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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新材料暴露出来的矛盾（2）
该臣等会议得：山东巡抚塞楞额奏称，运送缎匹员外郎曹等，于勘合外加用沿途州县各站马匹、骡价、程仪、杠夫、饭食革料等物一案，审据曹供称：“从前御用缎匹俱由水运，后恐潮湿，改为陆运驿马驮送，又恐马或惊逸，途间有失，是以地方官会同三处织造官员定议，将运送缎匹于本织造处雇骡运送，沿途州县酌量协助骡价、盘缠。历行已久，妄为例当应付，是以多支马匹，收受程仪，食其所具饭食，用其所备草料，俱各是实。我受皇恩，身为职官，不遵定例，冒取驿马银两等项，就是我的死罪，有何辩处”等语。笔帖式德文，乌林人麻色同供：“我二人新赴任所，去年初经陆运缎匹，以为例当应付，冒昧收受，听其预备。就是我们死期到了，又有何辩处。”等因。俱已承认。随将沿途索取银两帐目核算：曹收过银三百六十七两二钱，德文收过银五百十八两三钱二分，麻色收过银五百零四两二钱。查定例“驰驿官员索诈财物者革职”等语。但曹等俱系织造人员，身受皇上重恩，理宜谨慎事体，敬守法律，乃并不遵例，而运送缎匹沿途骚扰驿站，索取银钱等物，殊属可恶。应将员外郎曹革职，笔帖式德文、库使麻色革退。笔帖式、库使均枷号两个月，鞭责一百，发遣乌喇，充当打牲壮丁。其曹前站家人方三、麻色家人祁住、德文舍人冯有金，虽听从曹等指令，而借前站为端，骚扰驿途，索取银钱，亦属可恶。应将方三、祁住、冯有金各枷号两个月，方三、祁住鞭责一百，冯有金责四十板。其曹等沿途索取银两，虽有账目，不便据以为实。应将现在账目银两照数严追令交广储司外，行文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巡抚，如此项银两于伊等所记账目有多取之处，将实收数目查明，到日仍着落伊等赔还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参见《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1辑。
该题本原藏大连市图书馆，与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雍正七年七月“刑部移会”两相照应，对研究曹家在雍正上台后的遭际有一定意义。但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一题本的发现，加强了曹家被抄原因的经济罪案说，或更加证实了张书才提出的骚扰驿站说，余以为不然。题本中保留的口供说：“从前御用缎匹俱由水运，后恐缎匹潮湿，改为陆运驿马驮送，恐马惊逸，途间有失，于是地方官会同三处织造官员定议，将运送缎匹于本织造处雇骡运送，而沿途州县酌量协助骡价、盘缠。历行已久，妄为例当应付，是以加用夫马，收受程仪，食其所具饭食，用其所备草料，俱各是实。”这说明运送龙衣时多加一些骡马、草料、程仪，是三处织造会同地方官决定的，历行已久，并不是曹胆大妄为。家人方三等在口供里也说：“沿路驿站所给银两俱系我们经手是实，所给数目多少不等，俱有账目可查。”总管内务府查的结果是：“内开曹收过银三百六十三两二钱。”则又说明路上账目异常清楚。那末，既是“厉行已久”之事，账目又一清二楚，为何偏要在这个时候惩办曹？岂不令人深长思之么？此其一。
其二，此题本开头部分山东巡抚塞楞额的奏疏最堪注意。塞疏也承认：各驿站的过往差使因种种原因额外多索以及违例应付的情况，经常发生，是“历年相沿，彼此因循”已久的事情，虽然知道违例，大家也感到“莫可如何”。说明对此类事以前并未深究。何况塞疏说的是一般的驿递差使，至于运送龙衣，恐怕更不好深究了。不仅不好深究，说不定沿途各地方驿站还要主动加马加粮，惟恐拍不上织造官的马屁而懊丧呢。这完全是情理中事——如果在康熙朝，谁敢碰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一根毫毛？可是这位塞楞额偏要追究，亲自将三处织造最近一次运送龙衣的情况“查访”得清楚“既确”，要求雍正皇帝敕下各织造官，以后不得多索夫马、程仪，以发扬“爱惜物力、培养驿站之圣心”。而雍正也就立即接受此建议，并表彰塞楞额“毫不瞻徇，据实参奏，深知朕心，实为可嘉”。要不是塞楞额事先已获悉雍正对曹一家的态度，他和“圣心”能够符合若契吗？因此所谓曹“骚扰驿站”一案，说穿了不过是整治曹的口实而已。
其三，还有更可疑者，固封曹房产是在雍正五年十二月，而总管内务府对曹“骚扰驿站”案做出判决，已经是雍正六年六月，时间过去半年之久。岂有半年前发生的事情反而是半年后对另一事的判决所致之理？
因此，依笔者愚见，雍正六年总管内务府题本的发现，非但未给曹家被抄的经济罪案说和单独的骚扰驿站罪案说增添论据，反而暴露出此二说的重重矛盾，揆情度理，还是政治牵连说更接近历史实际。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新材料暴露出来的矛盾（3）
曹雪芹家族的命运是和康熙朝相始终的。曹寅在世时是它的鼎盛期。曹寅一死，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至雍正五年底被抄家，政治上固然孤立无援，彻底失势，经济上也快淘空了。隋赫德细查曹家产及人口的结果是：“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②参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7页、132页。另据曹于康熙五十四年奏称，曹家在北京还有两所住房和一所空房②。1983年新发现的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致内务府的移会，有如下一段记载：“曹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这说明抄家已使曹家彻底败落，曹被枷号，成为罪囚，曹寅之妻并雪芹等沦为一介平民。雪芹当时约十三岁左右，已开始懂得人生世事。如果说曹家上世的情况更多的是给曹雪芹提供了一个优良的文学环境，因而对《红楼梦》的创作表现为间接的影响，那末，康熙和雍正的政权交替所给予曹氏家族的打击，则直接构成了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历史契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曹学不仅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是红学发展的必要前提。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所以读《红楼梦》，应该知道曹雪芹；研究《红楼梦》，需要探究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红学，离不开曹学。论其世也，是曹学！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历史考证和文学考证
