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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一路越来越红，成为电影的票房保证。红到黑社会的大哥们把他架来架去的拍戏，搞到他不得已失踪了，躲起来了，但没办法呀！观众需要他的出现来制造笑声，后来还是听说摆平了，票房依旧，笑声依然。
有一次我去佑民医院，副院长和我聊起来，说许不了来过要求打Demerol，作用类似吗啡的药剂；想他那时大概早巳上瘾了。“但是没办法呀！你看他的两边屁股都已经被扎到硬透了，好不容易找到个部位把针扎进去了，药剂却怎么样也打不出来。”
他死前的一星期左右，是从医院被用担架抬到那时的香颂餐厅去拍电影的宣传片的。上妆时扑的白粉跑到他眼内，他还不知道，但一直擦着眼睛很迷惑的向旁边的人说：“奇怪，我的眼睛怎么看不到？奇怪？”是那种喜剧电影里的小人物受到欺负时的语调，他从来不必去装出这样的声音，但这次恐怕是发自他生命的最深层的呼喊。
他死的时候我不在台湾，但听人说起来，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小丑与天鹅》在他死后不久上映，票房又是好得不得了，笑声依然。老实说，我真的觉得许不了给这个社会的，远大于这个社会能给他的。
后来在写《明天会更好》的歌词时，我为他填了一句“谁能忍心看他最后的小丑带走我们的笑容”，但被认为太灰色，无法采用。为此，我觉得非常沮丧，但，也证实了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与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许不了，百分之百台湾的，包括他的国语，他的长相。他的死一直是让我很难释怀的一件事，也许可能很不幸的，那也是百分之百的后来的台湾的。
但我真的相信他带走了我们最后即使可能会有的，真正的笑容。
洪通，台湾“素人画家”。我所理解的“素人画家”，是完全没有经过学院派的训练，完全自成一派的画者，而学院派却很难否定他。——作者注
记忆中洪通似乎老戴顶帽子。如果漫画家画到画家时老喜欢替他们加顶帽子的话，洪通的那顶帽子无疑在画家中是一个异数，像他的人一样。但毫无疑问，他是个画家，因为他有那顶帽子。
洪通的画展我也跟大家一样，跑去看了。他的画是那种你并不是很懂，但会很好奇，也可能很喜欢，但绝不会去买的那种。坦白说，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会画那么多的小人，一个一个一个，手牵手。红黄蓝绿紫，他的用色颇为缤纷，完全不理所谓光线比例或什么黄金律之类的东西。但如果你在成长的经验中为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去了一些庙之类的地方，庙柱子啊、香炉啊、神像啊、拜拜的人之类，你应会知道他的作品是非常非常原本，非常非常台湾的，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陈达到台北的民谣西餐厅驻唱过：而洪通到台北时，是美国新闻处为他开的展览的。我完全不知道那种转变是怎么样去的，但我想洪通看着每个都市里的文明人鱼贯排队入场，争相看他那些斗室内完成的画时，感觉一定不比陈达第一次用麦克风在国父纪念馆内对着两千多人演唱民谣时更知道怎么反应。当然我很清楚艺人本来就和一般人会有些地方不是太相同的，但这两个老家伙后来的行径简直太离谱。陈达大家都知道了。听说洪通到后来县长陪着蒋经国去看他的时候，让他们在外头等了十五分钟，开了门后还骂人。另外他后来开价五百万元要让出所有的画时，好像也没有找到买主。最后连他一直想娶一个细姨的愿望也没有达成就走了。应该，不只是一般人认为的艺人，神经神经而已。
到此，我隐隐感觉到为什么他的书会画那么多的小人，一个一个一个的，手牵手。好多的人。
洪通，用台语讲，是一个很让人疼惜的人。
第三部分明天会更好
我们又来到这个湖边。小时候集邮册封面上的那个剪影似的、平静的湖边的那棵树下，我们坐卧。
对岸的山与所有见得到的地方，全铺上了绿色。
至于湖面，就给它那个蓝色吧！平静得连波纹都认真难辨。
有鸟，斜影，掠过。
舒适而沉默，连风都是懒洋洋的。
我于是陷入那个问题的沉思；毫无挣扎，我只是随着那个问题漂流而去，竟因这样的放任而有了一点回旋的乐趣。
啊！周身的通畅。
终于她开口了：“如果你不愿两个地方跑，为什么不把你做一个医者的能量全灌注到你的音符里去呢？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她于是闭眼，转翻身去。我想她就这样逐渐睡去了。
我于是再度盖上双眼。
真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但更简单的事，似乎四处存在。
在街上那每一张迎面擦身掠过的脸，侧面交臂而过的脸，尾随着我的脸，人群中交叠的脸，竟都是我心情的脸。每一张与每一张的我的脸，映在不同的五官的结构上，像是些四面八方不同的大小明镜，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投然后折射回来，映出我的心情，写出我的情绪的暗语。
