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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政治思想工作成效如何，因此，要求我们用坦率而不怕秋后算账的心态回答他的问题。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各位军官，你们连队的全体官兵对于解放军来犯而有我军必胜信念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军官举手。
他的第二个问题是——各位军官，你们连队的全体官兵对于解放军来犯而有我军可能可以打胜信念的请举手。结果那些政治敏感度较高的连队指导员基本上都缓缓地举起了手。
他的第三个问题是——各位军官，你们连队的全体官兵对于解放军来犯而有我军绝无可能打胜信念的请举手。结果那些真正带兵的排长都举起了手。
当时，并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训练得不好。我参观过很多次我们步兵连的刺枪和徒手搏击的演练，我觉得水平相当高，不但动作整齐划一，而且精神旺盛，非常具有震撼力。只是私下里大伙对当兵一事都非常地反感。因为是义务兵役，我们都是被强迫而来前线，没有人真的愿意来当兵。所以我们这些预备军官和所有的士兵都没有为国民党成仁的勇气与决心。我们只想平安退伍，回家和老婆孩子过小日子，而绝对不想和解放军对着干。
我必须承认，赵万富将军本人是一贯秉持着“反攻必胜，建国必成”信念的军人，因此，他对于“反共”的政治思想比任何人的都要强烈。而且以他的水平而言，能坐到如此高的职位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了，他对于“皇恩浩荡”而急求回报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他在妈祖前敌指挥官任内与解放军经常对抗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环境的。但赵将军几年以后升任金门防卫司令部上将指挥官却仍沿用这种心态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最后，他在金门指挥官任内因炮击大陆商船而被撤职。
观 众：郎教授，那你是不是退伍以后就直接离开台湾去海外了呢？
郎咸平：当兵退伍以后并不想去海外的，我只想待在台湾和太太儿子过小日子。退伍以后，我在向陈昭南老师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申请工作的同时，也向我的另外一位老师于宗先教授主持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申请工作。但两位老师都认为我不是做学问的料，所以都拒绝了我。最后，是因为我和于宗先老师的一番对话让我决定待在台湾的。于老师认为我的学术水平有限，特别劝告我，学术研究是一条很辛苦的道路，他认为我最好考虑去公营银行或外资银行做事比较适合。他告诉我当学者就要像他以前的一个学生李志文一样，执著、聪明、努力、有悟性才行。像我这样浮浮躁躁的就不行。李志文日后在沃顿商学院会计系访问过三年，我和他有过一些接触，他也算和我有点师生关系。李教授后来转赴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任教。他也经常到大陆，主要在北京清华大学义务任教。
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惜，我的银行求职意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要我。如果真找到银行的工作，我肯定就得在台湾待下去了。
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的缘故，于是我又回去当记者了，整天跑新闻。在台湾和大陆类似，记者不被年轻人当成一项终生的职业，通常做个两三年就会彻底转行。我前前后后做了两年的记者，也是考虑该转行的时候了。但因为我到处找不到其他的工作，所以只有考虑到海外留学了。
跑新闻实在太忙，我也没时间念托福和GRE。最后，就只有随便考了。托福我考了550分，在台湾地区算很差的啦。GRE考了1640分，总分是2400分，也是相当差的了。我当时向好几所学校要申请表，芝加哥大学寄来了一页黄色的表格要求我填写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研究所的所有的成绩，而后他们再考虑要不要寄申请表给我。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要求我先证明我有实力申请该校，否则他们不想浪费申请表。最后，我只申请了7所美国大学。但我的运气不好——只有一所学校有回应——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我当时也慌了神：看来老师说的没错，我是没有什么前途了。唯一一家愿意接受我的学校，竟然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不知道有多烂的学校！真的，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是大名鼎鼎。现在，大家对沃顿是妇孺皆知，沃顿的名声如日中天，令人仰止。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的台湾消息闭塞，很少有人知道沃顿。
沃顿——烂学校——去还是不去？还有20 000美金的学费，我依稀仍然能感受到当年的犹豫和彷徨。可是，我的母亲对她儿子的能力有着“莫名其妙的信心”。1983年台湾和现在大陆的经济水平相仿，当时我们家有两幢房子，其中一幢我母亲把它卖了20 000美金，准备给我留学交学费用的。可是，我的父亲还想拿去做生意，他跟我母亲讲：“你放心，我下个月就还你，我发誓还你。”还好。母亲长了心眼没有借给他。如果借给他的话，到现在我还再等着那笔钱留学呢。
观 众：郎教授，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学生们都实在不能想象你以那么差的托福和GRE成绩竟然也可以进沃顿，那么你在沃顿是否一帆风顺呢？