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红学派别是考证派红学。考证派红学的创始人是胡适。当然不是说胡适之前没有《红楼梦》考证，索隐派红学也不能完全避开考证的方法。但把《红楼梦》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赋予红学考证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逐渐发展为一种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学派，确实自胡适开始。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于1921年，次年，又写了《跋 》。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他在第一篇文章中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232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所谓需要做考证的“两个问题”，指的是作者和版本，这就是胡适为《红楼梦》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作者的考证，必然涉及作者所处的时代，所以胡适在第二篇文章中进一步强调，红学考证的“证据”不是别个，而是“单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等的证据”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305页。。《红楼梦考证》和《跋》两文，主要考证的是作者和时代。1928年和1933年，胡适又撰写了《考证的新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五，《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57页至第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钞本》《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三，《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82页至第91页。，则是属于版本考证的范围——前者介绍和考证甲戌本，后者介绍和考证庚辰本。1961年甲戌本《石头记》在台北影印出版时，胡适附有跋语，补充论证了他对该本特征和价值的看法《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92页至第115页。。
从今天的眼光和已经掌握的红学知识来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错误是很多的。例如他说脂砚斋就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同上，第85页。；甲戌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写的《石头记》初稿本，止有甲戌本现存的十六回，即第一至第八回、第十三至第十六回、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八回同上，第57页、第102页至第109页。。这样的一类看法，明显地不能成立。还有说曹雪芹是曹的儿子，《红楼梦》后四十回系高鹗所续等等，也是缺乏根据的论断。总的看，胡适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比较接近实际，至少将《红楼梦》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方便；对版本的考证，错误则比较多，虽据有两部珍贵的《石头记》钞本甲戌本《石头记》1927年为胡适购得，直到1961年始影印流布，藏胡适手中达三十四年之久，庚辰本原为徐星署所藏，也是胡适最早看到的。，却未做精深的研究。但是，这并不影响胡适作为考证派红学首倡者的地位。历史上创立新学派的人，主要意义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规范，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打开局面，而不在于解决了多少该学科内部的具体问题。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不到一年，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就竣稿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竣稿于1922年夏初，距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只半年的时间；亚东图书馆出版《红楼梦辨》在1923年4月，与胡适印行《红楼梦考证》的时间也相去不远。。在研究方法上，《红楼梦辨》和《红楼梦考证》有一致之处，都用的是考证学的方法，但所选取的内容、侧重点，大为不同。胡适在《考证》中着重解决的是《红楼梦》的作者和年代，基本上属于历史考证的范畴，俞平伯的《梦辨》，重点在辨析《红楼梦》本身的内容。这一点，顾颉刚在《红楼梦辨》的序中讲得很清楚：“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现；但我和平伯都没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见《红楼梦辨》第3页，顾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再看《红楼梦辨》的内容：上卷五篇，都是关于后四十回续书的，主要从行文优劣的角度和情节发展线索方面，对程、高补作加以批评；中卷六篇，第一篇谈作者的态度，目的是探求曹雪芹的作意，其余五篇，有的讲作品的风格、时间、地点，有的推求八十回以后的情节，有的考订秦可卿的死因，都没有脱离开《红楼梦》的“本文”；下卷六篇，第一、二两篇谈版本，实际上是对后四十回续书问题的补论，其他四篇内容较杂，故作为附录《红楼梦辨》下卷作为附录的四篇是：（一）《读红楼梦杂记》选粹；（二）《唐六如与林黛玉》；（三）《记》；（四）《札记十则》。。