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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
作者：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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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最后十年，到底是王朝衰世的末日，还是被打断的大国崛起？
晚清的最后十年，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奇特历程；
晚清的最后十年，一个在“改良、创新与革命”中挣扎的混乱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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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三月十四日，李鸿章等人迎着萧萧春雨，前往日本马关谈判和约。一路上，李鸿章愁怨满腹，快到马关的时候，他吟诗一首：“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李鸿章还算是有点先见之明，马关果然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伤心的地方。在马关谈判的日子里，年事已高的李鸿章不但被伊藤博文百般羞辱和嘲弄，在谈判途中还曾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袭，脸上挨了一枪不说，差点就命丧东瀛。即使后来侥幸保全性命回来，李鸿章心里也很清楚，这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旦签订，自己必然要背上千古之骂名，正如他自己所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甲午一事结束后，李鸿章便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了个人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中。在搬到了贤良寺暂住的日子里，李鸿章说过这么几句话，抒发了他心中的愤懑：“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目前国内的主流舆论，都认为甲午战争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大考验，战争的失败也就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由此引发了对国家体制的思考并激发了在最快的时间内让国家强大起来的迫切愿望，随后的戊戌变法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不过，笔者倒认为，体制并不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过分拔高戊戌变法而刻意贬低洋务运动其实是一种历史的本末倒置，而作为洋务运动总设计师的李鸿章受到各种非议是不公正的。
就当时的权力结构而言，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他虽然是当时朝廷的第一重臣，却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首脑（比如俾斯麦宰相或者伊藤博文总理之类），这决定了他在洋务运动中无法放开手脚，因为各种反对力量如清流派及保守派，他们的力量同样强大。而当时的清廷本身就是一个各种权力纠葛的复合体，作为权力中枢掌控者的慈禧太后，她的经历和学识决定了她无进取之心的同时，却是极其擅长玩弄权力平衡的高手，这或许是李鸿章的时代悲剧所在。（在专制社会不变的情况下，缺乏进取心的君主显然是晚清最后几十年的软肋所在，这或许解释了日本能够更新而清朝深陷泥潭的原因所在）。
与大多数同僚相比，李鸿章的洋务观念和意识虽然已属超前，但从本质上来说，他还是一位传统型的官僚。在清廷当时的权力运作机制下，李鸿章既要发展洋务，又要明哲保身，他必须学会在各种力量间保持平衡，而不可能毫无顾忌的以洋为本。就这点而言，李鸿章相似于曾国藩而非袁世凯，袁世凯他没有传统的包袱，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在清末的新政中才搞得有声有色。
李鸿章搞北洋海军一败涂地，而他的接班人袁世凯却搞新式陆军一举成功，但这不能说袁世凯比李鸿章厉害，只能说他运气不太好，属于历史的时代悲剧和残酷性所在。晚清的军队建设一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在剿灭了太平军和捻军后，由于担心清廷的猜忌，曾国藩刻意肢解湘军，而李鸿章的淮军虽得以保留，但他何尝不是深得座师的其中三昧。正因为如此，那些由湘淮旧军改编的防军和练军，他们在甲午战争中干不过日本的近代陆军这是一件难以接受但却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只能算是地方保安部队而不是专业的国防军。
导致北洋舰队外强中干与防军练军软弱无能的重要原因是，清廷在战略上就没有把他们当成国防军来看待，而更自私一点的原因在于满清贵族对汉人官僚掌握军队后的恐惧。换句话说，清廷并不希望这些军队过于强大，因为这会威胁到满人的统治。历史的讽刺是，在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的双重打击下，编练行军成为之后清廷的共识，因为不编练行军，不要说八国联军，连义和团这样的民众骚乱都无法解决——但编练行军却也为清廷掘下坟墓。看来，慈禧太后很“英明”，她很好的把握了这个平衡和尺度。
由此看来，北洋舰队在建军后不再购买新舰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规划上来说，清廷并没有指望北洋舰队去出海作战，这个舰队的主要功能是看家护院，任务和那些防军练军类似。这种战略性的失误，这个责任显然不能归到李鸿章的头上。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在请求了几次偃旗息鼓，毕竟，在和平时期过分讲求武备，恐有逆鳞之危。
就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而言，其实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第一个过程。事实上，晚清的近代化有三个波浪，第一波是李鸿章等人主导了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第二波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第三波是袁世凯等人推行的清末新政。其中，康梁等人的变法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大，目前主流舆论过分的拔高百日维新而贬低洋务运动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观。
