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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信，由于《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长篇巨制，任何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或新的批评方法，都可望在红学研究中得以发挥。多样化的小说批评方法，必然为小说批评派红学打开无限广大的领域。从这一点来说，红学的小说批评具有索隐派和考证派不可比拟的生命力。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本事”（1）
红学的考证、索隐和小说批评，是货真价实的《红楼梦》研究的三大派别，它们各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代表性的著作和代表性的学者，在社会上得到公认，代有传人。作为学派的特征，红学三派全都具备。更重要的是，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的红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彼此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红学观念和红学方法的冲突。
索隐派的红学观念，是坚持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反映故国之思的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如同蔡元培所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蔡氏这段话，包括三层意思：一、《红楼梦》的“本事”；二、《红楼梦》的思想倾向；三、《红楼梦》的性质。政治小说，就是对《红楼梦》性质的概括。民族主义，指的是作品的思想倾向。“本事”，则是指作家借以创作的原始素材，以及题材和主题。这三层意思，是对索隐派红学观念的最准确的表述。特别对“本事”的看法，是索隐诸家立论的基础。明珠家事说、顺治帝与董小宛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以及张侯家事和沂碌人捣ǎ际钦攵浴逗炻ッ巍返摹氨臼隆倍缘摹Ｋ饕姆椒ü榻岬揭坏悖褪遣け臼隆；痪浠八担伺伤窖暗闹饕抢肥率岛驼庑├肥率等绾卧谑橹屑右员硐郑圆懦莆饕Ｖ劣谧髌繁旧戆匆帐豕媛勺楹显谝黄鸬娜宋锖颓榻冢ㄗ魑宓摹逗炻ッ巍返囊帐跏澜纾饕д卟⒉豢粗兀悄赴阉姓庖磺卸嫉弊髯约盒哪恐械睦肥率档耐队埃还苁欠裼形难Ъ壑怠！逗炻ッ畏⑽ⅰ返淖髡咣蜕介宰尤衔饕傻淖龇ㄊ牵骸叭宋锿獗鹩腥宋铮率低獗鹩惺率担缆塾谑橥庹咭病！辈渭凰诒唷逗炻ッ问槁肌返�1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颇能说明索隐派的红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把文学历史化的文学观，是凌迟艺术整体、挤干人物生命原汁的方法，从文学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此派的错误，不在于过分看重与作品有关的历史事实，主要由于无视和不懂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创作过程。
考证派红学也不能避开对“本事”的看法，只不过所注重的是作者的生平经历在作品中渗透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小说批评派红学也不例外。不同的是，小说批评视作者的生平事迹为文学创作的经验依据，是尚未发酵的面粉，原始材料的矿藏，与作品所展开的世界，仍隔着创造和转化的津梁。批评者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是为了更好地融解作品，而不是要到作品中去搜寻作家生活际遇的碎粒残汁。考证派的极端，恰好是把作品的艺术内容和作家的生平等同起来了，甚至直接肯定《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胡适的“贾政即是曹寅”、“贾宝玉即是曹雪芹”的论点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可以说具有代表性。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曾列出《红楼梦》的年表，把书中写的贾家的事类同于曹家的事，包括曹雪芹的生日，也由宝玉的生日来推算，确定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初夏生于南京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04至第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辟有“人物考”和“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进一步扩大贾家和曹家的类比范围。结果在研究方法上，使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几乎完全分道扬镳，而在希冀用《红楼梦》来印证曹雪芹家族历史方面，反倒向索隐派靠拢，只不过索隐家索出的是清初政治史，考证家考出的是曹家家世史。
这并不奇怪，因为广义地说，索隐也是一种考证，考证也是一种索隐。诚如黄乃秋在1925年批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时所说：“胡君虽知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能出此种谜学范围……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上三派如出一辙；所不同者，三派以清世祖、董鄂妃等，胤礽、朱竹垞等，及纳兰成德等相附会，而胡君以曹雪芹、曹家、李家等相附会耳。”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载1925年出版之《学衡》第三十八期，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42页。该作者并援引西方的小说理论，说明《红楼梦》所写的，是已经剪裁之人生、超时空性之人生、契合名理之人生、经过渲染之人生。因此他总结说：
