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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不仅对黎民视如草芥，对皇室也不放在目中。公元1100年，宋哲宗驾崩，因为哲亲无子嗣，皇太后招集大臣共议所立，章悼无视母仪，厉声说：“按照礼律，当立先皇一母之弟，神宗帝庶子简王为帝。”皇太后说：“哀家无子嗣，那么诸王都是神宗帝的庶子。”章惇又说：“如此则以长幼为序，申王当立。”太后又说；“申王体弱多病，恐不当立。”章惇还要进一步挟持太后，言辞犀利，大臣们无不反感，知枢密院事曾布看不下眼，大声指斥道。“章惇，听太后处分！”皇太后决定立神宗的儿子，哲宗之弟端王赵佶为帝，即宋徽宗。特进章惇为申国公。
章惇与各朝代道臣一样欺上压下，恃强凌弱，扶植党羽，铲除异己，但他却不封官爵给自己的亲友，他的四个儿子除二子章援曾作到校书郎，其余都庸庸碌碌做个小官，终无显达。他的结发之妻张氏。端庄贤淑。当他入相时，正逢张氏病体垂危，她临终前叮嘱章惇：“相公为相主政，千万不要恃权报私怨。”张氏去逝后，章惇悲痛欲绝，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一直难以忘怀，常对陈瓘表达自己不堪悼念亡妻的悲痛。陈瓘冷言相激：“与其徒自悲伤无益，何如念其临终所赠之言？！”章惇则无言以对。
古今奸海翻脸不认人的吕惠卿
翻脸不认人的吕惠卿
来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7年），王安石变法失败，被罢相，贬判江宁（今江苏南京），居住在江宁的半山园中。深居简出，尤其每到黄昏，他常常一个人呆坐在书房，望着窗外夕阳笼罩的草色山光，深悔当初用人不当，为其所误。悔恨之极，往往奋笔疾书，可落到纸上的却总只是“福建子”三个字。这“福建于”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给王安石留下这许多悔恨和痛苦的回忆呢？
他不是别人，正是福建泉州晋江人吕惠卿。宋仁宗嘉祐初年，年仅二十四岁的吕惠卿便中了进土，任真州推官，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很快秩满转入京师汴梁。在汴梁，他结识了王安石，两人常在一起论经讲义，谈古道今，竟有许多共同的见地，遂成莫逆之交。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拜参政知事，主持变法。当时吕惠卿正在集贤院编校《集贤》书籍。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举荐吕惠卿：“惠卿的贤德，非但今人无法追步，即使是前世儒者也不易相比。对先王之道能够学以致用的，恐怕唯惠卿一人而已。”稍后，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任用吕惠卿为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巨细，都要先同他商议，然后才实行，凡所提议的请议、奏章都由吕惠卿代笔。不久又把他提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集贤校理，判司农寺。
王安石对吕惠卿热得象一盆火，吕惠卿对王安石也是如事父师。可惜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司马光曾对神宗说：“吕惠卿险巧乖滑，并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内外者，皆其所为。可惜安石虽贤德，却刚愎自用，不通世故。吕惠卿出主意，安石就身体力行。再者安石时常进擢亲近之士，也恐众心不服。”神宗为吕惠卿辩白说：“吕惠卿进对明辩，也似美才之士啊。”司马光连连摇头：“吕惠卿确实通文博学，明辩聪慧，但却用心不正，陛下慢慢观察就知道了。”神宗听罢无言以对，默不作声。司马光又写一封信致王安石，提醒他：“啊谀谀媚之士，现在对您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一旦您失去权势他一定会出卖您的。”王安石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同，所以对司马光的话很反感，并不放在心上，相反倒以为司马光在挑拨他俩的关系。
