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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手复
十二月十一日
父亲说，还是去看他，不必麻烦他来。遂由我电话联系。记得梁先生还专来一函说电话必由他亲接，以免延误。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父亲携我乘北大汽车处的车，前往木樨地22楼。我想这一行动无需保密也无需登报，当然如果哪家报刊有兴趣，登一登也无妨。我们无需〃悄悄地〃前往，也不曾〃悄悄地〃前往。
回忆起来，这次晤面谈到四个话题。关于所谓谄媚江青，父亲说，一切事实俱已写清，应该能明白，如有不明白处请提出来。并引了孔子见南子的故事，还有〃天厌之，天厌之！〃那两句话。看来梁先生读过《自序》后确已较明白，未再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何以会有《问答录》中的说法，希望有〃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令人费解。事实就是事实，无所谓满意或不满意。若说要公正，对任何人都应公正。
我爱燕园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2）
当时我本着〃童言无忌〃的心理，对梁先生说了一番话，简记如下：
〃梁先生来信中的指责，我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过。因为我以为您不应该有这种误会。父亲和江青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三字的分量，谅您是清楚的。江青处处代表毛主席，是谁给她这种身份、权利的？江青半夜跑到我家地震棚，来时院中一片欢呼'毛主席万岁！'是谁让青年们这样喊的？居心叵测的女人和小人君临十亿人民的原因，现在大家都逐渐清楚了。父亲那时的诗文只与毛主席有关，而无别人！可以责备他太相信毛主席共产党，却不能责备他谄媚江青。
〃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古时一些政治怨愤每托男女之情。近年又有毛附于皮的比喻，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先生宽容地听了我的童言。恐亦因是童言，未能进入他的记忆，故不提及。不知怎么，话题转到他的青年生活。老人说他原打算出家，不愿结婚，很经过一番痛苦挣扎。老梁先生很盼儿子结婚，但从未训诫要求，他对这点常怀感谢。这一段话很长，可能因我注意力不在此，记得的不多了。
接着谈到佛学。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小乘佛教先出，是原始佛教。然后有大乘。所谓接引众生，是从愚昧走向开明，接引的方法不同，故有派别。密宗收罗了外道。梁走的是玄奘的路，是惟识法相。破二执，我执法执；断二取，能取所取。
（宗璞现按：这是两先生谈话的〃段落大意〃。）
然后说到两位老人各自的生活，梁先生说他的养生原则是少吃多动。谈话自始至终，未提及批林批孔。我想当然因梁先生知道那情况的复杂，而谄媚江青是品德问题。
最后，梁先生取出一本《人心与人生》相赠，并坐到书桌旁签字。写的是〃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写完取出图章，我习惯地上去相助，他说不必，果然盖得很清晰。
我们起身告辞，这时梁先生亲切地问我：〃你母亲可好？代我问候。〃我回禀道：〃母亲已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又被批判，医疗草率，心绪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梁先生喟然，直送我们到电梯前，握手而别。
原载1989年3月21日《光明日报》
