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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出国访问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包袱。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灾难。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参加《原野》在香港的首映式。我当然还是借衣服穿，只不过这次借的是香港长城电影公司仓库的服装。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个个都穷得要命。在香港这挥金如土的世界里我们无金可挥，我身上更是一文不名，无论是人民币还是港币，我什么币也没有，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
每当有观众送花到我们住的酒店，或是有行李服务生帮我送上来，站在那里等我给小费时，我只有假装不懂，仰着脖子哼哼着小调看天花板。
每次有朋友陪我上街，出租车一停我就拚命地朝窗外眺望，“测览市容”，好让他去付车钱。在商店里我装模作样地东挑西捡，其实我一件也买不起。
在临回国的前一天，发给我们每人一百港元。我拿着钱立刻到香港最便宜、最低档、有身份的人绝不会来的“女人街”，想买件应酬穿的体面一点的衣服。当我正在小贩的麻袋里浑身臭汗地来回翻腾，头发、眉毛上沾满了棉花絮正同摊主寸土不让地讨价还价时，居然有许多香港观众来请我为他们签名。
尽管我时常窘态百出，但所有人都知道我“穷大方”。朋友说我是“五十元钱的工资，五千元钱的风度”！
有一件事充分证明这一点。
有一天，我拍外景回到厂里，听人家告诉我，由于我的辛苦劳动，以及在三部影片里的突出表现，厂领导一致推荐我当厂里的先进生产者。我高兴得蹦了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当过先进生产者。
我马上问：“发什么纪念品？”回答说有八十元奖金。八十元！这可是一笔巨款。“请客！”反正是飞来之财，为图吉利我毫不吝啬。
我借了八十元，请朋友们去全聚德吃烤鸭。朋友问：“请多少？”我说：“八十元吧。”朋友说：“七十元吧，给你省十元。
我们尽情地挥霍我的“成功”，美美地打了一次“牙祭”，在饱餐了一顿之后，我又出外景去了。
当我再一次回到北影，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去领我的先进生产者的奖金。
兴致勃勃地走进工会办公室，他们却告诉我，我已经被撸下来了，理由是我的表现不好，自由散漫，正在离婚，所有到会者都不举手，领导的那几票根本不管用。
我马上变成了负债累累的杨白劳。为还这笔巨款我白白地辛苦了多少个月！其悲惨情景活像莫泊桑小说《项链》里的女主人公。
唉！当年露的这类“拙”真不知有多少，我都不能再去想它了！
而更使我难以承受的，还是成为电影明星后带来的一切。
第二章第13节 我行我素
突然一天，全中国都知道了我的名字并熟悉了我的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行动从不自由变得完全没有自由，我开始出席这种场合那种场合接待外国电影代表团与他们合影谈话，我与他们的谈话被他们的记者或是我们的记者登在报纸上，我的言行必须对祖国负责任。
就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只因为是一个爱跳爱唱的小女孩的缘故，于是去拍了电影。拍电影由于喜欢也有天赋结果拍得很好，成了一个电影明星，开始出席各种重大场合，代表国家讲话。小女孩仍然是小女孩，和一年前没拍电影时那个小黄毛丫头没有什么不同，拍电影只使她的演技熟练并且了解电影，但不会使她在外交、政治方面有什么大的锻炼，可是社会和人们对她的要求变了。人们再也不允许她表现不好，举止不得体，不允许她脆弱，在公众场合不高兴，使性子，吵架，哭泣，不管她本人愿不愿意或者实际上她是不是，在社会上公众印象中她成了一个“女强人”。
其实这是一个十分悲惨的故事。像这样悲惨的故事在历史上在电影界不知有多少！
电影明星加上离婚，使我陷入舆论的重重包围之中。
刚刚出道的我还是一只雏鸡，毕竟过去我从没有当过明星。
