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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能撑到科伦巴吗？”
“我想还是死了的好。”
“躺下，内特。”
船离开了河岸，农夫和他的妻子站在齐膝深的泥浆水里向他们挥手道别。但雅维他们没有理会。
内特坐了一会儿。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很不错，但没过多久他又感到冷了。他胸口一阵悸动，于是又慢慢地躺回到帐篷下面。
他想为韦利祷告，但这个念头只持续了几秒钟而已。他不敢相信自己会染上疟疾。
哈克精心计划了这次早午餐。用餐的地点在海－亚当斯饭店的一个私人餐厅，有牡蛎和鸡蛋、鱼子酱和三文鱼、香槟和鲜柠檬汁；11点，所有的人都到齐了。他们穿着便装，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鲜柠檬汁。
哈克告诉他们这次会议很重要，而且必须保密。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帮他们打赢这场官司的证人。
邀请的只有费伦子女们的律师。费伦的几个前妻还没有对遗嘱提出质疑，看来她们不太想卷入这场宫司。她们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威克利夫法官已经对她们的一个律师暗示，他不希望看到她们轻率地提出起诉。
不管轻率不轻率，六个子女早已迫不及待地对遗嘱提出了质疑。他们急于打这场官司。他们的理由是相同的——特罗伊·费伦在签这份遗嘱时不具备精神行为能力。
每个继承人最多只能有两个律师参加今天的会议，最好是一个。哈克一个人到场，他代表雷克斯。沃利·布赖特也是一个人，代表利比盖尔；扬西是兰博惟一的律师；格里特是代表玛丽·露丝出席的。兰霍恩女士，这位前法律教授，代表的是基娜和科迪。
小特罗伊自从他父亲死后已经换了三家律师事务所，目前受雇于他的两个律师来自一家有着400年历史的律师行。他们的名字叫亨巴和汉密尔顿。他们向这个临时凑合的同盟作了自我介绍。
哈克关上门，开始主持会议。他先简单地介绍了马尔科姆·斯尼德其人，他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同他接触。
“他在费伦先生身边工作了30年，”他神情严肃地说，“也许是他替费伦先生写了最后那份遗嘱。也许他打算作证，说那老头当时完全疯了。”
律师们大感惊讶，哈克望着他们喜形于色的脸，过了片刻。
“或者，他也可以说他对遗嘱一无所知，费伦先生那天神志非常清楚。”
“他开价多少？”沃利·布赖特单刀直入地问。
“500万，先给他50万，余下的事成后付清。”
斯尼德开的价码没有让律师们担忧，这毕竟是笔大买卖。事实上，他的胃口并不大、
“当然，我们的委托人没有这笔钱，”哈克说，“因此，是否想买下他的证词完全取决于我们。如果每个继承人的代理方拿出8万5千美元的话，我就可以和斯尼德先生签合同。我相信他的证词既能赢得这场官司，也能促成财产授予的合法化。”
房间里这些事务所的实力差别很大。沃利·布赖特事务所的账户处于透支状况。他还拖欠着税款；而亨巴和汉密尔顿那家事务所的股东们每年能赚100万。
“你是建议我们去买通一个说谎的证人？”汉密尔顿问。
“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说谎。”哈克回答说。他对每一个可能提出的问题都是有准备的，“没人知道，他一个人在费伦先生的身边。没有其他的证人。事情的真实性取决于斯尼德先生的说法。”
“这有些靠不住。”亨巴说。
“你有更好的建议吗？”格里特不满地咕哝道。他已经在喝第四杯柠檬汁了。
亨巴和汉密尔顿来自大的律师事务所，他们不习惯这种街头的肮脏勾当。他们其实并不见得正直到哪儿去，只是他们的客户都是有钱的大公司，这些大公司利用说客对议员或政府官员进行游说和合法的贿赂，从而捞到有油水的政府合同，把外国暴君的大笔钱款藏进瑞士的银行。而这一切都由他们可靠的律师来办理。由于他们是大公司的律师，他们自然瞧不起由哈克提出并得到格里特·布赖特以及其他律师默认的这一不规范的行为。