附记：此文初刊至今，转眼已十六年。2005年6月11日上午，梁漱溟先生长公子培宽兄来舍，我们谈起历史的诡谲，先人的高谊，自然也谈到这篇文章。我对梁先生的直言和明白真相后的友好，深表敬意。培宽兄认为冯先生对待友人批评的坦荡态度难能可贵。他说《订正》一文翔实可信，并问及院中三松变迁的情况。我们都为旧松虽枯总有新松来接替而高兴。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清楚了许多，然而距本来面目似乎还远。
2005年8月24日
我爱燕园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1）
本来以为有些事是永不会忘记的。许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竟然不只少了当时那种泉喷潮涌的感情，事情也渐渐模糊了。写这文章，原拟以六六年某月某日为题的，自己记不得，便去问人。有人说，往事不堪回首，不愿再触动心灵的创伤；有人说，当时连一个字也不敢写，如何记得。于是只好用这样冗长的一个题目。
不是为了忘却，却渐渐要忘却了。不免惊恐。
文字，能捕捉多少当时的情景？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已开始约三个月了。当时的人，分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两大阵营，革命群众斗人，牛鬼蛇神被斗。斗人的人为了提高斗争技术，各单位间互相串连观摩，钻研怎样把牛鬼蛇神斗倒斗臭斗垮，就像钻研某种技术，要有发明创造一样。这年春天，我曾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读一些卡夫卡的作品，被斗时便常想卡君的小说《在流放地》，那杀人机器也是经过精心钻研制成的。
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大概是仅次于北大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每天来看大字报的人如赶集一般。院中一个大席棚，是练兵习武之所，常常有斗争会。各研究所的牛鬼蛇神，除在本所被斗外，还常被揪到席棚中，接受批判和喷气式等简易刑法。
那时两派已兴。两派都去找中央领导同志做靠山。一次在一张小字报上看见一派访某领导同志的记录。那位领导说，你们是学部的？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为这句话暗自笑了半天。〃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在心中回答：〃杀人！都是研究杀人的！〃这样想，是因我是斗争对象，若属于相反的那一类，大概我也会〃研究〃，因为那是任务。
斗争形式不断发展，这也是研究的结果罢。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文学研究所主办了一次批判何其芳的大会，学部大部分〃牛鬼蛇神〃出席陪斗。
大会在吉祥剧院举行。头一天发票，票不敷发，有的难友没有得到。会后才知，不让参加，实在是很大的〃照顾〃和〃保护〃。
那天很热。记得我穿着短袖衬衫，坐在剧场的左后方。场中人很快坐满，除了学部的群众，还有北大、作协的人来取经助阵。
不记得哪位主持会。不记得也好。
何其芳在几位革命者的押解下，走出台来，垂头站在台上。他身穿七零八落的纸衣，手持一面木牌，牌上大书三个黑字：何其臭！
〃打倒何其芳！〃〃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声势吓人。
何其芳开始检讨。没有说几句，便有人按头。总嫌他弯腰不够深，直把他按得跪在地下。他努力挣扎，都起不来。
〃我有错，我有错〃他的四川话在剧场（应该说是刑场）中颤抖。
〃何其臭〃的牌子掉了，他爬着捡起来，仍跪在地下。
直到现在，我认为，还是没有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超过其芳同志的那一篇。直到现在，中、外两个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仍在怀念他的领导与教诲。而那美丽的《画梦录》，又是怎样地感染着我呵！
这样的人，跪在地下！把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才能集于一身的人跪在地下！
他不停地在说，我有错，我有错！
