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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稍深入一点来看，灰村的故事又极其不简单。
首先来看人。《灰村》通过直接描写的方式成功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简单的老崔。1996年在众多村民觉得选举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村委会选举大会上拿着喇叭，“宣布”灰村的选举是违法的。之后远走他乡，已经致富的老崔仍不死心， 1999年组织自己的人马竞选村主任成功。他组织了修路，发动村民填掉了臭气熏天的污泥潭，抑制住了邻村强占土地的企图，建设好了小商品市场。他曾与镇干部理论长达三天，他对县工作队不妥协，他越级上访。他被免职，但他阻止了别人替代他的可能。他引起了周围村庄对村民自治的重视，但他近似于疾恶如仇的性格，使得他无法平衡自己支持者中的利益平衡问题，常陷入孤立无援之境。他大无畏，但他也有脆弱的眼泪，他想过退出竞争，却抑制不住张老汉的眼泪所激起的英雄主义冲动。通过这些“惊险”而入微的细节，《灰村》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老崔，不简单地做到了让不简单的老崔活生生地跃然纸上。另一方面，《灰村》更为成功地运用间接描写的手法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不简单的老支书形象。他领着他的弟弟管理灰村长达十余年，无人对他的权威表示一丝一毫的怀疑，他让村民觉得像“父母”，也让镇领导觉得“更像自己人”。他能为党员和老干部谋得医疗、养老保险的福利，能将村里的种种公共工程年复一年地承包给身边的能人，能将老崔的上访化解于无形，能让灰村的账务清理无法进行……相对于老崔而言，他很清闲，少有表现愤怒。作者只用了如此少的笔墨就在看似轻描淡写的过程中展示了一个不简单的老支书，以及他身后不简单的却很稳定的利益与力量格局。
再来看事。事有大小，不过《灰村》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是与村庄政治竞争相关的。从老崔的角度来讲，自己做的事都是为了“实践村民自治”（是否还有一点在村庄中疾恶如仇的本性冲动），也即我们通常所认定的草根民主。但是，老崔所选择的政治竞争手段却是复杂多变的，他发过传单，要求过村务公开，要求“海选”，他不准自己竞争班子中的成员额外获得村集体的好处，甚至由此造成了内部的不和。但他也曾选择用暴力型“干将”，并动员村民通过暴力的方式与邻村争夺地盘，他敢于与县和镇领导据理力争，也善于利用外界的声援来改变自己在村庄竞争中的不利态势。从老支书的角度来看，老干部们也懂得软硬兼施。从为村民买喷灌设备到阻碍村务移交，从定点承包村公共工程到为少数干部谋福利，都体现了他们运用潜网络和优势资源对村庄局势进行软控制的能力。从老支书儿媳妇的骂声到张忙的拳头，再到一些“不明就里”的烧门、劈门事件，却又展现了村庄政治竞争“铁血”的一面。再说崔喜，他也同样善于利用公章这一软权威和兄弟多这一硬权威来提升自己在这场复杂竞争中的地位。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各方都懂得利用国家法律及相关政策来作自己合法性的论证，但又都运用了法律之外，甚至违法的手段来抑制对方。不过，更多的还是运用一些更为精细的竞争技术，例如换锁、录音、藏账本、骗公章，甚至于流眼泪……《灰村》充分展现了村民围绕村庄资源，在村民自治的框架下所展开的竞争的复杂性。它不是简单的草根民主与所谓专制的对抗，而是村庄及村庄外的种种力量在长期竞争过程中的利益（或许也有理想的成分，甚至也包括基本的政治情感）碰撞、交错与再生产。这是《灰村》全面、客观性的体现。
从上述人与事的两方面来看，无论就草根民主的发展来说，还是就乡村治理的运作来说，老崔都是有着极强的行动能力的，至少不亚于他的“敌人”。但是，在这场持久的竞争中，为什么老崔却始终难以真正取得胜利呢？这是《灰村》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给我们提出的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看看《灰村》向我们展示的草根民主与村庄政治竞争的生态。因为，人也罢，事也罢，都有其基本的生态基础，人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行动的，而事也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