郎咸平：我想当时为何沃顿会收我，应该主要是因为我当时申请了商业经济系。当时，真正想读经济学的学生就直接申请经济系，而想读金融学的学生就直接申请金融系，商业经济系似乎是一个很冷门的系，没有多少人申请，所以机会自然比较多。而且当时沃顿的政策是国际化，所以也希望多收外国学生，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至于我为何会转读金融系，那又是一个巧合了。当时商业经济系的系主任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考微积分资格考试，我立刻就慌了手脚，因为我早就忘记了微积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有到各系打听，看看哪一个系不考微积分。最后，终于找到了金融系。该系要求太严格，有一半的学生在第一个星期就自动退学了，所以有很多的空缺，于是就收了我。如果我当时直接申请金融系的话，那么我被录取的可能性不是接近于零而是等于零，因为每一个申请人除了我以外都是各囯的天之骄子。
当时，在东海和台大总觉得自己的水平不错，但到了真正的学术殿堂才发现这里的课程太难了，根本听不懂。而且，我们还是跟经济系博士生一起修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两门课。那就别提有多难了。宏观经济学的老师是国标上极负盛名的日裔美籍Ando教授，他和Modigliani教授共同创造了现代消费理论（Modigliani教授后来还因为该消费理论和金融学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认为我们的消费不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所得而是取决于我们未来的永久所得。因此，你虽然今天收入少，可是你还是会向银行借钱买房子或买车子，你的消费肯定超出了你的收入。这个借贷的行为就是该学说的有力证据。但这位老师教书的能力奇差无比，我们根本听不懂他讲的日本式的英文，而且他的指定读物竟然超过了400篇论文，大家根本没有可能在一个学期内读完。该学期过了以后，我们大家问他为何教得这样差时，他的回答令我们惊愕——他说博士教育就是为了培养那些能在困境中生存的学生，他是故意让大家听不懂的。他的这种逻辑实在是匪夷所思。
另外一门微观经济学；一开始就搞博弈论。我不知道读者是否看过《美丽心灵》（The Beautiful Mind）这部电影？就是里面那个有神经病的纳什（Nash）扬弃了博奕论。他的理论几乎完全打破了我们的传统观念。美国学术界以前总认为当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极大化时，那么整个社会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的加总，因此也将会实现利益极大化。因此，政府不需要干涉，只要让人民自由发展即可创造出繁荣的经济。奉行这个理论的当以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Friedman）和海耶克（Hayek）为代表。弗里德曼最脍炙人口的理论即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完全得力于政府的不干涉政策。海耶克最为人所称道的理论即是他的名著——《到奴役之路》（A Road to Serfdom）。海耶克认为政府的干涉只会将人民带入到一条悲惨的道路上，只有自由经济才能替人民创造财富。他们两位的理论为何那么受重视，我认为和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反对共产主义有关。美国政府希望能透过学术的力量推动这个社会反对共产主义。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还和这两位大教授通过信，他们两位都给我回了信。弗里德曼告诉我要成为成功的经济学家就一定先要把数学学好。而海耶克当时已退休住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他是唯一一位以手写信回复我的教授，而且回复了我两次，我当时好感动。他也鼓励我要多学数学。他说他的年纪太大了，无法帮助我了，他还推荐了一位在艾奥瓦大学的教授帮助我理解他的理论。很可惜，这些信我当时都没有保留，所以只能凭记忆摘录下来。
但是纳什的博奕论却提出相反的观点。他举出了一个小例子——如果有五位男人想同时追求五位女人中最漂亮的那一位，那么自由竞争的结果只会告诉剩下的四位女人，她们不是这些男人的首选。如果只有一位男人胜出，那么当那四位失败的男人再去追求那四位女人的时候，这四位女人肯定不会理会这四位男人的。因为这四位女人肯定因为自己不是首选而生气。因此，自由竞争的结果只会造成一位男人的成功与四位男人的失败。但由于这五位男人，人人都没有把握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所以这五位男人绝对不敢追求这个漂亮女人，而会去追求另外四位女人。到最后，反而是最漂亮的女人没有人要。这就是自由竞争的下场——最好的会先被淘汰。
但当时是第一次接触博奕论，之前，我简直连一点概念都没有，而且我对宏观经济学也是消化不良，两门课考下来，成绩都是C。到最后，我这个人品行不错，操行很好，上课从来不迟到、不早退。助教帮了我一个大忙，帮我改了个B…，让我留了下来，因为在那里，C是生存不下去的。那时，我不敢交学费，学费一直拖到最后才交。我想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干脆拿钱回台湾算了，也不用浪费学费了。所以学费一直从9月份拖到了12月份。
我总觉得沃顿的老师个个都喜欢打击我们的信心。当时，金融系录取我的系主任Santomero是一个著名的货币学家。我们上他的货币学时他叫我们读一篇芝加哥大学Metzler教授的成名论文。那篇论文指出如果物价上升，则资产价值就会下降，结果就是消费减少。Metzler教授就因为这一篇文章而在他27岁时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终身制教授的荣誉。Santomero说：“27岁就是你们班现在的平均年龄。”接着Santomero很郑重地告诉我们，“有一天Metzler发现自己长了脑瘤而必须开刀动手术，但是手术动得不好，伤到了他的脑神经，结果手术后，他的天才就消失了，他的智商就变得像你们班的同学一样了。”
我还记得我们上了一门很难的课——股票期权。当上这门课的时候，我们发现全班年纪最轻的就是老师——Andy Lo，他20岁出头就拿了博士学位。由于这门课的数学推导相当艰难，不是普通的微积分，而是不确定微积分（Stochastic calculus）。因此，全班同学天天开夜车解数学题以对付该课的数学推导。Lo看我们的水平不行，特别讲了一个故事以鼓励我们。
