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社办场是重庆老知青的社会大学。在社办场，老知青第一次自食其力，第一次接触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在这样的特殊环境里，老知青们不仅学会了开荒种地，而且开始真正认识社会和人生，认识人间的真情和虚伪。社办场的条件非常艰苦，饥饿和劳累考验着每个老知青的意志，理想和友谊支撑着这群稚嫩的少男少女，使他们能够在贫乏的物质环境中发掘出生命的绚烂，欣赏大自然的慷慨赐与。“文化大革命”以前，社办场普遍存在着一种乌托邦的气氛，老知青们自己建立了阅览室，成立了政治学习小组；田间地头常常飞扬着他们欢快的歌声；风雪交加的冬夜，他们围着火坑探讨着生活的各种课题。许多社办场的老知青还在附近的生产队开办了夜校，向当地农民传授文化知识；他们在农闲时间编排文艺节目，给偏僻的山村送去歌舞和欢笑。
对于老知青，农村的经历是他们人生的重要一课。他们从此开始体验真正的人生和社会的复杂。平心而论，学校既给他们传授了许多真知，也给他们灌输了几分蒙昧。“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开始了老知青思想上的启蒙。当社办场逐渐解体、曾经洋溢着欢歌笑语的“乌托邦”归于“树倒猢狲散”的惨淡结局时，他们惊愕地发现：青春的梦想竟然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战天斗地”的壮举其实沿袭了古老的刀耕火种，造就的是后患无穷的水土流失；在人口较为稠密的县区，农民其实并不欢迎跟他们争夺土地和口粮的知识青年；在家乡重庆，他们是一个被迅速遗忘的群体，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奋斗和牺牲。许多老知青开始怀疑绝对权威，怀疑上山下乡运动的合理性。一部分老知青甚至不顾社会的鄙弃和伙伴的反对设法将户口办回城市。尽管真正成功者为数甚少，这样的抗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实在是一种创举。
人性的觉醒使老知青更清楚地认识到极左集权主义对人心的曲扭，明白了世情的冷暖。宣汉县的老知青周邦宪在回忆自己曾经工作过的那所学校时写道：“这样一些在悲惨世界竭力挣扎的小人物，他们本该在不幸中相互怜悯，相互同情，以减缓一些他们精神上的重压。但出人意料的是，每逢‘大是大非’，他们中的一些人狠毒的程度却能胜过常人”（周邦宪：《在严寒的日子里》）。事实上，“天高皇帝远”的中国农村给老知青提供了思维和言论的空间。在偏僻的山乡，他们可以如饥似渴地传阅“禁书”，可以毫无顾忌地收听“敌台”广播；偶尔三五知青聚在一起，可以畅所欲言地指点江山、粪土王侯，而不必担心谁会去生产队长那里告密邀功。于是，在中国社会一片肃杀之气、思想界万马齐喑的年代，老知青居然成为极左政治下一个率先实现新启蒙的特殊群体。
这样的人生、这样的故事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对我们的孩子、对今天的年轻人、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启示？老知青们大多年过半百，富贵荣华于我们如浮云。我们只想老老实实地讲诉自己的经历，希望用这些朴实无华的故事来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一个空白，让它们深深嵌进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因为我们的经历是这段历史的一个极其特殊而内涵丰富的单元，因为我们的心路历程是对一场劳民伤财的社会革命的一个冷峻的注释。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和人类在二十世纪的苦难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丧失记忆、抹煞过去，会产生怎样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希望后代知道老知青们这样的惨痛经历：宣汉县的一个女知青因为调工体检屡不合格，竟不惜大量服用食盐，摧残自己的身体，使之达到“病残”标准，结果虽然回到故乡，却因严重肾炎，在几个月之内离开人世；巴中县的一个林场没有男知青，只有十名重庆女知青，“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林场的九名女知青被当地干部强奸，其中两名跳水自杀，有关方面的调查结论是她们游泳“溺水致死”。
