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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经过几年的分裂对抗之后，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敌人，还是走向了统一。随着军事对抗的结束，政治上的分歧和矛盾又产生了。最大的分歧就是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问题，为此汪派与桂系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双方都向资历深的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友好，以拉其为己所用。因此，昔日门可罗雀的西山会议派许崇智在上海的寓所变得车水马龙，哄闹如市。结果汪精卫对西山派的奉迎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西山派还是站到了桂系的一边了。
9月6日汪精卫由武汉到达南京，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欢迎会上说，宁、汉分裂双方都有责任，不应相互指责。还表示二届四中全会后，将亲到奉化请蒋介石复职，他自己将引咎辞职。9月9日，他到达上海，参加宁、沪、汉三方举行的谈话会。胡汉民因其曾到武汉追随过共产党，所以很看不起汪精卫，尽管汪精卫后来反共也不下子蒋介石。这次也拒绝了汪精卫的求见。汪精卫为了讨好胡汉民为代表的沪方，提议先在上海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并请蒋介石也来参加。蒋介石听说后，只是笑笑，他知道现在只是各派争斗正烈的时候，现在出去了，也会被纠缠得精疲力尽的。他要等到他们斗得疲惫不堪时，再出来收拾。于是蒋介石暂时告别中国，到日本去追宋美龄去了。
再说宁、沪、汉三方经过协商，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为中央临时机构，行使中央职权。汪精卫及汪派大受排斥。于是汪精卫在李济深的邀请下，由张发奎派人接到了广东。李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巩固两广的半独立状态和利用汪精卫的声望。以加强自己政治地位的需要，可是，不久，张发奎和汪派却联起手来，图谋将李济深和桂系逐出广东。李济深感到汪派在粤，总是祸根，想由桂系黄绍竑出面，把汪派及张发奎的第四军赶走。
正在双方矛盾激化的时候，蒋介石为了打击报复检系，大搞联蒋反桂活动。他曾派宋子文到广东活动，与汪派密谋驱逐李济深及桂系出广东，把广东建成蒋、汪联合反对特委会的基地。宋子文还向汪派表示，只要汪派夺得广东大权，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即来广东，与汪合作，建立中央。当蒋从日本回来后，即电请汪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由于形势已变得对蒋有利，蒋来到广州去。改招汪到沪在宁、沪间煽动反对特委会，与广东的汪派相互配合。
汪精卫因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干是大胆地与张发奎密谋起具体的驱车倒桂计划。经过精心策划，确定张发奎在香港躲进幕后，汪精卫则以偕同李济深赴沪开会为名，把李济深引开，然后由军长黄淇翔出面举行兵变。十一月十六日，汪张按计划行事。
当11月18日，汪精卫携同李济深在上海登岸时，兵变已经发生，桂系在粤部队急忙向广西撤退，汪派掌握了广东的一切大权。李宗仁、白崇禧害怕粤兵进入广西，忙打电报给张发奎、黄琪翔，称：“桂军已全部返桂，请停止内战，等待中央解决”。李济深则通过拆斥顾孟余、陈公博与张发奎、黄琪翔串通一气，指桑骂槐地责骂汪精卫。这下南京的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反汪派一下子抓住这次事变攻击汪派，说汪精卫是共产党，这次事变就是他与共产党策动的武装起义。于是在上海、南京响起了反对汪精卫的一片呼声。
蒋介石看到这情景，心里直乐。这局面正是他所希望的。其实这一政变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计谋，他利用汪、张狠狠地打击了桂系，同时又使汪精卫处于众人指斥的地位。这样，国民党的大局桂系、汪派就没有资格去掌管了。于是，各派都向蒋介石求援，希望他尽早复职控制全局。蒋介石为他的复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广州事变后，汪精卫到处受到打击，蒋介石为了对付他复职的最大障碍特委会，决定再联合汪精卫。因此，他处处为汪偏袒。作为回报，汪精卫在反对南京特委会上很卖力。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十一月十七日的广州事变，其目的是反对不合法的南京特委会。黄琪翔采取军事行动，是因为黄绍竑接受南京特委会的命令来到广州所引起的。把罪魁祸首转嫁到了特委会和桂系。
特委员的委员暴跳如雷。在12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汪派受到了西山派，桂系、李济深和反汪派的猛烈轰击。蒋介石暗自高兴，然后中间人身份出面禂停，力劝息争，称“为促成四中全会召开，应当捐弃成见”。争吵才渐趋平息。有趣的是在争吵中，双方都争着讨好蒋介石。汪精卫抢先在十二月十日的会议上提议，请蒋介石复职。他说：“惟有请预备会议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看到了汪精卫抢了头功，也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这时，阎锡山、冯玉祥促蒋复职的电报也到了上海。于是在这次预备会上自然而然地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这样，蒋介石复职的障碍—一特委会扫除了。
