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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汉先生：得你来信，深感厚意。上次各位相访，我和家中人都留下极愉快印象。我应当多听听你们提的问题才对！极可惜，即我说话口音不正，不仅你们不易听懂，事实上，在这里有个主持“文字改革”的亲戚，有四十年来往，他也只能听懂一半。家中一个孙女，在我身边长大，我说的话也经常还听不懂！抱歉以外，也可证明我学习语言及适应环境能力之差，真到惊人程度。这次你们来的时间稍早了些，若四月半来，对于北京所得印象会好一些。因为几十种北方特别著名花木，多集中在四月中旬后开放，再不多久，就进入初夏了。
你问的张爱玲，我和家中人均未认识。张家在合肥是个大族，“和”字辈弟兄姐妹多达百十人，有大半就未见过。抗战八年中，我一家大小四人，在昆明乡下住了八年，复员后才返回北京。
关于写作，早已无发言权，所有作品，多是四十年前学习用笔完成的。照我自己估计，离“及格”还远。原以为能再延长廿年，驾驭文字、组织故事能力，会比较成熟，再有计划使用到最需要方面，才对得起这个工作。只是社会变化迅速，对于文学要求又新。新社会凡事重“实事求是”，我为人性格迟钝板滞，旧的方法“已过时”，新的方法一时“学不会”，所以离开了学校和“空头作家”名分……近三十年来，国内有的是万千伟大作品，产生于有思想、有经验、有才气的作家手中。由于能够密切配合国家需要，作品多以百万计分布于全国，起伟大作用和长远影响。并且正在世界上发挥强大的影响。至于我，过去还可聊以解嘲，像个“打前站的哨兵”，现在看来，即这点小作用也说不上了。因为国内十几个著名大专学校教现代中国文学的教师，并我姓名也多不知道，可见历史是十分公正的，毫不含胡。我冒充“假里手”可行不通的。我成为过时人物，这是十分公平合理的事。必需承认这种“现实”，并接受现实，才不至于出意外问题。好在国家大，正有千万种事待人沉默努力去作，我似乎应分先从作到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亿万在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一样，扎扎实实尽可能把目前工作逐一加以完成，才像个新中国的新公民！至于过去四十年，为了练笔而写成的不三不四作品，在国内说来，即点缀性也并不多了。
你提及契诃夫和我那些习作差别，很有见解。性格上可能也有些相近处。虽然教育不同，生活背景也不相同，对人生抱一种悲悯心情，似乎有些相近处。他是个医生，身体又多病，笔下涉及的旧俄农村社会种种，特别是下层人民，总充满了悲悯同情。我是从小就在各种穷困中活过来的人，某些方面更容易对他们感到一种亲切的爱。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更贴心一些。相反，对于大城市社会上层的高知而兼官，却缺少相同好感。这也许实出于“无知”，接触范围极窄。虽在大都市混了快六十年，较接近的也仅限于大学校里的文科中老同事，和弄笔杆子的一部分旧同行。在近半世纪“社会教育”中，有些人最精明处，似乎一律是“世故哲学”高于其他知识，因此在新旧社会都吃得开。至于我，最拙劣处便是这份应世不可少的“巧”处，我始终学不好，因此生活上永远吃不开。支配我行动的，永远是一种“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既行不通，且极容易转成笑料，进而成为过失。因此生活和工作都必然难免打败仗。生活上希望能作到契诃夫晚年那样，在乡村里有个小小的家，也不大可能。至于作品，那就更难望如契诃夫在苏联情形了。
