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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部门的安排下，我在一个美丽的春天第一次来到这里。我与一位自愿来聊天的忧郁症女士谈话。我们坐在美丽的小山坡上一个类似眺望台的地方，我们喝着难以入口的咖啡，杯子的材质是那种盛放稍热的饮料就会软掉的塑胶。这位女士口齿清晰，也比较“可以见人”，但我觉得有点苦恼，讨厌的不止是这杯有塑胶味的咖啡。我们谈话之时，很多不知进退的人走到我们两人之间，打断谈话，问我是谁、做什么，或甚至其中一个人，拍着我的脖子，好像我是只百灵顿猎犬。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士站在离我们十英尺外的地方，看了我半天，突然流下泪来，尽管我试图安抚她，她还是不断啜泣。有人不在意地对我解释：“哦，她不过是个可笑的家伙。”进来没疯的人，出院的时候也要疯了。诺利斯镇医院的病人数比它还兼作仓库的全盛时期少了许多，所以园区内一半以上的建筑是荒废的。这些空荡荡的建筑——有不少是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带有实用主义、现代主义等市区风格的建筑物，经年紧闭闲置，流露出鬼魅的阴气，在楼房的梁桁之间，在空旷死寂的厅堂中，我总是会联想到青涩的愁苦生活。
现有的治疗机构（2）
诺利斯镇医院里歇斯底里的病患中有的会对着一般人看不到的火星人说话。一个年轻人愤怒地用拳头猛捶墙壁，而其他在精神分裂边缘的病人对他视而不见，他们一脸呆滞、面无表情，或忧郁或沉默。那些不能用来自戕的家具都残破不堪，和使用家具的人一样一脸疲累。为节庆而挂在大厅里的劣质棉纸把大厅装饰得像个幼儿园，大家都忘记了这些人已经成年。我去了诺利斯镇医院十多回，每次都有个人坚称我是她妈妈，拼命问一些我根本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还有个看起来焦虑又极暴躁的人要我立刻离开，在出事之前赶快逃走。一个脸部严重变形的人认定我是他的朋友，叫我别在意，不要离开，只要待一个月，所有人都会习惯我。“你不坏，你不丑，留下来嘛，你会习惯的，”他心不在焉地说着，口气平淡地发表着长篇大论，我几乎听不懂。一个胖得令人讨厌的女士向我讨钱，还抓着我的肩膀大声喊。在诺利斯镇医院，我无时无刻不处在非言语呼喊的“持续低音”里，听到绵绵不绝的高谈阔论：有人敲击物品、有人惊叫、有人鼾声如雷、有人急促不清地说话、有人哭泣、有人制造出令人窒息的怪异声响或任意放屁，唯一快乐的只有不断咳嗽的吸烟男女。这个地方一点都不讨人喜欢，从墙壁和地板里传出争吵声。虽然有封闭的建筑物和大片草坪，但诺利斯镇医院根本没有给病人足够的空间。在这类机构里，四成病人是因忧郁症而入院，但他们却进入全世界最忧郁的地方接受疗养。
其实诺利斯镇医院在我拜访过的公共长期疗养机构里已经算是不错的了，经营者不但负责，还很聪明、仁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院内病人的健康，以他们的状况来说都算是差强人意。这里完全不像贝德兰疯人院，每个人都吃得很好，也有适当的医药治疗，专业的工作人员总是以家长式的温情看顾所有病人。诺利斯镇医院的病人很少受伤，所有人都很干净整洁。大家都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和为什么要入院。专业的员工对病人给予充分的爱，虽然这是个精神障碍者居住的地方，但依然给人安全感。里面的病人受到保护，不被外在的世界和他们内在的恐惧伤害。这里的缺失正是长期疗养机构特有的问题。
乔·罗杰斯在医院里待了数年之后，从长期疗养机构转到佛罗里达州的中途之家，他在那里得到了更好的治疗与更合适的医药。“但我开始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我开始把自己看成精神障碍者。他们说我无可救药，完全不认为我可以上学。那时我二十五岁左右。他们说我应该继续领社会救济金，留在中途之家里。最后我变得非常苦恼，完全失去了自我感。” 罗杰斯离开了医院，流落街头，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反倒比较好过。“我愈是努力理清自我，自我愈是溃散。我尝试了迁移疗法，该是离开熟悉的地方与亲友的时候了。我猜纽约应该是不错的地方。我不知道到那里要做什么。后来我发现了一张公园的长椅，不算差——那时纽约没有很多游民，而我又是个外表和善的白人小孩。我很邋遢，但不肮脏，人们愿意关心我。”