这下蒋介石可满意了吧，出乎意料，他并没有马上表示同意复职。在他看来，现在西山会议派，胡汉民和汪精卫都是与他争权的对手，如果不把他们搞掉，就匆忙出山，必会陷入下野前的矛盾重重的窘况。于是蒋介石开始着手除掉对手的活动。
西山会议派，自持元老身份，很看不起蒋介石。为了挫掉他们的傲气，蒋介石与陈果夫策划了南京“一一·二二”血案。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陈果夫在蒋的授意下，布置喽啰到会场捣乱，发表“打倒西山会议”的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枪声大作，击毙四人，伤二十余人，开枪者逃之夭夭。陈果夫的走卒立即抓住这件事，在各地发动反对“一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派分子葛健时一手策划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健时。又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西山派，并推它上被告席。西山派忙于应付所受到的控告，气焰顿消。蒋介石利用这件事，剥夺了西山派的一切发言权。
1927年12月11日，我党在张太雷、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这下子，李济深、李宗仁、吴稚晖等人又利用这件事，再次向汪精卫发起联合进攻。蒋介石看到了这是驱逐汪精卫的绝好机会。
上次，蒋介石用得着汪精卫，为他解了围，这一次已用不着他了。于是，蒋介石决定用两派的手段来对待他。汪精卫为反驳诬称他为共产党，拼命进行了反击，但终究抵挡不住，被迫躲进医院，称病谢客。蒋介石看到汪已陷入重围，就故意出来解围，并致电黄绍竑、陈铭枢、陈济棠等人担保说张发奎不是共产党，还指示张发奎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协力反共。汪精卫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致电李福林，服从蒋令协力讨共。于是，在蒋、汪的导演下，各军阀奋力向广州反扑，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恶浪。
但这并不减轻汪的压力，吴稚晖等人反诬汪反共是“苦肉计”。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十二月十四日南京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的职务。十六日又令邓泽如、古应芬查办汪精卫等人。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遭拒绝后，白又亲自布置。这时，蒋介石看到驱汪时机已到，便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暂时离开上海。汪精卫无奈只好出走欧洲。
对于胡汉民，蒋介石对付得也很巧妙。十二月三十一日，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将查办汪派集团的提案报到南京政府。蒋介石这时有意拖延，袒护汪派。这激怒与汪派势不两立的胡汉民。他们认为蒋反复无常，偏袒与共匪有来往的人，无法与他合作，表示拒绝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三人，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去西洋远游。
国民党中与蒋介石一样有可能问鼎国民党领袖的人就这样都被赶走了，蒋介石自然而然地成了唯一的候选人。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又通过整理党务案削弱其他各派的权力，把国民党的大权都操在自己的手里了。蒋介石的复职也在这次全会上完成了法定程序。至此，蒋介石才稍安下心来。
古今奸海蒋主席再度赚群雄
蒋主席再度赚群雄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分裂多年的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合二为一，成立了国民党有史以来最统一的国民政府。蒋介石战胜众多的对手，成为政府的首脑和党的领袖。可是，高兴不了几天，他的心马上就凉了下来。环顾政府各要员，竟有多名只挂名，不见影的。这对最高领袖来说，自尊心无疑受到很大的打击。但对这些人，蒋介石还不能得罪了。他们是握有重兵，割据一方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黄绍竑等。为了不做空头司令，蒋介石决心采取措施整治一下。但一细想，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整治措施，一用到这些人身上就好像失去效用的炮弹，一点效果都没有。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握有重兵，可以仗此为所欲为，因此，要想整治政府，必须先消弱他们的兵权。兵权可是他们的命根子，能动吗？蒋介石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第二天，他就招来心腹吴稚晖、宋子文等人商量削兵权问题。经过充分的讨论，逐渐取得了统一的意见，就是以节约开支搞建设的名义实行裁兵。这样，各实力派就不好硬顶，甚至动武了。而自己也可平平安安地达到削弱他们兵力的目的。目标明确后，蒋介石马上发动自己的人开始行动起来。
他们首先制订了一份《军事善后案》和一份《军事整理案》，准备由蒋介石带到北平与各要员讨论。
同时，还筹划了详细的宣传裁军计划，准备大造裁军舆论。宋子文担当宣传干将。他在1928年6月28日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公开提出《请政府尅期裁兵从事建设案》，29日又通电全国：“欲裁兵必须立刻停止招收新兵”。接着他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重提裁兵的要求，他说；“全国每年军费，照目前的编制，共需经常费五万万四千六百余万元，临时费共需九千六百六十万元”，而每年全国“实际收入四万万元”，加新税也只能收入“四万万五千万元”，“自非重行厘定军制，大加裁汰，实无以苏民生之积困。”说得入情入理，让人觉得不裁兵就无以建国，解民困。宣传效果挺不错，许多人都支持裁兵、搞建设。
