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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番准备之后，朱元璋于洪武九年（１３７６），下令废除了地方上的行中书省，改设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其权力范围也只限于民政和财政，按照皇上的意志管理地方政事。当时全国共设１３个布政司。同时，地方上还设置了管理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和管理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３个机构彼此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牵制，同时直接听命于朝廷的指挥。
实现了对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之后，朱元璋又开始集中精力改革中央政府机构。首先是对总揽天下政事的中书省实行改革。本来中书省在中央的各个权力机构当中，位置最高。其行政长官左、右丞相，又负有统率百官之责。这样君权与相权，皇帝与丞相的矛盾最易激化。明初的第一任左、右丞相分别是李善长和徐达。李善长为人处事，向来以小心谨慎著称；徐达则较多时间是带兵征战在外。他们都没有与皇上朱元璋形成大的矛盾冲突，但相位传给胡惟庸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胡惟庸是开国第一号功臣李善长的女婿。他依仗着李善长这个后台当上了左丞相，在朝中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官员升降、生杀大事，都自作主张，不向朱元璋请示；朝野内外的报告，凡对自己不利的全扣下来；想做官、升官的人，失意的功臣、武将，都奔走他的门下；收受金银、绢帛、名马、玩物不计其数。他四处网罗自己的党羽，培植自己的亲信，组织自己的小集团，打击异己力量，称霸天下。
胡惟庸如此胡作非为，不仅危及明王朝的安定，而且和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也必然会发生尖锐的冲突。朱元璋下决心寻找机会要除掉这个心腹大患，以巩固皇权。一天，胡惟庸的儿子乘马车在南京城里招摇过市，不小心从车上跌下摔死了，胡惟庸判车夫抵命。朱元璋知道后，十分气愤，他非要胡惟庸偿命不可，胡惟庸请求，向车夫家人赔偿金帛以了此事。朱元璋坚决不准。胡惟庸听了十分紧张，遂坚定了起事政变的决心。
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正月，胡惟庸入奏，诡称其住宅中井出醴泉，请朱元璋去观看。朱元璋好大喜功，信以为真，也就匆匆驾车出西华门。他正行进中，突然内使云奇冲上跸道，拦住车马，慌忙中一时几不成声。朱元璋以为不敬，即令左右侍卫棍锤乱下。顿时，云奇右臂被砸断，生命垂危。但他仍用左手直指胡惟庸的宅第摇晃。朱元璋猛悟，急忙返驾登城，远远望见胡惟庸宅第中绕有兵气，以此定胡惟庸谋逆，立即发御林军逮捕胡惟庸，将其抄家灭族。同时宣布撤销中书省，罢除丞相，提高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上负责。并且规定，后代皇帝不得再立丞相，大臣中如果有奏请再立者，处以重刑。
胡惟庸被诛后，朱元璋顺藤摸瓜，借题发挥，将那些行为跋扈的、心怀不满的、危及皇家统治的，统统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案株连蔓引，先后持续了数年，前后共杀掉了官员３万多人，连位居“勋臣第一”，年迈退休在家，已７７岁的李善长，及全家７０多口人也一齐被杀。
朱元璋继废中书、罢丞相之后，又对中央监察、审判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原先，中央的监察机关称御史台。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朱元璋改为都察院，下设１３道，１１０名监察御史。其职权是纠劾百官，辨明冤枉。凡是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的；或是贪污舞弊，心术不正，变乱祖制的都要检举弹劾。
这些监察御史本来只是七品官，但在朝可监察一切官僚机构，出使到地方则是代表皇帝，小事立断，大事可直接报告皇上裁决。
经过这样一番改革整顿，朱元璋的皇权确实是强化了。但皇帝的政务也随着繁重起来了。过去政务有丞相协助，现在朱元璋一人独揽大权。事无巨细，从清早至深夜，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处理政务和批阅文件上，就是吃饭他也在想着政务，每想到一事，就顺手写在纸上，别在衣服上。有时事情记得多了，纸挂得满身都是，待上朝时就一一把它处理了当。
政务的纷繁使朱元璋喘不过气来，长此下去，不是皇帝身体要累垮，就是延误军国大事。为此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设置了华盖殿、文化殿、武英殿、文渊殿、东阁等殿阁大学士，由品级比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等官来充任，以帮助朱元璋阅读奏章，处理起草文书，以备顾问。这样，昔日的忙乱现象逐渐改观。
朱元璋发迹于红巾军，称帝后自然特别重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原统领全国军队的是大都督府，朱元璋任命自己的亲侄儿朱文正为大都督，为全国最高的军事长官。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权力太大，便于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在废中书省的时候，把大都督府也一分为五。设立了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统全国军队。各都督府只管军籍、军政，没有指挥和统帅军队的权力。兵部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之权，也不能直接指挥和统率军队。发生战事需要指挥调动军队时，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颁布调兵命令。战事结束后，军归卫所，主帅还印。
经过这样一番改革，避免了悍将跋扈、骄兵叛乱的弊端，更重要的是军权集中到皇帝手中了。不过朱元璋对将领们还是不放心。后来他又采取分封藩王的制度，把他的儿子分别封到各重要城镇去做亲王，用以监视控制各地的军事将领。这些分封的藩王按规定都配有护卫兵，少者有３０００多人，多的可达１．９万多人。他们还有指挥当地卫所守镇兵的大权。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守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将领们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