这时王安石变法遇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举步惟艰。王安石罢相求去，他力荐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很害怕王安石一去，新法动摇，自己作为新法的同谋者也要被连根拔掉。所以他指使党羽变换姓名写信投入匦中以挽留安石。匦，是类似今天信箱的一种木匣，平日放在朝堂上，大臣有什么意见、建议可投其中。又亲自作书遍告监司、郡守，言新法一旦动摇的利害，并且对皇上说不可以因为某些小吏违法造成的一些恶果而废弃整个新法。这样一来，虽然王安石罢相，新法愈坚，吕惠卿自己的地位也愈加巩固。他马上扶植亲信，先把自己不通学术的第弟吕升卿引为侍讲，又用另一个弟弟吕和卿的建议，制定五等了产簿，使百姓如实申报，尺寸之地也被搜刮无遗，连鸡肠也遍抄输官，有隐匿不报者则在其财产三分之一充赏。一时百姓不胜其苦。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指斥吕惠卿朋比为奸；雍蔽上听，冯京也屡次非议吕惠卿。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素来与哥哥政见不同，更看不惯吕惠卿奸诌狡猾，竟当面污辱他一番，吕惠卿此日已不比往日，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将三个人一同贬谪赶出京师。王安石虽说与王安国政见不一，也到底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他有些不满吕惠卿的作法，吕惠卿再也不肯买王安石的帐，而且一下翻了脸大骂王安有误国害民，凡有陷害王安石的机会，他都绞尽脑汁决不放过。这时的宰相是韩降，他谨守新法，被讥为“传法沙门”，但他优柔寡断，对付不了吕惠卿，就密请神宗，复用王安石为相。
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6年），壬安石又由江宁返朝复相。这时他再看吕惠卿已不是贤非人比了。御史蔡承禧又上书弹劾吕惠卿，王安石罢相后颇附吕惠卿的御史中丞邓绾也指斥吕氏弟兄强借秀州富民钱买回，于是吕惠卿被贬出知陈州。
不久，其母病逝。神宗怜恤巨子，下诏除吕惠卿原本奉禄之外特加五万钱治丧。吕惠卿却厚着脸皮要求添支一万五千钱。御史上疏弹劾他借了母之忧索钱不忠不孝，要求处置他，神宗摆手制止：“吕惠卿的确贪财冒进，但也曾为执政，为顾及脸面暂不处罚，姑且责之以义罢了。”
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神宗加吕惠卿为大学士，知太原府，镇守麟延。吕惠卿却对神宗皇帝说：“陕西之师，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为形势而、已。”神宗大怒：“以卿之言，是说陕西可以放弃了？如此之人岂可委以边地重事？”遂贬知单州。
后来来哲宗即位，右司谏苏辙条奏其奸：“吕惠卿胸怀张汤之狡辩奸诈，身负卢杞之奸佞乖邪，诡变多端，敢行非度之事，王安石强恨傲诞，于吏事无所知。吕惠卿从中阴谋，以助其恶。又兴起大狱，欲株连蔓引，诬陷公卿。只因先帝仁义圣明，每事裁抑，否则，安常守道之士早无尚生存之人。王安石对吕惠卿有以翼覆卵之恩，如父如师之意。吕惠卿求进之时，则附之若胶因为一，及王安石去势之日，则化为仇敌，不遗余力辱骂诬陷。犬豕不屑之事而吕惠卿做了。昔日三国时的吕布，认丁原为父则杀了原，认董卓为父则又杀董卓；东晋的刘牢之事王恭则反王恭，事司马元显则反司马元显。所以后来曹操、桓玄到底畏其反复无常难以信用而杀掉他们。因此，象吕惠卿这种人，即使不正刑典，以示天下，也应投畀到四裔之边，以御魑魅。”哲宗读罢奏章，深感斯言极是，于是贬之为光禄卿，今司南京。再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建州。忠义之士无不拍手称快。
古今奸海弃明投暗的邢恕
弃明投暗的邢恕
终来三百年，不乏贤士明哲，但奸佞之臣亦非鲜见。一旦小人得志，便退其狡谋，屡设奸计，误国误民。邢恕便是其中的一个。