《红楼》一书之所叙述，殆断不能以实际人生相绳。长安、贾府云云，宝、黛等云云，悉因小说贵具体、不尚抽象之故，不得不有此假托。外观虽似一地一家与数人之十数年之事，实则正著者凭其观察，凭其理解，凭其理想，选择人生之精髓，提炼人生之英华，归纳其永久普遍之特性，组成系统，运用其心思才力，渲染其间，乃克造成此幻境，以表其所欲表现之人生真理于此一串赓续之想象事物者也。其中固不无本诸作者当年之情事与其自身之经历，然既经剪裁与渲染，成此幻境，宗旨又惟在表现人生之真理，其自体要无存在之可言，则充其量亦不过若即若离而已……其于书中之情节，惟当认定为作者本其观察理解所假设之幻境，用以表现其见地者，谓为作者之所创造可也，谓为作者之所理想可也，若必斤斤焉求一时一地一家与数人以实之，是在作者方就一时一地一家与数人之假设，表现其所选择所归纳所改善之人生永久全体之真理，而我乃倒行逆施，人之智力相越，有如此哉！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50至第51页。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本事”（2）
这是站在小说批评的立场对考证派所作的批评，同时也适用于批评索隐派，可见在文学创作的理论层面上，小说批评派红学占有逻辑的优势。但考证派也好，索隐派也好，从来不曾因小说批评派的攻伐而偃旗息鼓，相反，考证派长期居于红学的主流地位，索隐派也自有其市场。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是索隐和考证在事实上不是完全没有依凭。
《红楼梦》中流露的反满的思想倾向，即为索隐派提供了事实上的依据。当然《红楼梦》是否有反满思想，研究者存在歧见，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周汝昌、吴恩裕的态度是肯定的，他们通过不同途径来揭示曹雪芹与明遗民的关系，相信不满意满族统治的思想确在书中有所流露参见周汝昌的《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第七节“鹭品鱼秋”及吴恩裕《曹雪芹的故事》小序。。
对索隐和考证持强烈异议的余英时先生，也不否认这一点，他曾撰写专文论述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参见余英时的《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2至第19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他在引录敦诚的《寄怀曹雪芹》诗之后写道：“我现在只想用这开首几句说明一个问题，即曹雪芹已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本是汉人。而他又生值清代文字狱最深刻的时代，眼看到许多汉族文士惨遭压迫的情形，内心未尝不会引起一些激动。这种激动自然不会达到‘反满复明’的程度，但偶尔对满清朝廷加以讥刺则完全是可能的。曹雪芹因家恨而逐渐发展出一种‘民族的认同感’，在我看来，是很顺理成章的心理过程。”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2至第193页。从行文语气看，似乎是在力求与索隐派的红学观念划清界限，但承认《红楼梦》具有反满意识的态度甚为明朗。靖本《石头记》第十八回的一段批语，余英时尤其感兴趣，认为可以为肯定曹雪芹有反满意识提供旁证。这段批语的内容如下：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崖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大族之败，必不致于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
批语的写作时间为戊子，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雪芹死后不久，当出自畸笏之手，和曹雪芹的思想是契合的。余英时分析说：“批者引庚子山《哀江南赋序》，序有‘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其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5页。笔者认为这一分析至为警辟，完全符合畸笏此批的内容，同时也符合《红楼梦》的思想实际。因此索隐派的红学观念，至少他们的观念中的认定《红楼梦》具有民族思想这一点，来源有自，未可全然抹煞。
至于考证派所主张的《红楼梦》中有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某些事迹，更是有据可寻。例如第十六回赵嬷嬷说江南的甄家“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与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驻跸在江宁织造府的史实是一致的；第五十四回贾母说，她年轻时看过家里的小戏班演的《续琵琶》，这是雪芹的祖父曹寅写的传奇，由贾母口中说出恐非偶然；还有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凤姐，用了“树倒猢狲散”的俗语，曹寅生前经常把这一俗语挂在嘴边。当然曹家是被抄过家的，《红楼梦》第七十五回提到甄家被抄和回京治罪，八十回以后还将写到贾府被抄。至于脂批提供的例证就更多了。所以考证派可以振振有词地宣布，《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家族的历史，而不是索隐派所主张的清初政治史，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向索隐派宣战，就是以考证曹雪芹家世的新史料作为自己的利器。