随着朱家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昔日与朱元璋枪林弹雨、风雨同舟的将领，现在成了新王朝的显贵。他们官封公侯，爵显禄厚，在个个弹冠相庆之余，有的渐渐骄横放纵起来。
开国大将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他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都很高。蓝玉作战非常勇敢，立有赫赫战功，官封凉国公。他自恃功劳大，便骄傲起来，恃势横暴。他家里私蓄奴婢假子有数千人之多，到处敲诈勒索，霸占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官依法提审，蓝玉竟一顿乱棍把他打走。政府明令禁贩私盐，他却令家人进行走私活动。他北征归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因为没有及时开关迎接，他竟纵兵毁关而入。
这些勋臣宿将们的腐化堕落，不仅严重地妨碍了朱元璋统治效能的提高，而且功高震主。为了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开始对蓝玉这些功臣展开了无情的镇压。
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锦衣卫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得此信即命锦衣卫发兵掩捕。蓝玉被砍头，并抄斩三族。凡与蓝玉有接触的朝臣，列侯均坐党夷灭。蓝玉案先后诛杀１．５万人，把军队中功高位显的元勋宿将，几乎一网打尽。
除胡惟庸、蓝玉两案外，所剩无几的功臣也先后被以各种罪名赐死、鞭死或砍头。徐达是被朱元璋列为开国功臣第一，他生背疽，这病最忌吃蒸鹅。朱元璋在他病重时偏偏赐蒸鹅给他吃。徐达知道皇帝是在要自己的命，只好含着泪水，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了蒸鹅。没有几天，徐达就辛酸地离开了人世。功臣冯胜、傅友德、廖永忠、朱亮祖等也因失宠，先后被处死。
这样，功臣宿将能够善终的寥寥无几。只有汤和这个和朱元璋同村长大的放牛娃，知道老伙伴现在对老臣宿将不放心。他就主动交还兵权，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才保住了终身。
朱元璋这种杀功臣立威，以猛治国的策略，自己虽然没有公开忏悔过，但在他行将告别人世的时候，曾下令后人不准学习他这种做法。他说，这套办法只是权宜之计，他希望在他之后，大明朝尽快步入封建法制的轨道，尽快出现一个繁荣安定的局面。
第三部分 明太祖朱元璋第49节 为子孙“削棘”的苦心
朱元璋认为太子柔弱，难以驾驭桀骜不驯的功臣，因此他要在死前为子孙铲除。太子老师宋濂，早年追随朱元璋襄赞军事，立有大功，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朱元璋借故杀他，太子见老师问斩，流着眼泪替老师求情。朱元璋为了开导太子，就拿来一根满是棘刺的木杖放在地上，命太子去拾取。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就教训说：“有棘刺的木杖你不取，我替你削掉棘刺怎么样？”太子十分聪明，明白朱元璋之意，但并不以为然，委婉地劝谏父皇朱元璋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言外，为君不能残暴。朱元璋十分恼怒，随手抄起一把椅子向太子砸去。这故事说明朱元璋坐上龙椅之后，把功臣视为棘刺。他深知，取天下要在马背上，守天下要在马下。狡兔死，走狗烹，天下一统，用不着武臣，朱元璋为了子孙的安全，就要向他们开刀。虽用文臣治天下，朱元璋仍不死心，所以从中央到地方大力加强皇权，他把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成为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
第三部分 明太祖朱元璋第50节 卓有成效的农业政策
朱元璋在政治上实行大刀阔斧、卓有成效的改革的同时，在大明王朝辽阔的版图上全面展开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工作。
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征战，朱元璋双手接过的是一个经济全面崩溃、生产大倒退的烂摊子。
面对这种残破衰败的局面，出身贫贱的朱元璋理解百姓的苦难，即位不久，就召见各地来朝的府州县官，对他们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的财力非常困难，就像刚刚会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才种下的树不可摇它一样，现在必须让老百姓“安养生息”。
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力资源。但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有些权贵勋戚家的奴仆多达数千人。元末农民起义，虽然有不少奴隶得到解放，但仍有相当一些农民在战乱中沦为豪民地主的奴隶。为此，洪武五年（１３７２），朱元璋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养奴婢，违者杖刑１００，所养奴婢一律放为良民。凡因饥荒而典卖为奴的男女，由政府代为赎身。
同时，朱元璋还严格控制寺院的发展，明令各府州只能有一个大寺观，而且禁止４０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儿童为僧。２０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方批准，出家３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发为民。这些政策的逐步实施，使社会上增加了一支庞大的劳动力大军。
朱元璋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是奖励垦荒和实行屯田。元末农民起义，由于地主逃亡，人口减少，留下了大量荒地。明朝建立后，为尽快开垦这些荒地，朱元璋采取了计民授田、奖励垦荒的措施。建国的头一年，朱元璋就颁诏书天下：凡是战争中抛荒的土地，被别人开垦的就成为垦种者的田产，如果原田主回来，由官府拨给同等量的荒地作为补偿。对无主荒地，奖励农民尽力开垦，并承认其所有权，而且免征３年的田赋，个别的永不收税。这样一来，许多农民由奴隶变成了自耕农，社会地位和家庭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明初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向上的景象。