邢恕，字和叔，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人。他自幼博览群书，精通典籍，古今成败故事尽在胸中，每每高谈阔论，口若悬河，颇有战国时游说干七国之间的纵横家气度。后来又师从当时的著名哲学家程颢，写得一手好文章，一时贤士争相与之交往，他也经常出入当时朝廷重臣司马光、吕公著等门下，不由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邢恕这个人天资反覆、善为表露，外持正论却内藏奸滑。
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9～1077年），邢恕考上进士，补为永安主簿。经吕公著推荐任崇文院校书。邢恕很不知足，就对王安石的儿子王滂讲了一大堆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的弊端。王安石大怒，想要处置他，谏官也上疏神宗说邢恕本是新科进士，未历官即处馆阁，多有不妥，于是二罪归一，邢恕被赶出朝廷，出任延陵县的知县。不久延陵县被撤消了，邢恕也没被另调他职，变成了“无业游民”，游荡在陕、洛之间，一去便是七年。
这七年，邢恕心中自然憋了一股无名火。好在总算“夺得云开见月明”，七年后，朝廷又忽然想起了他，恢复其官为校书。吴充又任用他为馆阁校勘，不久又迁为历史馆检校、著作佐郎。公元1082年，蔡确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与吴充有隙，于是公报私仇，把吴充所任用的人统统驱逐下台。邢恕的心中一下变成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食不安，睡不稳。每日深居府第，不敢出门，生怕让蔡确撞着，给他提了醒儿。偏是这时，神宗皇帝读了一篇邢恕所写的《送文彦博诗》，而且还在蔡确面前称赞该诗文辞清丽，颇具功力，蔡确何等人也？立刻进邢智为职方员外郎。邢恕不知内中根由，一时感激涕零。蔡确又看出皇帝有复用司马光了吕公著之意，回想当年邢恕未及第时便常出人此二公之门，于是又掉过头来巴结邢恕。邢恕也以蔡确为靠山，深自附托，为蔡确出谋划策，收召名士，在政事上提一些“改革”的建议，二人越发情投意合，仿若素交。
神宗元本五年（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龙体欠安，有不祥之状。当时神宗的儿子延安郡王赵熙刚刚八岁。邢恕和蔡确商议欲另立皇储。二人设下一计，邢恕偷偷对宣仁太后的内侄高公绘、高公纪说：“我家后花园里，有白桃树近日开花，道书上说此花可治皇上的贵恙，两位可否到寒舍一见？”公绘、公纪不知其中有诈，听说能疗上疾，毫不犹豫地驱车而往。一进邢府，便要去花园看花，不料邢恕忽然神秘兮兮地牵住二人的手说：“邢某请二位来合下，并非看花。是奉蔡相之命结心腹之交。如今皇上的玉体难讳，延安郡王尚在年幼，我们应早做定夺。某以为雍正、曹王皆有道贤王，公以为如何？”至此，公绘、公纪才恍然大悟，公绘当即严辞驳斥，道：“你怎么如此对我讲话？难道你要让我犯灭族之罪吗？”说罢拂袖疾行而出。邢恕恼羞成怒，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于是反咬一口，四处说宣仁太后与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密谋欲废太子延安郡王，另立雍正为帝。又让蔡确以约王珪同探上疾为由故意提皇上有疾，太子尚小一类话，套工珪的心里话，然后又命当时知开封府的蔡京执剑隐伏其外，只等三珪不慎说出什么，便立刻冲出来，以谋反之名杀了他。王珪却只是说：“皇上自有子嗣，何况延安郡王已被封为太子，我等怎有他意？”邢恕闻听气急败坏，计无可施，只好换一副嘴脸，自称是定策拥立延安郡王的功臣，四处招摇。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其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邢恕因“定策有功”迁左司员外郎、起居舍人。邢恕不甘寂寞，又引经据典为公绘拟写奏折，乞尊崇朱太妃，为高氏异日打算。宣仁太后阅罢奏折，颇感惊讶，问公绘：“你平素不多识字，如何写出这等文章？从实讲来！”公绘不敢隐瞒，具实以奏。太后一怒之下将邢恕黜为随州知府，后又改为汝襄、河阳知府。
哲宗绍圣初年（公元1094年），章惇、蔡卞得政，力排元祐党人，引恕自助，召为刑部侍郎、再迁史部尚书兼侍读，旋改御史中丞。老实说邢恕是个颇不知好歹的家伙，一下爬上来又反诬宣仁太后当年有废哲宗之谋，并引用司马光所说的北齐娄后宣政故事以作佐证。又让宣仁太后的伯父高速裕之子高士京追讼他父亲生前，王珪曾和他哥哥高士充谋议拥立雍王，遭到高遵裕的反对。还让蔡懋上疏弹劾文及甫和拟隐辞，历抵梁涛、刘挚曾阴图不轨。又给司马光、吕公著加了一大堆罪名。章惇命蔡京在同文馆设狱，组织万端，详察此事，结果毫无所得，绝属子虚乌有。邢恕却毫无愧色，抬然自得。