〃文革〃开始时，便在批判何其芳了。开过好几次所谓的党员大会，吸收群众参加。他似乎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当时谁又了解自己的处境！），仍在据理力争，滔滔而辩。有一个系背带的瘦高个儿，把他推搡了几次。我当时坐在门边，和一位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同事小声议论：〃为什么推人？太不尊重人了！我们站起来说！〃但我们没有站起来说。我们腼腆，不习惯当众讲话，我们太懦怯！那位同事还说，得学着说话辩论，不然被坏人掌了权怎么办！其实真理不是愈辩愈明，理早铸好了，铸成一个个通红的罪名，不断地烫在人脸上！
两位陪斗者被推了上来，俞平伯和余冠英。他们也穿着纸做的戏衣，头上还戴着有翅的纸纱帽，脚步踉跄，站立不稳，立刻成为声震屋瓦的口号打倒的对象。
剧场左门出现骚动。〃打倒邵荃麟！〃几个人高喊。他们押着瘦骨嶙峋的荃麟走上台去。荃麟因中间人物论获罪后，不再任作协领导，调到外文所任研究员，但仍在作协接受批判。学部开大会，捉他来斗，自是应该。
好像有几个批判发言。我相信绝大多数出于革命热情。发言者声嘶力竭地叫喊一番，喊过了，仍让何其芳检讨。
其芳同志仍跪着，声音断断续续，提到对《红楼梦》的看法，也算一大罪行。〃站起来说！〃有人喝叫。待他勉强站起来，又扑上去几个汉子，按头折臂，直按到他又跪下。
让他站起，是为了按他跪下！
这样几次。又把另外几位折腾一阵，似乎不新鲜了，便呼叫大批陪斗的人。
〃冯至！〃冯先生上了台。外文所一次批斗会后，曾让〃对象〃们鸣锣绕圈，冯至打头，我在最后。看来愈绕处境愈惨，是永远绕不出去了。
我爱燕园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2）
〃贾芝！〃一人一手按头，一手扭住手臂。他坐着喷气式上了台。
剧场中杀气腾腾，口号声此起彼落。在这一片喧闹下面，我感到极深的沉默，血淋淋的沉默。
很快满台黑压压一片，他们都戴上纸糊高帽，写着是哪一种罪人。比起戴痰盂尿罐的，毕竟文明多了。
学术权威大都叫过后，叫到一些科室负责人和被认为是铁杆老保的人。〃牟怀真！〃这是外文所图书室主任，一位胖胖的大姐。忽然一个造反派看见了我。
〃冯钟璞！〃他大叫。
我不等第二声，起身跑上前去。我怕人碰我，尽量弯着身子，像一条虫。上了台，发现天幕后摆着剩下的几顶高帽子，没有我的。事先没想到叫我。
〃快糊！〃有人低声说。
有人把我们挨个儿认真按了一遍。我只有一个念头，尽量弯得合格，尽量把自己缩小。
过了些时，眼前的许多脚慢慢移动起来。〃牛鬼蛇神〃们排着队到麦克风前自报家门，便可下台了。
我听见许多熟悉的声音，声音都很平静。
轮到我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到底是什么。那时把学不够深、位不够高而又欲加之罪的人，称做三反分子。三反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也。我走到麦克风前如此报了名。台下好几个人叫：〃看看你的帽子！〃我取下帽子，见白纸黑字，写着〃冯友兰的女儿〃。
冯友兰的女儿又说明什么呢？
我积极地自加形容词：〃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的女儿。〃台下不再嚷叫。这女儿的身份原来比三反分子更重要。
下台时没有折磨。台上剩的人不多了，仍吸引着人们注意。我从太平门出来，发现世界很亮。
我居然有了思想，庆幸自己不是生在明朝。若在明朝，岂不要经官发卖！这样想着，眼前的东华门大街在熙熙攘攘下面透出血淋淋的沉默。
〃冯钟璞！〃怯怯的声音。原来是荃麟在叫我。他在北河沿口上转。〃顶银胡同在哪里？我找不到。〃顶银胡同某号是作协的监房，他要回监去。
〃荃麟同志！〃我低声说，〃你身体好吗？〃他脸上有一个笑容，看去很平静，望着我似乎想说什么，说出来的仍是〃顶银胡同在哪里？〃
我引他走了十几步，指给他方向，看着他那好像随时要摔倒的身影，混进人群中去了。
我不只继承了〃反动〃的血液，也和众多〃反动〃人物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看着我长大。荃麟卸职前，总是鼓励我写作，并为我向《世界文学》请过创作假。
