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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来源与进化（2）
忧郁是一种类似癌症的机能障碍，还是像晕车一样可以预防？进化论者认为忧郁十分常见，不能算简单的机能障碍。看起来，伴随忧郁的机能在某些阶段可能有助于繁殖。有四种可能性可证明这点。第一项是忧郁的作用在进化至人类以前有其功能，而现今这种功能已不再有用处。第二项是现代生活的压力与我们演化出的大脑相冲突，忧郁是我们的进化尚未赶上现实生活变化的结果。第三项是忧郁本身在人类社会有其功能，有时候人类会忧郁是好事。最后一项是基因和生物结构的结果，产生出忧郁，也与其他更有用的行为和感情有关——忧郁是大脑生理机能中，一种突变的附带结果。
有些人是天生的领袖——没有领导者的社会将会一片混乱，很快就会溃散。人在团体中的地位通常会不断改变，领导者要对抗挑战者，直到被彻底打败为止。忧郁对解决这种社会的权力冲突十分重要。如果阶级低的动物不断挑战领导者，将会争斗连连，团体的功能无法正常运作。如果挑战者失败了，不再逞强，退缩到某种忧郁的状态（这种状态被认为是消极，而非生存的危机），由此承认了胜利者的成功，并接受权力结构。这种依顺当权者的屈从姿态，使他不致被胜利者屠杀，或被驱逐出团体。轻微到中等的适当程度忧郁，有助于阶级社会达到和谐一致。忧郁不断复发，表示这个不断战败的人应该避免再度争斗，以减少对自己的伤害。进化论者伯希内尔曾说，大脑会不断监视一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地位，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根据这种内化的阶级观念而进行的。大多数动物依争斗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阶级，若是没有实力提升自己的阶级，忧郁可以避免它们逞强。即使不是要改善社会地位，人们也常会遭受别人的批斗与攻击。忧郁会让他们退出遭受批斗的环境，摆脱之后才不会受到羞辱。忧郁中的焦虑成分就是来自于害怕成为猛烈攻击的对象而被赶出团体——此后果在动物社会和人类的狩猎与采集时代会危及生存。
这种以进化的架构来解释忧郁的说法，与在拥有极多外在结构规范的社会中我们所感受到的忧郁，没有很大的关系。在原始社会里，群体的架构是以体力来决定，而体力是通过一个团体成功地消灭或击败另一个团体来表现的。拉塞尔·加德纳担任了“跨物种比较学会”（“精神病理学协会”）多年的领导者，他想找出人类忧郁症与动物模型的联结。他指出，对人类来说，成功不在于击倒别人，而在于完成了一件事情本身。当人类觉得自己成功时，通常是因为实现了目标，而不是因为阻止了别人成功。这并不是说人完全不会投入到竞争中去或是伤害别人，但竞争在大多数人类社会体制中，其建设性比破坏性更高。在动物社会里，最重要的成功目标是“我比你强”；而在人类社会中的成功，是较高等的“我真是太厉害了”。
加特拿认为坚决的力量决定了动物社会的秩序，其中的弱者发展出类似忧郁的状态，而在人类社会中，公众的意念决定了社会秩序。所以狒狒会因为其他狒狒有能力打倒它而产生忧郁行为，人类则会因为不受他人欢迎而忧郁。现代的经验也证实了这种基本的阶级假说——失去社会阶级的人会变得忧郁，有时候这能让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低的社会阶级。要注意的是，拒绝接受较低社会阶级的人，通常也不会被逐出现代社会——某些人居然还可成为受人尊敬的社会改革者。
忧郁和冬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冬眠是指通过沉默与退缩来保存体力，减缓所有的生理机能——这似乎可以支持忧郁是不完全的进化的理论。忧郁症者渴望蜷缩在自己的床上，也不喜欢出门，令人联想到冬眠：动物不会在草原中冬眠，而是在较安全的温暖巢穴里。根据一项假说，忧郁是一种自然的退缩，只会发生于安全环境。“忧郁症与睡眠之所以有关，”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托马斯·艾尔认为：“因为忧郁与睡眠的地方有关，与家有关。”忧郁症的发展也伴随着泌乳激素和荷尔蒙的变化，这也是一种退缩和休眠的形式。对于较温和的忧郁症，艾尔说：“某种生物中的某成员若是一进团体就感到焦虑、不敢登高、不敢进隧道、不敢独自外出、害怕陌生人、一感到危险就躲回家——可能会比较长命，多子多孙。”
