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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一行人到达怀来县后,县令吴永急忙仓皇出迎,还依旧按照朝廷利益,对光绪帝三跪九叩首,总算让慈禧太后心里感到有一点安慰。可怜当时的光绪帝,他身穿一件旧布袍,篷首垢面,憔悴不堪,对着臣工大都默然不语。慈禧太后赶了一天的路,又累又饿,手拍梳妆桌,令“快快送饭来”!小县官发动整个城关的乡绅,好不容易让慈禧一行人吃了顿饱饭,并好好洗了个澡。这么大热的天,这些人在逃亡路上竟然好几天没有换过衣服。
怀来是小县城,条件简陋,慈禧太后到后也只能住到吴夫人(曾国藩的孙女)的卧室,皇后住吴永儿媳妇的卧室,至于光绪帝,则被打发到县衙的签押房去睡了。
离开怀来县后,一行人晓行暮宿,终于在半个月后,也就是八月初六的时候逃到了山西大同府。大同离北京已有七百多里,因为相对安全了,逃难队伍才在这里休整了四天。随后,慈禧太后带着队伍继续前进,于一周后到达太原。
到太原后,这些人的生活条件便得到了明显改善。当年乾隆老爷子游玩五台山时留下的旧物,还原封不动的在太原巡抚衙门里保留着,这时都发挥了用处。在太原期间,江苏巡抚鹿传霖也亲自率兵六千赶来勤王护驾。本来鹿传霖是打算去京师勤王的,但还没到便听说京师沦陷,太后西行,于是鹿传霖绕道河南赶到太原。
鹿传霖见了老佛爷后,报告了一个十分恐怖的消息,说八国联军正进军保定,恐怕要派追兵杀来。慈禧太后听后慌了神,一行人又继续西行,前往西安。一直到了西安,慈禧太后听说八国联军没有追来的意思,心里的一颗石头总算落了地。
随后,慈禧太后便改陕西巡抚衙门为自己的行宫,摆出了帝王的派头了。据时人记载,慈禧太后在西安御膳一天的费用,就要花去二百两银子。老佛爷还对岑春煊说,想当年在北京的时候,御膳的费用比这个要多几倍呢,现在已经省了很多了!言语之间,毫无亡国之忧。
西安虽然安全,但由于陕西连续三年大旱,造成了大批的灾民。就在那年冬天,几十万饥寒交迫的灾民涌到了省城,向巡抚大人讨条生路。但当时因为慈禧太后逃难到了西安,巡抚害怕这些人进城后会制造动乱,便下令城门紧闭,不准这些饥民进城。
饥民们进不了城,只能在城郊挖洞栖息,靠吃草根树皮苟延残喘。冬至那天,陕西突降暴雪,在随后冰天雪地的几天里,每天都有上千人因饥寒交迫而死去。随着天气的变冷,冻死饿死的人也越来越多,多到最后很多尸体都没人掩埋。
陕西人民不好过,那八国联军进城后,北京的百姓更要遭殃了。慈禧太后跑了,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就只能自行解散,各谋生路了。那些太监和宫女们长年生活在宫中,没有生活自理能力,老佛爷这一走,这宫中还不乱成一团?可怜那些人走投无路,上吊的上吊,投井的投井,服毒的服毒,自杀的数以百计。就连光绪帝最宠爱的珍妃,由于慈禧太后一直非常讨厌她,逃跑的时候并没有带上她,最后珍妃只得投井而死(也有说是慈禧太后临走前逼其投井自杀的)。
真要说那八国联军,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只不过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罢了。这支杂牌军,主要以日、俄、英、法、德五国军队为主,总数并不会超过两万人。其中,日军七千人,法军四千人,英军和俄军各约两千人,至于其他几个国家如意大利,只是象征性的派些人来,以示参战。
德国的大部队是在北京被攻陷后才到达的。德皇听说公使克林德被杀后,怒不可遏,立刻派出瓦德西大帅点兵七千杀奔中国,但终究路途遥远,北京城破若干天才到。后来其他联军见其气势汹汹,又因为其公使克林德遇害,于是举瓦德西为联军统帅。
不过,令人感到脸上无光的是,就这样一支杂牌军,却把十多万清军和数量众多的义和团打得落花流水,这不能不说是国人的耻辱。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清军的武器和战法过于落后,更别提那些靠迷信又没有组织的义和团了。
就在八国联军进城的那天凌晨,慈禧太后一行人已经从西华门逃走了。城中的清军得知慈禧太后已逃走后,也都纷纷散去。随后,八国联军便进入紫禁城,在混乱中,宫中的很多珍玩宝物便自己长脚,不翼而飞了!
八国联军在对北京进行分区占领后,便开始疯狂搜杀义和团。和当时义和团任意指认他人为教民一样,联军也任意指认他人为义和团,同样的野蛮,同样的残忍。北京城顿时一片血雨腥风,遇害的尸体堆积如山,恍如地狱!
