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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还活着，正在去平安之地的路上。家人现在是平安的。可是南京，一旦小日本打进来，南京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呢？林的心感到阵阵隐痛。
“就要到啦——”小赵的声音被巨雷般的爆炸声打断。
林上校感觉又一次被抛到了半空中，像一片被太阳烤焦了的叶子……他的意识，又一次与躯体割裂开，晕眩、疲乏地飘荡了几下，又一头栽向深冷的黑洞。约翰·拉贝对今天的早餐很不满意。事实上自从临时厨师梁一个月前接管厨房以来，他对一天三餐就没有满意过。
“好家伙！”他在餐桌上边嚼边嚷道：“The ham and fried eggs taste like fish．”（“火腿和煎鸡蛋吃起来有股鱼腥味。”）
“Well，chicken no can help，Master，”梁从厨房伸出头来，用典型的上海洋泾浜英语说，“Present time no got proper chow．Only got fish．”（“哎呀，先生，鸡也没有法子。现在弄不到合适的饲料，只能弄到鱼嘛。”）
相处久了，拉贝对梁熟悉了，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But the butter tastes of fish，too．Do you think the cow’s eating fish as well？”他难以置信地问。（“可是黄油也有鱼腥味啊！难道你觉得奶牛也吃了鱼了吗？”）
“My no savvy，Master．My want to ask him．”（“阿拉不晓得了，先生。阿拉得去问问他哟。”）
拉贝笑得差一点喷饭。
他在中国生活有多久了？几乎三十年了吧，其中只有几次短暂的时间回过德国，他在中国居住的日子比在自己的故乡汉堡还长，比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生活过的时间加起来都长。这么说来，他可以算是半个中国人了吧？
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离开了南京，中国居民中的富人也都撤离完了，就连蒋委员长和蒋夫人也在一个礼拜前打点行李撤了。撇下一个没有了政府的城市，撇下数十万平民百姓以及装备破旧、毫无士气的士兵。留下来的百姓不是太穷了就是太老了或病得太厉害了，加入不了大撤离的行列。而那些士兵们被命令留下来，守卫一个被国民中央政府和最高统帅部放弃了的城市，无疑是去完成一个自杀性的使命。
大撤离是在八月中旬日军战机开始对南京轰炸时开始的。起初人流还是断断续续的，可是，随着上海战役愈加艰苦、空袭愈加频繁、伤亡人数日益增多，以致日本军队步步逼近南京，撤离的队伍渐渐变成了仓皇逃离的洪流。当时拉贝刚和夫人、从小青梅竹马的朵拉在北戴河度完假。他们是1909年在上海结婚的。
他独自回到南京后，为什么没有撤走呢？
拉贝对这个问题也断断续续地想过。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冒险？以致当几乎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在逃跑时，他却镇定地坚守在原地。
冒险精神也许在他的骨子里本来就有。他的父亲曾是一位船长，在他的记忆里，从小就留下父亲讲述过的无数海上历险以及遥远国度港口的奇闻轶事。也许血液里流动着的一股“不安分”，驱使拉贝高中毕业不久就去了当时葡萄牙的殖民地——莫桑比克的首都洛伦索马贵斯工作。几年以后，一场疟疾逼他返回汉堡，可是身体一旦康复，他又于1908年离开汉堡，而这次是去了中国的北平。
可是，最不可思议、难以解释的是，一俟踏进这块东方古国的土地，拉贝就像找到了永久停泊的港湾，血液里的那股躁动不安被治愈了，他好像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诚然，现在他需要留下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他有一座由院墙围起来的漂亮的花园住宅；他所创建的德语学校；还有西门子公司在南京的财产。自1931年以来，他一直是西门子公司南京办事处的代表。
