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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不住了。我的控制力已到了极限，我感到一种以往所没有过的软弱，在这寡不敌众的搏斗中，我已耗尽了心血。
晚上睡觉我不敢关灯，常常吃好几片安眠药都不能入睡。房间里每一点儿细微的声音在我听来都其响无比，窗外的雨声、闹钟的滴答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充斥整个房间，充斥我的耳膜。我夜不能寐，眼圈发黑，我害怕孤独，害怕黑夜。
我时常产生幻觉，当我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我时常清楚地看见一个人开了门走进屋来，到我的床边，俯下身子，瞪着我。我大喊大叫，不能自制。一次我看梅里美的小说，其中写到一个面目狰狞的人趴在窗户上，顿时觉得浑身发冷，一回头，十分清晰地看见那个人就站在我的窗口瞅着我。我拚命地控制自己，揉揉眼睛，他还在。我再揉揉眼睛，他还在。我实在忍不住了，捂着脑袋冲出房门，飞跑到楼下。
第四部分第37节：家庭危机（2）
我拨了个电话给老伊。
“喂？”他说。一听见他的声音，我的眼泪马上充满眼眶。
“老伊，你有空吗？……”我哽咽住了。
“喂！喂！晓庆，怎么啦？”
“……”
“喂！坚强些！”
“……”我拚命地哈气，以便能把话说出来，“你能马上来一趟吗？……”
我扔下电话，走出招待所的门口，没有忘记给迎面走来的人露一个坚强的笑容，走到一大堆瓦砾里面用手堵着嘴，用全部的身心拚命地哭。
我不敢回房间。坐在门口等老伊。一个小时以后，老伊来了。他正在感冒，发烧，看见他，就像是看见亲人。在我认识他以后，我时常为有这样一个真挚的朋友而自豪。在我艰难的岁月里，他用诚挚高尚无私纯洁的友谊鼓励我，给我以做人的信心。如同所有受我连累的男性一样，他为我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可是他从不在乎，纯洁的友谊是存在的，我十分珍惜它。
在那个艰难的时刻，维系我生命的，是我参加的《潜网》的拍摄，王好为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出现，伸出她的友谊及信赖之手。只要还在工作，我就有希望。我同王好为并不卿卿我我，但我们之间已有了一种深深的默契及友情。是她第一个让我演张岚这样的角色，开拓我的戏路，当大家蜂拥而上：女流氓、女特务、交际花一齐来的时候，她又交给我剧本《潜网》。在艺术上，她是知我者。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酷热，前途叵测，我把《潜网》当成是告别影坛的最后一部影片来拍。罗弦的生活线曲折，正仿佛是我的写照。我感觉就是在演自己。我在摄影机前发自肺腑地说出罗弦的台词，仿佛在说我的心声。一连串的打击，我的身体已很差。刚从家里搬到招待所，身无分文。我在炎热的高温里练习舞蹈、体操，所有的财产只有组里发给的出外景补助的五块八毛钱。说句实话，连吃饭都吃不起。那个时候，真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不愿找人借钱，不愿意看到别人同情、怜悯的目光，我一定要坚持到下个月发工资。我经常不吃饭，我每天要练转圈，有时恶心呕吐，吐的都是绿汁儿。拍体操那场戏的那两天，我一粒饭都没有吃，好在体操本来就要节食，歪打正着。中午十二点半化装，一点钟进棚拍戏，拍到晚上十一二点，早晨七点就有人来敲门，十点练舞蹈体操，日子是十分艰难的。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发工资的那一天，当五张十块的钞票攥在我手里的时候，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它们是那样的宝贵。
这个时候，母亲来到了北京。母亲总是最伟大的，而且是那样的及时。母亲为了培育我吃够了苦，可是我都不能报效她于万一。为此我时常感到内疚和不安。我内外交困，拿不出钱给她买东西。摄制组用降温费每天发给每人半个西瓜，那是我一天最高兴的时刻。我每次都把给我的西瓜放到一边，小心地盖上纸，总有人问我：“你怎么不吃啊？”我指指嘴唇，“带着妆，要拍戏呢。”我捧着西瓜跑回宿舍，大老远就嚷嚷：“妈，快吃西瓜。真棒！可甜了。我吃了一大半儿，给您带回来一小半儿，饱极了。”
