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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创造，或说是制作。袍子、马褂、短衫、裤子，各从其便。《尚书》、《春秋》、左传》和《史记》，虽然都是写的历史，而其体裁各不同，此层前人都讲过。《尚书》是记事的，《左传》是编年的，而《史记》是传人的，中国历史体裁不外此三种：事情、年代。人物分别为主。一切历史总逃不过此三项。《尚书》是一件一件事地写，写出就是一篇篇的《尚书》。《春秋》与《左传》是一年年地记载，而太史公《史记》，就一人一人地写下。这里却有一个要特别提出的，我已在上一堂讲过，即是中国人事中兼有话，讲话也看在事之中。其实讲话当然也是一件事，如我今天上课，即是一件事。但此事特别重要的在讲，讲这一堂课，就是一件事。在中国古人有记言记事之分，但不能拘泥看。如我今天讲这句话，诸位回去记下，某月某日某先生讲此，这是记言，同时亦即是记事。《尚书》中诏、诰、命、谟，言中均有事，事中均有言。如《左传》记叔孙豹讲三不朽，郑子产讲鬼神，何时向何人所讲，是事。然而像此两番讲话，实与事无关。既不是外交，也不是军事，更不是法律，又不是政治和经济，什么都不是。那只是记言，记他讲过了这样一番话。而在中国历史里，记言的地位和分量很重，可能超于记事分量之上。为何中国人更看重记言，那得重新讨论。诸位当知，事有轻重大小，写历史者不能拿一切事都记下，便只有选择。如新闻记者访问一事，十位记者访问同一件事记下，可能十篇文字各不同，此因选择不同。如我今天这番话，诸位每人写一篇报告，也可写来都不同。或你看重在此，他看重在彼，仍是选择不同。如扩大写一篇听某人讲中国上古史学名著，诸位把今天以前听过的各记一篇，这将是不同更大。你所听经你选择，此外的忘了。有的没有忘，认为不重要也不记下。可见本领在挑选。如写一本民国史，各人一篇，限五万到十万字，写来还是各不同。亦有人根本不能写历史。写史须有见识有选择。有组织，不能老是要参考材料。六十年的大事，只把许多材料凑配，写史者自己却变成了工具。做学问该以自己为主，做那使用材料的人，不是为材料所用的一个工具。我们要问，周公当时为何会有一部《西周书》，诸位把《西周书》十几篇文章都看过，便见那里记言重于记事，这至少有周公的选择。诸位当知，在周公时，中国古人本没有所谓历史、史学的观点，连周公脑子里也还没有。直到司马迁时，还没有所谓史学。不仅如此，在周公时也没有所谓经学。孔子作《春秋》，孔子脑子里也何尝有所谓经学，更不论史学。后来人崇重他的《春秋》，奉之为六经之一，但孔子《春秋》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变成史学了，但在孔子脑子里也没有如我们所谓“编年史”三字。但又为何写出了一部编年史，写出了在他脑子里所没有的东西来？在周公脑子里，也没有所谓记言记事的分别，但却编出一部《西周书》。诸位当知，学贵创作，如是才是真创作。我们强说要学创作却只是假创作。要别人给我一题来找材料，这怎么能创作？创作既有真假也有高级与低级。讲到这里，我们就该懂得做学问用心之所在，来怎样用我们自己的心。书大家会看，文章大家会写，材料大家会用，但这里有一甚深妙义，则在各人的心。当时周公如何般用心？周公久已死了，也更没有人来讲这些，我今提出此问题，说周公当时心里怎么样？其实完全力的是政治，全是一套政治措施。古人谓之制礼作乐，这“制礼作乐”四字，诸位都知道，这是旧话，我们该以新义来翻译旧话。诸位不能尽查书说礼是什么，乐是什么，礼乐只是当时周公拿来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政治措施。在这一套政治措施的背后便有周公的一套政治思想和理论。讲到此处，诸位当知，中国历史演进和西方有不同。诸位读希腊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他们一套政治思想写在书上，但他们没有在政治上做事。周公是中国一位大政治家，难道他没有一套政治思想吗？然而没有著作，没有一部周公的政治理论的书。