宋子文开了头，其他的宣传机器也跟着调动起来，一时间“实行裁兵”、“和平建国”、“严防腐化”等口号满天飞。蒋介石还亲自发了两个通电。给全国经济会议的通电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中正当与各同志一致努力，决不稍带私意，以负人民责望之殷”。给各总司令、总指挥的电文则说：“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我同志必当以真正之觉悟与全国人民切实合作，以完成此重大之职责。中正尤当竭其棉薄，与我同志共勉之。”
蒋介石就是这种裁兵的舆论氛围下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在北平召开裁军整编谈话会。在会上蒋介石拿出他准备好了的《军事善后案》，要大家讨论。该案提出的具体裁法是：全国三百个师，裁汰二百五十个师，留下五十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全国共留八十万人。分全国为十二个军区，每个军区按比例保留军队。桂、冯、阎各占一个军区，蒋系除占有一个军区外，还以中央名义，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八个军区。
只要不是傻瓜，都能看清这一方案只对蒋介石有利。当每个军区按比例裁减时，蒋共有9个军区，他的军队都分散到这些军区中去了，这样按比例裁减时，被减的自然就少，即使有也多是些老弱病残的，而且其中有的军区还不够基本编额，不但不减，还能召新兵，这样一来蒋介石的总兵力就比没减时还多。而其他人则不同了，他们原先的军队都分配在一个军区，基数很大，不象老蒋的都分散开了，这样按标准一裁，那减的可就多了。所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坚决反对。这次谈话会没有取得结果。蒋的方案被搁置起来了。
但蒋介石井不因此而放弃这一方案。他决定利用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的机会，通过这个《军事整理案》，使之合法化。在他的努力下，该案果获通过，他的裁军计划被列入国民党中央的决议。
然后蒋介石委任何应钦开始筹备全国编造会议。为了给各实力派以很大的外部压力，他照例开展宣传攻势。指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颁发《整理军事宣传标语要点》，大造舆论，说整理军事，是实行训政的先决条件，从事建设的前提，是“绥靖地方，革除人民痛苦”的保证。各地报刊也跟着发表文章、评论，支持整理军事。一些商贾豪富、社会名流纷纷出动，联名支持统一整编军队，打破军阀割据。一时间人们都知道要进行军事整编了。在这种情况下，原先不想参加整编会议的派系首领，不得不赶赴南京准备开会。谁也不想成为众矢之的的罪人。
基于上次北平会议的教训，蒋介石变得精明多了，这次会议上他不首先提方案，不首先表态，以避免成为攻击的中心，失去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在北平时对冯玉祥的打算，已有所了解。冯的意见对他有利，而对李、阎不利。如果由冯玉祥拿出他的方案来，不管通过与通不过，对他都没有损失，而由此引起的争吵也与他无关，这样自己可以免受攻击。
于是蒋介石钱来冯玉祥，积极鼓励他提出自己的方案让大家讨论。为此，他热情地单独请冯玉祥到汤山温泉洗浴。在闲谈时，蒋介石故意鼓动冯玉祥去争夺平、粤、沪、汉四个地方。冯玉祥误以为蒋也支持自己占有这些地方，心里对蒋很是感激，加上蒋介石的几番好意邀请，冯玉祥终于同意在12月26日召开的预备会上提出自己的方案。
会议开始时，冯玉祥先发言，提出“三有三无加齐全”的截留标准。（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遗；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遣；有战功者编，无战功者遣；枪械齐备者编，枪械下全者遣）关干编遣方案，则提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
冯玉祥说完，蒋介石不作表态，而是请大家就冯案进行讨论。这种明显的不公立即招来阎锡山、李宗仁的反对，指责冯玉祥只顾自己，自私。冯玉祥成了责骂的中心，这实际是代蒋受骂，因他的发言很大部份包含蒋的意思。蒋介石这时却假惺惺地以中间人的身份调解，说这是各言所想，不要指斥太甚，争吵暂时平息了下来。
会后，桂系为了防止通过冯案，加紧联系同受不公的晋系，李宗仁亲找阎锡山，要求他一定要顶住，不要上冯玉祥的当，极力地挑拨阎、冯关系。蒋介石看到李、阎往来密切，恐怕对自己不利，他的目的是想使这三方互相对立，互相争吵，然后他伺机从中渔利。于是，他又对阎锡山亲近起来，请阎吃饭，还多次拜访。他向阎提出建议说，希望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增加一个中央区，请间提交一个方案与冯案一同讨论。阎锡山比较圆滑世故，他知道如果照原样提出，定会招致冯系与桂系的反对，自己就象冯玉祥一样成为蒋介石的档箭牌；不顺从蒋的意思吧，又怕自己的利益难以得到保证。经过一番考虑后，他做了一些变通，提出了一个方案：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至八个师，其余的六至八个师由中央处理。这方案包含了蒋介石的意思，干是蒋介石他决定以阎案压冯案。预备会的目的达到了，他马上转入正式会议。
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继续采取暖昧态度，不表示自己的看法，还是让大家对这两个方面进行讨论，自由发表意见。原先冯案产生的矛盾还没解决；现在阎案提出，又产生了新的矛盾，于是旧仇新恨一起爆发，讨论刚进行不久，马上就演变为相互攻讦。冯玉祥一气之下称病拒会，阎锡山乐得作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