半个西瓜多么平常，可它代表了我对母亲不平常的感情。世界上很多东西本来没有多大价值，一杯水算得了什么？可是它如果出现在上甘岭的坑道里，就会比黄金还要珍贵。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在门口发现一兜水果，里面夹着老伊的一张字条；桌子上经常出现一茶缸合口味的四川菜，母亲告诉我团里的刘国权刚刚来过；剧团里管仲祥常常来叫，请我和母亲去他家“赴宴”……这一切现在想起来都记忆犹新，将伴随我走完生命的旅程。
也许是由于我这个“扫帚星”的缘故吧，《潜网》的命运也是那样的不顺利。拍完以后不停地修改，然后是迟迟不能上映，上映后又不能大量宣传，报纸上又围绕《潜网》展开争论，争论还未结束，评选“百花奖”、“金鸡奖”，在候选影片名单上连《潜网》的名字都没有。又收到数不清的观众来信，也有好多热情的观众热情赞扬我，也有的把我骂个狗血喷头。
第四部分第38节：家庭危机（3）
对于这一切，我已习以为常了。从影七、八年来，我一直在这些大波动之中生活、成长，比起过去，我已经坚强多了，过去我们以为做一个好的电影演员只要勤发奋、有才能就已足够，而现在生活使我懂得，要在中国做一番事业首先是毅力，坚强的毅力，而一个女人要想做一点事情，得比男人还要强。几年来我一直在大起大落，时而被推到峰巅，时而被摔向深谷，在酷暑和寒冬之后，我还是我，唯一不同的是伤痕累累的心灵已长上了老茧，长大了，成熟了。在这些岁月中，一直帮助我的，是我的自知之明，当我在峰顶的时候，我从没有认为我就是高山上的雪莲，而当我在深谷之中，我也没有认为我就是淤泥。我知道我自己。每个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真实是篡改不了的。说是说不倒一个人的，只有他自己倒。
在中国，做一个女“明星”是很难的。过去，同许多女人一样，我曾十分喜好逛商店，也十分注意服装。我从逛商店当中得到乐趣，我认为服装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教养及美学观。随着我成为“明星”，这一切爱好都失去了。我再也享受不到逛商店的乐趣，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上街，每次穿衣服首先考虑会留给别人什么印象，以及别人会说什么。我不能在茶余饭后同朋友出门去散步，更不用说同男朋友。我成天关在屋子里，只认识饭堂、厕所及自己的房间，我成了“囚犯”。我除了拍摄，每天的日程被一大堆事务所填满，各种集会、社会活动，各大报各小报、各大小杂志轮番采访，给各刊物写文章、讲话、拍照，没有时间看电影，几乎成了“影盲”。我时常感到偌大的中国没有我一张安静的书桌。就是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我借了一间房间，晚上睡地铺，白天拍戏，晚上写到深夜。电话铃不停地响，我不得不把电话线拔掉。我每天对川流不息的来访者露出热情、谦虚的笑容，掩藏起我的烦躁和疲惫，怕别人说我架子大、骄傲，这一切怎么受得了？
几年以来，我一直在艺术的海洋里东撞西碰，在世俗的漩涡中挣扎。我好比一个人在大风浪中游泳，没完没了地游，太累了，太乏了。对于疲惫不堪的我，哪里才是彼岸？哪里才有我得以憩息的绿洲？
白天，我在喧嚣的人群之中，俨然是一个奋斗者、成功者，一个强者。可是当一切纷扰过去，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分外的孤独和寂寞。我怯懦得很。
我曾经几次有过自杀的想法，也曾两次实施过自杀的行为。就在去年的十一月，住在建委招待所，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感到缺乏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我太热爱艺术了，把一切都献给了它：我奉献出青春、名誉、爱情、家庭。
在这一切纷扰当中，出乎我预料的是，《潜网》并没有成为我的最后一部影片，而是我在艺术上的新起点。我应约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心灵深处》，而后，又参加了合拍影片《火烧圆明园》及《垂帘听政》的拍摄。
只要一走出我的小房间，我就立刻感觉到温暖新鲜的空气同和煦的阳光。在我所到之处，无不被包围在热爱的友谊之中。我惊奇地发现，爱我的观众是那样的多。在丹东、哈尔滨，在上海，在东陵，在长沙……人们出于热爱蜂拥而至，差点儿没有把我踩死。在节假日，总是收到素不相识的朋友给我寄来月饼、水果、巧克力、糖，一位小朋友把他最珍贵的玩具电动小熊送给我。在牡丹江，好多观众由于见到我而泪流满面。我在上海拍戏，当拍完一个镜头准备拍下一个的时候，一个小姑娘怯生生地走到我面前，踮着脚伸出小手，把她妈妈给她的一块糖送到我面前：“晓庆阿姨，你吃糖！”我在银幕上塑造的不同形象得到了观众的承认，大家说我“演什么像什么”。