我又惊讶的发现，即使是那只早就不能发亮而萎缩在天花板上的一角的灯泡，竟也是我的心情，以最沉默的方式表达它消沉的意志。
由此，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改变整个世界最迅速有效的办法。
一样的圈圈，不论你是向内层画，不论你是向外层画，你所付出的力气与消耗的能量，都是完全相等，而且无止境的。直到你必须停止。
惟一的差别，只是你那向内或向外的选择，而已。
有一阵子，我事实上已经成为雨的牺牲者。那是说，当下雨的时候，它会毁掉我去看一场电影的欲望，并且使我闷在家里，沮丧、颓废，并望着窗外阴沉的天气想像着这是一个如何没有希望的世界。并可能迁怒几个身边的人。
只是因为下了雨。
而当我成为了诸如雨这样的东西的牺牲者时，我便开始想像其实我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而这样的想法又使我自己对自己的信心与希望降到了最低点。
只是因为下了雨。
于是她再度转过身来面向我，带着惊奇的表情问我：“那你为什么不去买一把那种特大号的彩色伞来用呢？”
于是任何一个阴沉的天气我就拿着那把伞出街去。一个阴暗的下雨天在这么一个彩色的大伞下观察这个唏哩呼噜的世界，的确有任何一个晴天里没办法享受的乐趣。
不论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能，不能，亲爱的。
其实你真正该说的只是要不要而已。
如同你现在，点头，再，点头，再点头。
又点头。
那样简单。
那是她留下的一张奇怪的纸条，因我醒来时，她已离去。背后写着凌乱的最后这几个字：“当你放手，才往前再去；当你死去，才就此重生。”
终于，他走了。撒手也好，归西而去，也对。总之是再也不会再回来了。再也没有人看得到他。我还拿得他走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这绝非一个没有感觉的年代，但我惊讶于自己对它的麻木。”这个在战后出生，在台湾受教育，长大的青年，终于带着他的所有的矛盾的情感，以及他黑色的背景，走了。
第三部分香 港
一开始，她就知道那是个妥协的开始与结局。
所以她为自己施了这样的一抹妆，并为自己准备了一个这样的名字，人们可以这样叫她。
水上往来，日夜千帆。
她从未眨眼，因为她永远如此忙于收容那些沦落的、逃难的、不为异己所容的、不忍看自己人如此对待自己人的人们。
即使是海盗的聚落或异族的掠夺与侵占，她竟也只是用这样的一种沉默的、充满母性的力量，将它们缓缓化解，缓缓包容，与时间共同将那创痛的伤痕慢慢抚平，使所有的一切泪水与不平化成水上与岸边那些晶莹的点点；在入夜以后向人们沉静的表示。
她为自己做出任何的改变：假如人们需要她改变，或假如人们改变。
是的。从鸭寮街的蹲在路边卖菜的女人到中环的高层在楼内望向海景的白领人士。都一样。对她而言。
她更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就像日落是不可能由西到东的一般。她早已准备好。
奇怪的是，竟然很少人注意到她；大概他们真的是那么忙碌于照顾自己。
但这是不会影响她的决心的，因为一开始，她就知道了。
她已准备好做出任何的改变：
假如人们仍然需要她改变。
或者，假如人们仍然继续改变。
九十年代，是个告别的年代。
人们将向旧有的价值、旧有的世界、旧有的整合告别。虽然没有人知道，未来的世界，将会是如何。
在这里，她仍然是那个严缤纷且最神秘而多变的舞台。
她早已准备好，而且下定了决心。
虽然他们仍然还没有注意到她是如何这样一贯的矗立在这里。而且他们将更忙于自己，他们将仍然不会注意她的存在。
而她是不会在乎的。她知道她自己。
听：
“小河弯弯向南流
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
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月儿弯弯的海港
夜色深深，灯火闪亮
东方之珠，整夜未眠
守着沦海桑田变幻的诺言
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
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
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
让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船儿弯弯入海港
回头望望，沧海茫茫
东方之珠，拥抱着我
让我温暖你那苍凉的胸膛”
不论我在何处，当那一天到的时候，香江，我必在此与你会面；抱着会见那老情人的心情：兴奋且难奈。
——就这么约定。
第三部分罗李罗嗦
有余
我们在讲起司徒华和李柱铭，我说：“起码，对于专业人士，我还是较有信心；他在工余出来做点事，是出于真诚。”于是，李默小姐就说：“我们来写一篇《有余》吧，我也很讨厌那些拿民意作幌子的人。”
过了不久，她就把孔子那“行有余力，将以学文”，及若干孔子名言，传了过来。然后在电话中说：“《论语》已翻了好几遍，一个晚上一事无成。”我说：“你行有余力，翻查有用资料，怎会一事无成呢？”有些事情不是以目前看的。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以目前功效看的，譬如我坚持国语歌曲。