诸位假使能看《西周书》来写一篇周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这不是个大题目吗？要讲中国政治思想史，先从周公写起，把《西周书》做材料。如我上一堂所举，周公只讲文王不讲武王，武王明是用兵得了天下，为什么周公反而不讲他？这里便见周公在政治上看重“文治”，不看重“武功”，重“德”更重过“事”。周公制礼，主要在祭文王。因文王有功德，而文王这些功德，则写在《诗经·大雅》文王之什里，这就又接上了历史。周公讲了文王，还要讲上去，讲后稷、公刘，那么周代一路下来的历史在《诗经》里全有了。孔子懂得周公，《论语》中称文王也比武王伟大。中国人此一套精神直传到今天，为西方人所不懂。经济、武力，群相讲究，像周文王便打不进近代人心里去。今再问：周公为何把此许多事都写在《诗》里，而不写在《书》里呢？我上面已讲过，周代的历史不仅在《书》，还在《诗》。这里却有一个比较小的新问题。即是文学与史学的问题。而且在古代，似乎运用韵文还比运用散文来得较省力，《诗经》比《尚书》反易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会读。只十几个字，一讲通便能读，而尚书就难。为何韵文易读，散文难读，只是散文运用难，韵文运用易。这里我试牵涉出去讲得远一点。正因中国是象形文字，西方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只就拿字拼出他们的讲话来。本来西方如埃及，文字开始也是象形，但后来这条路走不通识能改成拼音了。在地中海周围做生意人，相互讲话，只用文字拼音，而中国人能从象形文字跳出，有象意、象事、象声、转注、假借共六书。这样一来，中国文字就变成全世界惟一的一种文字，可同口语脱离。把文字卜的话同口里的话脱离，好让两条路进行。当然这两条路还是有关系，还是时常纠合在一起，但我们还可以说它分着两路进行。若单就一面讲，在同一时代里，《诗经》中韵文流利反而胜过了《书经》中之散文艰涩。中国古代散文，直从龟甲文到钟鼎文，《尚书》里的字法句法，一路而下，要到孔子《春秋》，才是中国散文字法句法上一个大进步，试举一诸位易懂之例：如《春秋》用“崩”“薨”“卒”“死”这四字，其实只一“死”字就得，但天子死称“崩”，诸侯死称“薨”，卿大夫死称“卒”，而庶人之死才称“死”，孔子《春秋》里便把这“崩、薨、卒、死”四字分清楚。因此《春秋》不书死，因庶人死了跑不进历史。孔子之死也称“卒”，因孔子也是鲁国的大夫。今试问孔子为何牢守此分别？我们便称之为封建头脑，这是今人对古人硬下批评，这中间本无学问可讲，至少做学问不该先骂人。孟子明明说：其文则史。孔子《春秋》里的文字，大体根据周史官，则天子称“崩”，诸侯称“薨”，那是远有来历的，我想周宣王派出史官就有这一套，而这一套也就是周公制礼作乐里的一番礼。它自有阶级观，这是当时政治上的东西。而这“崩、薨、卒、死”四字，便成为当时的一种“官用话”。至于死了就叫“死”，这是民间话。如孔子在《论语》里说：“予将死于道路乎？”用的是“死”字，并没有用“卒”字。又如说：“颜渊死，子哭之恸”，也没有叫“颜渊卒”。庄子说：“老聃死”，也只用死字。文字流用到民间，此在孔子以后事，而后“崩。墓卒”这些字眼再不需用。又如《尚书·尧典》称“涉方乃死”，只这一字，我便觉得《尚书·尧典》是后人作品，想必到了《论语》、孟子》以后，大家只用一死字也用惯了，所以伪造《尧典》的作者也随手用了死字，而孔子《春秋》则依然用了崩薨卒诸字，孟子似乎早知道我们今天会群起诉骂孔子，故早为之解释曰其文则史。但试问：只用崩薨卒诸字，又于事何补？所以又继之曰其事则齐桓晋文。有些处，我们且莫先骂古人无知，该自责备自己读书不细心才是。