过去，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我是不是付出得太多了？艺术究竟给了我什么？”可是每当在这样的时刻，我就感到一种深深的谴责。
实在的，我付出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得到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第四部分第39节：通向未知的路
摄影机又转动了。
在故宫的养心殿，我坐在慈禧垂帘听政的宝座上。
下面一大群臣民三拜九叩，山呼万岁。
透过宫殿的一角，我看到外面一片金碧辉煌的屋顶……
我又游弋在艺术的自由王国里。
我又有了一种“统治者”的感觉。一股神圣的力从脚底升起。我的意念在脑海中扩展，在面前延伸、延伸，一直延伸到不可知的未来，就像是预示着我今后的道路。我又感到了自己的力量。我仿佛又看到了那闪烁的生命之光。
我写这样的文章是否为时过早？
是早了一些，可以说是太早了。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刚刚才迈开自己的步伐。
可是我要写。我想——
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我，想写出这条只属于我的布满荆棘的路。
世上有许多不同的路。各条路通向不可知的远方。每个人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我对自己的选择至今不悔。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相辅相成，造就了我的今天。
我是不是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我？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性格？我写不清楚。我有时比男子汉还要坚强，有时比最娇气的小姑娘还要软弱。我十分通情达理，但又非常任性倔强。在十二个我所扮演的角色中，我都看到过自己的影子。
我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是那样的普通，那样的平凡，有着那样多的不足与缺点。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只有对艺术的赤诚。
唯一使我欣慰的是，尽管我才活了短短的三十年，但我活得坦率、真实、正直。
当我停笔的时候，在我短暂而漫长的三十年后面，我给它划了句号。让这一切都变成逝去的回忆……我的一切经历将变成我的财富，成为一个艺术家必不可少的积累。
今天，我捧出一颗红的、赤诚的心，这颗心没有任何防卫，坦白地暴露在大家面前，它渴求真挚的谅解与深厚的友情。我把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及想法都写出来，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了解我。
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从我这面镜子里得到什么？瞧，这是我的心及我的手，让我们成为朋友吧。
当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发觉忽略了一个形象，就是我的母亲。在我的记忆及叙述中，母亲总是那么严厉。我很想写出她对我的慈爱，这种慈爱使我在任何风吹浪打之中都感觉得到她的温暖，成为我心灵的甘泉。想来想去我还是没有这样写。对于母亲的严厉，任何母亲的任何儿女都是不难理解的。我的母亲，可以同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媲美。
还有我可爱的小妹妹，上帝在给了她平凡的生命的同时，也给了她一颗纯朴真挚的心灵。可是，却把过多的机遇给了我，把过多的厄运给了她。我没有带给她我的欢乐及光荣，却老让她分享我的不幸。如果要说，我在世界上的知心朋友，那么，第一个知己就是她。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直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冲动，想写出我的爱情。我的爱情同我的艺术道路一样曲折坎坷，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可是目前，我还缺乏足够的勇气。