由于各国司令官默许自己士兵抢劫,于是洋兵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身跨洋枪,手持利刃,三五成群的在各街巷进行抢劫,所到之处,无一幸免。在紫禁城里,除了几个大殿外,宫中的珍玩宝贝、金银财宝基本都被洋鬼子们一抢而空,那些不便藏匿带走的,就贱价卖掉或者干脆砸烂取乐。
连传教士们也加入了抢劫的队伍。据一个外国记者报道,有几个著名的传教士说,“收集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不是抢劫,而只有从所有者手中获得财物才叫抢劫”――所以他们都得到了很好的皮货。
城里的很多妇女(特别是满族女人),由于害怕被洋鬼子欺辱,很多都跳井或者上吊自尽(后来的摄政王载沣的首位未婚妻也在其中)。洋鬼子到老百姓家抢劫的时候,就经常遇到井里已经填满了死人。城破之后,自杀的官员也不在少数,比如尚书崇绮、祭酒王懿荣等,都自杀身亡。
事情还没这么快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逼迫清廷签订赔款和约。万般无奈之下,慈禧太后只得急令李鸿章前去议和。当时已是七十七岁的老翁李鸿章,只得抱病再次接受这个极为尴尬的任务。李鸿章在准备北上之际,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何良策,老李叹道:“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老和尚,撞破钟,焉有好结果?
经过数月的艰苦谈判,最后达成《辛丑条约》十二款,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为德国公使克林德树石碑,建牌坊;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亲自前往德国大皇帝面前谢罪。因日本书记官被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日本谢罪。
二、惩办那些主张仇洋的罪魁祸首,如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等人。
结果,庄亲王载勋于辛丑年正月初三自尽;英年、赵舒翘初六自尽。毓贤初四被正法,启秀、徐承煜初八日被正法。刚毅不及和议便已病死,而徐桐则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自尽。真正的罪魁祸首,端王载漪被加恩发配新疆,永远监禁,好歹保住一条老命。
另外,在庚子年间因主和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和太常寺卿袁昶五大臣,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三、赔偿四点五亿两白银,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本息还清。赔款由上海办理,以关税盐政作保。乖乖,四点五亿,合计当时大清国每人罚款一两。
四、各国派兵驻守使馆,中国人不得居住在使馆区内(即后来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大沽炮台和天津到北京一切炮台防卫设施,一律削平,以绝后患。天津到北京的关隘要地,包括杨村、唐山、滦州、秦皇岛、山海关等,允许外国兵驻守。
五、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此时的清廷,恐怕再没有比和洋人打交道更重要的事情了!
议和过程中,李鸿章因年老力衰,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各国听说李鸿章行将就木,也颇有感伤,最终议定和约。如今世人都说李鸿章所签之约为卖国条约,但换其他人未必能比李鸿章做得更好。国家衰败至此,即使第一能臣,又能如何?最后还不是让四亿五千万国民代打板子,每人罚款一两了事。
再说那惹祸的老太后,她做梦也没想到,洋人竟然没有提她最担心的归政要求。老太后惹下这么大麻烦,最后居然寸土未失(不过让全国人民各赔一两银子了事),这在大清国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外交“奇迹”。《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才陆续撤军。既然江山不改,归政免谈,老太后便决定返回京师。据说慈禧太后在宫中藏了三千万两银子,八国联军没有拿走,老太后回来后看见银子安然无恙,顿时喜笑颜开,逃难之事,也已忘到了九霄云外。
不过话说回来,庚子年杀害外国公使确实过分,而后来修建的克林德碑也成为北京的一道风景,各国记者来后总要前来瞻仰一番,合影留念。可惜好景不长,一战后德国战败,克林德碑被砸碎,人们另树一碑,大书“公理战胜”四字(只可惜当时的国际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公理战胜”,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败,岂不是很说明问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庚子年的往事虽然早已是昨日云烟,但非理性的影子依旧飘忽于这片大地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我们重提旧事,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文明和理性,才是民族进步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实质和希望所在。
从变法到庚子乱政,世事难料真荒唐。由此,慈禧太后重新接过了前几年被她打倒的“新政”大旗,开始了晚清的最后十年。
第二章、迟到的清末新政
一、国难当头家难当,老太后也来搞新政
1901年,也就是中国农历的辛丑年。这一年,如果按照西历的话,应该是二十世纪的头一年,听起来颇有万事待兴、朝气蓬勃之气象。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年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就在前一年的夏天,由于八国联军占领了紫禁城,慈禧太后也只好带着光绪皇帝狼狈的逃到了古都西安。当二十世纪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慈禧太后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气。此刻的她,正在焦急的等待着北京谈判的结果。好在老臣李鸿章在洋人们中间斡旋,虽然最终赔了不少银子,但总算把这些外国兵给打发走了。慈禧太后闻讯后,叹了口气,虽然有些伤感,但也算是心定了点——终于可以回銮了。