我再推想到一部说文中间有很多花样还值得研究。如马，可因颜色不同，而造字不同。有黑马、有黄马，便有各别的字。此可见中国古人把文字和语言分开。如说“骊”，诸位要问这是什么颜色？骊马和黄马不同何在？我们只有查字典，查说文了。但到今可谓此骊字已废不再用，这是一匹黄黑色的马，拿口语来写下便是。如此之类，《说文》里有极多字现在都废，用口语代替了。在没有废这些字以前，可知古人看了这字就懂得，可用一字来代替这一话，这样的文字运用实还不够进步，后来才又进步到多用口语而省去了异字。今试再举一例，此是《春秋》中最出名的例。有“陨石于宋五”与“六鹢退飞过宋都”这两条。“石”同“鹢”是名词，“陨”是动词，“飞”是动词，可是“陨”放在石前，“飞”放在鹢后。“五”、“六”是形容词，但又称石五六鹢，岂不很复杂？《公羊春秋》讲此极好，他说：石记闻，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六鹢退飞记见，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谷梁》说：先陨而后石，陨而后石也。后数，散辞也，耳治也。六鹢退飞，先数，聚辞也，目治也。这里就显见是《谷梁》后起，知道了《公羊》说法而改变其辞。简单说，这只是文法问题。后代顾亭林《日知录》据此取笑《公》《谷》，认为行文造句自当如此，不值大惊小怪。但在后代散文文法进步以后固极简单。在古代，孔子（春秋》以前，如此简洁明净的句法，实也少见。韩昌黎所谓文从字顺各识职，《春秋》此两条正可为例。《公》《谷》纵是村学究，对此两条用力发挥，说君子于物无所苟，石鹢犹且尽其辞，而况于人。正见当时人对文字文法上之欣赏，实足证明孔子春秋时代，散文有新的开始，文字的运用，文法的组织，都大见进步。西周时代这五百年中，正是中国散文文学一大进步的时代。若使周公当时早有孔子春秋时代般的文字文法，便也不会有像《西周书》艰涩文体之出现。这些都是随便讲，我们是在讲史学，但诸位若有人对文学有兴趣，这也是个大题目，里边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我不过举一个例。若论材料，则很简单，不多几部书，一翻便完，但这里大有文章。我们研究《说文》，研究龟甲，只跟前人走一条路，不开新路，总嫌太狭。如做菜，最先只懂放盐，后来才懂放酱油、放油、放糖、放醋，还要放点辣，或许还要放牛奶，放别的，菜愈做愈好了，总不能单纯一味。做学问也千万不该做一味一色的学问。诸位尽说是专门，但一味总是太单调了。先把自己聪明阻塞了。我们定该把自己聪明活泼而广大化，不要死限在一区域，一格局。
现在我再进一步讲孔子《春秋》为什么来一个编年史？刚才讲的是为什么周公来个《西周书》，我话并不曾讲完，也不能尽在这上讲，且由诸位慢慢去想。今要讲孔子《春秋》为什么来编年？今天诸位读西洋史仅是记事，而记吉在记事里的分量又来得少，《西周书》专重记言已可异、春秋》编年更值得当一个问题。近代科学大部分主要的方法在能观察，观察所得，要懂记录，如天文气象报告，雨量啊，风向啊，温度啊，一切都得经过观察与记录。中国人对于人事上的观察与记录，从古就注意到，那就是“历史”。中国人对于人事特别看重“本末常变”四个字。人事有本有未，又有常有变。能把一件事分着年记载下，一年中又分着时月日记载下，这才可以记载出这件事情演变的真象。前人如何做学问，也不易知，但有个简单方法，便是读他的年谱。他怎样开始做学问？怎么想到著作？又怎样写出？后来怎样写成的？一年一年看下，便可懂得。又如研究一人思想，也该读年谱。如王阳明怎会发明良知之学？读阳明年谱较易见。写历史能写到编年史，那么本末常变都在里面。如中国人八年抗战，日本人打进中国，而止于无条件投降，此事并不简单。要从卢沟桥事变起一路看下，这八年中国人打得真辛苦，一路失败到最后，始获得了胜利。所以我们要懂一件事，定该把这事分开看。一人几十年做学问，我们也要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看。如我们来台湾二十年了，下边怎样？我们不知。前面呢，该懂得讲究。不能待将来成败论定后，再来写台湾二十年历史，那多半将成假历史，靠不住，最好是从初到台湾就有人写，直到最后，年年写下，才是真历史。我们今天不晓得明天事，且先把今天事写下，不要到了明天再来追记今天，这里就易出问题。事情的复杂性，变化性，定要从编年里去看，才懂得这事之本末与常变。何况孔子《春秋》已经是列国纷争的时代，所以这时的历史有晋国的、有齐国的、有楚国的、有鲁国的，更非编年不行。回顾周公时代只隔五百年，但变化相距已很远。