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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坐在屋顶，也知道如果不忘掉自杀的念头，我的内心会爆炸。这绝望而致命的绳索缠绕着我的手脚。它们很快会侵袭我的手指，我得去服下药物，或者，扣下扳机。我仍然辨别得出理智的声音——看在老天的份上，下楼去吧！ 我也清楚自己会否认所有在我心里的糟糕念头，想到死，我感受到一种绝望的狂喜。如果生命可以像过期报纸般丢掉该有多好！那我会静静地将自己抛弃，并为自己的离去而高兴，在墓穴里感到欣慰，如果那是唯一容得下欣慰的地方。我察觉到忧郁症敏感脆弱又可笑，这个念头促使我从屋顶下来。同时也因为想到父亲，他为了我尽心尽力。我不相信有什么人会那么爱我，因而无法想象有谁会在意我的消失，但我知道，父亲会因竭力地拯救我，却发现最终仍枉然时而伤心。我一直想到，有一天要为他切羊排，而且这是我对他的承诺，我向来以遵守诺言自豪，父亲也从不对我食言，就因为如此，最后我走下楼。大约早上六点，我浑身汗水和露水，不久就演变成一场剧烈的高烧。我回到自己的公寓里，不再特别想死了，但也不想活着。
那些让你活下去的理由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很管用。比如，自杀无疑会将你的生活悲剧公诸于世。我读高中时认识一位女孩，她房间的墙上贴满了一位帅气又出色的已婚男子的海报。而就是这位男子告诉我，他在接近三十岁时罹患重度忧郁症，曾认真地考虑过自杀。“最后是虚荣心救了我，”他很诚恳地说：“我无法忍受事后人们说我失败，嘲笑我，或认为我无法面对盛名之累。”名人和成功人士似乎特别容易受忧郁之苦。完美主义者容易忧郁。忧郁会降低人的自负感，但某些个性的人仍然会维持很强的自尊，那和任何一种能抵抗忧郁的因素一样有效。如果已经沮丧到连爱都不再有意义时，虚荣心和责任感或许能够救命。
屋顶事件发生后两天，我又打电话给那位老友。她埋怨我吵醒她之后又消失不见。她的责备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极端怪异，我无法解释。我当时因为高烧和恐惧而感到晕眩，什么也没说。之后我们几乎没有再联系过。我认为她是那种很重视社会正统规范的人，而我显然已经变得脱离常规。忧郁对朋友而言是很棘手的事。因为就这个世界的标准而言，你对他们的要求是不合理的，通常他们没有足够的韧性或弹性、知识及意愿来处理你的状况。如果你很幸运，有朋友帮助你，你也会对他们的适应能力感到惊讶。你也尽可能希望和他们沟通——慢慢地，我学习到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些朋友能够接受你对忧郁症的坦白，有些人不能。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喜欢听他人诉说不幸。只有少数人能将忧郁这件事和外在现实区分开来，许多人还是认为，你若处于痛苦中，总该有个合理的理由和解决方法。
自我解救（2）
我最好的朋友大部分都多少有点疯狂。人们认为我的坦白是希望他们也能对我坦白，我和以前的同学或前任爱人之间能够互相信任，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认知。对于那些太过理智的朋友，我总是很小心。忧郁本身带有破坏性，它还会培养出破坏性的冲动：对于不能理解的人，我很容易对他们感到失望，有时我还会做出错误的举动，责骂那些使我感到不舒服的人。忧郁过后，我总需要做一番大的调整。我记得，我曾想要放弃那些我爱的朋友。我试着弥补过错，忧郁过后，就是该把打破的蛋黏合和把泼出去的牛奶再收回到罐子里的时候。
通过精神分析，我回想关于过往的种种细节，得知母亲也患过忧郁症。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就像一个孩子，叙述她自身的寂寞，而她的敏锐却像个大人。她用现实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并抵御那无以克制的悲伤。我相信她是个自律甚严的女性，她是以控制和规范自己的生活而免于崩溃的。我现在相信她对秩序的热衷，其实是受制于她的痛苦，她一直将痛苦压抑在内心深处。我为她所忍受的痛苦感到心痛，而那在我身上却几乎是根本不能忍受的。如果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有百忧解这种药，那么她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我真希望看到较好的治疗和较少的副作用，但我已很感激自己生在这个有解决方法的时代，而不是那个处在无知挣扎中的时代。我母亲面对困难的生活智慧，对我而言变成并非必要的品质，倘若她活久一点，对她而言也是不必要的。回想起来，我感到锥心刺痛。我时常想，她会如何面对我的忧郁症状，她能够洞察原因吗？然而她的死，却是引发我崩溃的部分原因，我的疑惑无从得解。总是等到某个人死去之后，才知道要问他什么。尽管如此，母亲在我心里，却一直是悲伤的回忆。