长歌当哭，应该在痛定思痛之时。作为一出历史悲剧的幸存者，我们有义务记载下这些年轻时代的伙伴的故事。我们的初衷只有一个：希望那些阴郁的日子不再重复，希望中国不再有残酷的阶级斗争、不再有阶级路线、不再人分九等、不再有冤狱、不再有株连、不再有“黑五类”、不再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常言说，物不平则鸣。老知青们应该向后人诉说当年遭受的不公待遇，这是他们作为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不可褫夺的权利。但《无声的群落》不是弱者的悲鸣，不是失败者的宣泄，而是一群历尽人世艰辛却对人生怀抱虔诚信念的人的证言，是他们对民族最诚挚的奉献。我们希望“文化大革命”以前下乡的全国130万老知青的经历能够引出一些有关人生、有关社会、有关中国的思考。我们想让后代知道这样的一些事情：老知青刘嗣阁在自己身患绝症、来日无多的时候，还不断用歌声来鼓励其他病人（刘长宜：《十月的歌》）；老知青曾令德在离开他十分眷恋的世界的时候，拒绝亲友的探访，为的是保持做人的尊严。爱尔兰有这样一个寓言，一个没有鞋穿的人总是感到自己十分可怜。可是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失去了双脚的人，这才发现世上还有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在贫困的山区，重庆知青目睹了种种使人心碎的事情：凛冽的寒风中衣不蔽体的孩子；代替父母服劳役并任人拳打脚踢、逆来顺受的地富子女；口袋里只有三分钱买盐的老大娘……也许就是这样的经历，造就了老知青对苦难的承受力。四十年来，他们倍受命运嘲弄却没有放弃真诚的追求，屡遭歧视却不失做人的尊严，屡遭挫折却不坠青云之志。自强不息实在是老知青的生命历程的主旋律。《无声的群落》里的故事兴许能给弱者一点力量，给强者一点谦卑，给不幸者几分安慰，给幸运者几分警示。
还值得一提的是，老知青当中的一些人的家庭不存在任何“政治问题”，学业成绩也不错，却主动放弃了升学机会到山区寻求理想，用青春来描绘中国农村的美好画图。老知青中许多人至今还保持着一颗童心，对大巴山的那段经历保持着诗情画意的记忆。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生跟今天的社会似乎有点不合拍。但是，透过它们读者或许能发现人生最可贵的东西。
“当年叹辛苦，回首成真赏”。厄运和不公可能摧毁某些人的意志，动摇他对人类的信心，他可能成为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人，他可能堕落、可能自杀。但是，这不是老知青的精神状态，不是老知青的生活态度。我希望读者在这些发自内心的文字里，看到的是一种历经人世艰辛后的达观和宽容，一种对往昔峥嵘岁月的眷顾，一种对多变人世的泰然接纳，因为我们毕竟得到了许多。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年代，我们受惠于许许多多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场友；那些爱护过、帮助过、保护过我们的人，还有那些不理解我们、刁难过我们、甚至迫害过我们的人。正是那些跟我们或朝夕相处、或萍水相逢的人教会了我们识别真伪、美丑，善良与邪恶，正是一个接一个的逆境促使我们在否定虚妄的理想的同时重新建立对生活和人类的信心。“虽然我们早已从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愚昧中走向了充满改革精神的时代，然而在那苍苍郁郁的大山里，有我们青春的足迹和故事，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更是永恒萦绕的思念”（杨必仪：《我的“上山”与“下乡”》）。对于老知青自己，大巴山的那段经历其实还有更深的哲学意义：“我梦中的峡谷叠翠重荫，高大的水青桐、马尾松、杉针与熊松以及叫不出名儿的树，散发出特有的树脂气息。当雨后初霁，阳光点点，树梢的水珠就折射出万千个小太阳，树林变成活脱脱一个童话世界，令人心迷神驰。我走在峡谷里，心灵莫名其妙地就获得了归属感，仿佛一下子寻找到了自远古以来人类就久违了的故土家园。于是，那个‘跋涉无尽峡谷’的意象就获得了某种新鲜含义，成为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心理反弹”（黄良：《置身峡谷的体验与思索》）。
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心灵难免有些连岁月都难以抚平的创伤。一些老知青朋友至今不愿动笔，就因为他们不愿意揭开心里那些仍然在流血的伤口。许多朋友经过思考再三才坐下来记述那些苦涩的日子。这本书里的许多文字拌合着辛酸的泪水，发自多年深藏在心底的悲怆和悔恨。离开大巴山许多年了，我们当中一些人还经历了若干辉煌的时刻，但仍然在梦境中一次又一次回到巴山，在梦中重温那些“无可名状的失落感”甚至深陷泥沼、不能自拔的绝望心境。但是我们没有变成虚无主义者，我们拒绝接受侏儒哲学。相反，从梦中醒来，我们信步走进一个充满希望的早晨。我们怀着满腔的希望和爱心，祝福我们的子女，祝福中国的未来，祝福世界的未来。