因为我活着时，就早已为人忘记，或反复不厌其烦的加以否定，哪能对死后还抱不切现实的妄念和幻想？主要毛病，大致还是没有受过正常教育，也即不懂人情世故。应付文字的能力，即或可望逐渐提高，应付人事的能力，却永远居于极端劣势。司马长风和夏志清先生批评中，都提到我作品中有点“道家”影响。事实上在生活中反映“与人无争”、“为而不有”态度即更显明。八个字直译过来，就是“人不中用”，“迂腐到不可救药”的明确证据。“单打一”的做人方式，肯定是永远吃不开的，也值不得学习的！国家在前进中，个人得失未免太渺小不足道。
你若教中学语文，让同学多看些杂书，学会叙事抒情比会作论文有用。
近因一病数月，不能起床，尊信迟迟作复，想能原谅，并候安佳。
沈从文
六月十日北京因失去尊处通信地址，最近始发现，致复信一搁半年，深感抱歉！
从文
八月廿一编辑部诸先生：这个信是回复王毅汉先生的，照他写的通信地址寄去，说已迁居。他原信中提到和你们相熟，因此试请你们转转，极感谢。无着落，也即把这个信留给各位作个纪念吧。因为内中也多半近于向诸先生到北京来相看时，一番厚意深情的回答。诸位出的专刊三文，我和家中人看过后都觉得极好。只是把我这过时的老人，说得过好，未免增愧。
我后天将离北京，约三个月才回来。回来时一定另外写个信给各位。祝工作顺利！
沈从文
十月廿五日此信写于1980年。
第二部分 谈话录第2节 答凌宇问
1．生年？
一九○二年旧历十一月二十九日丑时生。
2．曾用过的笔名及发表过作品的刊物？
不可能记得。至于刊物，在三十年代前后，几乎京沪大刊物都有作品发表，大书店都出过我的集子。有的新书店最先出我的集子，并不是作品有什么大不了的成就，只不过是在比较中，还能引起读者兴趣而已。有人因此骂了我三十年，以至五十年，直到如今，还“依样画葫芦”的，在现代文学史中总得带上一笔。事实上我因此改了业，三十年来在博物馆做工作。
3。共出过多少集子？未成集的单篇有多少？
已过了三十年，全烧掉了，不宜再想它。提它毫无意义。
4．您是如何与徐志摩结识的？
因投稿而相熟。我对于他的散文和诗的成就，都感到极大的兴趣，且比较理解他对人的纯厚处，和某些人说的“花花公子”完全不同。所以我在一九三六年良友出的《习作选》题记中，提到他对我的好影响。到我作《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时，对陌生作者的态度，即充分反映出他对我的好影响。工作上要求自己较严，对别人要求却较宽。
5．您是何时认识胡也频的？
大革命以前几年即相熟。他成为左翼作家，是最后两年事。
6．您曾将《柏子》与《八骏图》对比，应当如何理解？
前者单纯，后者复杂，如此而已。
7．《废邮存底》中《给一个作家》那一篇，是不是写给巴金的？
可能是。《给一个教授》指吴宓。
8．您在作品中歌颂下层人民的雄强、犷悍等品质，与当时改造国民性思想有无共通之处？
毫无什么共通处。我是试图用不同方法学习用笔，并不有什么一定主张。我因为底子差，自以为得踏踏实实的学习三十年，才可望在工作实践中达到成熟程度。
9．《虎雏》、《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篇是否含有提倡返归自然、回复野蛮的创作意图？
一切都是在学习用笔中完成的。不可能一面写什么，一面还联想到什么。当时最主要企图，还是能维持最低生活，作品能发表就成了。
10．《边城》、《黔小景》、《贵生》等篇是否含有人生莫测的命定论的倾向？
我没有那么高深寓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从试探中完成一个作品，我最担心的是批评家从我习作中找寻“人生观”或“世界观”。
11．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那些作品，其创作意图是什么？
引言说得已极明白，这就是就故事而加些新的处理。以欣赏态度去采用佛经中故事，加以贯串改造，也只希望读者能用欣赏方式留下个印象。我的一切习作都缺少什么寓意。
12．关于城市中绅士阶级生活的描写，您是否（一）与乡村生活相比，揭露其腐朽性；（二）揭露他们生活悲喜剧的心理原因？此外，还可以怎样理解？
