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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很容易认为是望文生义。何况说贾赦代表伪朝的刑部，是因为贾赦的妻子姓邢，与刑同音，儿媳妇姓尤，表示“罪尤”；贾琏称琏二爷，户部在六部中居第二位，所以贾琏就是户部，李纨代表礼部，是因为“李、礼同音”。这与《石头记索隐》自定的索隐三原则也有所迁违。
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说：“《石头记》凡百二十回，而余之索隐尚不过数十则；有下落者记之，未有者姑阙之，此正余之审慎也。”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第三辑，第37页。就出发点来说，蔡元培的索隐不能说不审慎，因此他所说的自属真诚，有些猜想，亦不无会心处；但因具体方法在求一一套实，结论固多误，就整体而言，又不好以审慎目之。这并不是说可以无视《石头记索隐》在红学史上的价值，揭示出书中的反满思想不必说了，应当承认有一些具体见解也是很有价值的。如认为元妃省亲是影射康熙南巡，脂批也是这样看的，观点可以成立。即便是薛宝琴作的《蒲东寺怀古》诗：“小红骨贱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蔡氏认为诗中“似以形容明室遗臣强颜事清之状”，’虽不一定指实，作为一说，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不能把索隐扩大化，以为无一事无来历，无一处不影射。
《红楼梦》的政治内容，及有的情节中包含的政治寓意，蔡先生看到了，这是《石头记索隐》的可取之处；甚至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都不无一定道理。但一定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以及宝玉有爱红之癖，就是满人喜欢汉人文化，宝玉好吃女孩子们口上的胭脂，就是“拾汉人唾余”，就有穿凿附会之嫌了。《石头记索隐》的失误，主要是征引指实得太具体，致使结论不易立足，湮没了许多好见解。如果不拘泥于表面比附的索隐的方法，对《红楼梦》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蔡元培的红学见解会引起更多的人的注意。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1）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是继王、沈和蔡元培之后的又一部红学索隐专著，全书四册，约二十七万字，1919年9月由上海民权出版社出版。因为没有附《红楼梦》原文，总体篇幅比蔡著《石头记索隐》及王、沈的《红楼梦索隐》要大得多，观点发挥得比较充分，引证丰富，在索隐派红学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红楼梦释真》的基本立论，与王、沈及蔡元培的观点大体相同，即认为《红楼梦》是反映种族思想的书，作者是种族家，因而书中紧要人物无不与种族有关系。比如《红楼梦》卷首有“此开卷第一回也”字样，邓狂言便发挥说：“必曰第一回者，即所谓开宗明义，即所谓此是人间第一日，当言人间第一事者也。开宗明义第一事者何事？孝也，种族也。便是宣布全书发生之源头，而因以尽其尾者也。”站在封建宗法观念的角度，把孝当作人间第一事，应属可以理解，但说种族也是人间第一事，就牵强了。何况小说的分回，主要是出于艺术结构上的需要，与人间第几事无任何关系。如邓说可通，则第二回就是人间第二事了。《红楼梦释真》的开宗明义就陷入了牵强附会的泥淖。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牵强附会在《释真》中比比皆是。且看对贾雨村三个字的解释，“贾者，伪也，伪朝也。贾语者，伪朝之史也。村者，村俗也，言野蛮也。”