不，他摇摇头。不可能全是为了这个。西门子不可能、也不会期望他为了公司的财产而丧命，他丝毫没有要为公司或自己的财产而冒生命危险的欲望，这样做就太愚蠢了，连最基本的理性或常识都没有了。
那么，答案肯定是在别处了。他觉得雇员和佣人们不安的眼光在盯着他。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会留下来，坚持到底。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助手韩曾经坦诚地说：
“你留下来，我也留下来。你走，我也跟着走。”
可他为什么也让他们留下来呢？帮着照看他家和公司的财产？如果那是个因素的话，肯定是很次要、很次要的。他知道大部分雇员和佣人都来自被战争蹂躏着的北方省份，他们宁可挤在他这里。因为即使给他们路费回去，在北方也已经无家可归。看到他们那么信赖自己，拉贝感动不已，现在局势虽然很糟糕，他不忍心有负于他们的信任。自九月份以来，他已多次与他们一起坐在花园里的防空洞里，两手各握着一个颤抖着的孩子的手，度过空袭时的恐怖。他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滋味。
第二部分 1937年12月12日 礼拜天第8节 赶快往防空洞里撤
三十年来，他侨居中国，这里的人民对他一直很好，他难道不该回报些什么，尤其在目前这种艰难困苦的时候？周围的这些人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即使要逃也没有能力啊！他们有可能被大批地屠杀掉。难道他不该帮他们吗？至少救几条命吧？想到这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当拉贝听说蒋介石的政府高层，尤其是第一夫人，对德国毫不同情，就因为德国刚刚与日本签定了一个条约。他很生气，可以说很伤感情。蒋夫人说，“不支持我者就是反对我。”可是，那么多的德国顾问来到中国又怎么讲呢？究竟是谁把高射炮团、防空大炮等引进、介绍给蒋的部队的？英勇守卫上海的部队是谁训练出来的？这些人啊！
不，拉贝提醒自己，这么感觉是不对的。蒋夫人，中国人当中的富人，有权势的人是不需要他帮什么忙的。他们是不会被马上就要涌入南京城的日军所伤害的，他们有条件躲到安全的地方。而他更应该为困在城内的人们着想，为他的雇员和佣人们着想，包括他们当中最不称职、在和平时期早就应该辞掉的那些人。他们需要他！
“梁，午饭和晚餐一定要做好一点……”他的话音被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和哒哒哒的机枪声打断，窗户玻璃发出啪啪啪啪的振响。
拉贝从椅子里跳起来，往窗口冲去。
是从东北方向的紫金山传来的，还有城南方向。南京的上空像被一个巨大的、恼羞成怒的魔鬼紧紧地攥在手里，不停地轰鸣。即使没有往常那种揪心的防空警报，他也知道日军的轰炸机几分钟内就会飞临上空。他被空袭洗礼了不知道多少回，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赶快往防空洞里撤！”拉贝顺手拎起装满了急救用品的应急包。梁、韩和其他雇员、佣人也都跟着往花园里的防空洞奔去。
花园里，许多被吓坏了的男女老少、包括邻居和在他的院墙内过夜的难民们都慌乱奔跑着，至少有一百多人。
“不要乱！”拉贝喊道。“离轰炸机到还有些时间呢。”大概是没有听见，或者没有听懂他德国口音浓重的汉语，人们继续一个劲地往花园里的防空洞和其他任何有遮掩的地方奔跑。有十来个人一头钻到了一面旗帜下，那是块长20英尺、宽10英尺的印有纳粹标志的帆布。十一月中旬，拉贝让佣人们竖好旗帜，让它面朝着天空，希望以此避开日军轰炸机。到目前为止，这一招似乎是有效的，发生过那么多次的空袭，还没有炸弹直接击中过他的院宅。
把人们指挥、安排到花园里能躲避的地方后，拉贝赶到一个入口挂着牌子的防空洞，牌子上写着：
