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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袁世凯信誓旦旦的言辞骗不了冯国璋，他见袁不对自己说真话很是气愤，感慨地对人说：“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结果，仍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象这样的曹丕（指克定），将来如何侍候得了。徒然叫我两面不够人。”
袁世凯这么做也是身不由己。在民国时代称帝是不得民心的，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万万不能透露半句“我要当皇帝”的话的，即使对像冯国璋这样亲信加亲戚的人也不例外。眼下，对干袁世凯来说，最要紧的是取得军阀们的支持，他们手握重兵，必要时可以割据一方。
为了探明军阀们的心思、底细，袁世凯把他们从全国各地召到北京来“述职”。“述职”时为了不做得太露，他用提问题的启发方式问他们：共和办得怎么样？大家早已听说了袁的意图，所以都心照不宣地一同说办得不行，简直进行不下去了。袁世凯听后甚感欣慰，手脚也渐渐放开了。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授意杨度成立发动帝制活动的筹安会，并在各省建立分会。但在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时，却冠免堂皇地说：“本会之立，特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何以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将以讨论所得，贡之国民”但不久，筹安会即越出学理范围，对国体进行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从此，人人皆知帝制即将产生。但9月2日杨度、孙毓筠等做得比这更露骨，他们把来京的各省代表和旅京人士，组织成各种名目的所谓“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递交请愿书，请求改变国体。这种明显的违法行为激起了许多民愤，司法检察机关也忍不住出来干涉了。袁世凯这才出来限制一下。
但更大的请愿阴谋还在后头。就在杨度等人向参政院请愿之前，袁世凯已秘密组织起了一个以内务总长朱启铃、税务督办梁士詒、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段芝贵等十人组成的强有力的发动帝制班子。1915年9月19日，梁士詒纠集一批狐群狗党，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在该会的鼓动贿赂下，不几天，全国各地的请愿团陆续出笼。其人物上自王公遗老、政府官僚、各省将军、巡按使，下至车失游民，无所不包。于是发展到连北京的乞丐和八大胡同的妓女也被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了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手持各色旗帜，大呼小叫奔向街头，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早日登位。
段芝贵在军界请愿鼓动工作也很出色，汤芗铭、孟恩远、陆建章、阎锡山、张作霖等大军阀都拍胸发誓效忠于要称帝的袁世凯。
请愿联合会把全国各界各团体的请愿书，送交参政院，请求改变国体。参政院认为国体为宪法上的重要问题，应由国民会议解决。但袁世凯认为召集国民议会花时较长。于是指示梁发动请愿联合会再次发动全国总请愿。参政院指出可以“设法特别提前开议会，定名为国民代表大会”。袁世凯于次日即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发布召集国民代表大会的告令。为了能保证当选，代表基本上采取钦定的办法，绝大多数名单由他和亲信直接圈定，各省不得遗漏和更改。其余少数名额由各省自定，但必须绝对可靠。而且大会不在北京开，而在将军、巡按使监督下，在各省分别举行，然后再把票汇集北京。为了取悦代表，袁世凯又给各省在京代表回省投票时每人赠五百大洋，到省住最好的旅舍，吃喝玩乐保证周到无漏。投票时用记名投票方式，从将军署大门至投票厅的路，排满武装的士兵，让代表从刀丛枪林中走过。有的甚至监视写票，稍有思虑，则加喝斥。最后投票结果是一千九百九十三人投票，赞成帝制一千九百九十三票，无一人反对，无一票作废。
这下袁世凯可满意了吧，不，他还指示各省要求代表们在推戴书上签名，朱启铃则密电各省必须在推戴书上写上这些字样：“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12月11日上午，参政院把总推戴书和其他推戴书一齐呈献袁世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以“曾居政要，上无神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为由推辞不受。知底细的人提醒说，大总统的意思是在政业、道德方面对他的颂扬还不够。于是下午又呈上一份更详细地列举功绩、道德的推戴书，袁世凯照例装模作样做出一番“谦逊不惶”的姿态，以示他作皇帝不是出自本人自愿而是大家“逼”的结果。至此，袁世凯要做皇帝的一切手续全都办好了。
第二天，他就神气十足地发布申令，承认帝位，朝夕魂牵梦绕的皇帝梦终于圆了。
古今奸海吴佩孚施放烟幕弹