《灰村》所呈现的政治生态是多层次的。
从国家的层面上来看，《灰村》所涉甚少，但在灰村叙述中偶尔夹带的各种新闻和对老崔与上层及记者、专家们交往的描述，为我们勾勒了灰村外面的世界的快速变迁与五彩斑斓。灰村的故事是国家推行村民自治和进行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众多故事中的一部分，《灰村》是中国乡村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何去何从的众多问号中的一个。
从县与乡镇的层面来看，在压力型的生态环境中，县与乡镇有着很强的政治压力、社会压力、经济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才会如《灰村》所示，乡镇更为重视的是硬的农村管理，而不是软的村民自治。如果村委会能配合乡镇完成任务的话当然是好事，但若因为“自治”而使得其话无人听，其事无人做，则显然不符合乡镇的心意，何况老崔还要将这种矛盾散播的外界和高层！再者，从管理区干部的腐败行为和镇领导对灰村15年的账目讳莫如深来看，《灰村》给我们粗描了一幅若隐若现的镇领导与灰村老干部的“合影”。它似乎在说，镇与村（在很多情况下也包括县）是一个利益高度相关的共同体。县、镇两级为了表示对保持村庄平静 （平静的背后是什么已经不是一个重点问题了，只要不在自己任期内出问题即可）的力量的支持，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村庄层面的政治竞争过程。草根民主所嵌入的村庄，实际上是县乡村三级高度关联条件下的村庄。这个共同体中间的竞争格局虽然偶尔也可能会因外界的力量而暂时改变，但在总体上它是稳定的。《灰村》的叙述表明，正是因为与这个共同体利益的貌合神离，导致了老崔的起起落落。
从村庄本身的层面来看，《灰村》有着更为精细而出色的叙述。第一，《灰村》表明，灰村是一个人情味淡化了的村落社会，宗族意识已经基本消解，仅留下的是小亲族间的纽带还较紧密。第二，灰村比较富有，但尚缺乏新型的经济精英。第三，灰村的分层仍不算充分，在这里有老干部为代表的“掌权”精英，有以老崔为代表的“夺权”精英，也有支持这两方的中间层精英。但人数都很少，尤其是中间层精英发育很不充分，剩下更多的是沉默的普通村民。在这种村庄里，如果无涉利益的话，村民是不会为了所谓的“正义”、“民主”而形成集体行动的，同时因为村庄的富有，更加加剧了“民主”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矛盾，容易打动村民的是物质利益，而不是正直的人格魅力。因此，当老崔挑战老干部的利益优势时，绝大部分村民只是想乘机搭个便车。而当老崔受挫或者老崔争来的好处又为另一部分精英所占时，老崔的人格魅力并不能为他争得村民的支持。村民当然也关心村里的账目，但并不会积极主动去付诸行动（抑或说静默本身亦是一种行动？）。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我们看到了《灰村》所“刻画”的种种村庄政治角色：疾恶如仇的老崔，威震一方的老支书，“软官硬渡”的崔老爹，不愿与兄弟一起承担风险的崔联的弟弟，敢管村民串门为何事的老支书儿媳妇，用拳头与斧头说话的张忙与崔雷，先反支书后反老崔的崔喜与崔保，靠眼泪感动老崔的张老汉，以及站在自家门口敲着碗，时而叫老崔时而又叫支书“到我家吃饭”的村民，等等。在这样的村庄政治竞争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仍是有组织的少数对无组织的多数的沉默。这是草根民主的尴尬，也是老崔的苦恼。对他而言，正如《灰村》所形容，二者就像“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鸡毛”。
从国家、县、镇、村等几个层面的政治生态描写来看，《灰村》是立体而丰富的，其分析虽然含蓄（或许让我们感觉不到直接的分析），却是富有启发的，这大概正是《灰村》最为深邃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为乡村治理的一个层面的草根民主发育的艰难性，看到了村庄政治竞争的现实性与复杂性，看到了国家制度与各个层面的潜规则的连续博弈。制度还是这些制度，但在具体运作中产生了区别。如今，在制度的框架下，各种力量的博弈还在这种灰色的村庄政治竞争生态中继续。如果要完善制度，要想使制度达到较好的绩效，我们还需要在制度运作的社会基础研究方面下一番苦功。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灰村”这个名字取得好，让我们不致于盲目乐观，觉得看透了农村的一切，穷尽了真理，“只要……愿意，就可以实现民主了，只要……农村问题就解决了”。读完《灰村》后，若再有“圣人”如是说，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告诉这些“先哲”：你们非但没有读懂农村，而且还在想象着农村，还是认真对待生活本身吧。
