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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容，以分享到一点情意的愉悦，或能从她们的发髻、服饰上得到一点借鉴，以使自家的女儿日后也能长成像她们那样。
这些伎艺女童走到市民眼前来了，她们还跃上高头大马，策骑驰骤。许多青春少年，豪俊小子，从以睹女童风采为快的市民行列里跃出，如追逐花蜜的蜂儿，紧随其后。这些平日桀傲不驯的后生，抢着向女童们送宝具，献果酒……
这种狂热场面，可谓之现代城市“追星族”之滥觞。目击这一情景的孟元老，是生活在东京最奢侈时期的贵族，他着力描述市民在大街上对女伎的追逐，意在以一滴水见太阳，以透露出即使一般的市民，也开启了对女伎欣喜若狂的心潮。
在市民的心目中，成为一名女伎艺人是很不简单的事情。且不说称得上女伎的，几乎都要仪形秀美，光彩溢目，更难得的是女伎要具备多方面的伎艺才能——她要会插科打诨，她可以和雅弦声；她要会翩翻飞剑，她可以填词作赋……
正像向子吟咏能着棋、写字、分茶、弹琴的女伎赵总怜那样：“风流模样总堪怜。”在市民看来，多才多艺的女伎，是城市中最耐品尝的鲜花，野芳幽香，一朵比一朵美艳，是一道穷妙极妍的风景。
出自宋、金之间文人之手的《宦门子弟错立身》，就刻画了一位对女伎十分痴迷的贵族子弟延寿马的形象。他倾羡散乐女伎王金榜，只见她：“有如三十三天天上女，七十二洞洞神仙，有沈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鹊飞顶上，尤如仙子下瑶池；兔走身边，不若姮娥离月殿。”
延寿马要抛家别业，与王金榜一块去“冲州撞府，求衣觅食”，这不禁使人想起有人在墓葬的雕砖上都要刻上自己喜欢的女伎形象。那是河南偃师宋墓出土的有楷书“丁都赛”三字的雕砖像——
在这块长28厘米，宽8厘米，厚3厘米的砖面上，只见她，体态清盈，星眸灩灩；幞头诨裹，高簇花枝。上身内着抹领，外罩紧袖窄衫，下身紧裤及袜，足蹬筒靴，腰系巾帕，此为最流行的妇女时装“吊敦服”。她还背插团扇，双手合抱胸前拱揖，好一副表演的风流模样。
孟元老记述，丁都赛是作为杂剧艺人出演的。宋杂剧不同于元杂剧分类之细，而是综合歌唱、说白、舞蹈、武技等艺术为一体，仅看一看周密所录《官本杂剧段数》，便可知道宋杂剧所含之广了。想来丁都赛各类艺术必然娴熟出众。
孟元老说丁都赛等六人之“后来者不足数”，又证丁都赛为东京杂剧女伎中之佼佼者。丁都赛形象被模勒造型烧制成砖，这无疑是那些生前崇拜这位著名女伎，身后又怕寂寞的喜好女伎者费心竭力所为。市民将雕刻砌入墓室之际，正是丁都赛活跃舞台之时，可见丁都赛在市民中间声誉已不是一般女伎所能比拟。
于此联系许许多多市民，之所以从清早就泡在勾栏瓦舍里，逍遥俯仰，不觉抵暮，欣赏踊跃旋舞、乖觉洒脱的女伎，如丁都赛之流的表演，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如《宦门子弟错立身》中的延寿马痴情于女伎王金榜的原因一样。书中列举了王金榜可以表演——
负心的王魁，千里送寒衣的孟姜女，脱像云卿鬼做媒，鸳鸯会，卓氏女，郭华因为买胭脂，琼莲女，船浪举，临江驿内再相会等等节目，以至延寿马为此发誓要“不图身富贵，不去苦攻书，但只教两眉舒”。女伎可以说已经成为广大市民心灵上的一剂舒心药了。
这种以伎艺诱招顾客的女伎，和以调笑卖淫为主的妓女是有区别的。不错，在宋代典籍中，“伎”和“妓”是通用的，但在宋代城市中并不等于有伎艺的女子就是妓女。且不说那些专在瓦子里、露台上献艺的女伎，只说说在宫廷服务的女伎就不同一般——
在一次真宗和近臣的宴会上，席间言谈涉及庄子，真宗忽命呈诵《秋水》，马上就来了一位翠环绿衣妆扮的小女童。她神色自若，当众朗朗背诵《秋水》，闻者竦立恭听。这位小女童，可称是对《庄子》下过一番功夫的。这只是宫中专门供职的女伎偶然的一次表演。