吴佩孚施放烟幕弹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正值夏季，晴天朗朗。黄金水道——长江依着武汉三镇滔滔东流，江面上，船只穿梭往来，甚是繁忙。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两只商船撞在一起了。过往船只上的人们心里不禁一阵紧缩，但并不觉奇怪。是呵，即使在晴朗的天气之下，各行其道的船只有时难免也会相撞。然而，作为一省军事之长的湖北督军王占元，此时却绝对想不到与他订有湘鄂联防条约的湘军，也会跟他发生“碰撞”。
1921年6月底，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曾以准备用武力驱逐滇军出境为由，向他请求协助军饷军火。他考虑到滇军在湘西，对鄂西也是一个威胁，当时就表示愿意协助，但要有条件。因为湖北名人李书城、孔庆等正在湖南煽动湘军“援鄂”，他要求赵恒惕表明态度才能作出决定。赵恒惕立即回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他才派参谋余范传携带子弹一百箱，步枪二千支、军米二千石，现洋二十万赠予湘军。不久湘军出动“援桂”，虽使他感到惊异，但随即又想到湘军既然出动“援桂”，就不会“援鄂”，于是又放心地在7月4日赠予湘军子弹六十万发。
可是，他不知道，湘军虽已于7月1日通过了“援桂”的决议，但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等认为“援桂”不能解决湘军军饷和军火的困难，继续鼓动出兵“援鄂”。就在赵恒惕获王占元的馈赠不久，他便找以前做过吴佩孚的副官，后来由吴介绍留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叫他去洛阳征求吴佩孚对“援鄂”的意见。因为赵害怕吴佩孚支持王占元，所以出兵前必须要探听到他的态度如何。可是，葛豪去后久无回报，于是又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他们俩到洛阳后，不知吴佩孚是不想见他们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是不与他们单独会谈，成天忙这忙那。无奈，萧光礼便先行回到长沙来。这时，宋鹤庚、鲁涤平抢先把他拉过来，叫他顺着赵恒惕的心理，提供假情报，说吴佩孚并不反对湘军“援鄂”，只是与王同属北洋派，不便公开赞成，只能采取默然的态度。赵恒惕听信萧的说法后，七月二十日，召开军事会议，通过出兵“援鄂”的决定，赵恒惕自任“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分三路向湖北进军。
王占元直到七月二十一才得到路局方面关于湘军扣留火车的情报，才开始动了疑心。湖南路局打来电报说，湘军换防，请湖北多放车辆来以供军事运输。王占元立即吩咐湖北路局停止开车。待湘军“援鄂”的消息得到证实后，王占元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派孙传芳为中路军前敌总指挥，在燕圻设立司令部，在羊楼司。蒲圻、咸宁建立三道防线。当天还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可是，在湘军发兵前，吴佩孚态度暖昧，从来没有表示过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他只向葛豪说过一些“私房话”，说他对王占元无所爱惜，但又认为湘军背弃湘鄂联防条约，进攻湖北，是不义之举，并叫葛豪不要再回湖南。因此吴佩孚对湘鄂动武的真正态度如何，一直让人们摸不着头脑。不过，当他接到王占元的电报之后，立即派直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即日向武汉出发。于七月二十七日开到汉口。这时王占元军与湘军在羊楼司、赵李桥等地进行了八昼夜据说是历年内打得最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惨重。此时正是军情最紧的时候，主占元原以为援兵已到起初很是高兴，绷紧的神经不禁为之一松。不料经他几次催促，萧耀南总是借口军队尚未集中不肯开动。而后鄂军形势急转直下，八月六日，王占元接到前方战败的消息，便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宣布辞职，并发了一封耐人寻味的电报：“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口已逾五日，途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能自由作战”。这些所谓的援兵既然来了为什么又斤斤千“预定计划”而不动，致使王占元的希望破灭呢？其实所谓的“预定计划”不过是吴佩孚故意拖延的托辞。
在吴佩孚的眼里，湖北不仅是直系的势力范围，而且还是他曾占有的地盘，他早就想据为己有了，只是忙于北方战事，无暇顾及。这次湘军“援鄂”正好为他提供了机会，可以借湘军把湖北的督军赶走，然后想办法取而代之。这次佯派援兵只不顾这人耳目，应付王占元而已，免得落个见死不救的骂名。
王占元通电辞职后，八月九日北京政府就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吴佩孚利用借刀杀人的手段，不费一兵一卒，就把一省的地盘据为己有，在湘军撤退之前，至少已经是名义上了。至此，王占元才醒悟过来，在乘船离开武汉时，吞声饮泣，充满悲愤地对进行的人说：“我六十岁的老翁，这次却上了人家的当了”。