“我不知道我的当事人是否会同意这种说法。”汉密尔顿说。
“你的当事人愿意还来不及呢。”哈克说。把道德规范硬套在了费伦身上简直有点幽默，“对他我要比你们了解得多。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想不想这么做？”
“你是不是建议由我们律师拿出最初的50万？”亨巴带着轻蔑的口气问。
“完全正确。”
“那我们事务所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那么你们的事务所就会被别人取代。”格里特插嘴道，“别忘了，你们已经是这个月来的第四拨人马了。”
事实上，小特罗伊已经在威胁着要解雇他们。他们闭上了嘴巴，哈克取得了发言权。
“为了避免叫我们每一个人掏腰包，我已经找了一家愿意贷款50万的银行，为期一年。我需要做的只是在贷款合同上签字。我已经签了。”
“我会签那该死的玩意儿。”布赖特爽快地说。他无所顾忌，因为他什么也不会失去。
“先把事情弄弄清楚。”扬西说，“我们付钱给斯尼德，然后他开口，是这样吗？”
“是的。”
“我们要不要先听听他的证词？”
“他的证词需要加工。这桩买卖的妙处就在这里：我们一旦付了钱，他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可以左右他的证词，使他的证词符合我们的利益。记住，除了他就没有其他的证人了。惟一的例外也许是一个秘书。”
“她要多少钱？”格里特问。
“免费。斯尼德的一揽子交易把她也包括了。”
从这个国家排名第10的富翁那里拿按百分比提成的佣金，这种机会一生中能碰到几次？律师们在做加减法。现在冒一点风险，将来就有丰厚的回报。
兰霍恩夫人出人意料地说：“我会建议我的事务所做这笔交易。但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
“要绝对保密。”扬西跟着说，“不然，我们都会被取消律师资格的，或许还会被起诉：收买伪证是重罪。”
“你忽略了一个关键，”格里特说，“不存在什么伪证，事实这个名词是由斯尼德一个人来下定义的。如果他说是他帮费伦写了那份遗嘱，老头儿那时候已经疯了，有谁能提出异议呢？这笔买卖划得来，我签字。”
“我们有四个人同意了。”
“我也签！”扬西说。
亨巴和汉密尔顿有点坐立不安了：“我们得和事务所讨论一下。”汉密尔顿说。
“我想不用再提醒你们这是机密了吧？”布赖特说。
真是荒唐可笑，一个在读夜校的街头小混混居然教训起正儿八经的大律师来。
“不，”亨巴说，“不用你提醒。”
哈克会打电话给雷克斯，告诉他这笔交易，雷克斯接着会打电话给他弟弟小特罗伊，对他说他新雇的两个律师正在把事情搞砸。
用不了48小时，亨巴和汉密尔顿就会成为历史人物了。
“行动要快。”哈克提醒他们说，“斯尼德先生声称要豁出去了，他也愿意同我们的对手做这笔交易。”
“说到对手，”兰霍恩说，“我们知道对手是谁吗？我们大家都在对遗嘱提出质疑。雷切尔·莱恩在哪儿？”
“她显然躲起来了。”哈克说，“乔希始终对我说他们知道她在哪儿，而且正在与她接触，还说她会雇律师保护自己的利益的。”
“为了110亿美元，她有理由这么做。”格里特说。
他们对110亿美元沉思了片刻，盘算着每个人的份额。斯尼德要500万显得很公平。
中午过后，雅维和内特乘的那条破船到了交易站。引擎老是熄火，油也快用完了。店铺老板费尔南多躺在门廊的吊床上，躲避着毒花花的日头。他是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以前也干水手这一行，认识雅维的父亲。
两人一起搀扶着内特上了岸，他又在发烧了。两条腿麻木得无法行走。两个人小心地沿着狭窄的突堤走上台阶，来到门廊。
他们把内特扶上吊床，雅维简单地叙述了在过去一星期里发生的事情、河道上的事情都躲不过费尔南多的眼睛。