罗杰斯会对施舍小钱的陌生人谈自己的故事，但刻意不谈可能会让他重返医院的情节。“我觉得要是回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我觉得他们会把我送回去。我已彻底绝望，但因怕痛而不敢自杀。”到了1973年，“我还记得有一次听到喧闹声，人们都在庆祝，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越战结束了。我说：‘哦，那太棒了。’但不知道那是什么战争，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记得自己曾参加过反战游行。”然后天气愈来愈冷，罗杰斯没有外套。他睡在哈德逊河边的大码头。“我觉得我已经和别人太疏远了，要是接近别人，就会吓到他们。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洗澡和换衣服，可能令人很恶心。那些教会的人走过来，我知道他们注意到我在游荡，说要带我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如果他们是说要送我到医院，我就会逃之夭夭，让他们找不到。但他们没这么做，他们一直看着我，等到我有了准备，才让我做些我可以做的事情。反正我没什么可失去的。”
罗杰斯的个人体验，后来成为他社会政策的基础。“孤立又失落的人通常渴望一点点人与人的沟通，”罗杰斯说：“向外扩展是有用的。你要有诚意，要吸引他注意，一直诱导他，直到他准备好要跟你走。”罗杰斯是忧郁症患者，但忧郁症是压在人格之上的病症，罗杰斯潜在的个性是十分坚毅的。“幽默感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他现在这么说，“在我最疯狂、最忧郁的岁月，我还是可以找到能开玩笑的事情。”罗杰斯搬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住了几个月，也找到一份洗车的工作。后来他又搬到蒙特克莱尔镇的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婚姻“可使人大大地稳定下来”。罗杰斯决定读大学。“我们两人的角色好像轮流变换。她经历了一阵子忧郁发作，我得照顾她，然后是两人角色颠倒过来。”罗杰斯开始在心理卫生的领域里担任义工——“那时候我只懂得这些事情”——当时他二十六岁。虽然他非常不喜欢州立医院，“身处困境的人们极渴望帮助，我觉得我们可以改革医院，给他们更好的环境。我努力了好几年，但发现体制不会改变。”
东南宾州的心理卫生协会是罗杰斯设立的非营利机构，该机构致力于提高人们对精神障碍的注意。罗杰斯使宾州成为全美心理卫生医疗最进步的一个州，他个人主张关闭州立精神病医院，提出建立顶级的社区心理卫生行动方案，这些方案目前得到每年约十四亿美元的经费。如果你精神不稳定，甚至濒临崩溃，宾州是最适合你的地方，事实上，许多邻州的人为了沾到这点好处而搬到宾州。游民向来是费城的大问题，现任的市长当选后，原先是想要重开已关闭的精神病院，并提供经费给仍在运作的精神病院。罗杰斯说服他关闭现存的机构，支持成立其他的医疗系统。
现有的治疗机构（3）
宾州医疗体制目前的指导原则是，病人不应该监禁在举目皆疯狂的医院，而应该生活在更大的社区里，处于对他们有益的健康环境中。宾州的重病患者住在制度化的长期疗养机构中。这些机构都不大，大多只有五十多张病床，机构提供扎实的协助、严密的照顾，他们支持严格的个案管理，允许心理社工人员与病人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并且介入治疗。“我们需要积极的制度。在事业刚开始时，我负责照顾的病人威胁要对我申请人身强制令。我不把他的排斥当一回事，还是依我的方式做，如果有必要，我会撞开他家大门。”这些机构也提供社会心理康复，目的是以“正常”生活的影响力来协助他们。在此环境下，宾州约百分之八十的入院忧郁症病患得到改善。有可能危及他人或自己的病人，可得到全方位的医疗——最严重者可强迫入院与治疗——因为这时候此人处于极危险的状况。唯一会持续抗拒这种治疗的人是有毒瘾的精神障碍者，尤其是海洛因毒瘾者，这种病必须先经过戒治，再接受州立心理卫生机构的照料。