王占元离开武汉的第二天，吴佩孚不用邀请，即快马加鞭地到了汉口，神气十足，颐指气使，调兵遣将，大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气势；而新任督军萧耀南则活象他的小媳妇一样，忍声吞气，各方面都只看见“吴大帅”而看不见萧督军。吴佩孚眼下的目标就是把湘军赶出湖北。为此，他派第八混成旅靳云鹊部开抵汀泅桥，河南宏威军司令赵杰部开抵纸坊，第二十五师第四十九旅陈嘉谟部开抵贺胜桥，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鲁军张克瑶旅开到汉口，命令前方各军只许固守阵地，不得向前进攻，以待时机。之所以如此强调固守，是由于在吴佩孚到汉口之前，靳旅曾向湘军发动一次偷袭，却被湘军击退，自己反而放弃了汀泗桥的阵地。这给吴佩孚敲了警钟，不可轻举忘动，现在湘军刚打胜仗，士气正很旺，如果继续进攻，武汉就很难守得住。因此，吴佩孚还授意萧耀南向湘军提出停战的建议，并称即日派遣代表前来议和。作为回应，赵恒惕也随之立即下停战命令，似乎用不着仔细考虑．
原来赵恒惕也有自己的一套如意算盘。他根本没有准备与直军进行战争，希望取得一定的代价即撤回湘军，将湖北的地盘让给直系。他只提出四点希望：（1）直系承认湖北自治，湖南承认萧耀南的实际地位，（2）吴自动不就两湖巡间使I（3）湘直公推蒋作宾为湖北省长；（4）直系偿还湘军军费五百万元。
吴佩孚学的战将张福来到汉口后，也直接向赵恒惕通电表示友谊，似乎一切问题都好商量。赵恒惕派总部秘书长钟才宏、参谋长唐义彬、军法处长萧光礼先后到湖北进行和谈，并且提出了以上四个条件。而萧耀南则表示可以补偿湘军军费一百万元外，其余各条须待“吴巡阅使”决定。湖南代表直接去找吴佩孚可他是一个“马不停蹄”的忙人。十二日视察前方阵地，十三日在咸宁召集张福来、靳云鄂、赵杰等讨论军事，十四日乘舰巡视金口，即使偶然在汉口停留一下，他既不与赵恒惕直接通电，也不肯接见湖南代表。十五日他又回到汉口来了，在百忙中下令禁止武汉学生召开弭战国民大会和武汉市民召开弭兵大会。继续回避与湖南代表见面。十六日又派海军司令杜锡珪率领建中、江元等舰协助张克瑶、王都庆两旅向已经进抵宝塔州、嘉鱼、簰州一带的湘军左翼发动进攻。在停战和谈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一番忙忙碌碌，吴佩孚把前方部队都布置停当了，就改派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扣留湖南代表萧光礼，并向湖南提出了两个反条件；（1）湘军完全退出湖北；（2）惩办甘为戎首的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关于任命蒋作宾为湖北省长的问题，吴表示可以由北京政府考虑，其余废督，自治和赔款等问题都不谈到。
赵恒惕听到这消息后，大吃一惊，他自己原以为直军会害怕受奉、湘南北夹击而不致于不接受他的条件。殊不知，在吴佩孚看来，直皖战争时，直军自动撤出湖南，湘军才因而取得驱张敬尧战争的胜利，这次湘军撤出湖北应算作是对上次直军相让的报答，而不存在直军赔款问题。还有如果湘军要与直军作战，则广东北伐军乘机而入，湖南就会腹背受敌，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吴佩孚从一开始就不真心要谈判，和谈只不过是蒙骗湘军的一个“绝妙”的借口，以便他赢得时间做好军备。
湘军官兵感到受人愚弄了，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请求再战，并订立“生死不退”的誓约。直军方面，吴佩孚也组织了督战队随军出发，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双方在汀泗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尽管赵恒惕亲自督战，并处决两个作战不力的团长，湘军仍然不敌吴佩孚源源而来的新生力量，加上吴佩孚又有海军在湘军后方岳州参战。而湘军的“援兵”要么调不动，要么远水救不了近火，很快溃败。八月二十八日岳州被吴佩孚的海军攻破，驻在岳州的赵恒惕只得落荒而逃，辗转回到长沙。只见长沙一片萧败的气氛，败兵和伤兵怒容满面，抱怨上级与吴佩孚事讲和，要不然，他们早已登上黄鹤楼，漫步睛川阁了，而如今却流落到伤残乃至死亡的地步。一气之下，一些士兵闯进赵恒惕的总部，把他的勋章、军帽都掳去了。更使赵恒惕感到吃惊的是，一向对湖南陪笑脸的陈光远也派萧安国一旅入侵醴陵，长沙岌岌而危，好在桂军残部沈鸿英部及时赶到，赵恒惕急令其开往浏阳、醴陵一带布防。但一看到自己现在“百事衰”的处境，赵恒惕也步王占元之后尘深深地自责中了人家的缓兵之计。
突然，第二天，驻湘英国领事忽然前来访问，愿意作湘直之间的“调人”。赵恒惕马上警觉起来，吴佩孚是不是又来个“缓兵之计”，但转念一想，自己的资本也差不多赔光了，吴佩孚从自己这里想捞也难以捞到什么好处了，姑且顺其意，进行谈判，以争取时间恢复过来。但这一次吴佩孚是真心要和谈了，因当时陕西问题牵涉到了直系的部分兵力，奉系还扬言派兵南下，四川“援鄂军”又已侵入鄂西，吴佩孚已处于不利地位，必须迅速终止湘直战争，反过来利用湖南为南北双方的军事缓冲带，才能腾出手来抢救鄂西，解除四面受敌的严重危机。九月一日赵恒惕赴岳州与吴孚谈判，吴佩孚还忘不了派孙传芳奚落他一顿。孙传芳揪着赵的胳膊说：“你为什么要破坏湘鄂联防条约，为什么要进攻湖北！”吴佩孚见机解围说这不关炎午（赵）的事，而是宋、鲁两人的事．
古今奸海曹锟贿选当总统
曹锟贿选当总统
直奉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消散，吴佩孚就以胜利者的姿态，风尘仆仆地从天津赶到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