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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布：“我们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不幸的遗产：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浪费，混乱，懒惰，不诚实。”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朴正熙的目的大部分都已经达到了。韩国人现在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改造民族性
近几年来，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谈韩国厕所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乎每篇访韩游记中都要提一提韩国的“化妆间”。
厕所在这里成了衡量中韩差距的一把尺子。不少去过韩国的人因此得出结论说，“韩国人是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是个极重整洁的民族”。自然而然，厕所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进行解读。
然而，一百年前中国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他看到的朝鲜却是惊人的“脏乱差”。
一百年前，中日韩三国农村的厕所处于同一水平，都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放两块木板。
一百年后，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新式便器，便后它会自动喷出温水把人的屁股冲洗干净，然后再进行烘干。日本人的厕所简直跟闺房一样，里面不仅芳香扑鼻，还像工艺展览室一样放置着各种花束等装饰品。
韩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开始在厕所里采用水冲设备。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接近于日本厕所的卫生水平。而且，韩国人还独出心裁，把厕所的名字改为化妆室，引起中国人的阵阵惊慕。农村经过新村运动，也基本都用上了现代化厕所，不过，在边远地区，个别地方还在使用旱厕。
而在中国，尽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不少高级厕所比日韩还要豪华。不过，在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和一百年前一样，没有多少变化。厕所是中国人自卑的原因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外国人到过中国，印象最深的除了长城、故宫的辉煌，也许就是中式厕所的恶臭了。不少老外把对中国厕所的印象形诸文字，许多次地被《参考消息》转载回来，让中国人无地自容却又无可置辩。
中日韩三国在开国之初都被认为是缺乏公德心的社会。津田左右吉１９１６年在《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国民性中“公共意识不发达”。韩国教育家金在恩也曾经说“韩国人的心灵深处潜藏着权威主义、利己性、无秩序主义等等”。
中日韩三国的球迷看球都有过乱扔垃圾的习惯。最早是日本球迷从西方学到了退场时带走垃圾的良好习惯，然后是从来不向日本人服输的韩国人也开始这么做。
或者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民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懒惰，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没有原则，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而诸如“团结、合作、爱国、清洁、开放、学习”之类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要求。现代社会的高效率让人们必须善于自我组织，自我教育，现代社会的物质成就使人们有条件建立自尊和自信，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让人们培养出强烈的创新意识。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部分的“劣根性”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民性”改名为“前现代化社会性格”？
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谓中国人善于忍耐，是因为我们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或者反映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中国人也会眼睛雪亮，雷厉风行。几千年的积习之所以现在还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是因为还有适合它们生存的土壤。
对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反过来影响性格。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历史。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倒置。
中国历史上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我们的性格气质因此存在许多缺陷。但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中国人的缺点并不是什么无药可治的“劣根性”。换句话说，中国人没有必要自卑，更没有理由放弃。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只要像韩国人那样奋然前行，用大力气去改变社会制度机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反思国民性的努力应该最终指向对制度对经历的反思。只有在中国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后，只有在一个成功，公平，每个人都能扬眉吐气的社会里，中国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刚强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个泱泱大国人民的感觉。
