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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压对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究竟还是不堪承受之重。
1949年是1948年的顺延，这种顺延并不仅仅是时间流程意义上的。时局已经清晰乃至定格，知识分子已不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是如何顺应的问题。一向对自己的国家积贫积弱抱有切身之痛的那代知识分子，面对中共建国初期的新气象倍感惊奇和振奋，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出版家张元济的一句“及身已见太平来”真实地道出了那一代人的感受。但生活是复杂的，知识分子与一个全新的政权之间、旧的生活经验和新的社会格局之间、乃至新旧价值观念之间，奏出的未必全是和谐的音符。
1949年2月，陈叔通、马寅初、柳亚子、叶圣陶、宋云彬等民主人士一行二十余人从香港登上一艘挂葡萄牙旗的“华中轮”，向北方解放区行进，这就是有名的“知北游”。此行非同一般，这群著名的文化人士乃是应中共中央之邀，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的。为此行留下可贵的私人记录的叶圣陶后来在出版这一时期日记时写了篇小引，“（参加此次旅行的人）大多数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这差不多是即将与新政权合作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华中轮”上的人知道，一个史无前例的新事业正在召唤着他们，一张全新的蓝图正在勾画，而且他们已被明白告知，他们也是这张蓝图的一部分，斯情斯景之下，心理自然是相当微妙复杂的。1949年的“知北游”既是叶圣陶等人憧憬未来激情满怀的光明行，也是多少让他们觉得有些困惑的人生新的跋涉。“知北游”中分明有几个关键词：兴奋，好奇，疑虑。叶圣陶一行刚刚进入北方解放区时，对所见所闻倍感新奇。叶圣陶的日记中于此颇多记载：“（出面接待民主人士）徐贾二君态度极自然，无官僚风，初人解放区，即觉印象甚佳。”“晤一青年姜汝，二十五岁，小学毕业程度，从事青年工作将十年，聆其所谈，颇头头是道。余思共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义。他日当将此意发挥之。”欢迎会上观看田野间演出《开荒》，“余以为如此之戏，与实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价值而不乏娱乐价值，实为别开途径之佳绩。而场中蓝天为幕，星月交辉，群坐其中，有如在戏场之感，此从来未有之经验也。”但也有不习惯乃至困惑的地方，“余与铎兄闻教员俱令受政治训练，以为殊可不必。前此数日，叔老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宜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即招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又如3月8日妇女大会，叶圣陶一行应邀参加。叶氏发现“木然枯坐者亦多。解放区开会多，闻一般人颇苦之，不知当前诸妇女中有以为苦者否。”同行的柳亚子当日也记有日记，“余被推讲话，大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兴奋至于极点”。有意思的是到了1949年的4月，柳亚子在给画家尹瘦石的信中却说：“因为我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往往骂坐为快，弄到血压太高。”