我停药了，而且很快。这很愚蠢，但我坚决地不想再服药了。我想也许我能再度寻找到自己。不过这不是个好主意。首先，我以前从未体会过赞安诺这种药的副作用：我睡不好，时时刻刻感到焦虑和不安定，好像自己前一晚喝了几加仑廉价的法国干邑白兰地。我眼睛刺痛，胃部翻搅，这也许是停了克忧果之后的症状。晚上，还未真正入睡时，恐怖的梦魇便紧紧缠绕着我，醒来时心跳剧烈。精神科医生一再告诫我，准备停药时，应该慢慢来，并遵循他的建议，但我的决心来得突然，而且我害怕失去它。
我感觉自己在逐渐恢复，但是这一整年如此糟糕，对我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虽然现在又回到了原有的生活，但同时我也知道仍然无法重新开始。这并不是失去理智，而像一种恐惧；我受够了我的生命，而且要想办法在尽量不对身边的人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来结束它。我需要一些我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并表达出来，好让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多么绝望。我得表现出清楚明白的病痛，而不是那些无形的。我总觉得我的特殊举动是非常个人的，并且和神经官能症有关，那种想要急切摆脱自我而做出的举动，其实是典型的焦躁型忧郁症。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生病，那才可能得到人们认可。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希望患上看得见的疾病的想法，在忧郁症者中很常见。它的形式包括自残，使自己的生理状况和心理状况相同。我知道自杀会对家庭造成巨大的伤害，为朋友带来悲伤，但我以为他们都能理解：我别无选择。
我的病症转变为焦躁型忧郁症。我感到焦虑，一种极度恐怖，还充斥着憎恨、痛苦、罪恶和自厌。我一生中从未感觉这么无常。我极度易怒，批评每一个人，至少和六个人断绝交往，其中一个还曾是我觉得会爱上的人。电话中要是有人说了一句我不爱听的话，我很容易就砰地一声挂掉。我很难睡着，睡眠质量很差，因为心思总围着过去觉得不公平的小事转，现在那些事情似乎全都变得无可原谅。我无法专注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通常夏天我爱读书，但那个夏天我连一本杂志都没办法阅读。每天晚上睡不着时，我就开始洗衣服，好让自己忙碌和分心。要是被蚊子叮咬，我会抓到流血，然后再剥开伤口的痂皮；虽然没有割伤自己，但身上到处都有伤口和抓痕。当时的情形和当初造成我崩溃的那种麻木、毫无欲望的症状非常不同，然而我仍然还是深陷在同样的痛苦中。
史丹的故事（1）
面对自身极端不正常的表现，却坚持自己的逻辑和信念，这对于身患忧郁症的人来说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一次又一次地遇到，在这本书里的每个案例皆如此。然而，每个人心目中对正常的看法却都不一样：正常也许是比怪异更私密、更主观的概念。比尔·史丹，我认识的一位出版商，他来自充满忧郁和创伤的家庭。他的父亲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初以商务签证离开巴伐利亚。他的祖父母在水晶之夜（指1938年9月9日全德反犹太暴动，在两天内，超过一千座犹太教堂被烧，七千家犹太商店被毁，九十六人被杀，犹太墓地、医院、学校、住所都遭到毁坏，这是纳粹帝国以驻法的德国使馆人员被十七岁犹太青年暗杀为借口，所采取的迫害行动——译者注）被抓到住所外，1938年11月，他们虽然没有被逮捕，但却看着自己的亲友邻居被送到达考（昔日纳粹集中营）。纳粹德国时期，犹太人所受的创伤是恐怖至极的，比尔的祖母在水晶之夜后的六个礼拜中逐渐崩溃，最后终于在圣诞节前自杀，她自杀后一个星期，他们收到了祖父母的出境签证，然而却只有他祖父一人独自离开。
比尔的父母1939年在斯德哥尔摩结婚，来美国定居之前住在巴西，他父亲一向拒绝谈历史。“在德国的那个时期，”比尔回忆：“根本不存在。”在那个不真实的梦幻泡影里，他们生活在繁荣郊区里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街上。也许和长期不愿意面对往事有关系，比尔的父亲在五十七岁时经历了严重的忧郁症，记忆不断地衰退，直到三十多年后过世为止。他的忧郁症爆发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而这很可能也会在他儿子身上看到。他第一次崩溃发生在儿子五岁的时候，之后周期性地复发，那特殊的忧郁症状从比尔六年级一直持续到比尔高中毕业为止。比尔的母亲出生在较优越且有权势的德国犹太家庭，1919年移居斯德哥尔摩。她个性刚烈，曾对一位对她无礼的纳粹军官挥动巴掌：“我是瑞典公民，”她告诉他：“我不接受你这种态度。”