时常在报纸上看到写我的文章气得个半死。在报刊杂志上的各种渲染已把我变成了另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人。对此我已早就举手投降，甘作败将。我无可奈何。为扮演《武则天》、《西太后》、《赛金花》去研究中国历史，才明白其实千秋功罪谁又能准确评说？别说我一个小小的演员，就是那些政治家，什么又是他们本来的面目？
我曾悲哀地无数次想：也许到死的一天，社会以及我的观众们都不知道我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我的全副精力都纠缠在徒劳无益的辩解、生气之中。我就像一只小虫子，被困在一张巨网里面，挣扎、呼喊，只会使那张网越缠越紧。
人们并不关心虫子是否窒息，是否喘不过气来，只是津津乐道地欣赏并参与加厚这层层增多的桎梏。
许多情况是，假如我不嚣张，不咄咄逼人，不霸道，不口出狂言，就不是刘晓庆，大家就不认可。于是乎在拍《武则天》时，特别能理解当武则天老年退位时上官婉儿问她百年之后碑文上写些什么？武则天摇摇头说：“什么也不写，就让它无字吧！”
千秋功罪，本来就不能评说。
我终于奋起反抗了。我提笔写了我的第一本自传《我的路》。我像一只血气方刚的梅花鹿，哪怕就是被人养在圈里你也无法抓到我，我会横冲直撞将自己弄得头破血流，再不就是在去目的地的路上活活气死。
我奋笔疾书。抱着扑灯蛾一般的牺牲精神，我不顾一切。我写出我所有的悲愤，我用我的全部身心蘸着我的血泪写下“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的悲号，我豁出去一吐为快、哪怕是写完这部书就去死也在所不惜。
很快，《我的路》发表了。除了在《文汇月刊》上一次刊完以外还在《文汇报》上有删节地连载。《文汇报》发行一百多万份，当时发行不到十万份的《文汇月刊》再版两次，因此一跃而上猛增到几十万份，仿佛全中国只要识字的人都在看这本书。同时，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先后用十四种版本在全世界发行。
我收到的读者（现在我有“读者”了）来信犹如下冰雹。鼓励、支持、赞赏的话语使我热血沸腾，燃烧得我不想吃饭、睡觉。
而同时，中国大报小报用醒目标题对我展开了全面批判。
我呕心沥血、掏心掏肺对大家说的话被用为批判我的题目：“这是一面什么镜子？”因为我曾在文章的结尾酸楚而真诚地问过大家：“你们从我这面镜子中得到什么？这是我的心及我的手，让我们成为朋友吧！”
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这样的画面：我百口难辩，无法表白心境，于是伸手到自己胸中，挖出那颗血淋淋跳动的心脏，没有任何遮拦，没有任何防备，我战战兢兢颤抖着双手捧着那颗红彤彤的心送到大家的面前，却被人随手接过，两手一松，轻而易举地让它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那以后，我从出国名单上消失了。虽然我曾去美国和法国办过影展，但都是属于对方执意邀请并且每次都有人陪同。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外国。也就是说，官方没有把我派出去过。
我的心受到的伤害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我是内伤，这种重创很难平复。陡然间我仿佛长大了十岁。
藏起真挚与纯洁，用谎言和虚伪做先导。我再也不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了。
三把两把揪下自己身上要作乖孩子的遮羞布，我变成了一个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成熟妇人。
经过这次《我的路》炼狱的磨难，我由生铁变成了钢。面对公众及媒介，我不再轻信，不再约束，不再循规蹈矩从而也不再悲伤，不再哭泣了。
我开始不惧怕任何困难。我不再向人袒露胸怀也就受不到致命的伤害了。
我知道了我是一个电影明星并且开始懂得做电影明星。我为自己定下了新的法则：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挣名或是挣利。
同时，我的事业正如日中天。虽然我没有得奖，但谁也否认不了我的辉煌。我作为中国一代影星的佼佼者自成一体，我已进入艺术创作的自由王国。无论个别人口头上承认与否，我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已经奠定了。