蔡元培认为贾府代表伪朝，邓狂言更进一步，连贾雨村的贾也是伪朝的象征；而且贾雨村的“村”，是村俗的意思，也就是野蛮，用以代表满清。书中提到的大荒山，是“野蛮森林部落之现象”，指吉林；无稽崖，“满洲之所自来，多不可考”的意思。甄士隐，则是“明亡而士隐”，但“隐而仍不失其为费”，所以甄士隐又名甄费。甄士隐膝下无儿，“便是灭国灭种，中原无男子之义”。绛珠草，是说“朱已失色”，比喻明朝已亡，汉人失节。甄士隐一梦醒来，“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邓狂言说：“烈日炎炎，朱明也，芭蕉冉冉，青清也。”几乎无一事不和明清之际的民族纠葛有关系。第四十九回的回目是“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邓狂言说这是象征“明代之江山已为长白山之种族所有”，并发挥道：“朔风凛冽，大雪霏霏，几不知天地间尚有何物。足以放其异彩，而著花以留天地来复之心者，其惟梅乎？梅而色之以红，朱明之义也。”甚至后四十回里提到散花菩萨，原是散花寺的尼姑胡诌的，邓氏也认为是“暗讥天女”，因为《东华录》记满清发祥地曾有天女的传说。
这比蔡元培和王、沈的想像力更丰富，因而在索隐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虽然他们的基本观点趋于相同。《红楼梦释真》里经常提到王、沈的索隐，大都表示赞许，只是感到王、沈发掘得还不够深，未得作者最深层的“隐而又隐”的作意；而蔡元培的索隐，则“仓卒为之”，同样使《释真》的作者不尽满意。邓狂言沉痛地宣告：“瞻仰先觉，沸泣无已，后死之责，余小子其何敢让焉。”
邓狂言所以敢于这样宣告，是由于他对《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做了下面的假没：原本《红楼梦》的前八十回系吴梅村所作，后四十回是朱竹垞所补，吴、朱都是顺治和康熙时期的明朝遗老，有故国之思，因此原本《红楼梦》的内容是“明清兴亡史”；曹雪芹是乾、嘉时人，担心原本《红楼梦》“事实太近”、“文字多放恣”，恐“不能久存”，于是“乃呕心挖血”，加以增删，把“明清兴亡史”扩而变成“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所以书中有“增删五次”字样。而所谓删者，是使书中的内容在表现上“隐而又隐”，种族思想并没有变；增者，则是“用双管齐下之法，书中所写之重要人物，必另取一人焉以配之”。同时为了避禁忌，又“不得不取朝臣之近似者以混之”。原本《红楼梦》，邓氏就认为有些描写已涉及明朝宫廷的事情，曹雪芹“后来居上，踵事增华”，使改作“有两套本钱”，充分体现了“隐而又隐之力”。就是说，在邓狂言看来，《红楼梦》“写一人而必化身为数人以写之”。正是依据这样一种假设，《红楼梦释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索隐扩大化。
《红楼梦释真》的作者认为，清兵南下时掠得大批汉族女子，既有南明福王宫中的宫女，又有江南一带的奇优名娼如董小宛、孔四贞、陈圆圆、刘素素等，《红楼梦》写的就是这些奇女子被掠入宫以后的情状，同时又以此来影射因各种原因降清的汉族名士。在此一层面上，所持观点略同于蔡元培，而与王梦阮、沈瓶庵完全相同。不同的是，邓狂言进一步加以扩大化，把书中人物安插在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历史中，为寻找“配之”、“混之”的人物，随意加以比附，常常一人三指、四指，甚至五指，变《红楼梦》为彻头彻尾的明清两朝的野史杂陈和宫闺秘事。比如贾宝玉，邓狂言认为原作者指顺治，曹雪芹在不改变指顺治的同时，又兼指乾隆。林黛玉原指秦淮名妓董小宛，王梦阮、沈瓶庵的索隐持此说最力，邓狂言则认为同时也指雍正朝的那拉后和乾隆元配孝贤皇后及朝臣方苞。薛宝钗既是顺治的继后，又是乾隆的那拉后，又是朝臣王鸿绪。史湘云指孔四贞，同时兼及苗女龙幺妹事。李纨原指康熙的母亲佟氏和朝臣李光地，曹雪芹又加上了嘉庆皇帝的生母孝仪皇后魏佳氏。晴雯和袭人所指更多。按原作，邓狂言认为晴雯指董小宛的妹妹董年，并及朝臣姜西溟，曹雪芹则进一步指乾隆时的三姑娘，乾隆下江南在济南所狎某妓，及史学家万斯同和文人方苞；袭人指顺治时的废后和朝臣高士奇，同时又指明朝的李选侍及崇祯皇后。贾母指清初下嫁的孝庄皇后，又指乾隆生母孝圣宪皇后，有时还用以“比乾隆”。凤姐指黄亮功的孀妻刘三秀，即后来的豫王妃，也包括豫王夫妇和福康安母子，朝臣方面则指徐乾学，如此等等。至于这样一一指称的道理安在？除了前面所说的对《红楼梦》的创作过程邓氏有自己的总体假设，对书中的情节和人物也有他的独特看法。下面不妨让我们欣赏几个具体例证。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2）