对洋务运动过多的指责其实有误导中国近代化之嫌。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核心推动力不在于体制革新，因为体制革新必须先有革新的基础而是在沙滩上造空中楼阁。纵观世界近代化的过程，其本质是工业化的过程，只有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各种现代制度才能立得稳、站得牢。在工业化基础打好之前的体制革新，都属于一种超前的盲动，如维新变法、如辛亥革命，其失败是理所当然的。笔者之所以认为李鸿章搞洋务运动、袁世凯搞新政比康有为等人搞变法、革命党人闹革命更有意义，因为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对于中国这个传统国家的转型而言，是一种踏踏实实的过程，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虽然不能说它不对，但明显属于超前的病急乱投医。就大方向而言，李鸿章是完全对路的，其功绩也是有目共睹的，过分贬低李鸿章和洋务运动，反会使得中国的近代化偏离重点，误入歧途。
李鸿章的失败，不在于洋务运动的方向，而在于洋务运动的速度，特别是在日本这个参照国的对比下，这种罪恶被无限放大，这是一种历史认识的悲剧。李鸿章何尝不知道问题所在，但他的痛苦就在于知道问题所在但又无力更改，历史的定数如此，李鸿章即使挺身而出也未必就能扭转乾坤。所幸的是，李鸿章能够持续的主导并推进洋务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就当时的时代而言，李鸿章已经是难能可贵，后人又何必过于苛责。
暴力革命不能带来国民幸福：晚清的最后十年与辛亥革命的再反思
曾有人说，晚清最后十年的核心是“激进与保守”之争，最后“激进”的革命战胜了“保守”的立宪，枪杆子逼走了皇帝，中国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说法是大有问题的，事实上晚清推行新政后，根本就不存在保守一说，这十年与其说是“激进与保守”之争，倒不如说是“革新与革命”之争，最后“革命”战胜了“革新”。
把皇帝打倒在地而未能改变专制的结构，这种革命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革命。就辛亥革命而言，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观念固然是很浪漫很激进甚至很得人心，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审美价值而没有现实价值与实践意义。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在于赶走了皇帝，但它最大的败笔也在于此，因为它的目的本应是推翻专制结构，却将革命的矛头集中指向了满人皇帝。
毫不客气的说，在上个世纪的前半程，中国仍旧是需要皇帝的，毕竟历史是需要一个过渡期。就历史的发展而言，究竟是“革命”的效果好，还是“革新”的结果，这都需要时间去考验，一时半会不宜盖棺论定。在笔者看来，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一个王朝，赶走一个皇帝，也未必就是件好事——至少从晚清的最后十年和其后的几十年看来，我们对革命的喝彩声来得有点苍白，又未免有点尴尬。
暴力革命远不能带来国民幸福，历史上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一味的追求尽善尽美，得到的从来就是残缺的美（可残缺又算哪门子美呢）。对此，鲁迅先生曾深有感触的说，辛亥革命后，“我到街上走了一通，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而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
作为曾经的先进代表而后又落后于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说，“革命不是最佳途径，共和政体也不是唯一的选择结果。当前应该以‘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那就是改良式的君主立宪制”。他们认为，帝制时期的国民“毫无政治智识，毫无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为何物，不知当要求为何事”。换句话说，即使革命共和了，最终也不过是阿Q式的革命，到“小姐的牙床上滚上一滚”。但革命党人并不怎么认为，他们断论：“只要是中国国民，必然有共和国民之资格”；章太炎更是信心十足的说，“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事实真的如此吗？很可惜的是，革命未必是济世良方，建设也不是打家劫舍。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给多灾多难的中国送来了三民主义，但革命之后的中国，问题依旧是层出不穷，那些花样不断翻新的一个又一个主义，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最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章太炎从革命家到国学大师的回归，或许能说明一点问题。
张朋园先生曾在其著作《立宪派和辛亥革命》中引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
这个判断形容晚清的最后十年可谓十分贴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真实。
那清廷为什么要推行新政和立宪呢，难道是一时的头脑糊涂？
大多数人认为，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和立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愚弄百姓，正如她自己所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但是，孽种一旦诞生便自行滋长，新政和立宪措施施行后，民众的政治参与便如洪水般无法阻挡，其目标和结果决不是设计者所能一手掌控的。
这最终的结果便导致了一个两难困境。新政启动之后，清廷既无力阻止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又无法有效应对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但要试图回归到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去的话，那更是自寻死路，加速死亡。如此一来，清廷既没有勇气继续推行宪政，又无力重走老路，新政和立宪的结果反而是引火烧身后的双重煎熬，最终被由变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这种结果，不仅仅是清廷难以解开的死结，也是历史上所有既得利益者自我改革的噩梦。