在武技方面，宫中女伎也是被培养得出类拔萃的。政和五年（1115）四月，徽宗在崇政殿，就曾展开一次别开生面的检阅，先是让五百余名男子，表演操练、骑马射箭、拉硬弓等，然后，徽宗又让一队女伎表演类似的节目——她们也跃马飞射，用阔于常镞的矢镞射断那随风飘摆的细柳枝，又射那疾奔的马拖曳着的满地滚动的绣球。此两项是骑射中难度最大的，最难驾驭的。楼钥曾专写《骑射抱球戏》诗歌咏这种情景：
前骑长缨抱绣球，后骑射中如星流。
绣球飞最难射，十中三四称为优。
透过诗句，不难想见此类骑射的艰难程度，可就在此类青年男子专擅的天地里，却涌来一群伎艺女童，她们像男子一样纵马，却比男子驰骋得更加飘逸；她们像男子一样射弓，一下便可将长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能破坚于300步外的神臂弓如满月拉开……女童弯弓盘马的表演，使一旁观看的五百多个专以此类伎艺为职的班直子弟大感羞愧，自叹弗如，更不要说这群女童还别张一军，踞鞍击丸，一时间，出现“凤尾杖交团月合，龙门球过一星飞”的动人景象……
开裆夹裤
女童所表演的这种“击球”运动，和传统的马球有所区别，是一种“驴球”。驴球之所以在宋代城市有长足发展，和东京妇女的穿着密切相关。东京的妇女不穿宽裤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胜”，穿开裆夹裤或长裤，如福州黄升墓出土宋妇开裆裤和浙江兰溪南宋墓出土宋妇长裤，以便活动和乘骑，这就是驴球运动始作俑者为东京的女伎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风气也传于男士。有人登第后，发放到州县做主簿，竟也是骑着妻子的驴去赴任。而且在北宋初年，就有郭从义以善击驴球而扬名。赵匡胤命他表演，只见郭跨驴殿庭，周旋击拂，曲尽其妙。赵匡胤大喜，特在身旁赐给郭一个座位。慰奖之余，赵匡胤向他指出这种驴球不是他这样的人所应该打的，这使郭大惭……
看来乘驴击球，应以女伎为宜，这固然有妇女服装方面的原因，但也和驴的小巧、耐力不无关系。因此由女伎表演的驴球又称为“小打”——
一百多个女伎，穿棉袄，着丝鞋，各跨雕鞍花鞯驴子，“花装”成男子模样，分为两队，手拿涂金银围的彩画球杖，直奔场地上立着的一个彩结小球门。一队的“朋头”即射手，要将队员传给她的球带射进球门，唤作“入孟”，才算胜利。另一队女伎，则向前争占，不让“入孟”，可抢球供本队“朋头”射门。两队为此互相追逐，展开抢夺。两队女伎无不拼命向前，一直到皇帝赐下优厚赏物，才停止这场比赛。
从语言角度追溯，“孟入”的来源乃是“蜀人打球一棒入湖者谓之猛入，音讹为孟入”。由此可知“入孟”场面一定十分激烈。因为“入孟为胜”，所以有文士在应举时，就梦见打球一棒“孟入”，一朝他登科，“则一棒孟入之应也”。“入孟”简直成了成功的别名了。
一场女子驴球比赛，多达百余人，必然有正式、替补队员之分。驴躯体小，骑在上面，周转虽灵活，但重心低，长时间打球很累，必须频繁换人。其他诸如球场、球门、旗帜、球杖、球质大小、乘骑、服饰、装具、乐队、唱筹的裁判、比赛的章程和“大打”的男子马球相差大致不远。
这种驴球，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在宋代以前，《旧唐书》曾记剑南节度使设置了女子驴球队，但因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装饰侈靡，日费数万，其表演不如马球多。至宋代，李攸《宋朝事实》有了明确记载：跨驴击球，供奉分朋戏，在御前以为乐。后因打球名不雅，改为“击鞠院”，列为军中之戏。在城市中打驴球已是经常的了，宋代以后，则无从找见女子打驴球的踪影。
宋代驴球得到长足发展，其中主要原因是宋代较之其他时代，都非常重视女伎的多方面技能的培养，练习打球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宋白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昨日传宣唤打球，星丸月杖奉宸游。