斯坦福大学里有一个博士生，成绩相当差。他修课的平均成绩未达标准并且已经准备走人了，除非现在修的这门课可以拿A才能弥补一切。到了期末考试时，这位老兄连开了几天夜车看书到半夜，希望可以拿个A。但由于读书读得太晚了，早上起来时已经10点了，而考试早在9点就已经开始了。，他骑着单车赶到教室已是10点30分。任课老师说：“我也不想为难你了，还是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自己到图书馆里去答题吧。考卷上有两题，黑板上也有两题，你把这些题目抄下来就赶快去图书馆。”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学生将考卷交给老师，然后大醉一场。因为他只答出了黑板上的一题和考卷上的半道题。他心里想，就算他答的全对也不过是40分而已，离A远着呢。晚上，他匆匆地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赶早上的火车回家去。
第二天早上不到8点，他就接到系主任的电话，叫他立刻赶到系主任办公室。他吓坏了，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赶到学校，他忐忑不安地进了办公室，那里有系主任、任课老师和一位大师级的讲座教授并坐着等着他。这位学生坐下后，系主任开口问他：“黑板上的这个题目是你自己做的吗？”他很害怕地点了点头，他担心会不会因为答得太差，学校要他赔偿学费。三个教授轮番问他问题以确定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答。到最后，终于确认了。系主任说：“斯坦福大学决定立刻授予你博士学位，并聘请你为终身制教授。”这位同学吓坏了，在5分钟后，他怯生生地问了一句话：“为什么？”系主任告诉他，黑板上的那道题他答出来了，而那正是爱因斯坦答不出来的题目。Lo问我们：“你们知道这位同、学是谁吗？”我们全班一起摇摇头，Lo说，“他就是运筹学之父——George Dantzig。”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把所有的课程都读完了，同时还得通过四次非常困难的学科资格考试。考完试以后，即被授予金融学硕士学位。这四次考试中最难的就是第一次，因为要考宏观经济学跟微观经济学。我当时是全班第一名考过的。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读书开窍了。”
而第四次资格考试是考金融学的专业课程，其中一科就是Lo的股票期权。为了准备这次考试，我们全班昏天黑地地开夜车解答艰难的期权数学问题。但我们拿到考卷时一看只有一道考题“股票期权可否兑现”，题目虽看似简单，但老师却给了我们8个小时的答题时间。我们都认为8个小时解这一道题，那它肯定是很难的题目。我还记得全班8个小时内无人提早离场，个个面带苦色，而且洋洋洒洒地写了至少40页以上，我大概写了60页。考完以后，老师告诉我们，全班都答错了，答案是——NO——老师只要我们回答一个字而已。全班唉声叹气，果然是小鬼难缠。
我到了沃顿后，碰到了初中时代的同学——马学勇。他在“国立”台湾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以后，拿着全额奖学金赴沃顿商学院决策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当然，他不记得初中那一点琐事了。他还邀请我参加了他的婚礼。但一两个学期以后，他就不读了，听说是考试没过关。但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这样消失了。据同系的学弟梁定澎（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教授）的说法，他这一生太顺了，所以没有办法承受不顺的打击，因此轻易地就打了退堂鼓。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压力太大了，而且总把读书看得太重要、太唯一了，几乎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枷锁。老美就轻松得多，念好就念，念不好就不念，无所谓。我们可能认为马学勇无法承受打击而退学，说不定他自己可能就像老美一样觉得念书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也可能并不是他本人想不开，而是我们局外人在替他想不开而已。
观 众：郎教授，我们很好奇，你的博士论文是不是也这么富有传奇性呢？ ？
郎咸平：1985年，在沃顿开始写博士论文时，我只想做投资学方面的论文，我根本就不敢做公司财务的课题因为我认为自己是不适合这种软科学的，我也不认为我能进那个小圈圏。只是当时沃顿的一位大牌教授Irwin Friend需要一个勤劳的打杂工。由于我曾义务帮他搜集了一些资料，所以他很希望继续用我这个廉价劳力，因此就收了我，并要求我做公司财务的实证研究。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噩梦生涯。
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找公司财务的论文题目，更不知如何着手，只是很努力但很幼稚地想把论文写好。我想可能是我的“勤劳”感动了他，他指定了一个公司财务的题目给我，同时也把有关的资料给了我。在他细心的指导下，我很勉强地把论文在半年之内写出来了。我总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这个速度就沃顿创校一百余年的历史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快的了。虽然我拿到了金融学博士学位，但我对这个领域还是相当的陌生。
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我一心一意想回台湾发展，我可以说是第一个回台湾的金融学博士。当时，我向“国立”台湾大学商学院金融系系主任林煜宗申请工作。由于我以前不是那里的学生，因此，他很客气地拒绝了我。我随后又托了些人说情，包括杜兰大学的李志文教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