西门子中国分公司南京办事处
营业时间：晚上9点至11点
他朝牌子会意地眨了眨眼睛。西门子董事会要是知道他的工作日已缩短为两个小时，大概会很高兴吧？
和花园里其他两个防空洞一样，这个防空洞也是由木板和泥土构成的，抵挡不了炸弹的直接打击，但可以保护不被碎弹片等伤着。原设计可以容纳十二人左右，现在三十几个人挤在里面，就像罐头里面的沙丁鱼一样。抱着喂奶孩子的妇女坐在中间，接着是带着大一些孩子的妇女，再就是男人。
一个胖胖的电报员缩在一角。起初，他每次都用胳膊左推右搡地挤到中间最佳的位置，自从被拉贝训斥后，表现一直很好。
洞里还有他的一个邻居，是个鞋匠，拉贝以前对他不满极了，因为有一次防空洞淹水达三、四尺深，都快要倒塌了，鞋匠连个人影都没有。现在，拉贝却把他当成亲密的朋友。防空洞一淹水，鞋匠和他的家人不用招呼就都主动跑来帮助用桶或盆往外舀水，一干就是一整天。鞋匠还亲手给他做了双棕色的皮靴，这让拉贝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因为弄不到标准的防毒面具，防空洞里的人都戴着纱布口罩，或是在嘴上捂着手帕或一条小毛巾什么的，以防万一。
不一会儿，便听见飞机在头顶上盘旋的嗡嗡声，尖厉的哨音划破天空，炸弹落在附近，一声接一声地爆炸着。拉贝似乎已看见房屋倒塌、房子着火、到处是烧焦的尸体。不用出防空洞就能想象到，因为他已经目睹多次了，从飘荡在空中的气味就能闻出来。
拉贝转过脸来看看坐在身边的小女孩，她的身子在抖颤，涂满黑灰的脸上一双眼睛里充满了恐惧。拉贝拿起她的手，轻轻握在自己的手里。
又是一阵尖厉的呼啸，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脚下的大地在剧烈地抖动着。可以感觉到几天来已积攒了的两三寸深粘兮兮的泥水，不时有一片片的泥块从墙上掉下来，防空洞给水浸透了，今天空袭以后，要用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把水舀净。南京的海拔低，很难保持防空洞干燥，这一点很让人烦恼。南京的另一缺陷是夏天闷热得让人受不了，除此之外，南京……唉，那都无关紧要了。现在，哪有时间为这些琐事烦心呢！
防空洞震动得太厉害时，一个令人压抑的念头常会在他心里闪过：“如果今天能从防空洞里活着出去，就是万幸了。”
他还不打算死呢！他在11月23日刚庆祝过五十五周岁的生日。收到的礼物包括一条漂亮的围巾和一个许诺：韩的一位中国朋友答应提供两卡车、共计一百多桶的汽油和二百多袋面粉。这可真是了不得啊！虽然在兑现时出了些麻烦，可如果每天都有这么样的礼物的话，那不就意味着在安全区里安顿下来的成千上万的难民，每天就不会挨饿、受冻了吗？
附近又响起一轮震耳的爆炸，拉贝转脸看了眼身旁的小女孩，她抬起头冲他笑了笑。亲爱的上帝啊，拉贝喃喃地祈祷道：请关照我的家人和与我同在的所有的人吧！其他鸡毛蒜皮的琐事就由我包管了。
拉贝觉得这么临时抱佛脚很有些心不够虔诚，他微微地笑了。多年来，他并不是一个每个礼拜天都坚持去教堂的虔诚信徒。
为了避开外面的爆炸和其他令人压抑的念头，拉贝从大衣口袋里取出短波收音机，身边的小女孩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他打开收音机。
收音机里飘出的音符低沉回旋、震魂摄魄，它讲述着在一个暴风骤雨的日子里，一行黑黢黢的身影抬着一口沉重的棺材，在满是战争伤痕的大地上向着天边艰难地行进……
是贝多芬的降A大调《葬礼进行曲》。
荒唐！太荒唐了！世界上的音乐那么多，偏偏要放这个……
演播就要结束时，节目主持人用庄重的口吻说：
“本音乐由上海殡仪馆协会慷慨奉献给您——”
身边女孩满脸恐惧，拉贝难堪地耸了耸肩，不等主持人说完，就把收音机关了。一大早，明妮·魏特琳就起来巡视校园了。这所典雅的金陵女子学院是她亲手创办的。她负责了校园的设计、集资、美化、课程设置等一系列工作，如今这所中国的名校已成为许多妇女儿童的避难场所。
昨天遇见的那位年轻母亲还站在学院的大门口，注视校园外匆匆而过的人流，任凭泪水在冻红的脸颊上流下。
她十岁的女儿逃难时在人群里挤丢了。她要在这里等候，万一女儿流落到校园门口，这是她的希望。谁来安慰劝导，她都这么说，不肯离开，仿佛是被冻结在那里的雕塑，诉说着无辜百姓所蒙受的战争的痛苦。