上阳宫女偏捷，争得楼前第一筹。
女童还要学习其他方面的伎艺，并且经常演练。也是这位宋白的宫词诗，对此展开了生动的描画：
帝诰皇坟味有余，万几无暇旋生疏。
终须别置三千女，分记金华殿里书。
后苑秋晴校猎归，淡妆宫女尽戎衣。
数中供奉谁精熟，斜勒骄骢掠草飞。
御府书踪字字奇，散教宫女仿来时。
研精笔法难停稳，并恨羲之与献之。
如此等等，俯拾皆是。皇家对女伎可谓情有独钟，以至爱屋及乌，还将伎艺作为贵妃入选宫中标准之一。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给人们讲叙：慈圣太后在娘家时，经常在寒食节间玩掷钱游戏，她掷出的铜钱可盘旋好久，侧立不倒，可为一绝。大约此事传进宫中，未过多长时间，她便被招聘入宫。
慈圣太后的入选，原因当然不止于此，但伎艺是她入选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却是不应忽略的。从东京、临安两大城市的“御前应制”活动来看，皇家所宠爱召集最多的主要是女伎。如小唱，有李师师、徐婆惜；嘌唱，有安娘；叫果子，有文八娘；杂剧，有杨总惜，等等。甚至临安元宵之夜所进行的傀儡表演，也都装扮成衣装鲜丽、腰肢纤袅的女伎……
究其根源，这是因为女伎用实力和风采，在众多的伎艺中奠定了自己颇具竞争力的独特位置。举例而言，有的女伎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也成为东京有名的伎艺人，便自幼加以调教。有一个刚满三岁的小儿，可没有他不会唱的乐曲，而且唱起来按皆中节，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连专职的教坊伶人，也都称赞这是奇迹。
说穿了，这是由于幼儿有一位精通乐曲伎艺的母亲，使他在娘怀里食乳时，就捻手指应节，由习惯而养成唱曲的特殊才能。不独如此，在所有的伎艺门类中，都可以找见这类具有高超伎艺本领的女伎。试以临安上千名的著名伎艺人所从事的行当来看——
散乐：张真奴
踢弄人：小娘儿
掉刀蛮牌：朱婆儿、俎六姐
讲史书：张小娘子
棋待诏：沈姑姑
演史：宋小娘子
说经诨经：陆妙静
小说：史慧英
影戏：黑妈妈
队戏：李二娘
唱赚：媳妇徐
鼓板：陈宜娘
杂剧：肖金莲
唱京词：蒋郎妇
诸宫调：王双莲
唱耍令：郭双莲
覆射：女郎中
撮弄杂艺：女姑姑
射弩儿、打诨：林四九娘
这一名目的列出，是临安市民对杰出女伎的杰出本领的认可和推崇。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宋代城市女伎主要是在歌舞乐曲方面成就突出。目前出土的宋代文物，以讲唱歌舞的女伎为多数可以作证。这从河南禹县白沙镇北宋墓壁画上可见其端详——
图中共绘11位女伎，她们或高髻，戴团冠、花冠，或男子装束，戴翘脚花额幞头。她们持乐器作演奏状，有大鼓、杖鼓、拍板、觱篥、笛、笙、排箫、琵琶，纷作乐声，给一作曲膝扬袖之舞的女伎伴奏。
观看这“大曲舞蹈”的是一对夫妇，从其坐椅下和垫子前绘有金银铤与饼等物，及钱贯、贡纳货币场面观察，他们是在城市从事商业活动者。他们在其墓地还将女伎表演置于面前，可以想见生前必定眷恋女伎不能自拔，从而揭示了喜好女伎的风气，已从东京、临安那样的大城市蔓延到小城镇里。
以南宋隆兴府樵舍镇上的富豪周生为例。一天，一经过此地的卖艺人王七公，引领着一位名唤千一姐的女伎来为他表演。这女伎不仅容色美丽，鼓琴佳，长奕棋，书写大字，还善梅竹。周生命她唱词，千一姐所唱皆妙合音律。周生大喜，立即召来牙侩，与王七公立下契约，给予官券千缗，买下了千一姐。
一个小镇上的富人就如此热衷于有伎艺的女子，而且有多种伎艺的女子也满足于在小镇上落脚，显示出了女伎的供求双方是相当活跃的。一方面是喜好女伎者，一方面是拥有伎艺的女子，构成了一种也可以称得上是兴隆的“买卖”了。于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
