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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五十年代以后的小说批评派红学（4）
只有用小说批评的方法，作者才可以这样投入进去，进行淋漓尽致的发挥，考证和索隐则不能这样做。当然也由于何其芳是诗人，他以诗心寻求文眼，使他的文字充满感情色彩。他认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是双重的悲剧，即爱情的悲剧和叛逆者的悲剧，宝玉是叛逆思想和叛逆行为的集中表现者，黛玉一方面表现为叛逆，一方面又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幸女子的典型，性格上带有强烈的悲哀和愁苦的色彩。宝、黛恋爱的特点是以互相了解和思想一致为基础，但表达爱情的方式和实际行动，并没有突破封建礼教的限制，还带有明显的封建社会恋爱的特征，与近代的和现代的恋爱不同，和封建社会下层人民中间的恋爱亦有差异。对《红楼梦》思想倾向问题讨论中的市民说，何其芳深表怀疑，认为这是搬用欧洲历史的某些结论来解释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他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它的末期，它的黑暗和腐败日益显露，必然要激起广大的人民以及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反对，而长期存在的民主性的思想传统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包括最初是从市民社会生长起来的白话小说的传统，也必然要在这样社会条件下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必然要在文学上得到新的杰出的表现。”何其芳：《论红楼梦》第159至第160页。他说这样解释比市民说要合理些。农民说，何其芳自然也不赞成。他的看法是，《红楼梦》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立场，但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同上，161页。
关于薛宝钗，何其芳不否认这是一个头脑里充满封建思想的女性形象，但坚决反对历来抑钗派宣传的所谓宝钗奸险、虚伪的观点。他的一句名言是：“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虚伪，那也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同上，99页。因此在《红楼梦》思想倾向的判断上，在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上，何其芳的《论红楼梦》都提出了独立的看法，后来引起红学界不同观点的争议，绝非偶然。对学术探讨来说，一种观点是否正确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引起人们深入一步的思考，可不可以自为一说。
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初版于1959年，1981年增订再版，在五六十年代，这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书。主要是它的细腻的艺术分析和优美的文字拨动了读者的心弦。作者在“再版后记”中写道：“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充满诗意的作品，我觉得也不能待以冰结的感情或数学式的智力。真正明智的哲学头脑，应是热烈感情的升华。大哲学家、大理论家都是感情丰富的人，只不过采取逻辑思维的表现形式。因此，对于《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祖国文学遗产，我们不仅要用先进的思想来认识它，还要用热烈的感情来拥抱它。”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第3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在评论中倾注评论者的热烈情感，带着具体的艺术感受进行阐述，是《红楼梦论稿》的显著特点。
曹雪芹塑造林黛玉的形象，用的是写诗的笔法，蒋和森对此会心独赏。他说：“我们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特别是优秀的中国古典诗歌，把风神灵秀的林黛玉塑造得更加美丽了。这就使得她的一言一动、多愁善感之中，发散着一种美人香草的韵味和清气逼人的风格。当她翱翔在那种诗情荡漾的生活中时，我们就会看到，好像有谁把她从生活中的灰暗、琐屑、烦扰里拯救出来，而变得襟怀洒落、鲜活流动起来。”同上，第61页。因此评论者也禁不住要用诗一样的语言来加以评论了：
林黛玉是生活在一个比朱丽叶还要落后、还要昏暗的时代里。这个时代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停滞了几千年，而且还要延续好长的时候。一直到五四时代，林黛玉的悲剧，几乎还是原封不动地在祖国的大地上重演。林黛玉的坟墓与子君的坟墓之间，虽然在年代上有一个多世纪的间隔，但在社会发展的里程上却只有几步路的距离。
林黛玉没有冲出大观园，而子君走出了专制家庭，并且说过：“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是，子君多走了的这几步路，以及所说的这几句话，是用了多少的鲜血和多少的历史篇幅才提供出来的啊！——而且，子君仍然没有跳出那一黑暗社会的掌心，最后还是陷于毁灭。
从这里不难看到，林黛玉的反抗声音，是需要透过多么沉重的社会压力才能发出的声音！是的，这个声音，在今天听来不免显得低沉，显得柔弱，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少女始终没有脱去金闺小姐的阶级本性，同时又是由于在她的身上堆积着太厚的历史岩层。
不过，从林黛玉的声音里，我们终于可以听出：“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让我们为林黛玉燃起热烈的同情！
让我们为林黛玉鸣起心里的音乐！
让我们通过林黛玉懂得祖国的过去，更懂得祖国的今天和将来！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第92至93页。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五十年代以后的小说批评派红学（5）