问题是，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来确立这种红学观念。要说自传，世界上许多长篇作品都带有作家自传的成分。李辰冬在1937年写的《红楼梦辩证的再认识》一文中，已不满意胡适的自传说，他说：“曹雪芹不知观察和思索了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政、贾母、袭人、薛蟠，以及一切其他的人物，然后才产生他想象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那一位是实在的谁，真是有点做梦，徒劳无益。”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69页。又说：“再放大一些说，《红楼梦》写的处处是曹雪芹自己家庭的事，像胡先生所考的，连贾府的宗系都是曹雪芹照自己的宗系排的，这话我们不敢断定对否，因为属于考证的范围，然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著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要说曹雪芹是以他的家庭为根据则可，要说贾府就是他自己的家庭那就有语病。”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70、271页。第四十二回宝钗对惜春画大观园发的一段议论，每每成为小说批评派红学树立观念的立论依据，即所谓“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不能讨好的”，须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也就是要经过艺术概括。李辰冬在引录宝钗这番议论以后继续写道：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本事”（3）
绘画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老实地抄写实在，绝不会讨好的。所以我们能以考证的，仅系真人物与理想人物性格的关系，绝不是一步一趋丝毫不错的照真的抄写。以前考证《红楼梦》的影射法，固属可笑，即胡适之先生也不免此病。他考出了曹雪芹死后还留一位飘流的新妇，于是就以为不知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如果这样说法，歌德自杀后才能写《维特》，因为维特的烦恼就是他的烦恼，可是维特因烦恼而自杀了。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70、271页。
我们可以看出，小说批评派红学对《红楼梦》“本事”的看法，与索隐派和考证派有很大不同。他们基于不同的红学观念，互相批驳起来，难解难分，煞是好看。就各自的出发点来说，红学三派各有其所是的方面，而且如上所述，都有一定的材料依据。分歧的焦点在于，到底把《红楼梦》当做文学作品看待，还是当做历史著作看待。在理论上，无论哪一派都承认《红楼梦》是小说，不是信史，但实际上，在处理方法上并不如此，否则考证派就不会提出“京华何处大观园”的问题了。
俞平伯在1922年写的《红楼梦的地点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红楼梦》所叙述的各处，确有地的存在，大观园也绝不是空中楼阁。这个假定所根据的有两点： （1）《红楼梦》是部‘按迹寻踪’的书，无虚构一切之理。（2）看书中叙述宁、荣两府及大观园秩序井井，不像是由想象构成的。而且这种富贵的环境，应当有这样一所大的宅第、园林。既承认《红楼梦》确有地的存在，就当进一步去考订‘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11页。但考订的结果，并没有使问题获得解决，相反，却陷考订者于荆棘丛中。俞平伯在文章的结尾处失望地说：
所以说了半天，还和没有说以前，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们究竟不知道《红楼梦》是在南或是在北。绕了半天的弯，问题还是问题，我们还是我们，非但没有解决的希望，反而添了无数的荆棘，真所谓所求愈深所得愈寡了！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20页。
考证派在大观园的地点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虽然此后涌起的新说仍不断出现，甚至形成主南和主北两大派别，但并不能使考证派在这个问题上摆脱困境，反而为小说批评派的攻击留下无穷口实。1972年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的宋淇的《论大观园》宋淇的《论大观园》载香港《明报月刊》1972年9月号。，就是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奠立了小说批评派的红学观念。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也是以分析大观园的内在结构为中心，确认“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经营的虚构世界”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31页至第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反对向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这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园林。
宋、余的文章发表后，海外考证派的主将赵冈曾著文进行商榷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载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坚持大观园就是南京织造署的西花园，但论证带有防御性质，缺乏攻击力量。而余英时的回答则圆转自如，富于论辩性，他写道：“我可以承认作者在个别人物和事件方面曾经取材于他的生活经验，但是当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究竟是以真实的生活材料为‘主’呢？还是以他自己虚构的创造意图为‘主’呢？毫无可疑的，这时他的材料必须为他的创意服务，是为创意的需要所驱遣。换句话说，许多真实的材料在《红楼梦》中都经过了一番虚构化然后才能派得上用场。”又说：“我们最多仍只能肯定《红楼梦》是大量地取材于作者生活背景的小说，而不能说它是曹家真实事迹的小说化。这一分别在字面上看来很细微，但实质上则极其紧要，因为这里确实涉及了主从的问题。在曹雪芹的创作世界里，他的艺术构想才是主，而一切建造的材料，无论其来源如何，都是处在从属的地位。”还说：“考证派所发掘出来的曹家历史当然极为重要，它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红楼梦》的背景的认识，然而作者在根据创作上的需要而运用其见闻阅历为原料之际，已赋予这些原料以崭新的艺术内涵，因而在本质上改变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余英时：《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香港《明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