中国人向来珍惜历史，素来有史学的优良传统。近现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中国的史学界更增添了新的方法，新的视野。尤其是社会史在中国更是方兴未艾。社会史的目的，是通过对社会结构要素、包括社会阶层、群体的经历和状况的考察，揭示社会演变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和规律性的东西。《无声的群落》里的文章是老知青个人经历的忠实记录，也包括了老知青群体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今天，世界正在被科学技术量化，人生被金钱和物质异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正在取代古朴的道德理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物质与精神、放纵与操守之间进行着困难的选择。但人类文明如要继续存在，就总是需要一点精神、需要几分关爱的。在这个日益缩小的星球上，人类的竞争和自我满足终归有一个无形的极限。等到人们发现对物欲的追求危及到人类的继续生存时，他们一定会回过头来寻求那些曾经支撑过艰难时世和苦乐人生的精神财富。那时他们也许会发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那块使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园地里曾经绽放过《无声的群落》这样一朵不甚耀眼但却美丽的鲜花。
（《无声的群落》，重庆出版社即将出版）
想起了
坚韧前行不息，
疑问与欠缺，
在你的独行路上凝聚。
晨光在群峰之巅静静升起……
——＇德＇M·海德格尔
正是晨光升起的一瞬，我给这部书的最后一条校注画上了句号。在随之而来的万千思绪中，我首先想起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巨著《尤利西斯》。
当然不是此刻第一次想起。从二十年前刚刚着手为校订这套“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作准备不久，便因读到我国首次翻译面世的《尤利西斯》选译本（金隄译，后来又读了他的全译本和萧乾、文洁若合译的另一种全译本），而时时将这部西方文学的惊世奇书，同我要校订的《红楼梦》脂评本作比较和联想。
这两部产生于东西方不同人文背景的文学巨著，尽管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却有着太多相似之处：内容独特，手法新奇，内涵深广，问世后毁誉反差极大，而它们所展现给世人的魅力却是无穷的，同时又伴随着数不清的谜团与困惑，乃至各自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专学——红学与乔学。我总觉得，东方的《红楼梦》和西方的《尤利西斯》，就像一对青春永葆又美艳绝伦的孪生姐妹，不论时光怎样流逝，风云如何变幻，似乎都会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之倾倒，颠狂，甚至迷恋终生。
不过，我此时想起《尤利西斯》，却并非因为这些。我更多想到的还是它的版本的复杂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若干纷争与进展。在这一点上，它和《红楼梦》是既像又不完全像。
乔伊斯是在他四十岁那一年正式出版《尤利西斯》的，此后，他又亲历了自己这部巨著从屡遭查禁到好评如潮的历史性转变；到他六十岁辞世之年，他本人及其作品在西方文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可谓如日中天。而曹雪芹和他的作品却没有那样的福分。曹雪芹是在穷愁潦倒中至少八易其稿，却依然没有写定他的《红楼梦》；而且到了同样的“四十年华”，曹雪芹不仅没有来得及像乔伊斯那样正式出版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反倒“书未成，泪尽而逝”（脂砚斋语），连这部书在此后经辗转传抄和在后人付梓印行的整理中所发生的种种差错与擅改，他本人都一概不知。所以，《红楼梦》在版本上的复杂性与问题之多，可谓举世罕见。《尤利西斯》在这一点上和它比起来，恐怕就只能算“小巫”了。不过也得承认，《尤利西斯》的版本混乱，虽不及《红楼梦》那么严重，但比起东西方文化史上其他作家的作品来，也堪称“名列前茅”。