蒋和森的《林黛玉论》，就是在这样热烈地呼唤中结束全文的，难怪很多青年读者为他的文笔所感染，《红楼梦论稿》一时洛阳纸贵，成为畅销书。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收获季节，除上面论及的四部论著，达到一定学术水平，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阐述得比较有深度的好文章外，还有一大批；特别是1962年至1964年，考证派红学围绕曹雪芹卒年的会战形成高潮，小说批评派红学也获得大面积丰收参阅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第四至第八编所收论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至1984年出版，上、中、下三卷；下卷所收拙著《红学三十年》一文，对此有具体论述，亦可参考。。只是不知为什么，红学爱好者的兴奋点始终注视着考证派，即使一般人难以侧身其中的雪芹卒年论战，也令红迷们兴会无穷，反而对文字好读的小说批评感受漠然。也许这种情形是由于小说批评的特点造成的——小说批评侧重在艺术感受和艺术理解，而理解和感受因人而异，往往带有个人性质，研究者主观上以为有了新的领悟，在读者和其他研究者，却并不认为有什么新的发现，因此小说批评派红学的遭遇，经常是热中透冷。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变形的小说批评与红学的歧途（1）
小说批评的方法亦不只一端，二十世纪以来，小说批评发展为多种流派，如同小说创作一样花样翻新。但在中国，长时期主要是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被普遍采用，《红楼梦》研究尤其如此。就《红楼梦》这个具体对象来说，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是合适的，因为作品所展开的社会面非常广阔，涉及到封建社会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领域各个方面的生活，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渗透出强烈的历史感，离开历史的观点势必无法正确把握和评价《红楼梦》的思想内容。问题是在发展过程中，文学以外的因素不断侵扰文学，使批评方法发生变异，结果连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也不能坚持。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基本上是美学的批评，给小说批评派红学开了一个好头，但到后来，批评的美学因素已大为减少，只强调历史的批评或社会学的批评。这种情形发展到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更大的变化，不仅美学的因素越来越少，历史的和社会学的批评也不再时髦了，代之而兴的是泛政治的批评，即把《红楼梦》看做是封建社会末期阶级斗争的图解，具体核算书中被统治阶层有多少人物，统治阶层有多少人物，全书共有多少条人命，以及贾府的地租收入、月例银两、日常开销、婚丧排场等，凡涉及经济方面的数字，都受到超出文学研究范围的超常关注。第五十三回黑山村的庄头乌进孝交租子的场面，自然不是闲笔，作者声气活现地加以描绘，在总体艺术构思中肯定占有一定位置；甚至可以说这一情节多少触及到了封建剥削集团与土地经营者之间的矛盾，扩大了《红楼梦》反映的社会面。但过分夸大这一情节的作用，以为《红楼梦》的精华就表现在这里，或据此建立《红楼梦》思想倾向的农民说，认为农民的反抗与挣扎是贾宝玉、林黛玉等产生叛逆思想的力量源泉，这样来看问题，就大错而特错了。五十年代《红楼梦》讨论时，刘大杰等提出农民说，还没有完全脱离开作品的形象体系，也没有格外强调农民思想的影响；七十年代不同，第五十三回固然被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第一回葫芦庙炸供火逸，甄士隐与妻子商议到田庄上去，“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守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一段叙述，虽只有三十六个字，也视作农民起义的缩影，认为具有烘托背景的作用。从书中搜寻个别叙述和描写，抓住人物的片言只语，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在方法上已离开小说批评的要求，而与索隐的方法不谋而合。
又比如贾府主子和奴婢们的矛盾，诚然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个方面，由此衍生出许多生动的情节，如金钏跳井、鸳鸯抗婚、晴雯被逐、司棋自杀，以及芳官等女伶群斗赵姨娘等，都是《红楼梦》中牵动全局的重要篇章，就中确实反映了当权的统治阶层和无权的被统治阶层的矛盾，在艺术表现上也熠熠生辉。可是，如认为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主要在于描写了这方面的斗争，因而是形象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样来认识《红楼梦》的价值，反而把《红楼梦》的价值局限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及他们荣损与俱的命运，《红楼梦》里的确有具体描写，而且生动地展现出以荣、宁二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落过程，这方面的描写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意义不容低估，可以看做是整个封建社会衰亡过程的一个缩影。但如因此便看不到宝、黛、钗的恋爱和婚姻悲剧在书中占据中心位置，无视《红楼梦》爱情描写的巨大美学意义和社会意义，甚至企图用政治斗争来解释一切，实践已证明这样做是如何偏颇。泛政治化的批评之不能正确阐释《红楼梦》，道理甚为明显，前车之鉴，昭昭在目，无复多言。尤其从现实政治出发的泛政治化批评，根本不在于研究作家和作品，而是以古例今，把古典文学名著现代化，变成现实政治举措的参照物和辩护口实，结果只能使小说批评变形，引红学走向歧途。