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利用各类真实地记录了知识分子在大变化时代脉搏的跳动的日记、书信等资料，是一本几乎完全靠第一手资料说话的书，唯其如此，它更能让人有很深的感触。笔者读后，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对于堪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新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满怀热望，并真诚地试图融入这个时代之中。在刚刚过去的1948年，史学家金毓黻还在日记中为东北战事发议论说：“吾辽大难临头……如何度过，殊难逆料”。但时间迈入1949年2月，解放军自西郊进入北京城，则在金氏日记中看到了这样的记载：“阅毛主席泽东所撰《新民主主义论》”，“李君告余现代生活方式应向工人看齐，此语极为扼要，盖往日生活方式向士大夫看齐，以致演成奢侈颓废之风俗。今日不然，以农工为社会中坚，必业此者乃为人民之本位，故工人之生活即全国人民之标准生活也。不悟此旨，则不能适应时代，又非具有最大决心不能改变此生活方式。”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是更显著的例子。北平解放后，励耘书屋的书桌书架上，增添了大量马列主义理论书籍。陈垣在公开和私下的谈话中表示，“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时代，和以前大大的不同了……我今年已七十，可惜闻道晚矣，但是本人一定努力地跟上去”。同年4月，陈先生更抛出了那封著名的致多年学术知交胡适的公开信，信中说：“我第一次意味到我们对历史所作的全部研究工作是主观的，是不科学的”。现在重读这些文字，笔者并不想作什么惊人之论，只是真切地感受到了知识分子为融入新时代而付出的真诚的努力，只是这种真诚的努力是否有知识分子预期的效果，是否为外界所满意，还值得探究。关于这一点，宋云彬 1949年5月的一首诗很值一读，题曰《自嘲》，诗云：
结习未忘可奈何，白干四两佐烧鹅。
长袍短褂夸京派，小米高粱吃大锅。
避席未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
中层阶级坏脾气，药救良方恐不多。
“结习未忘可奈何”，是自责，怨怼，还是略带几分文人的傲气？在宋氏1949年的日记中我们还看到他深以参加“冗长之报告会”为苦，屡屡逃会的记录。应该说，在大变动的时代自觉有几分不适应，而且把这种不适应表露出来的知识分子，像宋云彬这样的并不多。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即通常所说的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手头有一本这次大会的《纪念文集》，其中收了部分作家在会上的发言稿。和作家们过去的文字相比，这份发言稿从题目上看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是来学习的》《新的诞生，旧的灭亡》《人民改造了我》《在学习的路上》……像情感的流露，心境的反映，更像对一个新时代的表态。到了1949年10月1日，随着天安门城楼升起的礼炮，这种流露、反映和表态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巴金面对如海啸般欢呼的人群，感觉到了“个人的感情消失在群众的感情中间、溶化在群众的感情中间”，撰文表示“我要写”、“写人民的胜利和快乐”，“我要歌颂”“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而最为精彩的一笔则是胡风用浓墨泼下的：
时间开始了！
是的，时间开始了，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谁也不知道即将上演怎样的剧目，自己将会担任怎样的角色……
（《1948：天地玄黄》，钱理群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版，12．30元；《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30．00元）
什么是勇敢
■ 何怀宏
我发现自己更喜欢读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尤其是“军事作品”，它们看来更健康、清新、自然、切合常识、让人愉悦。他后来的思想也许更深刻，但也偏执，还不是只折磨自己的偏执，而是也折磨别人的偏执——甚至是更厉害地折磨别人。他后期的渴望无限和永恒不是像帕斯卡尔那样的温和的劝说，主要涉及自己，而是试图整个改变社会、动摇一般的政治秩序，希望所有人变为新人，使人们完全洗心革面，诸如禁绝情欲、彻底奉献、绝对不服从国家、废弃私有制、不服兵役、绝对不以暴力抗恶……而那是众人、甚至他自己也难于完全做到的，是他笔下圣徒似的人物谢尔盖神父也很难做到的。他后来不仅自己有一种超凡入圣的渴望，也有一种以这种理想救世的渴望。可是，在早期的作品中，托尔斯泰更尊重和赞扬普通人的可能性，那时他持有一种平和心。