薛宝钗在书中的身份，邓狂言认为相当于顺治的继后博尔济锦氏，理由是顺治属意于董小宛，曾有废掉元后之举顺治之后系蒙古亲王吴克善之女，多尔衮摄政时聘定，顺治八年八月行大婚礼，十年八月指为失德而废之，参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上册，第367页。，而孝庄皇太后虽喜爱小宛的美貌，却因小宛是汉人而不能立其为后，在此期间，继后与小宛便展开了角逐，这和《红楼梦》中宝钗与黛玉的关系颇相似。黛玉既指董小宛，那末宝钗自然是继后了。邓狂言写道：“后为科尔沁族，亦系蒙古，与孝庄同族，故谓之曰王夫人之姨侄女。其与薛蟠为兄妹者，蒙古诸王原亦呆霸王之类，其降其叛，皆可比拟。”不仅如此，在邓狂言看来，书中的薛宝钗，处处都显示出是顺治继后的身份。最妙的是第七回宝钗和周瑞家的关于冷香丸的一段对话，邓氏对此做了大段的索隐：
此回写宝钗似病非病情状，即在顺治与废后定婚三年不协期同。周瑞家的忙笑道：“嗳哟！这样说来，就得三年工夫。”已经揭开道破。宝钗说：“只好再等罢了。”“再”字中即觊觎后位、觊觎废后之意。何等细密明确！周瑞家的又笑说：“阿弥陀佛，真真巧死了人！等十年都未必这样巧的。”废后，非常事，诏旨所谓“遗议后世，朕所深悉”，而诸臣所谓“屡谏”者也，又兼伏出家一笔，巧极！况后即被废，继之者又有别人觊觎，如何不病？药品要雨、露、霜、雪， 自是求为后意思。黄柏，亦喻其苦心，且以柏舟伏后日守寡。
我们从这段索隐中可以看出，邓狂言立论的主要依据，不过是语义的引申和数字的关合，这是索隐派红学的惯技，王、沈以及蔡元培都曾这样做过。周瑞家的说了一句“就得三年工夫”，邓狂言便联想到顺治与废后订婚后的“三年不协”，然后又引申“可巧”二字往顺治废后问题上附会，说法之不能成立，显而易见。宝钗和周瑞家的这段对话，牵涉的事情很多，邓狂言只对“三年工夫”、“再等”、“巧”、“黄柏”、“雨露”做了索隐，那末其他语词呢？宝钗接着说：“竟好，自他说了去后，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这和“三年工夫”岂不矛盾？既然顺治与废后有“三年不协”，相当于继后身分的宝钗怎么可以说“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
邓狂言自己也常常感到他的索隐有矛盾，但又不肯放弃臆说，只好巧为弥缝，强为之解。第一百回写薛蟠再次遇到人命官司，薛姨妈苦恼不堪，宝钗前去劝慰，说：“银钱的事，妈妈操心也不中用，还有二哥哥给我们料理。单可恨这些伙计们，见咱们的势头败了，各奔各自的去也罢了，我还听见说带着人家来挤我们的讹头。”按邓狂言以及王、沈的索隐，薛蟠在书中指吴三桂，“所谓挤讹头者，实是挤清廷之讹头，与三桂全然无干。若就三桂一方面言之，则滇势穷促时，部下实有此情形，而特不应出之于继后之口”，所以邓氏承认：“此段疵谬之处，几于不可通。”然而，《红楼梦释真》的作者并不就此罢手，宁可强为之解，说什么：“继后，蒙古女也。蒙古自明中叶以来，为中国之属国，亦为中国之与国，兄妹之义，实本于此。蒙古当时亦有与三桂同时反对清廷者，故借宝钗之口以出之。”这是说，如果薛蟠指吴三桂，宝钗作为继后的身份，不该说出“挤讹头”的恬，尤其解释不了薛蟠与宝钗的兄妹关系；但从继后出生于蒙古族这一层说，似亦可通，因为蒙古与明朝有“兄妹之义”。真是千曲百转，煞费苦心。