朱元璋奖励屯垦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果。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全国垦田面积达３８０多万顷，比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增加了一倍以上。政府税粮的收入也随之大幅度增加。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全国税粮达３０００多万石，是元朝一年税粮收入的３倍。同时人口也增加了７００多万。社会经济开始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朱元璋即位的当年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奏报。后来他还专门批示工部大臣，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止旱涝的，都需要根据地势加以修治。各种水利工程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明代以前，棉花是十分珍贵的。普通百姓穿的布衣都是由麻布制作的。到了明代中叶，人不论贵贱，地不分南北，棉布已成了人民衣着的原料。这是朱元璋在明初全面推行重视经济作物，奖劝桑棉政策的结果。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就下令，农民凡有田地５亩到１０亩，必须栽种桑、麻、棉各半亩；有４０亩以上的，种植桑棉面积要按比例递增。后来，朱元璋还指示户部，明令全国百姓要多种桑、枣、柿和棉花，违令者全家充军。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以后栽种的全部免除赋税。
虽然明初的经济得到明显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出身布衣的朱元璋依然不忘百姓的疾苦，生活的艰辛。他常对朝臣们说，“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他常常想方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尽力做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
明初制定的赋役法，规定民田一般亩征税粮５升３合５勺。按当时亩产最低１石为计算，为三十税一。徭役一般是，有田１顷出丁夫１人，每年在农闲时节赴州县服役３０天。这些都比元代赋役减轻了许多。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着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艰苦生活。太子回来后，他还严肃地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因地闹灾荒歉收的，都要下令蠲免租税；灾情特别严重的，还要叫地方官员为灾民贷米，或赈济米、布、钞等。
第三部分 明太祖朱元璋第51节 一代帝范，节俭成风
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不仅深深体谅农民生活的艰辛、物力的艰难，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明朝建立后，按计划要在南京营建宫室。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全去掉了。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壁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事作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有个官员想用好看的石头铺设宫殿地面，被他当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该用金饰的，但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这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天下？而且奢侈的开始，都是由小到大的。”他睡的御床与中产人家的睡床没有多大区别，每天早膳，只有蔬菜就餐。
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宫中的后妃也十分注意节俭。她们从不乔装打扮，穿的衣裳也是洗过几次的。有个内侍穿着双新靴子在雨中行路，被他发现了，气得他痛骂了一顿。一个散骑舍人穿了件十分华丽的新衣服，朱元璋问他：“这衣服用了多少钱？”舍人回道：“五百贯。”朱元璋痛心地说：“五百贯是数口之家的农夫一年的费用，而你却用来做一件衣服。如此骄奢，实在是太糟蹋东西了。”
朱元璋不喜欢喝酒，他多次发布限制酿酒的命令。他不爱奢华，讲究实际。他命令太监在皇宫墙边种菜，不要建造楼台亭阁。为了让儿子们得到锻炼，他命令太监织造麻鞋、竹签自用，规定诸王子出城稍远，要骑马十分之七，步行十分之三。由于他出身贫寒，从小没有读书的机会，从军后，到称帝晚年一直保持勤奋好学的作风。作战之余，理政之后，他常常请儒生讲述经史。经过几十年的刻苦自学，他不但能写手扎、军令，还能写诗作赋。他终生严格要求自己，不懈怠，不腐化。
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五月，７１岁的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结束了他创业的一生。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南京钟山孝陵。
第三部分 明太祖朱元璋第52节 中国落后于西方与朱元璋的关系
朱元璋是一位古代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一生励精图治，勤奋好学，从一个贫苦的小牧童，成长为明王朝的开国大帝。其文功武略，堪称一代天骄。
朱元璋作为一个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其伟大历史功绩是和其他农民领袖一道推翻了元朝的腐朽统治，解放了生产力。他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朱元璋取得政权称帝后，在位３１年（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励精图治，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影响深远，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并奠定了明朝２７６年的统治基础。但他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发展到空前程度，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