你应当从欣赏出发，看能得到的是什么。不宜从此外去找原因。特别不宜把这些去问作者，作者在作品中已回答了一切。
13．关于苗族生活的一些作品，有人说大多虚构，缺少现实依据，这种批评有根据吗？
这是苏雪林说的。她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一时恭维鲁迅到了极点，次一年又用快邮代电方式，罗列十大罪状申讨鲁迅先生。她从不想到《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真实性，却要求我的作品“真实”。这是上海一折八扣出盗印我的作品时附上她那个批评的。照理写批评应当是“真实”的，但这个人对鲁迅的意见究竟什么意见最可靠，她自己恐怕也回答不出。
14．对下层人民的描写，一方面同情他们悲苦但不自觉的命运，一方面发掘他们身上美德的光辉，这样理解对吗？
从我一堆习作中，似不值得那么认真分析、探讨。因为是习作。写乡村小城市人民，比较有感情，用笔写人写事也较亲切。写都市，我接近面较窄，不易发生好感是事实。
15．《过岭者》、《黑夜》等反映的背景是什么？
就是纪念二朋友的死亡而已，故事后边写得极明白。内中有个郑子参，是同乡同学，十分要好，后来入黄埔四期骑兵科，听熟人说在东江作战死去了，因为从另外熟人通讯中，说是做通讯员死去的，为纪念这些同乡友好而作。
16．您曾谈及创作需将“现实”与“梦”结合，《边城》是不是这种结合的典型？
这个作品只是偶然完成的。在良友出的《习作选》已作过解释，只能说是写作较成熟的一个篇章。本拟写十个，用沅水作背景，名《十城记》。时华北闹“独立”，时局日益紧张，编《大公报·文艺》，大部分时间都为年青作者改稿件费去了。来不及，只好放弃。
17．您曾说您的创作受过废名影响。一般认为废名的小说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唐诗一般的意境，一是文字的简约含蓄。您所受的影响，是不是主要在这两个方面？
这也限于某一时某些作品而得到的启发，因为很快我就在文字和处理问题上，作多方面发展了。我因力把一切作品都当成习作过程，真正受的影响，大致还是契诃夫对写作的态度和方法。
18．您的小说具有一种独创的艺术意境。这种意境的创造：一、依靠“现实”与“梦”结合的创作方法；二、题材本身的特异性；三、与故事保持一定距离，力图避免文字表面的热情；四、理想成分和特有的色彩，等等。这样理解您作品艺术意境构成各因素，是否可以？
这只是读书多而杂，文体也不拘常例，生活接触面又广，故事不拘常格的必然结果。并无什么有意为之。有的全个故事无对话，如《腐烂》，有的故事又全是对话，如《若墨医生》，多是在学校示范表示不拘常例，通可以写成短篇而且动人的理由。这也是逐渐成熟的，只是谨慎耐烦，去从文字和故事上掂斤播两，再客观地理会如何处理能产生的效果，改来改去的结果。说的“示范”，含意并无什么标准化意思，只在告给同学，对于一个故事的写作得打破一切常规框框；文字也有同样情形，写来写去就自然理解它的效果了。总的说来，求不受任何影响，必须从实践上，从成功和失败两个方面取得经验，才明白叙事的多样性，才可望在同样三五千字极平常事件中，得到动人效果。
19．关于您创作的批评，您认为哪些较中肯？
凡是用什么“观点”作为批评基础的都没有说服力，因为都碰不到问题。
20。苏雪林曾批评您的作品过于随笔化，描写繁冗；多凭灵感，显得轻飘浮泛，人物刻划不能深入。您对这些批评如何看？
以早期作品为例，她说的基本上是对的。苏写批评时，并不曾看过我多少作品。在武汉大学教现代文学时，听她发挥比较合理。当时她把鲁迅捧上了天。可是第二年又用“快邮代电”方式骂鲁迅为什么“贼”。原因是一切随个人感情用事。对于她的批评，最好的解释人是同在武汉大学的陈通伯和凌淑华，给她看了我全部作品，并告诉她我的一切，她才不再开口。到抗战时我借住武大时，却特别对我表示好感，我照例是不以为意的。
21．理解您的作品，您的哪些文章比较重要？