然而如此索隐，毕竟过分牵强，邓氏自己也于心未安，只好自我解嘲地说：“鄙人于此等处，终嫌其立局之勉强也。盖兄妹之义，作者以为最好，然名兄妹而实仇雠，一说到此等地方，便难措手，故不得不恍惚迷离以取之，而终嫌其不大明了。阅者不能不为之原谅者，隐之难也。”自己已经束手无策了，还要读者谅解，而且不是谅解他的“索”不出“隐”来，却要我们去谅解《红楼梦》作者的“隐之难”，这不分明是为自己开脱吗？邓氏接下去又写道：“至于宝钗口吻，仍处处反对薛蟠，是因文字中表面、里面之身份上之所当应有，故自无碍于篇幅焉。鄙人疑为梅村作书时，三桂未反，而竹垞补本则在既反而后，于此等处当然为难，故终不免有隔阂。”这不仅是强为之解，简直是曲为之辩了。
林黛玉在书中的身份相当于董小宛，前面已经说过，王、沈持此说甚力，邓狂言对此极表赞同，只不过邓氏有进一步的发挥。发挥之一，认为在朝臣方面，林黛玉指的是方苞。理由是方苞字灵皋，而灵皋也就是绛珠仙草，就是甘露，就是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方苞的父亲方仲舒民族思想很强烈，方苞自己也因为戴名世的《南山集》作过序而受株连，在刑部大牢里关押一年有余。康熙欣赏他的文名，获释后成为宫廷的文学侍从，后来又任武英殿总裁、翰林院侍讲及礼部侍郎等职，七十五岁告老还乡，活了八十二岁。真看不出林黛玉和方苞的经历有哪些共同之处。但邓狂言说，方苞下狱后改变初衷，到清廷做官，“书中与之比拟者，实至密切”。例证是第十六回黛玉将北静王赠给宝玉的鹊鸽香串掷还不取，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据说就是指方苞不为果亲王所容的史实。邓氏写道：“亦即作者痛骂灵皋，谓其不宜变其种族之初志，而近此腥膻，以全其性命而苟图富贵者也。”分明是黛玉骂的“臭男人”，如黛玉即指方灵皋，不是方灵皋在骂别人吗？怎么变成作者“痛骂灵皋”呢？如此索隐实难成立。又第三回写林黛玉进京，系贾母“致意务去”，邓狂言说这和方苞成为礼部侍郎一样，都是“非本心也”，“活活写出专制君主只顾自己要人，不顾他人不愿情事”。按书中交代，黛玉的“不忍弃父而往”，不过是人情之常态，当林如海说：“汝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减我顾盼之忧”，黛玉听如此说，便洒泪拜别了。这和方苞的做侍郎有什么相类之点？何况邓狂言认为林如海与黛玉话别一番话，是冒辟疆说给董小宛的“伤心之辞”，更说明与方苞无涉。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3）
邓狂言的发挥之二，是说林黛玉不仅指董小宛，“混之以方苞”，还同时影射乾隆的元配嫡后富察氏。如果说黛玉指董小宛，邓狂言循王、沈的思路，还能附会出一些情节和例证，那末影射富察后的说法，连附会的例证也绝少提得出来。据《东华录》及一些野史记载，乾隆元配富察氏死于南巡的路上德州，死因不明，甚至有为尼的传说，和黛玉的经历迥不相侔。富察氏死后，乾隆的挽诗有句云：“圣慈深忆孝，宫壶尽称贤。”也不像黛玉在贾府的处境。到了第三十二回，邓狂言才发现了一个例证，即宝玉诉肺腑，告诉黛玉“放心”。他说：“富察氏与乾隆原当有密议那拉后专宠夺嫡之事，放心不放心之说，一毫都不矛盾。帝后本非怨偶，自然与宫妃不同。”那拉后是乾隆的第二后，富察氏死后所立，结局是被废为尼，“夺嫡之事”从何说起？“密议”云云，纯系猜测之辞，不足为据。所以邓狂言在做了上述索隐之后，自我解嘲地说：“小说之事迹，亦不必太拘，明眼人分别观之可也。”这是说，读者可以不必相信他的结论，因为他自己也感到不能自圆其说。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贾家四姊妹的索隐最杂乱无章。邓氏写道：
元春之取义最远，亦最曲。作者既取贾府为帝室，则帝室之上如何着笔？乃从女娲化出一元妃，即天女发祥之义也，谓称天以临之。而又取义于天数，称无道之天，以临之也。书中兼言明事，而时以元妃指熹宗。张后定策立崇祯，其意亦可通，然实则以指崇祯，言帝死而国亡，乃生出迎春、探春、惜春三妹，为前后三藩写也。三桂特重出，以其事迹太多故。迎春为二木头，福王昏愚之象，而又对写一孙家，以董妃表示之也。探春写唐王，才也，而又兼表以郑成功。惜春写桂王， 出家后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