乔伊斯这部作品，在内容与风格上的极度标新立异，和文字本身的晦涩难懂，当然是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但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处境所带来的作品每遭篡改，则是更重要的原因。自从他这部作品的一些章节于1918～1920年间在美国一些杂志上连载以来，便开始被以“有伤风化”等指控而屡遭禁毁与肆意删改。1922年在法国首次出版全书，又因是由不懂英语的法国工人手工排版，其间所出现的错漏与误植可想而知。乔伊斯本人在修改这些校样时又无原稿可以核对，只能凭记忆去仓促改写，由此而出现的诸多文字歧异，以及他那潦草难辨的修改文字再次被打字员和编辑作了大量擅改处理，都给这部巨著的文字错讹与版本混乱埋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说起来，这部书在乔伊斯生前还曾多次修订重版，并被许多国家一再翻印，却由于乔伊斯长期处于一种在欧洲各国“自我流放”、居无定所的境地，这些重版与翻印的书，在具体的编辑和校对上，大多只能由他的朋友去代劳。所以每重印一次，都可能增加一些新的问题。直到乔伊斯 1941年在苏黎世病逝为止，他始终未能对此书作一次全面彻底的修订。如此一来，历年所出各种版本之间的文字歧异与纷争，也就长期难以平息。
可是在1982年为乔伊斯隆重举行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前后，西方文化界却对《尤利西斯》的版本问题，作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正本清源工作。首先是美国纽约的一家专门出版古籍和手稿真迹的加兰出版公司（Garland Publishing，Inc），从 1978年开始，便将过去分散珍藏于世界各国一些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乔伊斯手稿，以及他亲手修改的校样等种种原始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陆续影印出版了一部长达63卷的《詹姆斯·乔伊斯档案》（每套售价2500美元）。这一点，也是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所永远无法享有的。因为迄至今日，别说是《红楼梦》的原始手稿，就是经人整理誊抄的历次定本原件，也早已荡然无存。如今能够影印出版的，仅仅是后人辗转传抄而作了不少擅改、同时又各有其抄误和夺漏的《红楼梦》历次定本的过录本。相比之下，二者在研究、整理和校订上的难易之别，也就可想而知了。
西方文化界解决《尤利西斯》版本问题的第二个重大举措，便是由当时的西德慕尼黑大学教授加布勒（Hans Walter Gabler）带领一个专家小组，并在世界性的乔学权威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指导下，以加兰出版的《詹姆斯·乔伊斯档案》为基础，用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智能工具，运算对比了全部乔伊斯原稿、送印前的打印稿、排版后的历次校样，以及后来印行的种种版本，一共花了七年时间作精心校订，终于在1984年的“布卢姆日”（即《尤利西斯》描写其主人公布卢姆在都柏林经历的6月16日那一天）出版发行了一部据称最符合乔伊斯本人意图的《尤利西斯》新版（精装三卷，售价200美元）。据说这个新版体例严谨，校订精良，纠正以前历次版本的谬误（包括标点符号和字母拼写错误）达五千余处。此书出版后，轰动了整个西方文化界。
正是在以上这些有关《尤利西斯》版本问题的最新进展推动下，才促使我在《红楼梦》脂评校本的校订上更加竭尽全力地工作，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开辟，能为最终解决《红楼梦》的版本混乱问题和为红学能在可靠文本基础上更深入的发展，聊尽绵薄之力。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这一工作进行到1989年时却被迫中断了。十年之后，试图继续再做，以前存放于一家出版社的一部分校订手稿，却迷失无踪，只好从头再来。所幸在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终于推出了相对较为简便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现在经过又一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