比尔九岁的时候，经历了漫长的忧郁过程。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他害怕得不敢睡觉，父母睡觉时，他饱受精神折磨。这种忧郁的感受消失了几年后，忧郁症在他上大学时复发。1974年，也就是他大学一年级下学期那段时间，忧郁变得无法掌控。他回忆：“我就是受不了那压力，我到大学部的保健中心去，他们给了我烦宁这种镇静剂。”
到了夏天，焦虑并没有减轻。“通常非常忧郁时，我会腹泻。我记得那年夏天状况特别严重，我害怕上二年级，无法面对考试和其他所有的事情，回到学校继续选修课程，头一年还拿了全A，不过我真的认为是有人弄错了。当我知道并没有弄错时，真是亢奋极了，那把我从忧郁中解救出来。” 如果崩溃是某些诱因所导致的，那么当然也有诱因扭转它，比尔就是这样。“隔天我就恢复正常了，在学校的情况也没有真正再变糟过。然而，我热切的渴望却也没有了。如果你那时候告诉我，我此刻会做什么，会和哪些人共事，我会非常惊讶。因为我毫无企图心。”虽然比尔接受了他的命运，还是非常认命地读书。他继续拿全A。“我不知道为什么心烦，”他说：“我不想上法律系或什么的，只是觉得好成绩让我有安全感，让我相信自己还是有用的。”毕业后，比尔到纽约州北部一所中学任教。那是一场灾难，因为他管不住一个班级的学生，因而只教了一年。“我失败了，瘦了一大圈，又罹患忧郁症。后来一个朋友的父亲说能帮我找份工作，我想做点事，于是接受了。”
比尔·史丹是个安静的人，非常聪明并且自律甚严。他的过度谦卑反而成了缺点。比尔受忧郁复发之苦，每次都差不多六个月左右，多少跟季节有关，四月份通常是最糟的时候。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86年，当时他工作上遇到巨大变化，又失去一位好友，而且他正打算停止刚服用一个月、却让他上瘾的赞安诺。“我卖了公寓，”比尔说：“我丢了工作，我失去了大部分朋友。我无法单独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应该搬出已经卖掉的旧公寓，到这栋新装修好的公寓来，但我就是无法完成。我瞬间崩溃，焦虑把我瓦解。早上三、四点就被一阵阵强烈的恐慌感惊醒，那紧张的程度让我觉得还不如从窗户跳出去，那样或许还舒服点。和别人在一起时，总觉得自己会因为压力而昏过去。三个月前，我还好端端地到澳洲去，而现在，世界已离我而去。真正来袭的时候我正在新奥尔良，我发现我得回家，但是却上不了飞机。人们欺骗我，我像只草原上负伤的动物。”他完全崩溃了。“当你真的很糟的时候，一副精神分裂的紧张模样，就好像受到惊吓一样，这使你举止怪异。我的记忆力短暂丧失，后来还更糟，无法控制地腹泻，甚至会失禁。活在恐怖的梦魇里，无法离开公寓半步，而这又是更深的重创。最后，我只得搬回父母家。”回家之后，日子并没有改善。比尔的爸爸受不了儿子疾病的压力。比尔只好搬到姐姐家，最后是一个学生时期的朋友和他在一起住了七个星期。“真是太可怕了，”他说：“当时，我想这辈子这心理疾病大概跟定我了。这段复发期持续了一年多。似乎顺着它走要比和它搏斗来得好。我想你得放下它，并了解这个世界将来会是不一样的，也许不会像你以前所认为的那样。”
史丹的故事（2）
他几次到了医院门口，但没有进去挂号。最后，1986年9月，他到纽约的圣西奈医院，并要求进行电击治疗。电击治疗法曾经帮助过他的父亲，却帮不了他：“那真是我所能想象的，最没有人性的地方，你在自己家以外的地方过日子，却不让你带自己的刮胡刀具或指甲剪。要你穿着睡衣裤，要你在四点半吃晚餐。他们跟你讲话的态度像在审问，就好像你除了忧郁以外还有智障问题。看到其他病人得住在装有软壁的房间里。你的房间里不能有电话，因为你可能用电话线把自己勒死，而且他们控制你和外界的联系。这不像一般的住院，而是剥夺了你物质和精神的全部权力。我不认为这是适合忧郁症者的地方，除非是那些已经完全无助，或是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有自杀倾向的人。”
电击治疗的程序是很吓人的。“为病人治疗的是一位医生，他看起来就像科学怪人赫尔曼·明斯特。治疗室在西奈医院的地下室，所有接受治疗的病人都要到那里去，像走入地狱一样，我们所有人都穿着浴袍，感觉像被铁链串着的一群犯人。我看起来还算镇定，他们把我安排在最后一位，我站在那里试图安慰那些和我一起等候但看来吓坏了的人，就在此刻，医院员工走进来，从我们中间挤过去，走到他们的置物柜去。我要是但丁，一定能把这种景况描写得很好。我想要做治疗，但这间屋子和这些人——让我觉得好像置身于曼哲鲁（德国纳粹党医师，拿人体做实验——译者注）的实验室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