还是我父亲当年的话对：“学医还可搞音乐；学音乐，则不能做医生。”这世界，哪有轻而易举可以有余？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多。人们说：“我到了××地步，就会利用它来为国家社会做点事，这就是我搏命的原因。”很简单，先利后名，或者两个伸手并抓。话多藉口多。这不还叫做“有余”，而是“有所为而为”。孔子令人吃不消，最主要的是还是他太刻意于有所为而为，难怪有人建议儒道墨法各取精华，就最理想。李小姐的面皮又现微愠，说：“我专业写作，有余无余都是写作。”那又不然，能花一个晚上为两句话翻书，心与力足矣。李小姐应当看过我们录音时的情景，几个白天连通宵，我写专栏和写曲子，都未必是有余，还是有话要说吧。
面相
一坐下来，我就有点后悔了。他的衣服远看似乎有点道行，可惜长相近看似乎有点业余。
何况李默还跟他讲价：看两个一百元，足足打了他五折。而这个家伙竟然也答应了！
“你食指与无名指等长，可见你对自己和对朋友一般好，常帮助人，但是没有什么回收。”这个我可以作证，李默是这样没错：她是比较没有害朋友的能力的人。
但这一句已经是最准的一句了。
“你是做生意的，对吧？而且还有两间铺子。”如果这一句是对的话，那龙门阵简直就是个超级市场了。“婚姻线分成两段，可能今年或出年会结婚哦！”他妈的，李小姐已经八百年前就离婚了。“但也不能怪你先生的，是你自己有第三者的！”据我所知，李小姐现在连第二者都没有，还有第三？“有两个小孩子吧！再婚还会有一个的。”斩钉截铁。咦？这下子我有点不确定了，偷偷看李默的表情。看面相看了一半，他捻了捻似乎是留得很辛苦的胡子，严肃道：“嗯！这颗面颊上的青春痘如果是颗痣，你就不得了了。”后面站了很多人围观，我很不自在。“如果再婚的话，他爱不爱我呢？”他一边潇洒的微笑。我望着他那握住李小姐手掌的右手，不骗你，指甲长一点也罢了，但是我受不了那指甲圈内黑压压的一层层。我想他白天大概是修电单车的，而且有两间铺子。
待价者
每个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一个待价者。
这个“价”，当然并非一定是金钱的施或受，但它一定是有个目标或是价值在内的。即使你是一个慈善家，你都是在“买”一种价值，或是“卖”一种价值。像你现在看的这篇专栏一样，我正在兜售给你一些文字、情绪或感觉。交易正在进行当中，不知不觉。
你的代价：港币两元。换到你现在不是那么无聊。
我的代价：三更半夜爬起来写这篇文章。明天一点上班前没传到报社，编辑先生就又要“十万火急”了，不好意思。换到我的稿酬及“有话要说”的目的。
但编辑先生也有他的代价，催十八个专栏作家的稿可不是容易的事——这些人是世界上最会找藉口的，拖拖拉拉拖拖拉，排字房内一定时常惊险万状。代价内一定包含胃溃疡，换到文字工作的乐趣及薪酬。于是孔老夫子木槌一敲：“卖了！卖了！这一行太难搞，老子不干了。”后来当然了：不干未成身先死。干到底了。
等了两千五百四十年，辛苦的忧时忧国及不干的牢骚代价，终于换到了这样的评价：“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伟大如孔子，待价下场如此；我们凡人，不会白活的。
年龄
咦？怎么现在与年轻的音乐界当红的歌手或作曲家比起来。似乎他们语气中，有点把我当作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从写第一首后来被公开发表的曲子《歌》以来，也已经有十五年了。天哪！我想大概只有自己知道：要保持音乐内的高度原创性，而可以维持十五年之久，有多难了。
忧的是：钱赚够了没有？想要的生活方式有了吗？会不会明天就做不出任何创意了？喜的是：如果有任何新出炉的当红派的后生仔要向我挑战一比高下的话，我会告诉他：“等你十五年后还可以在这里写曲子唱歌，而且还被接受，再来跟我比。”
既然“德高望重”，那只好倚老卖老了。
看到滚石合唱团几个家伙的美加巡回演唱的消息，暗中叫好：这些人起码大我生肖一轮以上，还在摇，还在摆。摇摆乐已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音乐型态了，而大家是一起成长过来了。不论你喜不喜欢。年龄增加，有好有坏。但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种生命力的累积，它肯定是好的：熬得住的，才能证明自己。而曾经自以为非常年轻的我，也竟写了这篇文章
脾气
我决定改一改自己的脾气。
一、对自己喜欢的人——更好。
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更坏。
三、对喜欢自己的人——更好。
四、对不喜欢自己的人——更坏。
五、更努力执行到底：宁可不讲话，但千万不要撒谎。
六、对喜欢撒谎的人——全力打击到底。
七、对于烂好人——只确定他是烂的，绝非好人。
八、对反反覆覆的人，划清界线——我绝不会有这样的朋友。
九、对常常会接触到的伙计、的士佬之类的先生女士好一点，而且多给点小费——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