（《灰村纪事——草根民主与潜规则的博弈》，朱凌著，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 5月版，28．00元）
李比英雄：叱咤日本文坛的美国作家
■ 许金龙
2005年11月上旬，李比英雄再度路过北京，到社科院外文所来看望我，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其成名作《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先是1987年发表在纯文学期刊《群像》上，后来于1992年由讲谈社出版了单行本，并获得野间新人文艺奖；另一本则是他的近作《破碎支离万千象》，也是由讲谈社出版的单行本，出版时间为2005年4月。当时由于室内光线不很明亮，因而看得并不十分真切，只觉得封面比较特别，银灰色打底，左上角有一个较大的不规则白色团块，上面印着书名和作者名。其实这个团块不很大，也只够作以上安排。封面的其余空间，就是同样不规则的细小白色碎片了，不过，总觉得构图并不那么简单，似有一股怪异之气。细看之下，才发现那白色碎片间均匀地混杂着同样不规则的、隐约可见的暗红色细小碎片。银灰色为背景色的白色团块和碎片构成的冷色世界原本就让人有了几丝寒意，发现混杂其间的暗红色碎片后，视线一时竟没能移开。除了先前的寒意外，还感觉到了一丝不安。当然，出于礼节，我并没有把这种不安的直觉当面告诉李比，只是在交谈中陪着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在12月22日的《朝日新闻》上，看到《破碎支离万千象》获得第32届大佛次郎奖的消息，我便放下手中的工作，把那本书取出来大致读了一遍，这才恍悟那封面构图的由来。
先说说李比英雄其人。
李比英雄原名Ian Hideo Levy，了解西方“百家姓”的人士容易看出，这位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人显然具有犹太人血统——Levy来自《圣经》所说的“利未人”，是希伯来人的一支。在国内的翻译实践中，对于Levy（有时也叫Levi）这个姓氏，通常译为利维、利未或列维，而素习文学翻译且具有较高中文修养的李比却对自己姓氏的中译有着独特的看法。他曾十余次来到中国大陆地区，了解到历史上曾有一支犹太人来到中国腹地繁衍生息，后因黄河泛滥而迁徙到了开封。为此，李比深入到开封郊区第四人民医院一座被废弃的锅炉房附近，在那里寻到了犹太人定居点遗址，并在开封市博物馆内看到宋朝皇帝赐封犹太人姓“赵”姓“李”的碑石。这其中的赵姓是宋朝皇室的国姓，既然大宋皇帝把自己的姓氏赐给了来自域外的归化民族，足可见犹太人曾因其出色表现而博得龙颜大悦。至于李姓，则极有可能源自于Levy的音译。大约千年以后，1949年，当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开国大典时，这支犹太人的代表又坐在金水河边的观礼台上，见证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然，他们的姓氏仍然是赵和李。有了这长达千年酌定译，这位作家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中译名冠以“李比”。
李比的父亲出身犹太中产家庭，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专攻中国唐史，后来又作为富布赖特研究员于1956年携全家移居台湾。6岁的小李比虽说此前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中看到过汉字，但他真正听懂汉语并开始用汉语说话，还是在来到台湾五个月之后。李比10岁那年，在父母离婚后随母亲和弟弟去了香港，并在那里生活了两年。他的父亲后来和一个来自上海的女性组成了新家庭，为李比生下了一对异母弟妹。