我们也不能忘记进化论假设的片面性。物竞天择不会消灭疾病或朝完美的方向演进。自然的选择比较偏好某些遗传基因。大脑的进化程度赶不上我们的生活，麦奎尔与特罗西称其为“基因落后假说”。现代生活的重担显然与我们大脑的进化相冲突。因此，忧郁症可能是我们在做我们进化程度所不能及之事的结果。“我觉得，如果有一种生物，在天性上要活在五十至七十个同类的群体中，”进化心理学的领导者伦道夫·内斯说：“它们要是活在几十亿个同类的群体中，大家都会很难过。但谁知道呢？或许它们的饮食，它们的活动率，它们的家庭结构、交配模式和性活动会改变，或许睡眠，或许必须面临死亡成为自身意识，也许都不是。”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詹姆斯·巴伦杰补充说：“过去都没有这种焦虑的刺激。以前你会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而大多数人能掌握一个地方。现代社会是令人焦虑的社会。” 进化论创造出一种模型，认为在特殊环境里的特殊反应有其用途；现代生活造成这些反应，这一堆症状在许多环境中没有用处。忧郁的发生频率在狩猎与采集或单纯农业社会中较低，在工业社会中较高，而在变迁中的社会中更高。这印证了麦奎尔与特罗西的假说。现代社会生活中要面对的困境成千上百，比传统社会多得多。不学习应付的方法，几乎不可能适应这些困境。在所有困境中，最麻烦的就是长期的压力。在大自然里，动物无时无刻不处于严酷的境地，随时都在生死关头。除了持续不断的饥饿外，它们没有长期的压力。野生动物不必干烦人的差事，不用强迫自己冷静地与人交际，年复一年地与讨厌的人在一起，不必为小孩的监护权打官司。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3）
或许我们社会所产生的强大压力，其主要源头并非这些显而易见的折磨，而是自由，这种自由是由数不清的、无参考根据的抉择构成。曾于1961年发表著作《人性的变化》的荷兰心理学家范丹伯认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动机系统，每个时代都需要全新的理论——所以弗洛伊德关于人类的著作，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与伦敦是事实，但到二十世纪中期就不再正确，到了其他国也不适用。范丹伯认为在现代文化的生活中，没有所谓知情的抉择。他谈到专业的障蔽性，专业不断地多样化，造成一长串令人费解的可能性。在前工业社会里，儿童可以走遍他所住的村庄，看到成人在工作。他对所有可以选择的工作都有透彻的了解，并可以此为基础选择（选择在这里非常重要）他自己的工作——当铁匠、磨坊工或面包师傅。或许神父详细的工作内容不太清楚，但是神父的生活方式却众人皆知。在后工业社会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很少有人从小就知道避险基金经理人、健康保险官员、副教授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或知道自己喜不喜欢。
个人领域也一样。十九世纪之前，一个人的社会选择有限。除非是好冒险的人或是异教徒，否则人都在同一个地方生老病死。他们被稳固的阶级结构束缚。什罗普郡的佃农可娶的对象很少：他只能从门当户对的适龄女子中挑选。或许他无法迎娶心中的真爱，必须选择另一个人，但至少他已检视了可挑选的对象，知道自己以前做了什么，也知道自己眼前在做什么。上流人士占据的世界相对不受地理区域限制，但其中的人数不多。他们也有机会认识所有他们可联姻的对象，也清楚可选择的范围。并不是说跨阶级的婚姻关系不会发生，也不是说人不会迁移，但这种情形较少发生，当时的风俗习惯也刻意反对这类事情。机会有限的高度结构化的社会，形成一套大多数人都可接受的标准；当然，也有人是透过内心自省，形成自己的接受标准，但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都不多见。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和阶级的流动，婚配对象范围突然无止境地扩张。十八世纪的人可以自称他们了解过所有可能的异性对象，并选择了最好的一位，若他们到了近代，就不敢保证可以从所有认识的人之中挑到最适合的对象。我们大多数人一生中可以认识几千个人。所以，失去了最基本的把握——知道自己是否选对职业、找对配偶的确定感——令我们感到失落。我们无法接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状况；我们无法抛开这种想法：人应该运用知识来做抉择。