邢恕不仅会罗织莫虚有的罪名上谤君后，下诬忠良，也会装模做样地取悦皇上。有一次在经筵读宝训，讲到仁宗皇帝谕辅臣说人君如修举政事，“则日月薄食、星文变见为不足虑”，邢恕说：“上皇所言虽合《荀子》之说，然而自古帝王谁肯说自己是不修政事之人，果真如此，则天变进废了。”哲宗对邢恕颇为嘉赏，但章惇恐他出了风头夺了己位，寻了个借口，又将他贬为汝州知府，不久又迁徒到应天府，后来又迁为南安军知事。
徽宗继位，蔡京专权，又起用邢恕为鏖延经略安抚使，不久又改为泾原经略安抚使，擢至龙图阁学士。恰好逢西夏人南侵，蔡京又任用他为西北边帅。邢恕网罗罪名还有一套，领兵杀敌却是一窍不通。他一会儿建筑萧阁，一会儿用车战法，一会儿又改熙河造船，计谋迂诞，根本行不通。转运使李复直言不讳地说邢恕的计谋简直如同儿戏。徽宗也很恼恨他的乖张战术，无奈蔡京力荐其“贤”，不得罢免。可惜邢恕自己不给自己争气，边关日见吃紧，报急的文书日至京师五、六次，蔡京也慌了手脚，贬逐邢恕为太原知府，后连又徒永兴、疑昌、真定，最后夺了他的职。
古今奸海踩别人肩膀往上爬的蔡确
踩别人肩膀往上爬的蔡确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都城开封府审理了一件相州民事案子，案件涉及到判官陈安民。这位陈安民官职不大，却也有些来历，他的姐姐是潞国公文彦博的妻子，外甥文及甫又是当朝宰相贾充的女婿。既有如此的裙带关系，自然不可不用。事不宜迟，陈安民赶快令文及甫去找贾充之子贾安持通融。
不料，此事又惊动了一个人——御史知杂事蔡确。蔡确是福建泉州晋江人士。此人外表上老实巴交的，却内藏奸诈，城府颇深。他一度依附于王安石，俨然是一位变法的干将，后来他发觉神宗对王安石已有微词，便渐渐疏远王安石，另谋出路。
他想到自己从最初的一个小小邠州司理参军，经三理主薄、监察御史里行，到今天的御史知杂事，每一步都是先觊觎其位，然后弹劾其主，再取而代之，今日相州一案又岂肯坐失良机。然而，按当时的未制，开封府主管京城民政、狱讼，刑部或御史台无权过问。他苦思冥想、寝食不安，终于想出一条妙计。第二天，他上奏神宗：“陛下，相州一案，事关朝廷重臣，只恐非开封府可了，依臣之见，应移御史台审理。”神宗依奏，命中丞邓润甫和御史上官均审理。事后，蔡确又私求参知政事王珪，奏请神宗派他到御史台参审。
经过—番精心策划，蔡确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精神抖擞地来到御史台。他任意构审犯人、编派案情，使得邓润甫、上官均无法插手，并派人监视二人的一举一动，以便决定下一步棋如何落子。果然，二人心怀不满，密奏皇帝控告蔡确独断专行、惨掠囚犯。蔡确得知，立即草拟奏章，弹劾二人包庇罪犯、排挤忠良，又指天发誓请求皇上派谏官及内侍到御史台来审查。蔡确知道皇上处理此案要经过一定程序，于是，他抢在前面，打了一个“时间差”——派人假称使吏来录问众国可有冤情，凡是说有冤的，当即一顿胖揍，及至皇帝老子派人来问时，谁还敢喊一个冤字？
皇帝闻此，对蔡确的忠贞深信不疑，认为邓润甫、上官均妒贤害能，实在可恨，免去原职，另行发落。任蔡确为御史中丞，兼领司寺，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
神宗元丰年间，太学士虞蕃向御史台起诉当时的学官，御史中丞蔡确奉命审理此案。蔡确一般来讲是不会放弃任何可以诬陷他人，而使自己得以平步青云的机会的，于是又借机弹劾许多朝臣命官，以翰林学士许将为首的许多人都牵连人狱。蔡确令狱卒将这些人关在一个大牢里，发一个大盆，每当开饭时，狱卒把饭菜统统倒进去，用棍子乱揽一气，然后分盛给每个人。众人吃饱了又不能出去放风，按捺不住就在牢房内便溺，一时牢房之内恶气冲天，而蔡确并不急着提审他们。这些人平日也是些有头脸的人，衣食用度倒也讲究得体，而令在牢狱之中被蔡确待如猎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大牢上的铁锁，想不出蔡确安的是什么心，似乎每一秒钟都很漫长。这样苦熬了一段时间，蔡确才慢吞吞地来提审。这些人实在害怕再回到那地狱般的牢房，对蔡确所问之事无不—一招认。蔡确又借机诬陷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