罗杰斯也建立了他所说的“即时服务中心”——街头服务所，通常是由从精神障碍中痊愈的人来进行服务。如此既让刚刚有能力面对特定环境的人有个就业的机会，也让心理状况不佳的人有地方可求助、逗留和得到有价值的建议。恐惧其他更积极的疗法的游民，只要来过这类地方，就会一再地上门。即时服务中心提供了介于心理孤立与交流之间的过渡区。现在宾州已建立像是警察国家的追踪系统，但这个系统的确可预防人们沦落至社会边缘的地步。他们的资料库内储存了州内所有医疗机构的处置，其中包括每一位进过急诊室的病人资料。“我输入自己的名字，”罗杰斯说：“跑出来的资料把我吓了一跳……”如果宾州有一个病人溜出医疗机构，社工人员会把他找出来，并持续定期调查他。除非你康复，否则逃不出这个体制的关注。
整个制度的问题是太脆弱。在最实际的层次上，它的财政并不稳定：笨重如巨象的大型精神病医院可理所当然地得到大笔经费，而一些体制外机构的经费，在总预算不足的时候常常遭到删减。就算是在比较开放、富裕的地区里，把精神障碍者安排到社区里，也需要有宽容心。鲍伯·威斯议员说：“大家都是主张取消强迫入院制度的开明人士，但如果哪天有个游民跑到他家门口，情形就不同了。”对某些精神障碍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在社区里，自主性与融入性太高了。有些人无法在医院这类完全封闭的环境之外正常生活。这种人总是会被驱赶到他们无法承受的世界里，这对他们，以及对不期而遇、施出援手的人都没有好处。
这些问题都没有令罗杰斯感到气馁。他已经采用了“萝卜与大棒”的策略迫使医院关闭，逢迎位高权重的官员，并引用美国残障法案向官员提出集体诉讼案。罗杰斯模仿了西泽·查维斯的“农工联合工会”的运动模式，事实上，他企图让精神障碍者团结起来，让极为分散的弱势群体集体发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强制入院制度的全盛时期，费城附近的机构中收容了一万五千多名病患。罗杰斯关闭了其中两所，仅存的诺利斯医院收容了数百名病患。反对罗杰斯集体诉讼案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医院的联合工会（大部分是为了生计）。病人一旦达到某种程度的康复，就转移至长期社区疗养机构，这促使医院关闭。罗杰斯说：“我们要让医院渐进地关闭和缩减。”如果大型医院已成为弊病重重、积重难返的地方，那么以社区为基础的制度就更是问题丛生的地方。制度中的审查和制衡很难维持。为数众多的官员与心理卫生人员所能掌控的范围很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范围内运作。监督者只是偶尔匆促地探访和视察，这种机构的运作方式如何能让监督者全盘掌握？在权力交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使相关人员的警觉性维持在高水准？
什么才叫精神障碍和谁需要治疗等问题，绝大部分要看大众对心智健全的认知。只要有所谓的心智健全，就有所谓的心智失常，二者在类型与程度的区别上，都有条件与范围。追究到最后，这是一种要求自己大脑与要求别人大脑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本身没什么对错，它在我们的自我实现中十分重要，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不该对其背后的共谋做出妥协，除非我们相信，对于复杂问题可在不同流合污的情形下，产生全体一致的意见，否则我们就要小心地根据决定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历，并结合个人的意见，来处理这些问题。问题并不在于忧郁症引起的政治，而是我们无法认知到忧郁症之中有政治。我们不可能避开这种政治。没钱的人比财力优势的人更无法避开政治，忧郁症的政治反映了生活的另一面。病症较轻微的人比较严重的人更能避开政治，事实可能就是如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拥护自杀权而出名的托马斯·萨斯，将他们的论点推进到反对使用药物治疗，他宣称精神科医师开处方给病人是干涉私人生活，违反自然法则。发现人有患忧郁症的权利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就好像发现人在头脑非常清楚的情形下可以拒绝服药一样。但是萨斯逾越了他的职责，对他的病人散播他的信念，告诉病人他们有绝对的权利拒绝服药。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吗？萨斯的部分病人相信那是政治行为。我们对精神科医师“负责任的态度”的定义，也是一种政治。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反对萨斯的观点，在他的一位病人以极为残酷又痛苦的方式自杀后，他必须赔偿该病人的遗孀六十五万美元。