不幸得很，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至七十年代上半期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就徘徊于这样的歧途之中。当时的许多文章，表面看来采取的仍是小说批评的方法，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发掘，不无个人所得，但批评的基调则是用单纯地阐释思想内容代替对作品的艺术分析，用历史的批评淹没美学的批评，用泛政治化的批评取代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用现实政治利益的权衡盖过对作品的客观评价。而且形成一种人云亦云的评红模式，大家不分彼此，都按一个调子做文章，使红学的小说批评完全陷入绝径。本来小说批评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在方法上是互相排斥的，但由于泛政治化的小说批评与索隐派一样，都强调《红楼梦》的政治内容，两者在红学观念上有共同的一面，因此六七十年代一个时期的小说批评，情不自禁地以索隐派为援手，形成了红学发展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政治小说和政治历史小说的提法，如前所述，系创自索隐派，六七十年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又接过这一提法，弘扬得比索隐派更加广泛。所以出现了奇怪的红学现象——索隐派在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基本上销声匿迹，但索隐派的主要红学观点却一直在流行着，小说批评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一个时期有某种合流的迹象。
笔者并不否定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政治层面的发掘，有某些深入之处，有的比单纯从言情的角度看待这部伟大作品要深刻一些。但批评方法的泛政治化，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违背文学的特性，发表的文章和论著越多，越说明小说批评的方法发生了危机，无法以此来代表红学的学术成果。只不过应该说明一点，红学作为世界性的学问，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中国大陆的小说批评一个时期走向泛政治化，国外的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研究者，并没有一起感染此风，他们在坚持正常的小说批评，不时有不乏新意的论著问世。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变形的小说批评与红学的歧途（2）
1966年台湾《现代文学》杂志刊载的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就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红楼梦》的悲剧本质的文章。王国维以来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大都把目光注视到作品中以宝、黛、钗为代表的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上，但对《红楼梦》悲剧基调的理解则各有不同。
夏志清提出，圣洁的爱即爱餐远胜于一般的爱，怜悯与同情远胜于情欲，是《红楼梦》悲剧冲突的思想基础；而作者曹雪芹则徘徊于怀念红尘和决心解脱红尘的痛苦之间。他主张必须把作品的意义同作者的意向分开，因为《红楼梦》的寓言部分充满了对爱的感情的非难，写实部分则将妨碍爱的东西如贪婪、恨、淫、社会的残暴力量，通过艺术描写蒙上可怖的色彩。爱情和淫欲，在曹雪芹的笔下区别得很清楚，夏志清说，甚至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陷于粗鄙热情泥沼中的人（贾雨村是一例外，他在寓言设计中的重要性使他有权利最后得到道家的智慧）并不企图解脱自己，而那些人，他们爱情如有达于成熟机会便能严肃地同遁世理想挑战且可能代表着另一种实践（作者的同情使我们能这样希望），而他们被摧毁，以便给道家道德留出地位来。”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1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两厢对比之下，更加强了《红楼梦》的悲剧性，同时也提纯了《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美学价值。因此曹雪芹的不朽之作不同于日本描写宫廷的小说《源氏物语》，贾宝玉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情人。夏志清写道：
同一般人的理解正相反，贾宝玉不是一位伟大的情人，在小说中他的功能主要的也不是做为一位情人。虽然太虚幻境的警幻仙姑很早就事先提出警告，指出性的危机，但他以后的行为，虽然是反正统的，很明显地并未染上淫欲的痕迹。诚然在十几岁时他便同袭人有了性的关系，但是那位死后仍使他念念不忘的爽朗美丽的女孩——晴雯——在死时还悔恨她那些在未曾表明的感情中虚度的年月。假如源氏处于宝玉的地位，他会不仅调戏他自己住的大观园中那些美丽女孩子，而且会贪求贾府中所有美丽妇人和丫头们。宝玉面对一个女孩时的典型感情是崇爱和怜悯——崇拜她表现的神圣之美和理解力，悲悯的是不久她必定被迫屈从于一种婚姻状态和不可免的（如果她能活着）享受贪婪、嫉妒和毒恶之乐，这种神圣之美不久即完全失落，在他的思想中罕有淫欲。同上，第129至第130页。
这样来看待贾宝玉的形象，显然比以往许多文章要深入一步。对国外有的评论家把贾宝玉比做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玛佐夫，夏志清先生表示异议，他认为宝玉更像陀氏的另外一个主角，即白痴米希金公爵，理由是：“两个人都处于一个被剥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怜悯的爱被判定或被怀疑为白痴（描述这位中国英雄的重要的字是呆和痴）。两个人都发现这个世界的痛苦是不堪负荷的，结果就忍受着阵阵发作的精神错乱和麻木无情。两个人都是同两个女人有关系，而都未能满足她们的期望。米希金公爵作为一个白痴的结束，因为纳斯塔西亚死后，他发现在一个贪婪与淫欲的世界里基督之爱是不会有效的；当贾宝玉最后从其呆痴中脱颖而出时，他已认识了爱情的破产，但很典型地他弃绝世界以担负起一个隐者的无感情。”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134页。陀斯妥耶夫斯基比曹雪芹晚生一个世纪，创作活动与文化背景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