而这些敬爱的师长，连同我的父亲和我自己，一个个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慢慢走回当时的住所，兹府二十七号。那里不成为〃家〃，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小院里有两间北房，两间东房，院中长满莫名其妙的植物，森森然伴着我。
坐下休息了一阵，思想渐渐集中，想着一个问题，那便是：要不要自杀？
这么多学术精英站在一个台上，被人肆意凌辱！而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世界，以后还不知怎样荒谬，怎样灭绝人性！我不愿看见明天，也不忍看见明天。就我自己来说，为了不受人格侮辱，不让人推来搡去，自杀也是惟一的路。
如果当时手边有安眠药，大概我早已静静地睡去了。但我没有。操刀动剪上吊投河太可怕。我愿意平平静静，不动声色。忽然那〃冯友兰的女儿〃的纸帽在眼前晃了一下，我悚然而惊。年迈的父母已处在死亡的边缘，难道我再来推上一把！使亲者痛，仇者快！我不知道仇者是谁，却似乎面对了他：偏活着！绝不死！
过了明天，还有后天呢。
整个小院塞满了寂静。黑夜逼近来了。我没有开灯便睡了。先睡再说。我太累了。
睡了不知多少时候，忽然惊醒。房间里所有的灯都亮了。三盏灯，大灯、台灯、床头灯。我坐起来，本能地下床一一关了。隔窗忽见东房的灯也亮着。
我毫不迟疑，开门走过黑黝黝的小院，进到东房。这里也是三个灯，大放光明。我也一一关了，回到北房。开灯看钟，两点二十五分，正是夜深时候。
关灯坐了一会儿，看它是否再亮。它们本分地黑着，我便睡了。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害怕，睡眠来得很容易。
我活着，随即得了一场重病。偏偏没有死。
许多许多人去世了，我还活着。记下了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这一天。
1989年4月
选自《宗璞散文选集》
我爱燕园水？摇仙？摇辞
仲上课回来，带回两头水仙。可不是，一年在不知不觉间，只剩下一个多月了，已到了养水仙的时候。
许多年来，每年冬天都要在案头供一盆水仙。近十年，却疏远了这点情趣。现在猛一见胖胖的茎块中顶出的嫩芽，往事也从密封着的心底涌了出来。水仙可以回来，希望可以回来，往事也可以再现，但死去的人，是不会活转来了。
记得城居那十多年，莱与我们为伴。案头的水仙，很得她关注，换水、洗石子都是她照管。绿色的芽，渐渐长成笔挺的绿叶，好像向上直指的剑，然后绿色似乎溢出了剑锋，染在屋子里。在北风呼啸中，总感到生命的气息。差不多常在最冷的时候，悄然飘来了淡淡的清冷的香气，那是水仙开了。小小的花朵或仰头或颔首，在绿叶中显得那样超脱，那样悠闲。淡黄的花心，素白的花瓣，若是单瓣的，则格外神清气朗，在线条简单的花面上洋溢着一派天真。
等到花叶多了，总要用一根红绸带或红绉纸，也许是一根红线，把它轻轻拢住。那也是莱的事。我只管赞叹：〃哦，真好看。〃现在案头的水仙，也会长大，待到花开时，谁来操心用红带拢住它呢。
管花人离开这世界快十一个年头了。没有骨灰，没有放在盒里的一点遗物，也没有一点言语。她似乎是飘然干净地去了。在北方的冬日原野上，一轮冷月照着其寒彻骨的井水，井水浸透了她的身心。谁能知道，她在那生死大限上，想喊出怎样痛彻肺腑的冤情，谁又能估量她的满腔愤懑有多么沉重！她的悲痛、愤懑以及她自己，都化作灰烟，和在祖国的天空与泥土里了。
人们常赞梅的先出，菊的晚发。我自然也敬重它们的品格气质。但在菊展上见到各种人工培养的菊花，总觉得那曲折舒卷虽然增加了许多姿态，却减少了些纯朴自然。梅之成为病梅，早有定盦居士为之鸣不平了。近闻水仙也有种种雕琢，我不愿见。我喜欢它那点自然的挺拔，只凭了叶子竖立着。它竖得直，其实很脆弱，一摆布便要断的。
她也是太脆弱。只是心底的那一点固执，是无与伦比了。因为固执到不能扭曲，便只有折断。
她没有惹眼的才华，只是认真，认真到固执的地步。五十年代中，我们在文艺机关工作。有一次，组织文艺界学习中国近代史，请了专家讲演。待到一切就绪，她说：〃这个月的报还没有剪完呢，回去剪报罢。〃虽然她对近代史并非没有兴趣。当时确有剪报的任务，不过从未见有人使用这资料。听着嚓嚓的剪刀声，我觉得她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