现有的治疗机构（4）
维护一个人的生命，与维护他不接受治疗的公民权，哪个比较重要？这个问题更具争议性。最近，《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引起风波的专栏文章，作者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囊团的精神科医师，她回应最新发表的《美国医师心理卫生总报告》，说该文指出治好轻微的精神障碍可避免严重疾病的发生，好像心理卫生医疗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声称，病人不受监督根本不会服药，并认为最后被关在监狱里的精神障碍者，“包括阻碍型的疾病，如精神分裂和躁郁症”，可能本来就应该待在那里。她同时又说，百分之二十的美国公民有某种精神障碍的烦恼（显然包括重度忧郁症者），许多案例并无治疗的必要性，因此也不应该得到治疗。其中的关键字是“必要性”——因为“必要性”的问题重点在于生活品质，而不在于存活。许多人即使在忧郁症的摧残下的确也能过活，但打个比方说，他们可能是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我们不能因为人类可以靠着吃乳酪和香蕉活着，而放任现代人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腿部畸形的人也能活着，但他每天都梦想自己能走出门外。讨论到最后又回到了原点，这问题在精神障碍外的世界已经不知谈了多少回：一定要接受治疗的，只有会造成他人损失与给他人带来威胁的人。
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1）
医生，尤其是不隶属于教学医院的医生，常可从医药推销员那里得知最新的医药。这是种多方面的福祉。它保证医生可以得到进修教育，让医生在新产品一上市就得知它的效用。但这还不够。医药产业重视药物胜于其他疗法。“这助长了我们对药物疗法的成见，”密西根大学的著名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教授艾略特·瓦伦斯坦说：“医药是好东西，我们也感谢生产医药的厂商，但无限制依赖药物是一种耻辱。”此外，由于产业需要资金进行许多大规模与大范围的研究，因此，有专利权的研究比没有专利权的研究做得更好，像贯叶连翘即为一例；新药物疗法的研究比其他（像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这类）的新疗法还多。我们没有足够的国家研究计划可与药厂抗衡。权威医学期刊《刺胳针》最近登载了一篇文章，乔纳森·里斯教授对专利权的审查进行了全新思考，希望让目前无法获利的疗法更有商业性，包括他所说的“基因学与资讯学”。但在眼前，这个领域尚未出现获利的诱因。
医药业者知道，在自由市场里，最好的药剂不见得是最成功的药剂。他们对理想疗法的追求，当然与对利润的追求分不开，但我相信，相对于某些玩弄伎俩的政客，医药界的人士不像其他产业的大部分人，那么狠心地剥削社会。只有在医药业投入大规模研究与开发计划之后，许多著名现代医药的发现才能成为可能，他们开发新产品所需的资金比其他产业多七倍。这些计划都是以获利为目的，但是从投资医疗中获利，怎么也比投资开发武器或出版色情杂志来得崇高些。任职于礼来大药厂，发明百忧解的三位科学家之一的大卫·周说：“产业才能成就这些发现。”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如今在礼来大药厂的威廉·波特说：“百忧解是这里的实验科学家所开发出来的，重要的研究是由产业所投资的。这是社会的选择，使我们有个十分进步的体制。”要是医药业没有开发出救我一命的药，不知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想到这，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虽然产业化有这么多好处，但只是产业化，终究会受到社会制度的限制。我曾参加过不少由医药公司所举办的、分成研究和利诱两部分的演讲。其中一场在巴尔的摩水族馆举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