四川兴元一家市民，在路上捡到一个小男孩，带回家养育。这个小男孩越长越漂亮，夫妻俩便商议，教他歌舞，把他装扮成为女伎，因为这样就可以售数十万钱。此后，这男孩便被关闭在深屋中，节制饮食，他的肤发腰步，都被加以严格的调治和修饰。待他长到十二三岁，俨然是一美女形象了。这对夫妇便将他带到成都，教给他新的乐声，加之他非常警慧，这对夫妇不让人见着他。这样一来，人们更以为他是奇货，许多市民来求他为妻，可这对夫妇一口回绝说：我们这女儿应当归贵人所有。他们这样一说，好事者更接踵盈门，为的是见“她”一面。看一面，“她”便马上避开，就这一面也要钱数千，叫作“看钱”。时间长了，“她”的名声越来越大。有一来成都的通判，慕名见了“她”一面，立刻神情恍惚，非要得到这位“女子”不可，与其父讲了价钱，一直给到70万钱，这对夫妇才将其“女”售给通判。通判喜不自禁，摆下宴席，与来祝贺的客人痛饮，并要此“女子”唱歌以助酒兴。欢闹到了半夜，通判拥“女”进入房中，这时，才知“她”是男子，通判连呼受骗，派人去找其父母，已茫然难觅踪影，告官府去捕捉，也无音讯……
一对夫妇，含辛茹苦，不辞烦难地将一弃男培育成俊俏女伎的过程，不妨视作宋代城市女伎成长短史。从这位假女伎的故事可以返照出市民生活对女伎的迫切需要之情。这对夫妇之所以费尽心机，将男孩训练成非同寻常的女伎模样，无非是因为出色的女伎可以赚来数量可观的金钱罢了。
如在潭州开场的一位善歌宫词的女伎，每一天可挣得数百券，豪门争延致之，日掷与金钗等，使她年余便积累万钱。又如一位官员在杭州宴客，就因一女伎善作“合生”，那官员就日赏她万钱……
所以上面所说的假女伎敢冒风险而上，它发生于兴元至成都等城镇之间，可知宋代四川城市此类事一定不在少数。1970年四川广元市罗家桥宋墓出土石刻图画上有两图，各绘有八女伎，有奏乐者，有舞旋者，乐器纷呈，舞姿蹁跹……这透露出了市民对女伎的喜欢，主要集中在乐舞类女伎身上。
我们还从宋人话本中看到：在宋代城市里，媒婆给人撮合婚事，首先也是讲好女子会很多乐器，以“李乐娘”自誉。一般市民也都要培养自己的子女唱曲，这唤作“教成一身本事”。北宋东京低级吏员之家的庆奴，由于“唱的好曲”，在生活无着流落镇江的时候，便到酒店“卖唱”为生。
为赚钱而唱的乐伎，由于训练有素，往往都是歌喉婉转，字真韵正，使人百听不厌。至于城市中的舞蹈，可以用《繁胜录》中的一句话概括：“诸色舞者，多是女流。”最为突出的是临安，街市上三五成队的乐人，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市“赶趁”……
可以说，歌舞女伎成为宋代城市女伎的主流。金人攻陷东京前，一次来索千名女伎，主要也是限于歌舞伎，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但这不等于说女伎仅歌舞一种，在宋代城市中，女伎的范围是很宽的。1992年2月，河南洛宁县东宋乡大宋村出土的北宋乐重进画像石棺可证——
石棺上有《散乐图》，其图为一吹觱篥女伎，一吹箫女伎，二拍细鼓女伎，一舞蹈女伎。此样式在河南安阳天禧镇等宋墓均有发现，为北宋大小城镇最为常见的小型女伎散乐。
在散乐两侧，各有一窗棂式屏风。左屏风前、桌后、右侧各立一女，左女拿茶托，端茶杯，右女双手端盘。桌前一女，双手扶碾轮在槽中碾茶末。右侧屏风前、桌后一女，双手端一碗，此女对面站一端酒杯女，桌前一女双手端圆盘，盘上放一注子。一《进茶图》，一《进酒图》，交相映衬。
从这画像石棺看出，宋代女伎是各式各样的，不独吹拉弹唱，也有娱侍女伎，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堂前人、拆洗人、针线人……这位乐重进，就是歌舞女伎和侍候女伎并重的，他的这一生活方式，标示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