的巅峰，但人家美女凭着一根手指头，轻而易举就把文学的桂冠摘走了。
所有我的文学使命感、文学情感，甚至包括文学正义感，这时都变成了莫大的嘲讽，对着我扮鬼脸。我的脑袋发烧，脸颊也烫得不得了，愤世嫉俗的念头越滚越大。
我又想起明天还有出版社的开幕记者会，贵宾云集，我的《晚安，忧郁》是他们的第一批新书，所以不仅受邀出席，还要上场致词。可是我现在只想躲起来，情绪这么糟，明天还要去记者会现场，讲一些甜甜的场面话，简直要我的命！
心念纷纷扰扰，我竟很想再度仰药，吞下了那些让人安眠的药丸，起码可以暂时躲天了这些烦心事。可惜我的药自从上次乱服用，还被送进急诊室之后，就被姊姊管制了。
虽然不能仰药，我还是不禁想到了死。自杀的念头悄悄地从心房的某个隐蔽角落钻出，一迳地钻牛角尖：这世界不买认真的人的账，你活着有什么管用！凭你天生的料子往上作不了自娱娱人的艺人，往下也干不成自嘲取乐的小丑，所以自嘲没本事，自娱也欠条件，像我这样的人，没本钱在当今人世的游戏规则里混，那我不混了可以吧？我自动退出，总可以吧？
忽然间我的想法都是负面，不断在向下沉沦。
那晚我在恍恍惚惚的挣扎中独自熬过，不想活的念头一直盘据着脑子，到底是怎么撑到天亮也忘了。
我终于还是出席了那场记者会，果真花团锦簇、贵客迎门，与我的落寞十分不搭调。今天是出版社的大喜日子，我这条孤寂愤世的游魂，夹在此处显得很寒伧。
惨了，轮到我上台致词了，讲一些相反的场面话实在有违我的作人原则，该怎么办呢？我的头皮都麻了。
我想，出版社既是由一些对身心灵成长很有奉献心愿的伙伴组合而成，那么他们就不该只听见空泛的道贺，而值得听取内心的实话。心意已决，原谅我了，好友们，对不起，我来泼冷水了。
我从总编辑的手中接过来麦克风，沉重地开了口：“出版社安排我发言的用意，应该是要在这里报佳音，说一些健康祝福的吉祥话，本来我也很想这样做，但是我没办法。我……昨天晚上甚至不想活了……”
说到这儿，我住了口，情绪激动，无法继续往下讲，话全梗在喉头。
全场的人都屏息注视，好些人本来还忙着跟身边的旧雨新知有说有笑，这时都突然熄电了一般，原来欢喜的气氛顿时走了样。
我咽了咽好几口气，把昨夜看到萧蔷新书登上文学类第一名的导火线说了，慢慢牵到“忧郁症病人面对的是一种长期抗战，过程极其辛苦”的话题上，希望大众关心这一群隐形不敢曝光的人。
第二天，一家大型的电子报打出这样一条耸动的新闻标题：“昨夜，萧蔷差点成为许佑生自杀的理由。”
我读了也只有苦笑的份，看吧，这年头你看得那么重的正义感，充其量不过是人家眼中一个哗众取宠的冷笑话罢了……
第四章好一个臭屁清除者
那个日期因为具有历史价值，所以每个数字我都记得，就是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我几乎是在一夜失眠的情况下，迎接早晨的来临。那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