我没有多少资格谈艺术，只是撷取一些我注意到的具有思想意义的突出点。之所以做这件事，除了自己喜欢，还因为看到了太多的流行的思想误读。这种误读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因为世界大变而有所变化。我看到，人们接受的诸多“二十世纪的偏见”——真应该对它们进行一次专门和仔细的清理——是多么深地缠绕着人们的头脑，它们现在仍然经常堂而皇之地印在这些名著的开头来作为“导读”。
怕应该怕的
《袭击》写于1852年，作者24岁。在这个以“志愿兵”口吻写的小说中，他深刻地把握到了“勇敢”的含义，那就是来自柏拉图《理想国》中对“勇敢”的定义：怕应该怕的，而不怕不应该怕的。亦即从责任心出发，而不是从任何其他动机出发——诸如虚荣心、好奇心、贪心——去冒生命的危险。甚至出于正当的对家庭的责任心而避开了危险的，也不能叫做胆小鬼。
在这部作品中，年轻、非常招人疼爱的准尉阿拉宁死了，因为就像《战争与和平》中年轻、可爱的少年彼佳一样，他要主动奋勇地追击敌人。一个老兵看着他受了致命伤回来，抑郁地说，“他什么也不怕，哪能这样！”当他人问老兵：“你难道怕？”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可不！”
我想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到1967年的时候武斗升级为枪战，死的多是中学生，大学生就少得多，更不用说拖家带口的成年人了。那些少年无所畏惧，总是冲在最前面。其中有一个死者叫“向东”，我读过一本附有照片的介绍他“英雄事迹”的铅印小册子。他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年轻、英俊、慷慨、无私，他正像阿喀琉斯的母亲所期望的那种男孩：“长大了会让许多姑娘爱他。”但他很早就死了。现在大概没有什么人记得他了。
而小说《袭击》中真正成熟和勇敢的人其实是大尉。他身上没有多少英气，但是朴实、节俭、充满真情。他虽然很少给母亲写信，但当收到母亲的礼物时候，他走到角落里去装烟，不知怎的装了老半天，用几分喑哑的声音说：“是啊，一个好老太太，不知道上帝让不让我们再见面。”当志愿兵问他为什么要在这危险的高加索服役时，他说，“该这么做嘛。另外还有双倍的饷银，对我们穷人很有用的。”他在战场上和平日没有丝毫不同，不说任何豪言壮语、伟大的字眼，毫不装腔作势。志愿兵想，这是因为他怕这样反而败坏了伟大的事业，其次，一个人既然感到自己有能力做伟大的事业，便用不着说任何话了。但在我看来，他可能就根本没有想到过伟大。
我喜欢这篇小说，还因为作者在大自然的恬静的美面前感到了战争的不自然。作者写道：“难道人们在这美丽的世界上，在这无垠的星空下生活，会感到挤得慌吗？难道在这迷人的大自然中，人的心里能够留存愤恨、复仇或者非把同胞灭绝不可的欲望吗？人的心里一切不善良的东西，在接触到大自然，这最直接地体现了美和善的大自然的时候，似乎应该荡然无存啊。”
不过，自然界也并不总是这样恬静和温柔的，它也有动荡和残酷的一面。如此来看，人类的战争也就不是完全不自然了。只是，武器的飞速进化已使今天的战争变得无比凶险，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游戏和锻炼、洗礼的意味。今天的人们其实已经打不起一场大的战争了。他们不能不怕那应该怕的——几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将很可能导致双方乃至人类的“同归于尽”。
勇敢的艺术也是恐惧的艺术，是知道如何恰如其分地处理自己的恐惧的艺术。而最大的一种勇敢也许是“勇于不敢”（老子语）。
今天小的战争仍然不断。1852年的小说中描写的那次袭击是俄罗斯人和车臣人的战争，现在车臣人又和俄罗斯人打仗了。由于双方武器、通讯和实力的悬殊，车臣人这次选择了恐怖主义。
如果敌对双方实力接近，往往会按照同样的规则来通过战斗一决雌雄。但在双方实力极其悬殊的斗争中，没有希望通过武力取胜的一方可以有两种不同于对方规则的选择：一种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盛行起来的绝望抗争和“圣战”的恐怖主义，是尽量地狠；而另一种则是尽量地弱，如甘地、马丁·路德·金在上世纪中叶的选择，即选择非暴力的反抗，力图通过和平的抗争、通过只在身体上损害自己来诉诸多数的正义感、诉诸社会舆论、唤起某种紧张和压力，也包括唤起对方的正义感来取得胜利。他们所领导的运动的确都胜利了。但人们当然也会注意到：他们面对的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在这种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属于这一社会孕育和主导的宗教与文明。将自己作为人体炸弹的人们不害怕死亡——自己的死亡和他人的死亡，但默默地静坐和绝食，等着挨打且准备决不还手的人们需要更大的勇气。