陪着明妮巡视的海伦说：“我来劝劝她吧。”海伦走到年轻母亲的身边，跟她说了几句。年轻母亲摇摇头，还是不肯走。
海伦回到明妮身边，无奈地摇摇头。
难道还可以为所谓战争的必要性申辩吗？让那些狡辩者来看一下吧，只要来看一下这位母亲，看看这么多被吓坏了的妇女、年轻的姑娘还有那些孩子们每天涌进校园，还有她十一月下旬在下关码头和火车站所目睹的一幕：
从上海撤退下来的士兵们躺在冰冷的地上，身体在痛苦中扭曲，在低声的呻吟中颤抖；一个衣衫褴褛的士兵的鼻子和眼睛上的伤口没有药品处理，就那么袒露着，看上去让人心里直发颤；另一个士兵的眼里透出死亡般的绝望，他的一条腿从胯部被打断了，伤口开始腐烂，散发出阵阵难闻的气味……
“华小姐，你看旗帜！”海伦唤道。
明妮从遐想中惊醒，抬头望去。
校园正门与主楼之间有块正方形的草坪，草坪正中竖立着一面随风飘扬的星条旗。
早在九月份，明妮就让人做了这面旗帜，竖立在草坪中央，好向日军轰炸机昭示金陵女子学院是美国的财产和机构。到目前为止，星条旗不负所望，像一把撑开的保护伞遮挡着学院的上空。
“你觉得它到时候能保护学校不受日本士兵的骚扰吗？”明妮问。
“希望如此吧，华小姐。”海伦答道。
“不知怎的，我喜欢你和学校所有的人都叫我华小姐，让我感觉像是家里人的呼唤，很亲切。”
“可不是么，你在这里安家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吧？”
“是的，如果把我在安徽的几年也算上的话，就是二十五年多了。”
第二部分 1937年12月12日 礼拜天第9节 只要宁宁平安无事
明妮的家在离伊利诺州立大学十五英里左右的一个小村镇上，她曾在那所大学就读过。一个阳光灿烂的礼拜日下午，村镇的基督教教堂请一位刚从中国回来的女传教士布道：
“我为什么要去中国……因为在那块辽阔的土地上，每天都有上百万的人还没有沐浴上帝的恩泽就死去了。你能想象没有沐浴上帝的恩泽就死去是怎样的情景吗？啊，兄弟姊妹们，能想象每天在没有上帝恩泽的情况下生活吗？有没有想过，对现在、对未来都不抱希望会是什么样子吗！？”
即使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那位传教士演讲时眼里闪烁的激情依然历历在目。
当时十岁的明妮坐在爸爸和弟弟之间（妈妈已于四年前突然病故），她热泪盈眶，当即立下志愿，长大后的事业就是把希望带给那个遥远土地上的人们。
在她终于长大、获得教育学的学位以后，她立刻加入了基督教海外传教协会，告别亲人，登上了开往中国的客船。
是的，二十多年来南京就是她的家。她熟悉南京的山丘陵地，喜欢城里城外的名胜古迹，亦喜欢附近宁静的碧波荡漾的湖泊，荷花覆盖的池塘。她已经学会了当地人民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甚至喜欢上他们的饮食。筷子已经用得很娴熟了，可以与任何中国人相媲美。一年前她刚过了五十岁生日，中国同事和学生们为她举办了中国式的生日庆典，让她十分开心。她特别喜欢那些红纸祝词条幅、长寿面、寿桃、长生不老神仙像，还有最后放的噼里啪啦的炮竹，好不热闹。
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她已经五十岁了。
那些吓坏了的妇女，削剪了头发、脸上抹了黑灰的姑娘，还有那些弱小无助的孩子们从五天前就开始涌进校园里，她们是中国人当中最困窘最无助的人了。她，明妮，能给她们带来希望吗？
明妮和海伦爬到南山上，从这里可以望见城墙外的紫金山。校园里到处是避难的妇女和儿童。可不，每一棵树枝、每一簇灌木以及院墙上都晾晒着洗过的衣什。一眼看去，就知道她所面临的压力有多么巨大，要为这么多的难民提供保护，而且还得解决每一天的吃、住以及最基本的卫生设施。
每次看见一棵灌木被折断、一枝菊花的茎被踩倒，明妮就禁不住心疼得皱眉头。她曾那么为美丽的校园自豪，十分喜欢那些半中半西的教舍，上翘的飞檐，挺拔的支柱，修剪整齐的花草，其中有不少都是她亲手种植的呀。
“华小姐，它们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