1952年，经过增删修改过的《红楼梦辨》以《红楼梦研究》的书名重新出版《红楼梦研究》1952年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抽去了《红楼梦辨》中卷的《红楼梦年表》，下卷的四篇附录，补入《前八十回红楼梦原稿残缺的情形》、《“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红楼梦正名》、《红楼梦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及《红楼梦脂本（甲戌）戚本程乙本文字上的一点比较》和《读红楼梦随笔二则》两篇附录。，内容上更突出了原书的特点，即研究的重心是《红楼梦》的内容和有关版本。研究方法虽然是考证学的方法，但和作品扣得比较紧，是与文学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学考证。
一个是历史考证，一个是文学考证，这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根本不同之处。过去我们把俞平伯和胡适完全等同起来，没有发现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的特异点，在学术上未免失之交臂。现在看来，从《红楼梦辨》到《红楼梦研究》，俞平伯先生致力于红学考证，却不同于通常的红学考证，他的研究一开始就包含有与小说批评派红学合流的趋向。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1）
考证派红学的中坚、集大成者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
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系1947年秋天至1950年写就，1953年由上海棠棣出版杜出版。这之前，他曾于1947年发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载天津《民国日报》“图书”第七十一期，1947年12月5日。，根据敦敏《懋斋诗钞》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提出曹雪芹当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年）除夕，受到了红学界的重视周汝昌的文章发表后，1948年2月20日的天津《民国日报》刊出《胡适之先生致周君汝昌函》，表示同意雪芹卒于癸未除夕的论断；1961年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影印本》文中，胡适又改从壬午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只是给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才真正构筑了一所设备较为齐全的住室。关于曹雪芹上世的资料，迄今为止，没有哪部著作像《红楼梦新证》搜集得这样丰富，以至于和《新证》相比，胡适的《考证》中所引用的资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周汝昌写道：“以我们今日所知，有关曹家历史而足以帮助我们了解《红楼梦》的史料，不仅超过那篇《考证》不知多少倍，抑且发现其中有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红楼梦新证》第27页，上海棠棣出版社于1953年版。曹家上世的三轴诰命、四轴《楝亭图》、敦敏的《懋斋诗钞》、裕瑞的《枣窗闲笔》、萧姡У摹队老苈肌返裙卤久伢牛际侵苋瓴跃驳男那橐皇址⒕虺隼吹摹！缎轮ぁ飞栌小妒妨媳嗄辍纷ㄕ拢檬榧谝话俣忠陨希弧�1976年增订时，该章扩展为三十六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内容更加充实。此外周汝昌先生还撰有《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连载于1962年1月30日至9月25日《光明日报》。和《曹雪芹小传》《曹雪芹小传》系在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曹雪芹》的基础上，增删改撰而成，1980年4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历史资料，如果不能说已被他“一网打尽”，确实所剩无多。他凭借这些资料，运用严格的考证学的方法，建构了自己的红学体系。
周汝昌红学考证的重点，是曹雪芹的家族历史和作者的生平事迹，也就是胡适强调的时代和作者。这后一方面，周汝昌先生称作“芹学”见《曹雪芹·后记》第24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是为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曹雪芹家族的籍贯、所属的旗籍、几门重要亲戚的状况、盛衰的原因，到曹雪芹的生卒年和抄家后回到北京的行踪，以及晚年著书西郊的经过，周汝昌都有自己独到的和系统的看法。这些看法不仅和胡适有很大不同，与许多其他的红学家也有所区别。真正是带有系统性的红学一家言。当然就捕捉的对象和运用的方法来说，他是承胡适而来，与俞平伯反而无涉。通过考证，康、雍、乾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特别是皇室的倾轧和攘夺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储位及雍正上台后诛杀政敌，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和《曹雪芹小传》中叙述甚详。他认为曹家的败落与此直接相关，甚至说曹家的事故，是“以康、雍、乾三朝交替的政治变局为其关纽”（《曹雪芹小传》第236页），这是周汝昌贯彻始终的红学观点。，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为读者理解《红楼梦》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材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江南的活动，织造一职负有的政治使命，曹寅和明遗民的关系，都是周汝昌具体考证出来并提出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