“圣洛拉沉了，”他说，“一场大暴风雨。”
“你看见韦利了吗？”雅维问。
“看见了了他被一条贩牛的船救了起来。他们在这儿停过。他说了发生的一切，我肯定他现在在科伦巴。”
听说韦利还活着，雅维的心头一宽。不过，船沉了仍是个坏消息。“圣洛拉”是潘特纳尔几艘像样的船中的一艘，它在他的手里沉了。
谈话的时候费尔南多在观察内特。他几乎没听见他们的谈话。他不懂他们的语言，也不在乎他们说些什么。
“这不是疟疾。”费尔南多摸着内特脖子上的疹子说。雅维走到吊床边。内特的头发湿漉漉地缠结在一起，眼睛仍肿得厉害。
“是什么？”他问。
“疟疾是不会出疹子的，是登革热。”
“是登革热？”
“是的。它的症状和疟疾很相似——高烧，浑身发冷，肌肉和关节疼痛，由蚊子传播。但疹子证明这是登革热。”
“我父亲得过一次登革热。他当时极其虚弱。”
“你得把他弄到科伦巴去，越快越好。”
“我能借你的马达吗？“
费尔南多的船停在破房子的下面。他的尾挂发动机不像雅维的那么旧，而且大五匹马力。他们一阵忙乱，换上了马达，灌满油箱，然后把在吊床上已经昏睡了一个小时的内特又拖过突堤，放回船内，用帐篷盖好、他昏昏沉沉的，一点也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
已经快两点了，到科伦巴还有九到十小时的路程。雅维把瓦尔德的电话号码留给了费尔南多。行驶在巴拉圭河的船只偶尔会有一艘装有电台，万一费尔南多遇上了，雅维要他与瓦尔德联系。
他加足马力驶离了码头，他很得意又能驾船飞驶在河面上。船尾留下了一道水沫飞溅的尾流。
登革热会致命，他的父亲重病了一个星期，被持续的头痛和高烧折磨得死去活来。他的眼睛也疼得厉害，母亲不得不把他关在黑屋。他是身体强壮的水手，对小伤小痛习以为常。当雅维听见他像孩子一样在呻吟时。他知道父亲快不行了！医生每隔一天来看他一次，最后高烧终于退了下去。
他只看得见内特在帐篷下面露出来的脚，他肯定死不了！
第三十三章
他醒了一次，但睁不开眼睛。当他再次醒来时，天已经黑了。
他想对雅维说想喝点水或吃口面包什么的，但喉咙发不出声音，说话需要力气和运动，尤其是在引擎的轰鸣声中。他的每个关节都紧紧地钳制着他，使他粘合在铝皮的船壳上无法动弹。
在散发着异味的帐篷下面，雷切尔和他躺在一起。她的膝盖刚好碰到他的膝盖，就像他们那会儿坐在茅屋外的空地上和河边树下的石凳上一样。这是来自一个渴望有一种天真无邪的肉体感觉的女人的上谨慎碰触，她在伊佩卡人中生活了11年，他们裸露的身体使他们相互之间保持着距离，与文明人更是如此。一个简单的拥抱会变得很复杂化。拥抱什么部位？拍打什么部位？拥抱多久？她肯定没有碰触过一个男人。
他很想吻她，哪怕是在脸颊上吻一下也好。她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你最后一次接吻是什么时候？”他想问她，“你恋爱过，有没有身体的接触？”
然而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自己，他们谈及的只是些并不熟悉的人。她有过一个钢琴教师，他嘴里呼出的气味很难闻 ，以至把乳白色的琴键也熏黄了；他有过一个曲棍球教练，他在一次比赛中伤了脊椎使腰部以下都瘫痪了，她常去的那个教堂有个姑娘怀了孕，神甫在布道坛上说她有罪。一个星期后姑娘自杀了，他有一个弟弟死于白血病，
他抚摸她的膝盖，她显得非常乐意。但他不再有进一步的举动，对一个传教士放肆是没有好结果的。
她来这儿是帮他逃离死神的。她自己和疾病抗争过两次：高烧反反复复，寒颤袭来，胸腔内犹如塞满了冰块、然后寒颤又退去。她还感到一阵阵的恶心。接着几小时里，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她拍拍他的肩膀说，他不会死的。她对每个人都这么说，他心想。死亡是快乐的。
肌肤的碰触停止了。他睁开眼睛找雷切尔，可她已经不在了。雅维两次听见他在说胡话，每次他都停下船，掀开帐篷看看。