以个人的角度来说，遭受奴役和过度自由都是沉重的现实，当有些国家承受着难以摆脱贫穷的绝望时，较进步的国家则承受着人口的过度流动，当人们与传统的根不断松动、不断重新适应新工作与新人际关系的流浪生活时，他经受的压力更大。有位作家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则故事，说有个男孩在短时间内搬了三次家，后来他在自家后院的橡树上吊自尽，钉在树干上的遗书写着：“这里是唯一有根的地方。”平均一年要拜访三十个国家的忙碌官员；公司不断转手、部属与上司年年不同的城市中产阶级；或是每次上杂货店都碰到不同店员的独居者，他们一直都有种断裂的感觉。在1957年，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平均有六十五种货品：购物者认识所有的水果和蔬菜，而且都品尝过。到了1997年，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平均有三百种货品，其中有上千种货品的超市不在少数。即使在选择晚餐时，你也处于不确定的情况中。这种选择的增加不是方便，而是令人混乱。当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多样选择时——你要住哪、做什么、买什么、和谁结婚——结果就是一种集体的焦虑，我认为，这充分解释了工业化的世界忧郁症罹患率升高的理由。
此外，我们活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的科技时代，我们无法清楚地掌握身边大部分的事物是如何运作的。微波炉的原理是怎样的？什么是晶片？如何用基因工程改变玉米？我的声音如何透过无线电话传到一般电话里？通过科威特银行到我纽约户头里扣的账是真的钱吗？这些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搞懂我们生活中所有小科学问题是庞大的工程。就算你了解了汽车引擎如何转动和电力从哪来，也愈来愈不清楚日常生活运作的机制。
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让我们随时可能陷入烦恼。尤其是家庭的崩溃，以及孤独的生活。职业妇女无法与小孩保持亲密是个问题，过着缺少运动与活力的职业生活也是问题，活在人工灯光里是个问题，失去宗教的抚慰是问题，跟不上资讯爆炸的时代也是问题。我们可以无止境地列下去。我们的大脑怎么有办法处理和容忍这所有的事情？我们的大脑怎么会不受伤？
许多科学家赞同这种想法：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的忧郁症，在我们的社会仍有其功能。进化论者希望看到忧郁对特定基因繁殖的正面影响——但若我们观察忧郁症患者的繁殖率，会发现忧郁实际上不利于基因的繁殖。忧郁和身体痛苦一样，是要我们摆脱某种危险活动或行为的警告，因为这样的活动或行为令人难以忍受，所以这就是拥有忧郁能力最明显的好处。进化精神病学家保罗·瓦特森与保罗·安德鲁斯，认为忧郁症其实是一种沟通方法，并拟出进化的概论，其中忧郁症是一种社会疾病，因人际关系的地位而得以存在。他们认为，轻微的忧郁症会促使人进行强烈的自省与自我检讨，在此基础上有可能会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根据自己的性格来做出复杂的决定。这样的忧郁是个秘密，也常处于隐蔽状态，它的作用是私密性的。焦虑——为未发生的事烦恼——常是忧郁的表现之一。轻微的忧郁——使内心产生与环境无关的低落情绪——可驱使我们找回一时不察而抛弃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失去之后才能感觉出价值。它使人为真正的过失而懊悔，不再重犯。人生的抉择通常依循着投资的老原则，冒风险可能会带来高报酬，但大多数人承受不了太高的代价。若是一个人拼命朝着全无希望的目标前进，忧郁便可解救他，强迫他退出。过于执著于追求自己的目标，无法放弃愚蠢透顶的念头，这种人特别容易得忧郁症。蓝道夫·内斯说：“他们试图在人际关系上努力，那是徒劳无功的，但他们不会放弃，因为他们投入太多感情了。”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4）