1964年是李比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父亲时任美国驻横滨领事馆的日语研修所所长，这一年暑假，李比来到父亲身边，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日本，并在一家前卫杂志上读到了大江健三郎短篇小说《死者的奢华》的英译本，很受震动。大概是从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1968）开始吧，李比开始有意识地阅读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等现代日本作家的小说，最初阅读的是英译文本，后来随着日语阅读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涉猎日语文本。18岁考入普林斯顿大学以后，李比一下子主修了汉语、日语和韩语，同时选修了《万叶集》、《源氏物语》及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课程。当时适逢美国各界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风起云涌，李比也不落人后，在学生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反战诗歌。
从大学三年级起，李比相继阅读了芜村、宫泽贤治、荻原朔太郎、田村隆一和吉本隆明等日本近现代诗人的全集，并由此上溯至俳句，再由俳句上溯至和歌，最终与《万叶集》结下了不解之缘。考入普林斯顿研究生院后，李比开始尝试把《万叶集》翻译为英文。1981年，由他翻译的万叶集全译第一卷（相当于原书一至五卷）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这一年，李比32岁。
除了《万叶集》之外，这一阶段的李比还翻译了三岛由纪夫、中上健次等日本现代作家的作品。在新宿小酒馆的一次聚饮中，中上健次劝他：“你也用日语写小说吧”，由此催生了李比的第一部小说《听不见星条旗的房间》（《群像》杂志 1987年3月号）。或许是受日本私小说传统的影响，李比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成功塑造了一个生活在美国驻横滨领事馆中的17岁少年。这位17岁的少年“舍弃了父亲，舍弃了美国，走向新宿……作品以六十年代末期的街头的喧哗为背景，超越了语言、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小说问世半年后，李比因其学术造诣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职。五年后，他又因这部处女作荣获1992年度的野间文艺新人奖，成为叱咤日本文坛的美国作家。
就在获得野间奖的第二年8月，李比第一次游历中国大陆地区。同年12月，他在日本《现代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天安门》的纪实性作品，详实记录了这次旅行的感受，经过大约两年的持续发酵后，定稿以《天安门》为题发表于1996年1月号的《群像》杂志，同年6月被推荐为芥川奖候选作品。却由于身为芥川奖评委之一的极右翼文人石原慎太郎的激烈反对而落选。据说，石原慎太郎黜落《天安门》一文之后仍不解气，又对着这篇文章的编辑狂骂了李比两个小时。当我问及石原慎太郎激烈反对《天安门》的理由时，李比回答说：石原慎太郎认为，芥川奖是日本纯文学大奖，而李比这个美国人既然身在日本并用日语写作，就不应该像大江健三郎那样，动辄把日本以外的事物拉进来。听了这番解释，我想，好心的李比是否省略了什么？我猜测，李比在书中对当今中国的客观介绍，或许是以反华著称的石原慎太郎气急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石原慎太郎如何气急败坏，这次中国之行却成为李比走进中国、了解中国的开端。十余年来，李比走遍了中国大陆地区，相继创作出《现代·中国·文学》《听不见北京话的房间》《我的中国》和《从长安到北京——另一个“旅行自由”》等各种文类的作品，深入探讨了“远离母国语言”、“混血文学的可能性”、“越境的文学”和“越境的时代”等时代话题。
2001年8月下旬，李比终于在开封市郊区挖掘到了自己的金矿——发现了历史上犹太教堂的遗迹。说挖掘名副其实，其中一座保存完好的水井便是他雇请当地人从重重覆盖的土层中挖掘出来的。兴奋的李比9月6日回到东京，稍事休息，11日动身前往美国看望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妹妹。考虑到难以长时间忍受不抽烟的煎熬，李比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