我也已经挣脱了婚姻的枷锁。现在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十几年以后我碰到许多才华横溢的同代人，他们已成为中国的栋梁，他们都告诉我说是我的读者，是看《我的路》和我的电影长大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说是《我的路》的奋斗精神鼓舞了他们，激励了他们，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这些人目前已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乃至每一个角落，都成为大大小小各个企业、各个单位的核心领导者，就像日本一家杂志对我的介绍里说：“刘晓庆虽然是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她写的自传体小说《我的路》体现出来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一代青年。”
第三章第14节 我的亲人（1）
从小到大，一直有人夸我“孝顺”。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的明星都孝顺？
我曾几次给我妹妹晓红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你只能相信自己的亲人。”
在我经历的无数风浪当中，一直没有背叛我的是我的全家。
他们并不在乎我在天上还是地上，也不在乎我年老或是年轻，无论我胖瘦美丑有钱没钱当劳模进监狱他们都仍然是我的亲人。
他们组合成我的避风港、安乐窝，使我伤痕累累有一个地方可以包扎伤口，是我唯一可以卸下虚伪和谎言的沉重盔甲天然而没有任何掩饰能得到歇息的去处。
社会是这样的荒凉。电影是这样的无情、残酷。明星们大多都孝顺父母，我想也是出于与我相同的心境吧。
细细想来，我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孤单的人生，我特别怕孤独。
我无数次感激父母为我生了一个妹妹，不至于我一个人在世界上太寂寞，从而心里话有地方去诉说。
我爱我的全家甚过于爱自己。
比方说，我从来就报喜不报忧；比方说，我总是勒紧裤带打肿脸充胖子往家里寄钱；比方说，四川困难时期我在北京拍电影一有时间就买猪肉自己动手炼成油有人去成都就往家带；比方说，由于想念父母我两次参加春节晚会唱的都是四川民歌；比方说，除了那两次春节晚会外无论在天涯海角无论我在做什么除夕之夜我一定会在父母身边……比方说的事太多了。
到北京工作以后，我也设想了无数个“比方说”，可是我没有能力做到。我没有房子，没有钱，连养活自己都够呛。
其时在中国，已悄悄兴起了一种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行为：就是名演员到全国各地演出并得到金钱的报酬。
这种现象在后来的十年中迅速发展蔓延成了一个“运动”——我把它称之为运动。人们把这项运动叫做“走穴”。
“走穴”二字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也许“走穴”是“走学”的谐音——就是走着学习的意思吧？或者是为了挣钱成天巧立名目东躲西藏感觉不正大光明而称它是“走穴”？“穴”就是洞穴，“走穴”是不是意味着钻山洞钻空子？
算了，不去研究。总而言之，我自己是从不自觉到自觉到带动大家到成了“穴头”还得了外号叫“大猫”，最后惹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偷税风波，整个卷入了这场运动当中。
我从“走穴”才开始知道“钱”是怎么回事。
“走穴”也为我带来了我人生最艰难、最危险、最坎坷曲折、最麻烦的一段黑暗时期。
可以这么说，除了工资以外，我一生的第一笔钱就是“走穴”得来，只不过那时“走穴”这个名字还没有诞生，我们还是叫它“演出”而已。
那是我正在拍摄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写《我的路》的时候。
不光是我，整个中国文化界的艺术工作者都处在贫困之中。
由于没有房子住，我住在摄制组房间的地上，由于没有足够的钱吃饭我和演东太后的陈烨只有去撕演咸丰皇帝的香港演员梁家辉的饭票，他经常吃不完把饭票扔在马桶里冲掉。我们几个大陆的演员虽然是这两部大制作影片的主演可是没有一分钱的片酬。
