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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5＇在毛泽东看来，立志有“一种模仿性”的立志，“不过是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立志也。”有真正的立志，必须建立在“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的基础上，即建立在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上。因此，毛泽东把救国救民和求学读书、掌握真理紧密结合起来，而且高度集中到一点，那就是立志和实现其志而斗争，也就是为追求真理和实现真理而斗争。毛泽东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艰辛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生。
毛泽东求学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把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群众的幸福联系起来，是为实现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而储才蓄能。他说过：“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16＇毛泽东的读书求学，不是为个人“发迹”，升官发财。而是以为国人、为世界人而学，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追求真理。惟其如此，他严格要求自己，不断鞭策自己，勤奋学习，艰苦探索。他在寄居长沙新安巷湘乡试馆的半年自学中，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根据自己的自修计划进行自学。他后来回忆说：“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的学习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
读书是毛泽东一生的最大嗜好。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时，“从早之晚，读书不休”＇17＇。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他到学校的后山妙高峰上学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
探求真理的道路是漫长曲折的。毛泽东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转变和发展的过程。按照他本人的说法，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即所谓“旧学”，又读了七年“新学”，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著作，以及一些自然科学著作。如亚·斯密的《原富》、卢梭的《民约》、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穆勒的《名言》、斯宾塞的《逻辑》、耶劳斯的《名言浅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他都进行了潜心研究。从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力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待万事万物，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5年半（1913年春至1918年夏）学习生活，对他的世界观以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里，他先是着重“国学”，探讨了中国先秦诸子、程（颐、颢兄弟）朱（熹）理学、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王（船山）顾（炎武）颜（元）等主张“经世致用”、“践后笃行”的“实学”，以及谭嗣同的“仁学”。他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18＇，上下半万载之记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19＇在“国学”中，毛泽东深受“实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敬崇王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他在一师求学时，常邀请一些同学到船山学社听讲演，并访问过船山的家乡。1921年8月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办湖南自修大学。抗战初期，毛泽东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他设法从湖南补齐《船山遗书》所缺各册。解放初期还将王船山手迹（即《双鹤瑞舞赋》）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并两次亲笔手书“船山学社”，足见他对船山思想的笃信和推崇。他还十分重视颜元的“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注意学以致用，注重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他在长沙就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采用“游学”的方式，走向社会，进行社会考察、调查，到群众中去学习。1917年暑期，毛泽东曾和同学萧子升，采用“游学”的方法，徒步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一路调查当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习惯。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进行社会调查，开拓胸襟。三伏酷暑，使在崎岖山路上跋涉的毛泽东汗流浃背，但沿途的名胜古迹，秀丽风光，却使他心旷神怡。他们曾露宿河堤上，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实在是豪放洒脱极了。每到一个地方，以学生身份访问私塾老师、工人、农民、小老板、医生等各色人物。他们行至宁乡容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到安化县城，前去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农民起义的事迹，他们还拜访了安化县学识渊博的夏默庵。相见时，夏先生挥笔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学问深浅。毛泽东即书下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这次“游学”历时达月余，步行近千里，没花一文钱，写下了许多笔记，师生们传阅了他的笔记后，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1917年冬和1918年夏初，他又同蔡和森到农村作了两次“游学”调查，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等情况，开阔视野，不断增长新的知识。毛泽东还对罗章龙说，我们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丰富，意志坚强起来。
第一部分：志向、追求、目标和理想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2）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提倡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反对死读书，读死书。注重读“无字之书”，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的出类拔萃之处，也是他后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0＇的重要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杨昌济老师的指点下，毛泽东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新学，这从他阅读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所作的11000多字的批语，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在这个时期，他继续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研究欧美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钻研过西方哲学中康德的二元论，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还阅读托尔斯泰的著作，一度被他所激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思想，当时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1918年暑期，他与蔡和森等一道积极筹备留法勤工俭学，力图以欧美一些国家为榜样，向近代西方寻找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真理。有些人否认毛泽东接触过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认为毛泽东只是个与外国影响和政治思潮完全隔绝的“农民革命家”，这是不符合历史的。自然，毛泽东既接受西方新思想，也钻研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当时的进步著作。他潜心研读谭嗣同的《仁学》，对谭嗣同的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异常敬佩。毛泽东曾对蔡和森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宏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21＇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很大。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的方案。早年毛泽东“大同理想”的向往，也是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民丛报》，传播西方进步文化思想，高张中西文化结合的大旗。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毛泽东从中得到很大启发。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亦云：“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结，遍地皆污。”“五千年留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22＇他认为，一个人要确立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原。因此，新民学会成立时，不仅以“新民”名之，开始还“以革新学术，底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一再肯定梁启超“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23＇。毛泽东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24＇他对《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科学和民主的主张，认为都是好主张，积极拥护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宣传。他在1936年曾回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25＇
在五四运动前，毛泽东为了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刻苦求知，广泛接触到西方和中国的许多政治学说，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寻找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与中国共命运的使命感。但那时的哲学思想，还属于“心物二元论”，如他自述，“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26＇，还尚未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还只是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怎样改造中国和世界，走什么道路？他还不明确，仍在追求、探索中。后来，他曾对斯诺说过：“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27＇尽管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还是各种观念的“大杂烩”，但他一心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憎恨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却是非常明确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后来很快地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决不是偶然的。
第一部分：志向、追求、目标和理想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从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关键性”时期。由此他从瞩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选择走俄国人之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良方。
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1918年8月，毛泽东为了筹备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在杨昌济老师的帮助下，结识了当时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字守常，1889—1927），并到该馆工作。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对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直接的影响。李璜在《学纯室回忆录》中谈到少年中国学会在他家聚谈之会时说：“在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联餐席上，开始道俄国的共产革命，认为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上，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当时毛泽东参加了聚谈。他后来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由涿县乘火车到北京清华园。当火车过了北京城墙时，他无限感慨地说：“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来过北平。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见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帮助，我今天还不知在那里呢？”＇28＇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也结识了当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字仲甫，1879—1942）。陈独秀是首倡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是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在当学生时就以二十八画生＇29＇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和陈独秀开始发生联系。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陈独秀这时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苏联十月革命的歌颂，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他在1919年7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赞扬陈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至坚至高精神”，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30＇。毛泽东在北京停留的半年，除了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外，还接触了许多他钦佩的思想激进人物，还同一些左翼青年成为朋友，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平民教育讲师团和少年中国学会等许多有意义的活动，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自己回忆这半年生活：“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激进。”＇3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已回到长沙，他立即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积极领导了湖南的青年学生运动，筹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会刊《湘江评论》，他担任主编，并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写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32＇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天下、国家、社会的主人，我们要赶快觉醒和行动起来，迎接革命新潮。毛泽东在文中开始克服唯心史观，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强调从实际出发，“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他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力量最强。”＇33＇这表明毛泽东已感受到物质生活的吃、穿、住、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他都提到政治地位是经济力量决定的，注意从经济原因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接触到经济制度较之政治制度与精神文化，是更为根本的东西了。从而抛弃了“大本大原”的思想和圣贤的创世说，开始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可以看出，这时毛泽东开始倾向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
湖南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是驱张运动，即发动群众反对湖南都督张敬尧的专横残暴。毛泽东被推为公民代表团团长，于1919年12月第二次来到北京。他们自办通讯社向全国报纸发稿：“张毒不去，湘无宁日。”他们使用了种种合法手段进行斗争，震动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国声势，使这个皖系军阀臭名远扬，终于在南北军阀对峙形势消长中，从湘南败走。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时，苏联政府已同中国平等建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更大了。毛泽东在当时形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