韩国人如何对待传统
触目惊心的流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伟大的祖国正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着富强迈进。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日新月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这种速度自豪。
然而，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一些事。其中最让人忧心的一件，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巨大文化财富，正在我们手中迅速流失。如果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衡量，在某些方面，我们丧失的，很可能比我们得到的还要多！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国宝，越来越多地流失到了海外。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东方文物，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世界上４７个国家的２００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的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我们先人留下来的珍宝，不得不远涉重洋。
在英国的文物贩子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已经形成了行业。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１０万多起，被毁古墓２０多万座。即使是一些有人管理的地上文物也不能幸免，其中有著名的龙门石窟唐代立佛，甘肃１１层高的宋代石塔，以及众多的石刻造像。这些东西大部分都相当顺利地“流进”了外国博物馆（参见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７日《南方周末》）。
盗挖和走私文物的毕竟都是犯罪分子，是人们深恶痛绝和法律理应打击的对象，他们更多地是说明一个国家的法治现状而不是文化现状。那么，普通民众在对待文化遗产上又是怎么做的呢？
据我国长城学专家董耀会介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万里长城，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基本完好，另有三分之一残破不全，三分之一已不复存在。除了部分景点被开发利用外，绝大部分几近荒废。北京市郊的一片山岭上，一段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明长城被人挖去砖石，做了植树用的“鱼鳞坑”。山西某村想把两个砖厂合二为一，中间却有一段长城碍事，村长一声令下，这段历史遗产顷刻间湮灭。事后，不过罚款２００元了事（人民网）。
盗古墓者可判重刑，村长拆长城也毕竟被罚了款，市长县长们毁古城却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湖北襄樊将宋明时期的古城墙拆毁，浙江舟山拆毁定海古城的历史街区和古居老宅，福州的“三坊七巷”要被改造成商业街……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多次叹道，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９日）。
与有形文物的流失比起来，无形文化遗产的毁灭就更加触目惊心。然而，可能大多数读者根本没有听说过“无形文化遗产”这个名词。简单地说，它就是鲁迅笔下的“社戏”，“五猖会”，就是那些有着“封建迷信”色彩的“谢神会”，“跳大神儿”，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皮影戏，是农村过去家家过年贴的剪纸和年画。也许许多人会说，这也是“文化遗产”？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这些问号，正好反映了中国无形文化遗产面临的巨大危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是比长城、故宫还重要的民族财富。长城、故宫是古老文明留下的躯壳，和博物馆中的恐龙标本一样，失去了实用性，是死的东西。而戏曲、秧歌、剪纸、刺绣这些东西，是活着的文化，集中体现着古老东方文化的独特、优美与神秘，表明着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中国的无形文化遗产之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艺人急剧消失，民间文化形态迅速消亡，民间艺术日渐衰落。村村寨寨的节庆活动没人张罗了，流行歌曲取代了地方戏，动画片打败了民间故事和皮影戏。过去的农村姑娘个个会绣嫁妆，现在结婚时则到集上去买廉价而粗俗的印花纺织品。中央美院原民间美术研究室主任靳之林说，上世纪的８０年代初他曾在陕北窑洞看到民间剪纸铺天盖地，光安塞一个县就有两万名妇女会剪纸。而２０年后他再去那里却看不见剪纸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家墙上张贴的世界名模画像。而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安塞县的４０多位民间剪纸大师，现在大多业已故去，仅存的几位也年事已高不能剪了，有的还要为生计操劳。民间剪纸消失的速度，靳教授形象地称之为“一夜春风吹，遍地梨花落”。