在拍摄现场，我们大陆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每顿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馒头、一根粉肠、一块黑咸菜。而为香港工作人员推来的餐车上大鱼大肉、香喷喷的白米饭应有尽有。两分钟前都还一起演戏，两分钟后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是四川人，吃不惯馒头，时常在拍摄现场饿得头发昏。
有一天，我实在饿得要命，一边拍摄，一边吵吵饿，李翰祥导演看吵得厉害，提前收工让大家吃饭。
我们又是馒头、粉肠和咸菜，我一看见就没有食欲。再看看香港工作人员的餐车，有好多好多的白米饭。于是我走了过去，向他们要饭吃。
管饭的是大陆这边的剧务，给了我一碗白米饭。我看见那边有许多炒得香喷喷的肉，我便找他要肉。我喜欢吃肉，可是他不给。说是给外宾的，外宾都不够了。
本来要饭要菜就已经丢尽了脸面，再遭到拒绝，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香港的照明师和摄影助理拚命为我说情，我更羞更气更恼，把饭碗一扔，跑到旁边大哭起来。大家都来哄我。
制片主任手忙脚乱问我要吃什么？我说要吃饭吃肉。制片主任说好好好别哭别哭我马上去买，我说我一个人吃不行，要大陆所有工作人员都吃。
结果当然是我一个人吃了肉、吃了饭，而大陆的同仁仍然是“老三样”——馒头、粉肠和咸菜。
为了加强营养，我用妈妈给我寄的粮票去换了两斤鸡蛋。当我充满食欲地煮好它们，把蛋壳敲碎剥开正要塞进嘴里，突然看见鸡蛋里一双双眼睛在盯着我！原来，我换的鸡蛋里已经没有蛋清和蛋黄了，全是一些已成形的小鸡！只好把它们全扔掉了。
那时正值北京盛夏，气候炎热。
我们成天在故宫拍摄，照明师傅们还要在灯下烤，好几位师傅都中暑了。于是他们要求在开水桶里放些茶叶，免得酷暑喝白水会呕吐。
可是他们要求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茶叶，因为茶叶没有地方出帐，制片主任没有办法。
第三章第15节 我的亲人（2）
照明师傅们火了，同制片主任吵了起来，双方越吵越凶，照明组说：“如果再没有茶叶，我们就不干了！”制片主任正在火头上：“不干就不干，请！”没想到照明组说话算话，在二十分钟内风卷残云，把所有的照明器材收拾个一干二净。
这一下拍不成戏了。大家全傻眼了。
台湾来的导演李翰样急了，一边问“什么事？什么事？”一边召集大家开会。
于是在故宫的养心殿外，我们坐下开会。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茶叶问题由李翰祥掏钱解决。
令李导演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茶叶一天只要几块钱，而租故宫一天要几千块钱，为什么要为几块钱的事停拍而浪费几千块钱？
我告诉他说，李导演，这你就不明白了，茶叶是福利，哪怕几分钱也没有地方出帐，而租故宫是公款，一天几万块也可以报帐，这件事你们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弄不懂吧？
大家都知道，《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部影片我是绝对主角。这两部影片在海内外曾轰动一时。直到今天，香港人也不相信我说的没有报酬。记得在组里有一位从香港来的演员，他在我们影片里扮一位很小的配角。有一天他问我：“拍这部影片你拿多少钱？”我说：“没钱。”他不相信，睁大眼睛问我：“你这么大的明星会不拿钱？”我说：“是没有钱嘛。”他摇头叹息，也不知道是不相信还是可怜我。
每天我顶着几十斤重的头饰拍戏，手上鞋上缀满了珠宝，因为扮演的是慈禧太后，穿服装时左一件饰物右一片挂件琳琅满目。
我留着长长的指甲，手上戴满了戒指。戒指是从别处借来的道具，几乎每一个都不合我的手指，时常在拍戏之中掉下来。那时我的耳朵也没有扎耳朵眼，所有的耳环也只有夹在上面，夹紧了疼，夹松了容易掉，我经常掉戒指掉耳环，全组都爬在地上帮我找，找到了再继续开拍。于是下决心为了拍戏方便不麻烦大家一狠心去扎了耳朵眼，那是后来的事了。
这一天，别人给了我一袋鲜枣，我把它带到现场，在拍摄间隙我大饱口福。一边吃一边把枣核扔进一堆来信的信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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