马勇先生在其著作《超越革命与改良》中提出，“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无济于事。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并不是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应建立起社会的共识，而且要有一个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勇气。”
但是，在一百年前那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国民素质的提升不是朝夕之事，共识更是无从谈起。与此相对应的是，反是四种“对立”格外醒目，这便是满与汉的对立、渐进与激进的对立、保守与进步的对立及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对立压倒共识，立宪和改良的艰难可想而知。
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数国人未必反对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满人做皇帝。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种私心的政治，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但清朝建国两百多年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他们不但不是全体国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连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将他们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满族贵族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满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体国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面前，这种代表往往意味着国民的耻辱，更加激发了汉人的不满情绪——这大概就是满人的原罪了。
也许由此可以推论，假如当时是汉人做皇帝，循序渐进的推行到英国虚君式的君主立宪制，或者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惜的是，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是，假如我们抛开民族的特性问题来看晚清最后十年的改良措施的话，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制度上的革命。事实上，革命并非是社会政治变迁的唯一方式，清廷若以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充分运用其现有的行政组织手段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话，整个国家、社会和国民都将付出更小的成本。
可叹的是，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使得清廷的权威出现了致命的真空。年轻的摄政王载沣上台后，更是让当时的政治局势迅速走向两极化，而载沣本人又严重缺乏驾驭大局的能力和见识。本来前几年新政和立宪措施已经吊起了社会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的胃口，各种参政机构如谘议局、资政院等和地方自治机构也已经建立，而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亲贵却在失去权力的恐慌中加速走向保守和偏执，其“皇族内阁”的杰作更是把立宪推向了死路，也把自己推向了绝路。正所谓“庸奴误国，荼毒苍生”，诚哉斯言。
被推上绝路的不仅仅是清廷和皇族亲贵，还包括那些为推进宪政而努力的立宪派。虽然立宪派曾在帝国崩溃前的的最后几年中占尽先机，风光一时，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立宪派更是迅速被边缘化而沦为配角，甚至成为了时代所谓的“反动派”，这最终的结果便是“偏师战胜了主流，革命战胜立宪”，历史便是这样的残酷。
不可否认的是，革命在推翻皇权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权威，而一旦权威被破，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必须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而其中主要又以暴力为手段并需要付出千万国民头颅的代价。可叹的是，当革命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这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学不会积极适当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暴力和血腥中沉沦。
固然，革命党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严复曾称革命后的时期是“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这种制度的混乱和失范，给国家、社会和国民，带来的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伤害，这在后来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即小农经济转向工业社会未完成前），强行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地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够实现。这就象推翻了一个皇帝便以为革命成功一样，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那也只是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而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权力掌握者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立宪主张再精致、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徒具其表的空架子。
俱往矣！古老的帝国要脱去那沉积千年的厚重外壳，其痛苦的嬗变何尝不是一种死去活来的煎熬。客观的说，清末新政和立宪本已经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的话，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