主要是四个题记：《边城》题记、《长河》题记、《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另外还有《湘西》题记。
22．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在思想、艺术和创作实践上给您什么影响？
看得多而杂，就不大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以说受总的影响。是理解文字的一定程度后，从前人作品得到个总的印象，即一个故事的完成，是可以从多方面着手，都可达到一定效果的。懂得这一点，就不会受任何权威影响。正相反，不太费事就可以自出新意自成一格。
23．有人说您受泰戈尔影响，这话对吗？
未受泰戈尔什么影响。倒是较多地读过契诃夫、屠格涅夫作品，觉得方法上可取处太多。契诃夫等叙事方法，不加个人议论，而对人民被压迫者同情，给读者印象鲜明。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有独到好处。我认为现代作家必须懂这种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年第四期
第三部分 小砦第3节 引子
天上正落小雨，河面一片烟雾。河下一切，都笼罩在这种灰色雨雾里，朦朦胧胧。
远远的可听到河下游三里那个滩水吼着。且间或还可听到上游石峡谷里弄船人拍桨击水呼口号声音，住在河街上的人，从这种呼号里可知道有一只商船快拢码头。这码头名×村，属××府管辖。位置在酉水流域中部。下行二百余里到达沅陵，就是酉水与沅水汇流的大口岸。上行二百里到达茶峒，地在川湘边上，接壤酉阳、茶峒和酉阳，应当就是读书人所谓“探二酉之秘笈”的地方。
中国读书人对酉水这个名称，照例会发生一种心向往之情绪，因为二酉洞穴探奇访胜可作多数读书人好奇心的尾闾。但事实上这种大小洞穴，在边地上虽随处可以发现，除了一些当地乡下人，按时携带粮食家具冒险走进洞穴深处去煎熬洞硝，此外就很少有人过问。正因为大多数洞穴内部奇与险平分，内中且少不了野兽长虫，即便是乡下人，也因为险而裹足，产生若干传说和忌讳，把它看成一个神或魔鬼寄身的窟宅。只有滨河一带石壁上的大小洞穴，稍微不同一点，虽无秘笈可寻，还有人烟。住在那些天然洞穴里的，多是一些似乎为天所弃却不欲完全自弃的平民。有些是单身汉子，俨然过的是半原始生活，除随身有一点生活所恃的简单工具，此外别无所有。有些却有妻儿子女和家畜。住在这种洞穴的人，从石壁罅缝间爬上爬下，上可在悬崖间以及翻过石梁往大岭上去采药猎兽，下就近到河边，可用各种方法钓鱼捕鱼。（孩子们不小心也会从崖上跌到水中去喂鱼。）把草药采来晒干后，带到远隔六十里路的县城中去，卖给当地官药铺，得钱换油盐和杂粮回家。兽皮多卖给当地收山货的坐庄人。进一次县城来回奔走一百二十里路，有时还得不到一块钱，在他们看来，倒正如其余许多人事一样，十分平常。下河捕鱼钓鱼，就把活鱼卖给来往船只上的客商。或晾在崖石上晒干，用细篾贯串起来，另一时向税关上的办事人去换一点点盐。（这种干鱼，办事人照例会把它托人捎回家乡，孝进亲长，或献给局长的。）地方气候极好，风景美丽悦目。一条河流清明透澈，沿河两岸是绵延不绝高矗而秀拔的山峰。善鸣的鸟类极多，河边黛色庞大石头上，晴朗朗的冬天里，还有野莺和画眉鸟，以及红头白翅鸟，从山中竹篁里飞出来，群集在石头上晒太阳，悠然自得啭唱着它们悦耳的曲子。直到有船近身时，方从从容容欢噪着一齐向竹林飞去。码头是个丁字街，沿河一带房屋，并不很多，多数是船上人住的，另外一条竖街，凭水倚山，接瓦连椽堆叠而上，黑瓦白粉墙，不拘晴雨，光景都俨然如画。离码头一里路河上游那一带石壁，五彩斑驳，在月下与日光下，无时不象两列具有魔性的屏障，在一只魔手作弄中，时时变换色彩。并且住家在那石壁上洞穴石罅间的，还养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