在周公时代写史还不需要编年，而孔子时代写史，则正贵有编年。但为何又从孔子《春秋》变成了《史记》？太史公也不是忽发奇想心里来一个直觉。他不照孔子编年而分为一个一个人来写，他这一套，正又是从孔子以下五百年中间慢慢儿造成出。这是时代演进，不是太史公的私心创造。在太史公以前，已经有一个来源远远在那里。诸位且先想一想，怎么从孔子编年到太史公列传？有没有些痕迹机缘，我们可以拿来讲太史公《史记》的来历？列传体怎么来？如此般的讲，固然是讲周公。讲孔子、讲司马迁，然而也即是在讲时代、讲演进，看重它的一层又一层般地演进。我虽极崇拜孔子，但并不是说今天我们只要学孔子。纵是学孔子，而我们此下尽不妨有一个新天地新创造。我们的史学也不必定要学司马迁，我们下边的新历史池还有新创造。只要我们把上边弄清楚，下边就能来。上边的弄不清楚，诸位说：这二十五史全已过了，现在该要新历史了，但新历史究在哪里呢？让我说穿一句，诸位只想一意学西洋，但西洋这一套还比中国落后得多，而且西洋也有西洋的来历，这非一言可尽，我今天且只讲到这里。
2005…12…10 09：33 PM
彭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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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6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6—《史记》（中）
标题：钱穆《中国史学名著》—6—《史记》（中）
《史记》（中）
今天讲司马迁《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所谓的“正史”，此下接着还有二十四史。在司马迁当时，大家只知有经学、子学、文学这些观念而没有史学的独立观念。所以《汉书·艺文志》里，只有《六艺略》、《诸子略》、《辞赋略》，而司马迁的《史记》则附在《六艺略·春秋门》。可见当时学术分类，史学还是包括在经学中，并未独立成一门学问。但司马迁却能创造出第一部“正史”，为以后几乎两千年所沿用，这不是一个极值得注意讨论的问题吗？依照现在人讲法，司马迁《史记》可说是一个大创造。司马迁如何能完成这创造，这是一个大问题。
上一堂讲，中国历史有三种体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别记下，像《西周书》。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着年代先后来编排，这是孔子《春秋》。第三注重人物，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说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所以《史记》是一种“列传体”，一人一人分着立传，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我那年在美国耶鲁讲中国史，曾说历史应把人物作中心，没有人怎么会有历史？历史记载的是人事，人的事应以人为主，事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来的。有一位史学教授特地和我讨论，他说：历史应该以人物为中心，为主脑，这层很有意思。但这人没有事情表现，便跑不上历史。我说：在这上，乃是东西方学术上一很大不同之点。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并无事情上的表现而成为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诸位试把此观点去读二十四史，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传》两百四二十年，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