老太后逃出北京后,天下大乱,人心汹涌,几乎国将不国。这大清国也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不过,再难慈禧太后也得继续当下去,她也不想这大清的宗庙社稷最后败落在自己手里,日后无脸去见列祖列宗。于是乎,为了平息因义和团错误政策而带来的民愤(当然也不乏讨好洋大人们之意),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出人意料的打出一张“新政”牌。
这道变法的上谕是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的,谕旨中大谈变法经,什么“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又是“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随后,谕旨又批评了洋务运动,“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舍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谕旨中明确表态,说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最后,朝廷下发任务,“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举所见”,并要求以两个月为期限,“详悉条议以闻”。
众所周知的是,慈禧在三年前还亲手扼杀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这时为何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如此开通了呢?慈禧太后想到这一点也颇为尴尬,虽然她事实上是接过了维新派的变法旗帜,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便借光绪皇帝的口在谕旨中与康梁等人撇开关系:“康逆(有为)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皇太后何尝不想更新,朕何尝概行除旧?……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如此一来,慈禧太后一下就把她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给推了个一干二净,还倒打维新派一耙,“变法自变法,康有为谋逆自谋逆,”这次新政没他们什么事。
慈禧太后也很清楚,杀了几个维新派倒不是什么大事,关键还是义和团的事闹得太大了,闹得几乎让大清帝国彻底玩完。要不是她老人家还有点威信,这大清哪还不早东南互保、西北独立,支离破碎了?如今此一时彼一时,老太后仓皇出奔到西安,惶惶然如同丧家之犬,若再用老一套的手腕的话是吃不开了。
好在慈禧太后是个聪明人,虽然她当年已经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妇了,但当时脑筋还过得去,不像后来的几年每况愈下。为了挽回民心,慈禧太后带领她的流亡政府不断的下罪己诏、保荐人才诏,最后干脆在内外压力下宣布变法,以示开明。
可惜的是,慈禧太后毕竟是妇道人家,文化水平也不高(据说她常写错别字),正如评论家所言,“她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最高领导者。”好在当时做统治者未必就要什么“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慈禧太后有驾驭群臣、稳固统治的权术就够了,而这又几乎是她与生俱来的能力。慈禧太后执掌大权近半个世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老佛爷可不是白叫的。
老佛爷的缺点当然也很多;嗜权如命、心胸狭窄、心狠手辣、生活奢侈;等等。这些还都是小问题,最关键的是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被革职的维新派大臣王照语),看问题只看到“利害切身”(晚清大臣陈夔龙语),既缺乏远见和魄力,也不具备近代意识。倘若慈禧太后执政的嘉庆道光时期,做个守成之君倒也问题不大。但慈禧太后的运气也不好,正好赶上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转弯处,即使她努力掌舵,也只能不让大清帝国这艘破船免于沉没,你要让她领导清廷走出困境;使国家走向复兴和强大,这未免有点苛求了。
但话说回来,你要说慈禧太后一味守旧顽固,一味的和时代对抗,倒也不尽然。历史人物往往是多面性的,我们的理解也不能完全的年谱化。就说变法这事,你说慈禧太后完全反对,也不是历史事实。从各种情况来看,她最恼恨的似乎是“康梁新党”和不听话的光绪皇帝,对于变法维新倒也不是一概的排斥。因庚子之役护驾有功而一度成为慈禧太后宠臣的岑春煊在《乐斋随笔》中也曾透露说,“朝廷自经庚子之变;知内忧外患;相迫日急。非仅涂饰耳目;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太后首以雪耻自强为询。辛丑回銮以后;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
在两度被洋人们赶出紫禁城后,此时的慈禧太后恐怕是真心真意的想要“雪耻自强”,而且是“其心甚切”。小县令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曾接待过西逃途中慈禧太后,他也曾听老太后说:“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吴永、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
慈禧太后的确没处述说,因为她在民间的信誉糟透了。人们怎么会相信,一个镇压变法运动的刽子手,怎么没过两年自己也来搞变法?在老百姓的眼里,慈禧太后此举似乎更像是一种政治秀,他们有理由感到怀疑,甚至感到滑稽和别扭了。
对于慈禧太后提出的“新政”,国人大都持观望态度。毕竟,三年前戊戌政变的阴影并未消散,这时慈禧太后提出的到底是真变法还是假维新,地方官员们不得不仔细揣测其用意了,不然,万一马屁拍到马脚上,头上乌纱帽不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在一片猜疑的气氛中,地方督抚大员们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内居然无一字回奏。这个结果,让慈禧太后颇为的始料未及——她本以为自己的华丽转身会赢得满堂的喝彩呢。无奈之下,清廷再次发出通知,催促那些地方督抚大员们赶紧“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
为了表明朝廷的决心和诚意,在发出第二个通知之后,清廷便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其职能便是未来新政的领导机构,倒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当时被委为政务处督办大臣的包括庆亲王奕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