据专家讲，现在每过一天，就有一种民间文化消失。其灭亡的速度远远快于生物物种的灭亡速度，而后果却和生物物种的灭亡同样严重。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民间文化和历经万年的乡土艺术，民俗器物，大部分在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前，就已经消失。它们一旦毁灭，就无法再生。靳教授说，这样下去，中华民族近８０００年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摘自《中国教育报》）。
“敝帚自珍”、“小题大做”的韩国
和中国的丰富文物比起来，韩国的文物古迹并不多。作为一个“海东小国”，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于中国，所以古迹的规模和层次与中国相比，差距不少。
不过，韩国人对这点微薄的家底万分珍视。
汉城号称有五处故宫，分别是景福宫，昌德宫，昌庆宫，宗庙和德寿宫。不过，这五大宫加在一起还不如半个北京故宫大。就连一贯喜欢自称处处天下第一的韩国人自己也戏称这不过相当中国故宫的一个化妆间。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地方，韩国人却把它治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就拿昌德宫来说，为了合理保护宫内的环境，不允许游客单独入宫游览。只有等游客到了一定的数量，才由导游统一带领进入，而且在入宫前严格要求各种注意事项，包括不许吃零食，吸烟，乱扔杂物等等。整个宫院内部，你看不到一张纸片，一处痰迹。每一片草坪，都经心设计，收拾得干净整洁，看上去赏心悦目。相比之下，中国故宫的管理则宽大得多了。记得有一年游览故宫，我亲眼看到一个游客用小刀刮太和殿宫门上的金龙，试图弄下点金粉，他徒劳地努力了十多分钟，这期间无人干涉。在中国的旅游景点，人们司空见惯的是遍地纸屑。北京八达岭、慕田峪长城由于游人过多，一些长城砖已经松动，城墙上到处可见“到此一游”的字迹，还有漫山的垃圾，商业的喧嚣以及汽车的尾气，也影响着长城的整体容貌。
紧贴汉城德寿宫墙原来是一条繁忙的马路，另一侧是政府机关和写字楼群。为了保护这小小的宫殿，汉城人拆了大楼，改了马路，把原地变成了一片绿地。行驶在汉城街头，你经常可以看到城市的黄金地段傲然矗立着一座古老城门或一间古庙，高楼大厦对它退避三舍，马路也因此不得不大绕其道。在文化与商业面前，文化巍然独尊。
韩国人文物保护的热情让家大业大的中国人看来有时有点小题大做，有没见过世面之嫌。在韩国，一处不起眼的小陶窑遗址，一段乱石砌成的古墙，一座小庙，都可能是国家重要的“有形文化财产”，被郑重其事大兴土木地建馆保护。许多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按着导游图兴冲冲地赶到那些所谓的“重要文物遗址”，看到的往往不过是一座小亭子或者一块大石头，不免大失所望。然而韩国人却对此津津乐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梨花女子大学的一个教授偶然在江原道发现一个风景优美的山谷，山上还有“河图洛书”、“伏羲先天八卦图”等石刻文字遗迹。这个发现立刻轰动了韩国。经考证，这里是韩国古代一个理学家的隐居之处。当地乡民首先自发组织起来，对现存遗址进行了精心保护。数家大学和科研机构对该地进行了大量的考察研究，政府也高度重视，投入巨资在保持地理原貌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开发。于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山谷现在成为今天韩国北部著名的风景名胜，叫作“谷云九曲”。
文化保护不等于文物保护
相对于文物遗迹的保护，韩国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得更出色。
到韩国去旅游，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也许不是文物古迹，而是形形色色的民俗文化展览。
在汉城，你会看到众多的民俗博物馆。国立民俗博物馆全面展示了韩国的衣、食、住、行，农业、手工业、娱乐、婚丧、祭祀等各种民俗场景和实物。此外，还有地球村民俗博物馆、丝绸刺绣博物馆、韩国钱币博物馆、农业博物馆、泡菜博物馆、瓮器民俗博物馆等等，凡是韩国人独有的东西，几乎都有博物馆。在这些博物馆中，不仅有实物陈列，更吸引人的是那些实际的演示。比如，在景福宫，每天上午和下午，你会看到开关宫门的仪式，一切都按照古代仪范进行，从服装到器具，都相当考究，完全不同于我们国内搞的那些乱糟糟的仿古仪式。
韩国一年四季都举行着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这些节庆活动大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民间代代相传的村俗，类似中国乡间的扭秧歌、赛龙舟之类。这些在中国社会早已萎缩甚至消失的民间节庆活动在韩国开展得热火朝天，规模很大，而且完全是自发组织的。
另一种是韩国建国后政府提倡的各种民俗节，民俗文化节，它是以有意识地保存、继承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提高对本乡本土的热爱为目的，各地都有，各有特色。在古代小说《春香传》传说的春香的家乡，人们建了“春香馆”，一年一度举行“春香祭”。在民族英雄李舜臣的家乡温阳，有纪念李舜臣的“温阳文化节”。
此外，还有光山战祝祭，珍岛灵登祭，江陵端午祭，安东民俗祭，百济文化祭……
韩国人把这些文化传统称为“无形文化财产”，确立了国家级无形文化财产一百多种，地方级无形文化财产二百多种。民间文化大部分被囊括其中，并且通过文化节加以传承，演出，使它们不是成为博物馆中僵死的标本，而是构成韩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韩国人对此热情很高。这些表演有的是免费的，有的票价很贵，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特别是小学生排队买票。据说每天得限制人数，不然会拥挤不堪。
韩国人重视教育，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民族传统的教育。一位中国游客在韩国庆州一个地处僻远的私人陶窑博物馆看到，许多年轻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从远处赶来，耐心认真地给孩子讲解馆里的韩国文物。那种谆谆之情，令人充分感受到韩国普通民众对于民族历史的自觉关切，以及对于下一代进行文化启蒙的主动意识，这位中国游客回国后，大为感慨。其实这样的情形，在韩国随处可见。
然而，这样的情形，在中国能够见到吗？在中国，人们更熟悉的情景是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博物馆门可罗雀，