将来，一定会有一天，我将写出我的生活的全部，成为这篇文章的姊妹篇。我将用《我的爱情》来做为它的题目。
生命在延续。道路在我们的脚下，历史靠自己去写。
我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是先知。
我记住萨·毛姆的话：“不想过去。更重要的是永恒的现在。”
我珍惜现在。
但是，黄金的时代是在未来……
一九八三年五月于北京西苑饭店811室
第五部分第40节：拨开去和雾（1）
拨开云和雾——《我的路》前前后后（修改稿）
为什么写《我的路》
自从《我的路》问世以来，我已好长时间不动笔了。
今天，我的特刊出版了，里面有《我的路》。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十分欣慰地祝贺它的新生。
我的道路如同我的命运，曲折坎坷。我的书也如同我的道路，诞生后短短的一年之中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当然是绝不例外。由于各人的性格各异，每个人的缺点也不相同。我桀骜不驯，不合潮流，不是个唯命是从的“乖孩子”，不思悔改，招来众多的非议是自然的。在中国，甚至可以说是正常的。
去年的今天，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些。我在写《我的路》的时候，没有估计到这篇文章会引起这样大的社会反响。在这以前，我断断续续地写过好些文章，但都是一些小品文，最长也就在两、三千字左右，不过是一篇文章而已。我虽然预感到《我的路》会有人有兴趣阅读，但后来的这些结果，是我在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说句老实话，如果想得到，我也许就不会写了。就是写，也不会是现在的这番模样了。
长期以来，我一直没有意识到一个电影演员是不能有他的个人生活及个人秘密的，他的所有一切都是属于广大观众的。我迟迟不能接受这一点，于是徒劳无益地同这种不能改变的情况做着艰苦的斗争。
很早以前，就有许多人向我提议，由他们来写我的报告文学，我拒绝了。几年来我实在是为声名所累，害怕再宣传了。另外我也不喜欢别人给我写报告文学，许多报告文学堆满了不实之词，将被写的人的行为加以不恰当地夸大，仿佛是一个雷锋。就是最好的报告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作者的主观色彩。我希望自己是本来的样子。我喜欢真实，喜欢实实在在。为避免摔得重，我不希望被人高高抛起。还有人向我提议由我口述，别人整理，最后在文章上署我的名字，我也拒绝了。我不愿意贪天之功为己有。许多亲身经历的事情由别人来写，哪怕写得再好、再精采，也只能是隔靴搔痒，不能有感而发。后来，上海《文汇月刊》的梅朵先生同余之先生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由我自己写自己。这个大胆的设想使我吃了一惊。在中国，似乎还没有一位演员在年轻的时候自己写过“传”，只有两鬓斑白的艺术家，在即将告别艺术或是即将告别人世之前写一些艺术上的总结，或是写一些回忆录，从古以来都是如此，我不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关在屋里写了三天”
去年五月的一天，全国各地正弥漫着关于我的流言，我孤独地坐在西苑饭店的房间里，刚刚口干舌燥地为自己做了一番辩解，想到从此自己便没有了清白名誉，这一切将跟随着我走进坟墓，悲愤之情难以言表。由于这些传言。北影在宣布我为一九八二年的先进生产者后又将我撸了下来，由于这些传言，电影家协会迟迟不能批准我参加，在人们心目中，或是在大多数人们心中，我几乎差不多成了八十年代的“潘金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还原我的本来面目。出于对生的渴望，出于对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社会观念的强烈憎恶，我决心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说真话，将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及我认识的自己公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