忧郁帮我们规避掉一些风险和不利因素。例如，过高的压力会造成忧郁，忧郁可使我们避开压力。睡眠不足会造成忧郁，忧郁可让我们补回睡眠。忧郁症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改变无生产力的行为。忧郁通常是投入资源错误，需要重新调整焦点的警讯。现代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我听说有位女士想当小提琴家，但老师和同事都反对，她因而陷入严重的忧郁症，服药和其他疗法都只能稍稍缓和。当她放弃音乐，把精力放到更适合她能力的领域之后，忧郁症就不治而愈了。忧郁症虽然令人失去活动能力，但有时也是一种驱动力。
更严重的忧郁可以唤起他人的注意与支援。瓦特森与安德鲁斯认为，假装自己需要帮助，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得到协助：大家都很聪明，不会被装出来的可怜相所蒙骗。忧郁是很省事的机制，因为有助于产生有说服力的事实：若你陷于忧郁，那你就是真的可怜；若你真的很可怜，那你就可以得到他人的帮忙。忧郁症是代价极高的沟通方式，因为它激烈的后果太过引人注目，所以代价高昂。瓦特森与安德鲁斯说，正是因为忧郁症太可怕了，才能驱使他人伸出援手；忧郁症发作所造成的机能障碍，在作为“诱发利他主义的工具”上是有用的。它也可能会使造成你困扰的人离你而去。
我的忧郁症换来了家人与朋友的各种协助。我得到意想不到的关注，身边的人想办法缓解了我某些方面的负担——金钱上、情绪上与行为上的负担。我放下了对朋友的人情压力，因为我病重得没办法还人情债。我停止工作：这是不得已的选择。我的病甚至让我得以获准缓缴账单。讨厌的家伙也宽宏大量，不再来烦我。事实上，我因为第三次忧郁症发作，而要求宽延这本书的交稿日期，而且十分坚决；虽然我可能很脆弱，但我可以坚决地说不，我就是无法继续工作，别人只有同意。
进化心理学家爱德华·哈根把忧郁症视为权力游戏：它可以把一个人的工作，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直到别人满足他的需求为止。我不同意。忧郁症患者对身边的人提出许多要求，但话说回来——要是他们没有忧郁症，就不需要提出要求。这些要求完全被接受的机会不太高。忧郁症可以当成有效的勒索，但一般来说，当这种勒索者太辛苦了，它的后果难以预料，也并非实现特定目标的好方法。虽然在痛苦的时候得到关怀令人愉悦，也可以形成爱的力量，但是最好是不要这么痛苦，也不要这么多帮助。不要有忧郁——我相信低落的心情有反映身体痛苦的功能，使人避开某些导致不快的行为，但忧郁是为达成某种社会目的的这种时髦说法，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重度忧郁症是独立的个人寻求协助的自然策略，那最多也只是高风险的策略。事实上，大多数人会被忧郁症吓得倒退三步。虽然有些人会对显现忧郁的人表示同情和博爱，但更多人会觉得厌恶和排斥。陷入忧郁时，你常常会发现平时信任的人其实并不可靠——这种讯息虽然有价值，但你宁愿不要知道。我的忧郁症让我将朋友去芜存菁，但代价有多高呢？而且背弃那曾经给我带来快乐的友谊，只因为我在困难的时候发现这些人不可靠，这值得吗？我对这些人来说，又是哪种朋友呢？到底要有多少感情才能成为可靠的朋友？在危机中很难获得可靠的帮助，仁慈、慷慨或善良常常无济于事！
爱的功能
最常见的忧郁来自于悲愁，脱离常轨的悲愁。要了解忧郁症，不可能不谈到哀痛：悲伤是忧郁的基本模式。忧郁症可能是某种有用的机能受到了阻碍。我们的心跳速度会随着环境和气候不同而发生改变。真正的忧郁症就像心脏没办法把血液运送到手指和脚趾一样，是一种实际上没什么正面功能的极端状态。
悲愁对人类有绝对的重要性。我相信悲愁最重要的功能是它教我们感受到情感的力量。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因太多的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