死都不怕，是否就什么都不怕？
《台球房记分员笔记》这部小说的构思和布局使人想起鲁迅的《孔乙己》，也是以一个卑微的类似于伙计的人物的眼光，展现了一个经常到这个场所来的没落者的悲剧故事。不知鲁迅是否从这个故事得到过启发？
一个富有英俊的贵族青年就因为深陷进赌博的恶习，最后穷途潦倒，不能自拔，终于自杀了。耐人寻味的是他最后写下的“遗言”。他说：“我并没有败坏名誉，没有倒运、没有犯任何罪，可我的所作所为比这更坏：我毁了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智慧、自己的青春。”他也曾有过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和实现这一理想的相当优越的条件：财富、出身、地位、名声和教育。但他却像被一张肮脏的网给裹住了。他也曾多次想改弦更张，但是，“当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忘记了自己的信念，再也听不到内心的声音，又堕落了。”而他之所以老要和人在一起，是因为他在孤单一人的时候难受，他害怕独自静处。
可是有时必须与人隔离。有时必须一走了之。但比起将导致他死亡的堕落来，他甚至更害怕孤独，他无法接受一种与人隔离的智慧，哪怕暂时的隔离。
并不是不怕死，就什么都不怕了。
并不是不怕死，就一定不是懦夫。
困难、痛苦、绝望……有时比死更可怕。否则就不会有自杀者了。
坚韧地活着，常常比赴死更需要勇气。所以有人说：“你看到几乎所有皱纹满面的老人，都应该肃然起敬，因为他们在自己漫长的生活中，几乎注定要经受许多困苦，但他们坚强地活过来了。”
最悲哀的是，这位青年即便在写这份遗言的时候，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自觉到这临近的死亡仍然没有使他的灵魂升华，他依然是用别人眼光去看、去想，他想象明天棺材外将是一幅什么情景，人们将怎样议论他的死，以致他不能不绝望地叫道：“人是不可理解的创造物！”
他还有无穷无尽的忧虑和担心，他还有无数琐碎的“怕”，但却不怕死！
普通人的勇敢
有关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作为亲历者的托尔斯泰一共写了三篇故事。第一篇是描述1854年12月保卫战初期的战事；第二篇是讲1855年5月的激战时期，第三篇是讲8月的撤退。它们都是在这之后不久写的，有点像是报告文学，但这是亲身参加战斗的人的报告文学。
第一篇写到战争的真相是流血、痛苦、和死亡，而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没有战鼓咚咚、军旗飘扬和骑着骏马的将军。当然，人们会这样的安慰自己：对痛苦也别想得太多，这痛苦多半是因为人想的缘故。和那么多人的死亡和痛苦比较起来，一个人的痛苦也就算不了什么了。这篇故事中，没有出现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你所看到的都只是平凡的人们在乎静地从事平凡的工作。作者从后方码头、医院一直写到最前线的堑壕、棱堡。这是一个正在奔赴战场的人的视角。路上你会突然感到炮弹就在你近旁呼啸了，来复枪的子弹也在你身边嗖嗖掠过，你如果下到旁边的堑壕中一定会安全得多，但是那条堑壕里充满没膝的烂泥浆，于是，人们宁愿走这条比较危险的路而不愿涉过烂泥浆。死并非始终令人们最害怕、最想逃避的东西。有时人们仅仅因为怕累、怕困、甚至怕脏而冒死的更大危险。“每天七八个人。”棱堡的指挥官会这样冷漠地打着哈欠告诉你每天被炸死的人数。
最有意义的是第二篇故事，写到了普通人的勇敢，更多的表现出一种超越了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对战争的质疑。主人公米哈伊洛夫上尉其貌不扬，身材甚至很难看，他一会儿幻想着自己如何逐级晋升到将军，一会儿又怀着近似恐怖的心情突然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