他把水硬灌进内特的嘴里，还泼在他浸着汗水的头发上：“我们快到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就要到了。”
科伦巴的第一片灯火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有许多次从北部的潘特纳尔航行归来见到这样的灯火，但从没有像今天这么亲切，它们在远处的山上闪烁，他一盏一盏地数着，直到它们模糊成一片。
当他跳进浅水，把船拖向一根断了的水泥柱时，已经快是晚上的11点了。
这是个废弃不用的码头。他跑向山上的一个投币电话。
瓦尔德穿着睡衣在看电视，他没理会对他嚷嚷的妻子，抽着他晚上的最后一根香烟，这时电话铃响了。他坐着接过电话，但立刻跳起身来。
“什么事？”他跑进卧室时妻子问。
“雅维回来了。”他回过头去说。
“谁是雅维？”
他走过她身边说：“我去河边。”她平时过问得很少。
驾车驶过市区时，他给一位医生朋友打了个电话，朋友刚上床。瓦尔德好说歹说才让他到医院等他们。
雅维在码头上来回走着。美国人坐在一块岩石上，头枕着大腿。他们什么也没说，轻轻地扶他进了汽车的后座，车子发动起来了。后面扬起了一阵沙土。
瓦尔德有许多问题，不知该从哪儿问起：“他什么时候病的？”他用葡萄牙语问道。
雅维坐在他旁边，揉着眼睛不让自已睡着。自从在印第安人那儿睡过一觉到现在，他还没有合过眼。
“我不知道。”他说，“时间都搅到一块去了，是登革热。疹子是在到那里后的第四天或第五天出现的。我想他得病已经有两天了。我也说不准。”
他们疾驶着穿过市中心，根本没去理会红绿灯和其他的交通信号。路旁的咖啡馆已经关门了。路上车辆稀少。
“你们找到那个女人了吗？”
“找到了。”
“在哪儿？”
“离山区很近，我想她是在玻利维亚，离印迪欧港以南还有一天的路程。”
“地图上有没有标示？”
“没有！”
“那你们是怎么找到她的？”
没有一个巴西人会承认他迷了路，尤其像雅维这样一个有经验的向导，这有伤他的自尊心，说不定还会影响他的职业。
“我们进入一个地图根本不管用的泛滥区。我找到一个渔夫，他帮我们的忙。韦利怎么样了？”
“他没事，船沉了。”瓦尔德更关心的是船而不是船上的水手。
“我从没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暴风雨，我们遇上了三次。”
“那个女人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实际上没跟她说过话。”
“她见到你们吃惊吗？”
“她没有显得很吃惊，她非常冷静。我觉得她很喜欢我们身后的那位朋友。”
“他们的会谈进行得怎么样？”
”你去问他好了。”
内特蜷缩在后座上，什么也没听见。既然雅维无所知，瓦尔德便不再问了。等内特好转后他们律师之间再谈这事吧。
他们到达医院时，轮倚已经等在人行道旁了。他们把内特抬上轮椅，跟着勤杂工朝医院跑去。空气黏糊糊的，还很热。在医院楼前的台阶上，几个身穿白色制服的男女勤杂工正抽着烟，在轻声闲聊——医院没有空调。
那位医生朋友显得很简慢，就像在应付公事。病历报告明天再写。他们把内特推进空荡荡的大厅，沿着过道来到一间很小的检查室，接待他们的是一个睡眼惺松的护士。雅维和瓦尔德站在角落里看着医生和护士扒下病人的衣服。护士用酒精和白布擦洗着内特。医生审视着他身上的疹子，从下巴一直延伸到腰部。他全身都是蚊子叮咬的肿块，许多地方已经被搔得溃烂了。他们测了他的体温、血压和心率。
“看上去像登革热。”10分钟后医生说。接着，他一口气向护士交代了要做的事情。护士几乎不在听，因为她处理过好多类似的病人。她开始洗内特的头发。
内特咕哝着什么，但都是与在场的人无关的。他的眼睛还是肿得睁不开，他己经有一个星期没理胡子了，那模样就像是从乡村酒吧外面的臭水沟里上来的。
“体温很高，”医生说，“神志也不太清醒。我们要用抗生素和止痛药对他进行静脉注射。需要补充大量的水分，也许晚些时候能吃少量的东西。”
护士把一块厚厚的纱布绷带放在内特的眼睛上，又用胶带将其固定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